在前几章中，我们讨论了两种倾向：恋尸癖和自恋；其最极端的形式对生命和成长不利，助长冲突、毁灭和死亡。本章我将探讨第三种倾向——乱伦共生，其恶性形式引发的后果与我们前文讨论过的两种倾向类似。
与此前的做法相同，我将从弗洛伊德理论中有关个体对母亲的乱伦固着这个核心概念着手开始进行分析。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概念是其科学大厦的奠基石之一；我也认为，在有关人的科学研究中，他提出的“对母亲的固着”这个概念，确实是影响最深远的发现之一。但在这一领域，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情形一样，弗洛伊德把它强行纳入他的力比多理论框架之中，限制了该概念及其影响力的进一步发展。
弗洛伊德注意到，儿童对母亲天生固有的依恋情感中有着非同寻常的能量，普通人鲜少能完全克服这种依恋。弗洛伊德已经发现，它会导致人与异性的交往能力受损；他的独立性被削弱；他有意识的目标与他被压抑的乱伦依恋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症状。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对母亲的依恋，其背后之力在小男孩身上是生殖器力比多之力，它使他对母亲产生性欲并把父亲视为性竞争对手而产生仇视。但是鉴于这位竞争对手力量比他更强大，小男孩会压抑自己的乱伦欲望，并对父亲的命令和禁律产生认同。但在无意识中，他被压抑的乱伦欲望仍在流连盘桓，虽然只在病态程度更深的情况下才具有更高的强度，但它从未消失。
至于小女孩情况如何，弗洛伊德在1931年承认，自己此前低估了她对母亲依恋的持久性。有时候，它由“持久得多的早期性欲的最高潮时期构成。……这些事实表示，女性的前俄狄浦斯阶段（pre-oedipal phase）比我们至今认为的更具重要性”。弗洛伊德继续写道，“我们之前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核心，现在看起来不得不撤销这一论断的普遍性”。然而他又补充说，倘若有人不愿接受这一修正，他便不需要如此多此一举，因为我们可以“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进行拓展，令其包括所有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女性只有在超越了由消极性情结主宰的第一个阶段之后，才能进入正常的俄狄浦斯状态……”“我们在小女孩这一前俄狄浦斯阶段发展问题上的洞见，”弗洛伊德总结道，“令我们有些意外，这就好比继古希腊文明之后，考古学家们又惊讶地发现了繁盛于这之前的米诺斯-迈锡尼文明。”(1)
在上一句话中，弗洛伊德其实已经隐晦地承认了，对母亲的依恋在两性身上都很常见，这是个体发展的最早期阶段，而且个中情形可以拿前希腊文化时期的母系社会特征与之相类比。但他并没有继续坚持这一主张。首先，他有些自相矛盾地总结道，儿童对母亲的俄狄浦斯依恋阶段——或许可称之为前俄狄浦斯阶段——我们可以说，它在男性身上很重要，但在女性身上更为重要。其次，他只是从力比多理论角度来理解小女孩的这一前俄狄浦斯阶段。他曾经提到，很多女性抱怨母乳喂养期不够长，这令他不由得怀疑“倘若我们分析那些吮吸母乳期与原始人婴童一样长的儿童，就不会遇到类似的抱怨了”。这种想法其实快要超越他之前从力比多理论角度得出的解释了，但结果他的答案却是：“儿童力比多是如此贪婪。”(2)
男孩和女孩对其母亲的前俄狄浦斯依恋，与男孩对母亲的俄狄浦斯依恋，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而在我看来，前者是一种重要得多的现象；与之相比，小男孩的生殖器乱伦欲望倒远没有那么重要。我发现，男孩或女孩对母亲的前俄狄浦斯依恋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主要现象之一，也是导致个体罹患神经症或精神病的主要病因之一。与其把它界定为力比多的外在表现，我更愿意把重心放在对它性质的描述上；而不管我们采不采用“力比多”这个术语，这一性质与男孩的生殖器欲望都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一“乱伦”努力，在前生殖器意义上，是男性或女性最基本的强烈情感之一。它包括人类想要得到保护的欲望，自恋得到满足的欲望，他想要摆脱责任、自由、意识所具有的风险的渴望，他对无条件的爱的渴望，这种无条件的爱不会期待他给出任何爱的回应。婴儿确实通常具有这些需要，母亲则是满足这些需要的人。若非如此，婴儿将无法存活，他不能自理，无法自食其力，需要别人的爱和照顾，这种爱和照顾不依赖于任何他自身具备的优点。倘若不是由母亲来满足他的需要，用沙利文（h. s. sullivan）的话来说，就有另一位“母职人物”（mothering person）来代为履行母亲之职，这个人也许是他祖辈中的某位女性或父母亲的某位姐妹。
婴儿需要一位像母亲般呵护他的人，这是更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它却掩盖了另一个事实：不仅婴儿不能自理且渴望确定性，照顾他的那位成年人在很多方面也很无助，且在程度上并不比前者轻。的确，他能承担并完成社会指派给他的各项任务，但他同时也比婴儿更加清楚生命中的各种威胁和风险；对自己掌控不了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无从预知的意外事故、避不开的疾病和死亡，他是心知肚明的。在这种境地中，人拼命想要获得某种力量来赐予他确定性、保护和爱。还有什么比这更正常的事吗？他也曾渴望母亲，而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对母亲渴望的“重现”；它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就算他已经成年，那种使婴儿陷入渴望母亲之爱的境地也与此时如出一辙，即便前后层次不同，它也依然存在。倘若人类——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在其有生之年都能找到“母亲”，生命将不会背负那么多危险和悲剧。人被驱使着不顾一切地追求这种海市蜃楼，对此我们还会觉得意外吗？
然而与此同时，人或多或少心里也是清楚的：失去的乐园无法复得，他注定要活在不确定性和危险之中，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只有充分发展自己的威力才能获得一点点力量和无畏。因此，自降生之后，他就受到两种倾向的撕扯，或是向光明而生，或是向子宫回归；或是前路多舛，或是万事皆定；或是为独立而冒险，或是求得保护和仰仗。
从遗传学角度来讲，母亲是保护和保证确定性之力量的第一化身。但绝非仅她一人如此。此后当孩子逐渐长大，作为单个个体的母亲通常会被家庭、宗族、所有与这个孩子血脉相连和诞生于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来替代或补充。再后来，当群体规模增大，种族、民族、宗教或政治党派变成了“母亲”，保证给他提供保护和爱。在更加因循守旧的人那里，大自然、地球和海洋会成为“母亲”的伟大代表。母亲身负的功能，从真实的母亲转移到家庭、宗族、民族、种族；这种跨越具有怎样的好处，这与我们在探讨人从个体自恋发展到群体性自恋时的情况是一样的。首先，每个人的母亲一般都会先于他离世，因此个体想要一个母亲式的人物，这种需要永世不灭。再者，仅对自己个人的母亲忠贞不渝，这会使他陷入孤独，并被有着不同母亲的其他人孤立。然而，倘若整个宗族、民族、种族、宗教或上帝能变成一位为众人共同拥有的“母亲”，那么母亲所有权就会超越个体，将他与所有崇拜同一位母亲偶像的那些人联合起来；如此一来，大家都不需要因为把母亲变成偶像而感到汗颜难堪；称颂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这位“母亲”，会令他们团结一心，并消除所有的羡妒和戒备。崇拜大母神的众多团体、圣母马利亚的信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忠实拥趸，他们都见识过这种崇拜之心是何等强烈。那些有着强烈恋母情结的人，以及那些与民族、土地和血缘有着异常紧密关系的人，此两类人存在密切相关性，这一点很容易在实践经验中得到证实。(3)
有关性因素在个体与母亲的关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我们还需要稍作说明。在弗洛伊德看来，小男孩被母亲所吸引，性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弗洛伊德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两个事实的结合：其一，男孩被母亲所吸引；其二，他早期就存在生殖器欲望。弗洛伊德用后者解释了前者。在很多情况下，小男孩对母亲有性欲，小女孩对父亲有性欲，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父母在性方面的影响是造成这些乱伦欲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桩事实（弗洛伊德一开始注意到了，后来又予以否认，之后由费伦齐重拾发展）暂且不论，儿童的性欲实际上并不是引起其恋母情结的原因，而是这种固着导致的结果。除此之外，在成年人梦里可以看到的乱伦性欲中，可以说，性欲通常是对一种更深回归的防御。通过肯定他的男性性征，这个男人实际在自我防卫，在抵制自己想要回到母亲乳房或子宫的欲望。
这同一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女儿对母亲的乱伦固着。就男孩而言，此处广义上的对“母亲”的固着涉及任何可能进入这段关系的各种性因素；但在女孩这里，情况却并非如此。她在性方面受到的吸引应是来自父亲一方，而我们所说的乱伦固着所指的是母亲。正是这种不一致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便是最深的对母亲的乱伦固着，也能在不带一丝性刺激的情况下存在。我们有女性对母亲产生乱伦固着的大量临床经验，其强度不亚于男性。
对母亲的乱伦欲望，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意味着个体渴望母亲的爱和保护，也意味着他对母亲的畏惧。这种畏惧，首先是个体对母亲的依赖所造成的后果——依赖会削弱他本身的力量感和独立感；它也可能是个体对吮吸倾向或返回母亲子宫倾向的畏惧，我们在深度回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这些倾向。正是这些因素把母亲变成了一个危险的食人狂，或者说一个极具毁灭力的恶魔。然而我们必须补充的是，这种恐惧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个体回归性幻想的结果，而是由下面这个事实引起：他的母亲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类似于食人狂或吸血鬼的人，或是具有恋尸癖倾向的人。这样一位母亲，倘若她的儿子或女儿在不断绝与母亲的这种纽带的情况下长大，那么他或她将无法摆脱被母亲吃掉或毁灭的强烈恐惧。这种恐惧可能会把个体逼至精神失常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唯一能克服它的，就是个体切断与母亲的这种纽带的能力。然而诞生于这种关系之中的恐惧，同时也是导致个体斩断纽带如此困难的原因。由于个体仍然受困于对母亲的依赖之中，他自身的独立、自由和责任就会受到削弱。(4)
弗洛伊德在个体与母亲的性纽带之中看到了乱伦欲望的内核，但是前者对后者的非理性依赖和畏惧有别于二者之间的性纽带。至此，我已经试着对这种非理性依赖和畏惧的本质进行了粗略的介绍。但是，与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其他现象一样，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尚未论及，那就是乱伦情结之内的回归程度（degree of regression）。此处我们同样可以区分“母亲固着”的良性形式和乱伦固着的恶性形式：前者非常温和，乃至几乎不能被称为病态；后者我称之为“乱伦共生”。
在良性层次，我们会看到一种经常出现的母亲固着形式。这种人需要一个女人来安抚他、爱他、崇拜他；他想要母亲般的呵护、喂养和照顾。倘若他得不到这种类型的爱，他会容易感到轻微的焦虑和抑郁。这一母亲固着强度较轻时，它不会损害他的性能力或情感能力，或者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大多数男性在成年之后仍然存有一点这种固着和欲望：在一个女人身上找到几分类似母亲的地方。然而，倘若这种纽带的强度过大，我们通常会发现某些本质上与性和情感有关的冲突和症状。
乱伦固着的第二个层次要严重得多，神经症程度也深得多。（此处对其显著层次展开讨论时，我将仅选择便于简要陈述的一种描述方式。现实情况并非存在三个显著的层次，而是一个连续体，乱伦固着的形式从最温和的良性渐次过渡到最严重的恶性。此处我描述的几个层次，仅仅是存在于这个连续体中的典型节点。在有关此论题更详尽的讨论中，每个层次都可以再细分为若干“次级层”。）处于这一层次的母亲固着的个体没能成功发展出自己的独立性。不太严重的固着形式会迫使个体时时刻刻需要一位母亲式的人物随侍在侧，等候着，任劳任怨；他可以无条件地依赖这个人。在其更严重的各种外在表现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例如某个男人娶了位严厉的、像母亲一样的女人为妻；他感觉自己像个囚徒，但凡不是为这位“妻子-母亲”一体式的人物效劳，他都无权去做任何事；而且他常常畏惧她，唯恐她生气。他很可能会无意识地反抗，之后又心生愧疚，最后是更加顺从地屈服于她。这种反抗可能具体表现为性背叛、出现抑郁情绪、突发怒气、出现身心失调症状或整体上采取阻挠妨碍态度。这个人可能还会对自己的男子气概产生深刻怀疑、出现性功能障碍（如阳痿），或产生同性恋倾向。
与上述由焦虑和反抗主宰的固着层次有所不同的，是混合了性诱惑和男性自恋倾向的母亲固着层次。此类型个体通常在其早期阶段觉得母亲在他与他父亲之间选择了他自己，感觉自己得到了母亲的欣赏，而父亲得到的是蔑视。他生出一种强烈的自恋，令他觉得自己胜过父亲——更确切而言，是胜过任何其他男人。这种自恋使他觉得没必要做太多或做任何事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他的伟大乃是建立在其与母亲的关系之上。结果就是，对这样的人来说，他全部的自我价值感都维系在他与无条件、无限度地欣赏他的女人形成的关系之上。他最大的恐惧，是他可能得不到他选中之人的欣赏，因为这种得不到会威胁到他自恋性质的自我评价的基础。他们畏惧女性，然而与上一种情况相比，这种畏惧没那么明显，因为此层次的固着乃是由他的自恋-性诱惑倾向所主宰，而这一倾向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他是个极具男子气概的人。然而，这一层次的固着与任何其他类型的强烈母亲固着一样，倘若个体对任何其他人产生爱、兴趣和忠诚之感，那是一宗罪，唯有对母亲式的人物除外。他甚至不应该对任何人或任何事产生兴趣，包括工作，因为母亲需要独占性的忠诚。倘若他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就算这兴趣再怎么无害，通常他也会良心不安，或者他最后会变成“叛徒”型的人，因为他不能对母亲不忠。
以下是母亲固着的典型梦境：
1.有个男人梦见独自一人在海滩。一个年迈的女人朝他走来，并冲他微笑。她示意他可以吸食她的乳汁。
2.有个男人梦见一个强有力的女人揪住他，把他举到一处深涧的上空后松手，他坠地而死。
3.有个女人梦见她正与一男人会面，突然一个女巫出现，做梦之人吓得魂不附体。男人掏出一把枪，杀死了女巫。她（做梦之人）拔腿就跑，害怕被人撞见，并招手示意男人跟她一起逃跑。
这些梦几乎无需解释。第一个梦境的主要元素，是个体希望得到母亲的悉心照料。第二个梦境，是个体害怕被强大的母亲毁灭。第三个梦境中，女人梦见自己如果爱上一个男人，她母亲（女巫）就会毁掉她；只有她母亲死了，她才能解脱。
个体对父亲的固着又是怎样的呢？的确，这种固着在男性和女性身上都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就女性对父亲的固着而言，它有时掺杂着性欲。个体对父亲的固着似乎从未发展到固着于“母亲—家庭—血亲—地球”的深度。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父亲当然也可以成为母亲式的人物；但通常情况下，他的功能与母亲不同。是母亲在孩子诞生之后的第一年悉心照料他、给他被保护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一个有着母亲固着情结的个体永久欲望的组成部分。婴儿的生命取决于母亲——因此，她能赐予他生命，也能取走他的生命。这位母亲式的人物同时也是生命赐予者式的人物，还是生命毁灭者式的人物；是被爱着的人，也是令人畏惧的人。(5)而在另一方面，父亲的功能与之不一样。他代表着人为制定的律法和秩序、各种社会规则和责任，而且他还是奖惩功过好坏的人。他的爱是有条件的，照他的要求去做便能得到。基于这一层理由，与父亲关系紧密的个体更易于希望通过遵照父亲的意愿行事而获得他的爱；但是那种毫无保留的无条件的爱、确定性和受到保护所具有的欣快感，几乎不存在于他的生命体验之中。(6)我们也极少在以父亲为中心的个体身上看到深度回归，对此，接下来我们将结合母亲固着问题一并予以描述。
母亲固着的最深层次是“乱伦共生”。“共生”是什么意思呢？共生分多种程度，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以共生形式依附他人的个体，是其依附的“寄主”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寄主，他就无法生存；而在共生关系受到威胁时，他会感到极度焦虑和害怕。（近于精神分裂的患者在与寄主分离时，可能会引起突发精神分裂性崩溃。）我所说的“离开寄主他就无法生存”，不是指他这个人必须时时刻刻与寄主形影不离；他或许极少见到寄主，甚至寄主可能已经亡故（在这种情况下，共生关系在某些文化中可能被制度化而以“祖先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纽带本质上是基于感情和幻想。对共生依附个体来说，要想在自己和寄主之间泾渭分明地弄清楚彼此，就算谈不上绝无可能，至少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觉得自己与寄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己是后者的一部分，与其融为一体。共生程度越深，二者分离状态被明确识别的可能性就越低。在个体共生程度更严重的情况下谈什么依附寄主的个体具有“依赖性”，这其实是具有误导性的做法。二者之间分离性的缺乏，正好可以对此作出解释。“依赖性”本身就是以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分为先决条件，在这其中甲依赖乙。在共生关系中，共生依附个体可能时而自觉优越，时而自视轻贱，时而又觉得自己与寄主不分高低贵贱——但无论怎样，二者总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这种合二为一的共生关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母亲与其腹中胎儿的一体关系。胎儿和母亲彼此有别，却又合体未分。(7)双方共生依附着彼此、互为寄主的情况也会发生，而且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看到的是感应性精神病，它会使两方都意识不到自己精神错乱，因为二者共享的体系构成了他们所处的现实。在极其严重的共生回归形式中，个体具有的无意识欲望，实际上是回到子宫的欲望。通常这种愿望会以象征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希望（或害怕）自己溺毙于汪洋大海，或者害怕自己被大地吞没；这是一种彻底失去自身个体性的欲望，一种再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欲望。由此看来，这种深度回归欲望是有悖于生存愿望的。身归子宫之中，其实就是灭除生命。
言及于此，我想说的是，个体对母亲的依附关系，不论是希望得到她的爱，还是畏惧她的毁灭性，都要比弗洛伊德基于性欲的“俄狄浦斯情结”强烈得多，也更具根本性。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有意识的感知与无意识的现实之间存在不一致。倘若一个男人记得或想象自己对母亲有性欲，他会发现它很难抗拒。然而因为性欲的本质他是清楚的，所以在他的意识中，不想清醒认识到的只有他欲望的对象。这与我们此处讨论的共生固着问题有很大的不同：想要像婴儿那样被爱的愿望、失去自己全部的独立性、再次成为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甚至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去，所有这些都属于欲望，是绝非“爱”“依赖性”甚至“性固着”所能概括的欲望。这些词在其背后的体验具有的威力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对母亲的畏惧”同样如此。我们都知道畏惧一个人是什么意思。他可能会责备我们、羞辱我们、惩罚我们。这些我们都经历过，并且或多或少带着点勇气直接面对。但是，倘若我们会被关进一只装着狮子的笼子，或者被丢进一个爬满毒蛇的坑，我们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将做何感想？看着自己被逼入绝境却束手无策，这种令人备感绝望的恐惧我们说得出来吗？对母亲的“畏惧”恰恰就是由这种体验构成。要触及无意识的体验，此处我们使用的这些语词使这件事变得很困难；因而人们常常提到他们的依赖或畏惧，但其实并不了解自己说的是什么。能胜任对真实的体验做出描述的语言，是梦的语言或者神话和宗教中的各种象征。倘若我梦见自己要溺毙在汪洋大海之中（同时心里涌起一种混合着恐惧和幸福的感觉），或者我梦见自己正拼命逃离一头将要吞吃我的狮子，那么的确，我用来做梦的语言贴切地表达了我真正体验到的感觉。我们日常语言所表达的，当然也是我们允许自己能够意识到的各种体验。倘若我们想要深入触及自己的内心现实，我们必须试着忘记惯常使用的语言，转而使用被忘却的象征性语言。
乱伦固着的病态程度显然取决于个体的回归程度。在最温和的情况下，或许个体会出现对女性的过度依赖和畏惧，但程度轻微，几乎不存在任何病态之说。回归程度越深，个体的依赖性和畏惧心就会越强。回归程度最严重的时候，依赖性和畏惧心都会到达个体无法神志正常地生活的地步。乱伦倾向和自恋一样，与理性和客观性相冲突。倘若我没能切断纽带，倘若我继续崇拜确定性和保护性的化身偶像，那么这一尊偶像会变作圣像。它不能被批评。倘若“母亲”不可能出错，若有人与“母亲”出现冲突或者没有得到她的首肯，那我又如何能对他作出客观判断呢？在个体的固着对象不是母亲而是家庭、民族或种族的时候，对判断力的这种损害就远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这些固着被认为是美德，所以强烈的民族固着或宗教固着很容易导致被认为是真理的偏颇或歪曲判断，因为这是具有同一种固着的所有的人共享的判断。
继理性被歪曲之后，乱伦固着第二个最重要的病态特征，是不能将他人视为完全的人。只有那些与之有血缘关系或同生在一片土地之上的人，才会被他认为是人；而“寄居者”就是野蛮人。结果就是，我对我自己来说仍然是个“寄居者”，因为以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群体成员共有的人性是残缺不全的，而我无法在这一残缺的范围之外体验到人性。乱伦固着会损害或摧毁爱的能力，其力度因回归程度不同而不同。
乱伦固着的第三个病理性症状是个体与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冲突。与母亲和部落紧紧捆绑的个体没有做自己的自由，也没有独立思考和选择忠实于什么的自由。他无法对世界敞开自我，也无法接纳它；他自始至终都是困在像母亲一样的种族-民族-宗教固着中的囚徒。人只有将其自身从乱伦固着的一切形式中解放出来，才能完完整整成其为人；他享有多大的自由能向前发展并成为他自己，乃是因这种解放的程度不同而不同。
乱伦固着通常并不以其真实面目示人，换句话说，它会被合理化，显得合情合理。有些与母亲联结非常紧密的个体，其乱伦情结被合理化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我为她效劳，这是我应尽的本分”；或者“她为我做了这么多，她给了我生命”；或者“她已经吃了那么多苦”；又或者“她简直太了不起了”。倘若固着对象不是母亲，而是民族或国家，合理化也与之类似。合理化的核心是这样一个概念：民族或国家给了我一切，或者民族或国家简直太厉害、太了不起了。
综上所述：个体与母亲式的人物及其对等物——血缘、家庭、部落——仍然保持紧密联结的这种倾向，人人与生俱来，不论男女。常常发生冲突的，是与之对立的倾向——诞生、进取、成长。在个体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成长倾向是胜利者。而在病态程度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共生联结的回归倾向是胜利的一方，它会或多或少引发个体全方位的能力丧失。弗洛伊德在任何儿童身上都能看到的乱伦欲望概念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却超出了弗洛伊德自己的设想。乱伦欲望主要并不是性欲的结果，它是人最基本的倾向之一：他来自何处，他便想要一直维系原有的纽带；对自由的畏惧；对自己被人毁灭的恐惧；而正是为了这个人，他使自己陷入无法自立和放弃一切独立的境地。
至此，我们可以对本书所讨论的三种倾向彼此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展开分析了。在其不那么严重时，恋尸癖、自恋和乱伦固着是截然不同的，个体可能只有其中一种倾向，这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同样地，在这三种倾向的非恶性形式中，它们都不会严重损害个体的理性能力和爱的能力或造成强大的破坏能力。（此类型个体，我想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为例稍作说明。他是个母亲固着程度中等、自恋程度中等、恋尸癖程度严重的人。对比之下，希特勒几乎是个彻彻底底的恋尸癖、自恋狂和乱伦固着极其严重的人。）但是这三种倾向恶性程度越高，越容易汇聚一处。首先，乱伦固着和自恋之间关系非常紧密。个体尚未完全脱离母亲子宫或母亲乳房时，他并不享有与人交往或爱人的自由。他与他的母亲（作为一个整体）是其自恋的对象。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个体自恋转为群体性自恋时看得最清楚。我们也会在其中非常清楚地发现，乱伦固着与自恋交相混合。正是这种特殊的混合，能对一切民族性、种族性、宗教性和政治性狂热具有的力量和非理性作出解释。
个体因乱伦共生和自恋而起的回归，在其程度最严重时，恋尸癖也会一并出现。渴望回到子宫和过去，同样也就是渴望死亡和毁灭。倘若恋尸癖、自恋和乱伦共生这三种倾向的极端形式混合而生，我们可以说该个体具有我所说的“衰退综合征”。罹患此综合征的个体无疑是恶的，因为他有违生命和成长，他是死亡和残缺的忠实信徒。“衰退综合征”有据可查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希特勒。正如我前文所言，他深受死亡和毁灭的吸引；他是个极度自恋的人，对他来说，他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是唯一存在的现实；他还是个极度乱伦的人，不论他与母亲曾经关系如何，他的乱伦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其所属种族、对与之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的狂热忠诚。他深陷于想要通过阻止其血统被污染这种方式拯救德国人的想法而无法自拔。如其在《我的奋斗》中所言：首先，要拯救德国人免于梅毒之患；其次，免于被犹太人污染。自恋、死亡和乱伦是一种致命组合，它把希特勒那样的人变成了人类及生命的死敌。这种三合一，在理查德·休斯《阁楼上的狐狸》一书中有着最精妙的描述：
毕竟，希特勒那个一元论的“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单单屈服于男女之事呢？这本质上就是接受“另一个人”嘛。他坚信自己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感知中心，宇宙意志的唯一真正化身。这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因为这种信念正是他拥有超凡内心之“力”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独自存在。“唯吾存在，别无他人。”这宇宙中，除他之外，并无任何其他人，都只是物；因此对他来说，一切“人称”代词都彻底丧失其在常态下具有的情感内涵。这让希特勒肆意妄为、无所顾忌：建筑师摇身变成政治家，这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在他即将要处理的新事物中，他并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区别：这些“人”不过是他眼中的“仿物”，与其他工具和石块同属一个范畴。所有的工具都有把手——这一种装的是耳朵。对着石头说爱或恨或寄予同情（或授以真理）是荒谬的。
于是希特勒得了那种罕见的人格病，一种几乎没有半影的自我：罕见但有病，这就是说，一个其他方面很成熟、从临床诊断来看属于头脑正常的人，这种自我在他身上反常地存活了下来（因为在新生儿身上，这种自我毫无疑问是相当正常的人生开端，甚至发展到幼儿时期也不足为奇）。希特勒成年的“我”即是如此反常——他从小长到大，但结构始终未变，就像恶性肿瘤的生长。
……
这备受折磨、精神错乱的东西在床上辗转反侧……
“《黎恩济》之夜”，那场歌剧之后登上费因堡俯瞰林茨(8)的那个夜晚，无疑是他少年时期最重要的一晚，正是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坚定地相信自己内心拥有孤独的全能之力。在茫茫夜色中被驱策着一路登高，尘世间一切藩国国王难道不是刹那在他眼前一览无余？面对古老的福音之问(9)，他整个人不就等于一个“是”字？他难道不是在那十一月的星辰见证下、在高山之上签下了永恒契约？然而如今……如今，当他似乎像罗马护民官黎恩济一样乘风破浪、驾驭着来势汹汹、本该送他上柏林的浪潮时，那波峰已经开始卷曲：它已经卷曲、碎裂、倾覆，把他狠狠摔下，摔到碧绿的、咆哮如雷、深不可测的水里。
他绝望地在床上翻来覆去，大口喘气——他溺水了（希特勒最恐惧的莫过于此）。溺水？然后……很久以前的少年时期在林茨多瑙河桥上踟蹰徘徊想自寻短见的那个时刻……毕竟那个郁郁寡欢的少年早已告别很久以前的那一天，从那以后，一切都是梦。然后，如今这个噪音就是强有力的多瑙河之歌在他做着梦溺水的耳朵里久久回响。
在环绕着他的绿莹莹的水光中，有一张死人的脸上下颠倒着在他面前漂浮：一张有着他自己那双微微鼓凸着睁开的双眼的脸，那是他死去的母亲的脸，正如他最后一次看见她躺在白色枕头上死不瞑目那样。死去的、惨白的、空洞的脸，空洞得连给他的爱都没有。
可是如今那张脸却变出很多来，在水中围着他。这么说来，母亲就是这片水了，这些水要溺毙了他！
想到这里，他不再挣扎。他把膝盖蜷到下巴，保持身在母体中最初的姿势一动不动，任由自己在水中沉溺。
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昏昏睡去。(10)
在这短短几段中，“衰退综合征”的所有要素如数呈现，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使其如此一目了然。我们看到了希特勒的自恋、他对溺毙的渴望——水作为他的母亲——还有他对死亡的喜爱，以其亡母的脸象征性地表现出来。而他双膝蜷缩至下巴的原始本能体态，则象征着他向子宫的回归。
希特勒只是“衰退综合征”的一个突出典型。很多人以暴力、仇恨、种族主义和自恋性质的国家/民族主义为乐，也有不少人深受其苦。他们是暴力、战争和毁灭行为或其“真正的信徒们”的领袖。这些人当中，只有最失衡、病态程度最深的人，才会明确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甚至能明确意识到这些目的。他们易于把自己的这种倾向合理化为对祖国的热爱、责任、荣誉等等。但在正常的法制伦理土崩瓦解之时，正如世界大战或内战爆发时，这种人便不再需要压抑其最深的欲望；他们会为仇恨大唱赞歌；在能为死亡效劳的时候，他们会变得精神抖擞，所有的能量都会释放出来。的确，战争以及一种暴力横行的氛围，是患有“衰退综合征”的个体完全成为他自己的时候。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因为这种综合征被激发出积极性。然而，不管是前者还是不太受激发的个体，他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真实的动机是什么；正是这个事实才使他们在暴动战乱之际变成携带、传播仇恨病毒的传染病患者。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识别其真面目：他们是热爱死亡的人，他们畏惧独立；对他们来说，只有自己所在群体的需要才具有真实性。我们没必要把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隔离；正常人若是了解他们的残缺和他们道貌岸然的种种合理化举动背后欲望的恶性性质，以便使自己对他们的病态影响可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免疫，这就足够了。当然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明白的是：不能把空谈当现实，而要能看穿那些具有欺骗性的种种合理化行为。采取此类行为的人身患只有人类才会得的一种疾病：在生命自行消亡之前否定生命。(11)
对恋尸癖、自恋和乱伦固着所做的分析，启发我们对与之相关的弗洛伊德理论展开讨论。鉴于本书主题所限，此番讨论必然只是简明扼要之言。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以力比多驱动力的发展为基础，从自恋型到口唇-接受型、口唇-攻击型、肛门-施虐型，到生殖器型和生殖型性格倾向。在弗洛伊德看来，最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病因，乃是个体对力比多发展最早期阶段的固着（或回归）。其结果就是，举例来说，个体回归至口唇-接受型与回归至肛门-施虐型相比，前者被认为是病态程度更深的精神异常。然而，从我本人的经验看来，这一总体原则并非来自可直接观察得到的临床事实。与肛门倾向相比，口唇-接受倾向与生命的关系本来就更为密切；因此一般说来，比起口唇-接受倾向，肛门倾向可以说易于导致更加严重的精神疾病。除此之外，比起口唇-接受倾向，口唇-攻击倾向似乎会更容易导致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其中涉及施虐和毁灭性因素。如此一来，我们会得到几乎与弗洛伊德理论主张完全相反的结论：病态程度最轻的，会与口唇-接受倾向有关；更严重些的，则与口唇-攻击倾向和肛门-施虐倾向有关。弗洛伊德认为，从遗传学角度讲，个体的发展顺序是从口唇-接受倾向到口唇-攻击倾向再到肛门-施虐倾向。假设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关于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个体对更早期阶段的固着意味着更严重的精神疾病”这一看法，我们就不得不表示异议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通过发展期假设得到解决的。该假设认为，个体更早期阶段的倾向是各种更严重的病态表现的根源。在我看来，每一种倾向本身都存在多个层面的回归，从正常的到最严重的病态层都囊括在内。例如，口唇-接受倾向与总体上成熟的性格结构结合时，即该个体具有很高的生产力时，回归是轻微的。而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与高度自恋和乱伦共生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口唇-接受倾向将会导致个体产生极度依赖性和恶性精神异常。在几乎算得上正常的肛门型性格和恋尸癖性格之间，同样也是这种情形。因此我认为，对个体病态程度的诊断不应该根据我们对力比多发展的多个层级所做的区分，而应该根据个体的回归程度，这一程度可以在每种倾向（口唇-接受倾向、口唇-攻击倾向等）内部得到确定。此外，还必须记住的是，我们探讨的问题不仅包括弗洛伊德视为根植于各自性感带的个体倾向（同化模式），还涉及个体关联性的多种形式（如爱、毁灭性，施虐-受虐关系），后者与各种各样的同化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密切关系。(12)例如，口唇-接受倾向与乱伦倾向存在密切关系，肛门倾向与毁灭倾向存在密切关系。我在本书中探讨的，是关联性范围内的各种倾向（自恋、恋尸癖、乱伦倾向——“社会化模式”），而不是同化模式；但这两种倾向模式之间具有相关性。有关恋尸癖与肛门型性格的密切关系，本书已经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亲生命性与“生殖型性格”之间、乱伦固着与口唇型性格之间，同样具有这种相关性。
我已经试图表明，此处描述的这三种倾向，每一种都有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回归层次上。每种倾向的回归程度越深，三者越容易汇聚一处。在极度回归状态下，它们汇聚形成我所说的“衰退综合征”。另一方面，在性格发展到最佳成熟程度的个体身上，这三种倾向同样容易汇聚。恋尸癖的对立面是亲生命性；自恋的对立面是爱；乱伦共生的对立面是独立性和自由。后三种倾向的综合，我称之为“成长综合征”。此概念图解形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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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五卷，第254—255页（s. freud，collected papers，vol.v, pp.254-255）。
(2)梅兰妮·克莱因认为，早在婴儿出生后第二年，俄狄浦斯情结就已经开始；对此，弗洛伊德提出明确反对（前引，第270页）。
(3)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西西里的黑手党是内部成员关系紧密的男性帮会，女性被排除在外（也因为如此，她们很偶然地从未受到伤害），但帮会成员称女性为“妈妈”。
(4)我的观点在某些很重要的方面与荣格不谋而合，他是第一个把乱伦情结从狭隘的性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的人。我也有许多基本看法与荣格存在分歧，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详细论述。
(5)例如，在神话故事中，印度教的迦梨女神同时拥有灭绝化身和生命起源双重角色；在各种梦境中，母亲被象征化为老虎、狮子、女巫或吃孩子的巫婆。
(6)此处我仅附带着略略提到以母亲为中心和以父亲为中心的文化和宗教之间具有何种结构差异。欧洲南部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北欧和北美的新教国家就是很好的对比例子。有关其间心理差异的讨论，可参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本人所著的《逃避自由》。
(7)详参塞什海耶所著的《象征的实现》，这是一部描述某个深受共生固着困扰患者的杰作[m. a. séchehaye, symbiotic realizatio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5)]。
(8)林茨：奥地利北部城市。据称，少年时期的希特勒曾在林茨欣赏瓦格纳创作的歌剧《黎恩济》。——译者
(9)福音之问：福音书（gospel）是以记述耶稣生平与复活事迹为主的文件、书信与书籍。在基督教传统中，狭义上专指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此处暗指希特勒自视为像耶稣那样的救世主。——译者
(10)理查德·休斯《阁楼上的狐狸》[richard hughes, the fox in the attic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pp.266-268]。
(11)在此，我提议进行一项实证性研究项目，通过“投射性问卷”，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具有恋尸癖、极度自恋和乱伦共生倾向个体的真实情况；此类型问卷可以投放于美国各社会阶层的代表性人口样本。这种做法不仅有可能使我们了解“衰退综合征”的具体情况，也能发现它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如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宗教信仰和祖籍地。
(12)弗洛姆《自我的追寻》第62页（e. fromm，man for himself，pp.62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