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同到苏州去玩的共有十几个人，年纪最老的木然先生，《中国报》总主笔范其时，《妇友》编辑秋韵声小姐，另有一个女记者张明健，她本是江北的左倾女性，给郑烈手下的特工捉过来，备受酷刑，不肯投降。后来郑烈本人由惊奇而发生兴趣起来，不知采用何种手段，居然使得那位女英雄帖然就范了——至少在表面上。这次她与我们同行，打扮得也很朴素，一袭蓝布罩衫，黑色平底鞋，不烫发，也不涂脂抹粉，我的心里着实有些佩服。秋小姐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与人同居过，后来又分开了，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编这本《妇友》，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原因是她在早年嫌自己的鼻梁过于塌了，由一个小美容院替她改造，打进蜡去，不知怎的蜡又溶化了，像流寇似的乱窜到眼角下来，弯曲地在她的花容上划一条疤，如添枝叶，未免不大好看，可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使得它恢复原状了。秋小姐当时听说也曾哭得死去又活过来，然而毕竟没哭出后果，从此对于左倾等等也灰心了，因为那个同志又同居的男人不久就弃她而去。她见了张明健很是喜欢，说她俩是曾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过来的。

温如美玉的唐萱也与吴诗人同下车了，诗人口衔烟斗昂首若有所思，瘦而颀长的影子永曳着大手杖，他的脸色是焦黄的，两眼白洋洋，像在瞧不起任何同行者，只有唐萱与人无忤，所以独个儿能够邀他青睐而许追随了。与我边谈边走出车站的则是裘尚文君，他是《大江报》钱英俊的老友，但是钱英俊如今跟上徐光来了，声势远非昔比，裘尚文在他手底下当一名编辑，给他呼来叱去的，也不念过去旧交情，只是杀鸡给猢狲看，拿他老实人来开刀。裘尚文心甚郁郁，但也不想抵抗，他是内怕太太而外怕钱英俊的，后来厮混熟了，有一次我同他开玩笑说道：“怎么你倒不怕我吗？”他认真而又惶恐地连声说道：“也怕的，也怕的。”说得我倒再也不好意思同他开玩笑下去了。

提起裘尚文的出身，可与其他文人不同。他的父亲是一个土财主，当抗战初起时，地方上有人向他募救国捐，他便一吓而逃到上海来。在上海想想别的生意都靠不住，只有买地皮顶上算，因为就遭轰炸也还是一块地皮，他把所有现款大部份都如此花了。至于其他的小部份呢，他觉得花花绿绿的纸币毕竟没劲儿，总是黄澄澄的又坚又硬的金条最好，连乡下人也认识它，到处通行。他倒并不做别的投机，就牢牢捏住这两项，一面拼命图节省，说是阔气再要不得。可怜他的太太整年不添新衣服，小菜二荤二素，每天总是不够吃。偶尔有一次做羹饭或过节之类，整碗的小菜总要留着吃上三五天，直到天热发臭了为止。那位裘老太爷平日走出门去，儿媳们劝他喊一辆黄包车吧，他总是说：“好，好的，我到巷堂口喊去。”结果不是舍不得喊，就是不忍过拂他们的孝心，喊虽喊过五六辆了，只为还价太少，车夫不肯拉，自己仍旧搭电车去。他对于车倒也并不感到痛苦，说是譬如练练武功也好的。若叫他排队等车呢，那更不用愁了，横竖在家里也没事，站在马路当中瞧瞧热闹又不要花什么钱的。他在电车里面喜欢站立，为的是多坐容易破裤子，人家见他老了想让座给他，他只是连声说道：“别客气，别客气，你老兄请自己坐吧，我这么站着就很好。”

裘尚文酷爱读书，他的老子对于这些倒还肯慷慨一下，不过所买的书只准是线装的，洋鬼子的红皮烫金字的东西他便看不惯。他家的书房布置得相当整洁，因为裘老太爷说：“孔夫子是不可亵渎的”，因此严厉禁止女人及孩子入内。裘尚文的妻子或母亲想找裘尚文说话，就得站在书房门口轻声低语对他说，有一次陈妈不知就里的一脚踏进门去喊少爷吃饭了，被裘老太爷得知骂得狗血喷头。他老人家又很不安地说是自己不该姓裘，因为这个字眼未免太富丽了，给他们父子俩糟蹋着实在罪过，而且他更怕人家会因这个姓而神经过敏地联想到他们的富有。他把大门闭得紧紧的，后门也不常开，门上有一个小洞门，必定要看清楚是谁才肯放客人进来。

因此裘尚文便常患零用钱不够。他在家里过日子虽然还算吃得饱穿得暖，但是要找职业便不能得到老子许可，说是年青人溜到外面去哪里会有什么好事干的。他的剃头钱之类虽是规定可向老子拿的，不过当你开口向他索取时，总也得听他咕噜上几遍，说什么：“头发又没有长到领下，又要剃它则甚？明天你又不去吃喜酒。”理发完毕回来时又使得他老太爷不满意了，说是：“既然去剪发了，何不剪得更短些，也可以多过几天。”裘尚文心中痛苦，有时他的太太虽勉强拿陪嫁钱贴他一些，但女人家哪里有大气量的，拿出来总不免心痛，裘尚文自知理屈，只好拼命想法赚钱，结果给他想出一个办法，便是投稿。

那时报上流行的是救国文章，他便写得激昂慷慨，有人对他说：如今爱国的方法是有钱者出钱，无钱者出力；你有钱偏只肯出力，却是何故？他听了不禁苦笑道：“我家老太爷才五十九岁呢，等我可以拿钱来救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恐怕早已亡了。”他忘记了自己的爱国理论。

后来国军西撤了，上海大捕爱国分子，他便紧躲在家里，连气也不敢出，他的老子与女人也有些风闻，心里不免又怕又悔，想想还是多给他些零用钱上算，因此手头便不免宽了一些。但久而久之又舍不得了，当裘尚文再度化名卖稿之时，上海已成为沦陷区，他的文章也就只好在《中国报》、《大江报》等处发表，谈谈草木虫鱼，想也没有灾祸。后来又因钱英俊的劝诱，他的老太爷也认为与有势力人的联络是好的，因此他便进《大江报》当一名编辑，徐光来因他不懂世故，也就淡然置之。

这天我与他谈谈说说的，倒觉得他本心忠厚，一些没有市侩气，在当今时代总算是难得的了。范其时也是一个爱玩山水的老儿，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范其时惋惜潘子美事冗未能偕来，我倒觉得这游玩的事非熙熙攘攘者流所能领略滋味的，潘子美恐怕根本不羡此类清福，他就是来了，也会惦记这样担忧那样的，如何能够玩得舒畅呢？

当天我们去到某名园中找郑烈，郑烈带着他的“女朋友”来招待我们了，他的办公处与寝室同在园内，此园太荒凉，因此警察站岗的极多，见我们进出都要举枪致敬，未免使我拘束不少。晚上在鹤馆吃饭，吃完了饭，到乐村饭店，听一个著名的女弹词家说书。

第二天，我们又往各处去访古迹，是郑烈派人陪我们去的，那人滔滔不绝地指点着，说到吴王西施之类，那两位左倾小姐便听得分外仔细。晚上她们与我同睡在一张床上，说起男人们都在连夜打扑克玩了，有的人喉咙都沙哑，有的人连眼睛也睁不开，但还是不肯罢休。我心里想：打扑克难道在上海不好玩，要巴巴地跑到这儿来打？又听说郑烈派来招待的人为要讨好嘉宾起见，陪着他们白天玩了不够，晚上也加入打扑克，输去不少钱，不知此笔损失也开在招待费的帐单上否？

秋韵声与张明健睡在一头，我则蜷曲着自在脚后和衣睡了，闭着眼，懒得去理会她们。只听得张明健先到浴室里去撒尿，嘶嘶有声；秋小姐也跟着进去了，是化晚装，在搽什么油脂之类。张明健说她皮肤很不错。她捏着喉咙卖弄起来了，开始叙述自己的光荣历史。后来两人都上了床，喊两声苏小姐，我不应，她们以为我睡熟了，便倾心吐胆地密谈起来，据秋韵声说：从前追求她的人可多着呢，如什么党部主委，某某团体主席，什么长之类，但是她热心于工作，绝对不肯理会他们。

她说得自己好像是一位华贵非凡的公主，希望在幽幽的月光之下遇见一位英雄美貌的王子，原来前进的女性也是如此慕虚荣的。她为什么不说些某茶房同志或工友等人追求她的话呢？难道她的美，她的种种好处，只有高级人员才配被吸引吗？她的理想是要做西施，要有一个吴王来宠爱她，为她劳民伤财，为她破家亡国，这样才使她满足了，因为她美得有力量。千古女人的傻想头呀！但是她的年龄，她的鼻子之类打破了她的美梦，不要说是吴王，便是这里极普通的苏州人都不会多瞧她一眼，她虽然想象着郑烈今天的殷勤招待也许是为她个人而如此做的，然而毕竟其他的许多人都在，他不能明显地对她特别多表示好意。她恨许多人，她是西施，而吴王一时找不到别人，只好由郑烈来作想象的对象，张明健可不以为然了，她说西施是年青的，又是处女，所以能吸引人，现在她——张明健不是年青的女孩子儿吗？哼，你秋韵声可是……

我睡在后面心里只替她们着急，惟恐一下不小心她们会唇枪舌剑的刺伤了对方。然而倒也没有。秋小姐又在絮絮诉说自己的光荣的过去了，有一个青年连投十几封情书，还有一个下流的小木匠见了她就想扯裤子了，吓得她没命地飞跑，又有某作家赞美过她，说她是今古难得的才女，又有人说她的眼睛太危险，眼睛一瞟就会使得男人落魄，毕竟害人是罪过的，因此她便戴上一副近视镜了。她又说到自己腰肢的细，又说到自己很害怕男人，“郑烈这个人你看怎么样呢？”她结果轻轻的笑道：“我总觉得有些害怕，怕男人都是坏东西，同他们再也亲近不得的。”

张明健似乎再也不想听，翻转身去装作睡熟了。她的兴趣没处发泄，便去喊醒她，又去呵她痒，她格格笑起来不能再装了，两人便又谈论起来。她们渐渐由恋爱而谈到性，研究各种动作，“我的身体是很坏的。”秋小姐反复地说：“我真怕男人，怕得很。”

这夜里我给她们吵得大半夜不能成寐。我想起《慈禧外纪》里所说的一段，当慈禧重游热河的时候，那时她已是一个权威无比的老太后了，但是她在热河行宫里一一抚摩着她从前做贵妃时御用过的衣服。贵妃是微贱的，至少在皇上跟前；然而她满足。她愿意在寂寂深宫里敷粉画眉的打扮好了，等待君王驾到，向他跪拜，小心翼翼地奉承着，他向她调笑，她娇媚地笑了，三千宫女都用嫉忌的眼光逼视着她，于是她觉得荣耀——真正的女性的荣耀。可是做了太后，当一个个臣仆都跪在她的脚下时，她便烦恼了。她瞧不起他们；他们也惧怕她。男女之间还有什么乐处可言呢？

女人最值得骄傲的历史，该是被追求一段吧。哪怕是小木匠之类见了她便扯裤子，总也是她有挑逗他的能力。然而现在——秋韵声小姐空自捧着最高贵的苏州梅花回到上海来，也没有人失惊落魄地瞧，连梅花都被冷落了，岂有此理！秋小姐颤巍巍地捧着它上车，上车的人不肯因为高贵的花与高贵的人儿过来而让出一条路，还算张明健有些力气，起劲把人家推开了，才让秋小姐一步一花落的走进车厢里。

到了上海，秋小姐倒也有情有义，仍旧小心翼翼捧着梅花枝儿回家去，没有把它在路上抛掉。我与他们道声再会，就由范其时送我回家。房间里面有一股冷的灰尘气，我把窗子都打开了，又捻亮电灯，家具什物依旧，树影依旧，凉月儿依旧，我又回来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变更，一样的孤独，一样的寂寞，范其时去后，我不禁伏在枕上落几滴伤心之泪。

过几天，戚太太请我到她的公馆里玩去，问我苏州之游可快乐吗？我说许多人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思。她抬眼打量我一番道：“风景幽美之地很容易增发人的感情吧。”

我不感兴趣地答道：“是的。”

“你近来对于工作感到疲倦了？”她又问。

我约略点头一下说：“有一些。”

“有一位……有一位《中国报》馆里姓范的，他常跟你一块儿玩吧！”戚太太的神气更奇怪了，我不知道她用意何在，只说句：“是的，他这次也是一同往苏州的。”

戚太太的眼睛闪出光来，她笑着又笑着说：“听说你要同这位先生结婚了，是吗？”

出乎我意外地，我简直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胆小的读书人，又老又穷，家里有太太有孩子，怎么能够同我结婚呢？是的，我曾与他同到沧浪亭，访曲园旧址，瞻仰章太炎墓，然而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同他发生爱情或结婚之类呀！这个问句真是来得太突兀了，我不禁追询是谁告诉戚太太的。戚太太扭过头去说：“你不用问，反正有人告诉过我就是了。”我的心里更着急，恰巧这时候戚先生也进来了，他见着我便说：“苏州回来了吗？满面喜气洋洋，想是很得意的。”我窘得几乎要哭出来，戚太太阻止她丈夫道：“快别再说她，人家正经的事，给你这么一说倒不好意思了。”说得我简直不能置辩。

戚先生躺在沙发上看报，叫我也坐在旁边，戚太太因为有事进房去了，我沉默良久，不禁嗫嚅着问：“这些话……是徐光来先生他们……不，我猜想是钱英俊先生对你们瞎说的吗？”

戚先生放下报来，凝视我半晌，笑道：“你猜得不对。我老实告诉你吧，那是金总理说的，他得知那个消息——但是我们不相信，那一定是郭小姐捣鬼。苏小姐，你不必介意，我们大家本来是说着玩的。”

戚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能够了解我，不，应该说是能够了解一切女人，女人都是可怜又可叹的呀！然而男人又何尝能够幸福呢？聪明的人是痛苦的，空虚的，那天我在他们家里吃晚饭，戚先生多饮了一些酒，抑郁无聊，便用古笺抄了一首昔人咏吴三桂的诗送我，那首诗是这样的：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悲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是时代的悲哀？是失足恨？是对茫茫前途的忧惧？他在笺上写着“志感”的字样，使我想起庾信，想起蔡文姬，想起许多许多古今不得已或悔之晚矣的人物，我为他们叹息，同情可又觉得悲哀。他们的遭遇是如此不幸的，写成诗词歌曲，便令人低徊不忍卒读。我了解他们，也怜悯自己。渺渺的岁月，寂寂的人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