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归来得太迟了，未免吵醒人，姑母的脸色冷冰冰地，我瞧着比什么都难受。次日，我就推说生病，整天悄悄地站在窗前，发誓不愿再见谁。又是黄昏时分了，一个瘦弱伶仃的小孩牵引着一个手拉胡琴的瞎子进巷来，胡琴的声音是如此凄凉又哀怨地，令人肠断，有“长亭柳，君知否，千里犹回首”之感。

小孩与瞎子穿过寂寞的巷，放慢了脚步，胡琴故意拖着长声，可是仍旧没人理会，凄惶地，他们又到别处去了。我恨不得飞步下楼去抓住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呀，算个命儿也是好的，然而……瞥见一辆小汽车疾驰进来了，在巷堂中段停下，里面跳出一个穿制服的人来，手里持着一封信，似乎在寻找某号门牌。

我的心里忽然一动，不要给姑母他们发觉才好呀，于是整一下衣服，疾趋下楼来，老奶奶瞧见了问我：“大小姐此刻身体好了些吗？”我胡乱点点头，早已走到后门口了，仿佛还听见她的声音在里面喊：“不要出去吹风呀……”

穿制服的人果然找到这儿来了，我连忙迎上去，他客气地问：“可是有一位苏小姐吗？”我告诉他说：我就是姓苏的，他欣然把信递给我，说是不必盖回单，只仔细再辨认一下我的面貌，大概觉得还不至于冒认，便放心跳上汽车回去了，我也匆匆揣着信上搂。

信封是普通而大方的一种，上面端正地用钢笔写着收信人的姓名与地址，可是左下角却没有某缄字样，只写上发信的月日，我看了一眼便明白这是谁写来，心里跳动得厉害。是他再约我出去喝酒吗？不，我不是善饮的人，以后再也不跟他喝了。信封是坚厚而洁白的，里面简直不像是信纸，是寥寥的几句话吧，写在薄薄的便条纸上，他会诚意地向我道歉吗？因为昨晚上他也醉了，郁郁狂饮酒，我记得他的确是醉了。

不料抽出信纸来一看，什么话也没有，这纸是一张支票——十万元。我惶惑了。按照目前的物价来计算，个人生活费用每月至多四五百元光景，这十万元钱加上利息足足可以维持二三十年的生活，我从此可以不必再找什么事做了，就安心写文章，租一个清洁的公寓房间住。我要买吃食玩具给我的孩子，我要寄钱给母亲，我要一一购买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唉，钱的用处实在大，它真是太好了，太诱惑人了。然而……然而假使那是不义之财呢？

我不要！我凭什么可以拿这十万元钱？我对他毫无贡献。他同情我，是的，我也感激他。但是，其间倘使有了钱的授受关系存在，同情反类侮辱，感激也仿佛不是出于至诚，而是带些利用性质了。我绝对不能拿他的钱，我要设法退还给他，让他知道我乃一个清白的女儿。

然而，老住在姑丈的家里又怎么办呢？昨天他问我可有什么困难之处，我告诉他最苦恼的是寄人篱下了，只想找一间自己的房间，他默默半晌，便说此刻且不必提它，饮酒吧。大概那时候他的心中已经决定要帮助我了。他是如此细心而周到地，叫我不必盖回单。出票人的姓名又不是他自己的，大概是转付与，这样可以使我不必负任何法律的责任。就为着他一番好意，我又怎能不顾而推却呢？

还是收下吧；不，还是还给他。

当晚我就喝了一些薄粥，是老奶奶搬上来的，我觉得过意不去。姑丈也到房门口问过我一次好些吗，姑母则是不在家，毫不把我放在心上的径自到小姐妹家里叉麻将去了，我觉得胸口怪不舒服。

睡在床上细细思量大半夜，觉得姑丈的家里再不能住，而那张支票却也不可以轻易接受。我得尽早退还给他，当面解释明白，措辞委婉地。一个人就是穷也要穷得光明磊落，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算始终找不到编辑或教员位置等，我便不会去当保姆或女佣吗？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打定了主意，我便走下床来瞧一遍箧中支票可安全，毕竟因为放心不下，又把皮箧放在枕下，这才朦胧入睡到天明。

次日上午十时许，我就坐车到金总理的办公处去试找他了。到了门前，只见警备戒严，我的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一个卫兵跑过来喝着问：“你来找谁？”声势汹汹然，似乎把我当做歹人看待，我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正待对他说明几句时，忽然瞧见马路上五步一岗的站起许多武装警察来，那卫兵不容分说，索性动手把我往旁边一推，一面喝：“戒严了，不许动！”我委屈地靠墙而立，进退不得。马路上显得冷清清了，须臾，只见一连串的汽车疾驰而来，最先是警卫车，满载着雄赳赳的武装家伙，随后便是金总理的大流线型汽车了，那是昨夜送我回姑丈家的，我清楚地认得。他今天穿着黄呢制的国民礼服，头发梳得很整齐，精神奕奕的，不像昨夜狂饮过酒。以后又有五六辆汽车跟着，里面坐着的人也有穿西装的，也有穿军服的，大概都是他的部下，向他来请示或同他来讨论什么政府方面事情的，我站在道旁想想，觉得自己来得太冒昧了，幸亏得刚才还不曾对卫兵说出口，一个公家的办事机关，让女人闯进来寻找多难为情呢？金总理也许会拒绝见我，因此，里面瞧的人都会讪笑我不自量力，卫兵们会疑心我是疯子……想到这里我不禁又羞又恨，默默挟着藏有十万元支票的皮箧，仍旧上车回姑丈家去了，晚上，我还是到大江报馆去找徐光来。徐光来坐在社长室里，钱英俊与几个不相识的人也都在座谈笑，他们见我进去了，就彼此以目示意，我觉得里面的空气有些异样，心中不免觉得难堪。徐光来客气地招呼我坐下，一面叫当差的快送茶来，一面含笑说道：“金总理今夜到南京去了，你知道吗？”我听着觉得刺耳，便摇头表示不知道，心里很想说一句：“他去不去南京关我什么事呢？”

钱英俊却更不肯让人，他见我不说话，便冷冷的笑道：“苏小姐，总理请客，酒菜很讲究吧。”我正诧异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只见徐光来在旁边微笑着，钱英俊因为要卖弄自己的消息灵通，便兴奋地抢着告诉我说原来他是刚才从徐光来口中得知此事的，徐光来则是刚从戚太太处听来，而戚太太却是由金总理自己告诉她的，所以千真万确。

徐光来这才缓缓地开口说道：“从前你曾托我找事情，现在既然认识了金总理，这话当然可不必提了。——以后我们也许要仰仗你呢。”

真是难堪的侮辱！这成什么话？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人与人之间，连一些同情心都不容许存在的吗？我还能够再同他们商量些什么呢？假使让他们知道了这赠款的话，哼！我恨钱英俊的恶意讥嘲的态度，徐光来始终不失为忠厚人，他决不会自己先有这卑鄙龌龊的猜想的，一定是他——钱英俊那厮调唆着他，唉，现在弄得连他都似乎有些不愿意我了，我的希望，我的心……

一切都是靠不住的，什么都像在和我为难，只有这十万元钱，可以拯救我出苦海，是最现实的物质，是最合用的东西，明天还是到银行里去兑了现吧，悄悄地，人不知鬼不觉的。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轻松地对姑丈说出我已在蓝思安路找到了一个公寓房间，是女朋友让给我的，不要顶费。我又送给姑母若干礼物，连老奶奶也有，她们都笑逐颜开地道谢了，我也很快地搬了出来，目的居然达到，可以住自己的房间了。我买了整套的摩登家具，添置了一切应用的物件，窗帘，台灯，枕衾之类都有，虽然不是什么高贵的，但也总算差可满意了，我感激那个帮助我的人，等我赚了钱，我要加倍的偿还他。

我的房间是面南的，在公寓的底层，出入很方便。窗外有几株夹竹桃，枝与残叶映在淡黄色的墙壁上，美丽犹如图画。我想：明窗净几，这可应该写作了吧。但是写作也必须有个催促的力量，譬如说什么刊物逼着我要发表之类；否则就天天写，写了下来只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我是没有如此幻想与忍耐力的。于是我又想到鲁思纯，我得再去找他商量。

鲁思纯已经无可奈何地进中国报馆了，他当的是《中国周刊》编辑，与报纸不大相关。他也没有规定办公的时间，高兴的时候便到报馆里去坐坐，大家瞎聊天一番；但是不去也可以的，只要把编好的稿件放在家里，用电话通知报馆，报馆方面自然会差人来取。他近来心境不佳，总是在家阅稿时多，不大出去到报馆办公。我那天去找他，他恰巧有些小病，靠坐在旧沙发上读诗。我推门而入，他略欠身招呼，随随便便地命我坐下，我笑道：“真是所谓茂陵秋雨病相如了吗？”他抛卷伸个懒腰便低吟道：“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复何求！”大家笑着便坐下对谈。

鲁太太也进来了，她是一个朴实诚恳的女人，见了我便关切地问：“金总理可曾替你介绍什么事吗？”原来钱英俊已把那天请吃饭的事告诉过他们了。我觉得稍为有些窘，但也直说不妨，便坦然对鲁思纯说金总理在席间原提起过叫我帮他私人料理些文件，但是我恐怕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没同意。鲁思纯听了连连点点头道：“这事还是不答应的好。金世诚是个糊涂人，他的身边有一位郭小姐——”我听着觉得不入耳，便以他语乱之。

接着我又迟疑了片刻，最后决定撒谎告诉他说，姑丈最近投机得利了，送给我一些钱，又替我找了一个公寓房间，目前的生活问题总算解决。他听了非常欢喜，说是：“我若有你这般福气便好了，整天静静地住在家里读书，闲下来再翻译一些东西，总胜于编辑这种奄奄无生气的《中国周刊》吧。——不过话得说回来，你现在既然生活安定了，还是替我们的周刊多写些稿吧。《中国报》的总主笔范其时先生，他很赞美你的文章，要请你写稿，这话已经同我说过好几次了。”我当时便欣然地答应下来。鲁太太似乎对这类写文章的事情不大感到兴趣，她只不胜羡慕地说我姑丈真是一个好人，肯救人之急，鲁思纯听得不耐烦了，说是有钱人出几个铜钱有什么希罕，值得你如此赞叹的，我们在战前还不过温饱而已，不是对于同仁的帮助也不遗余力吗？如今……唉！我听着觉得凄惨，便向他们告辞走出来。

第二天傍晚，鲁思纯来看我了，同来的尚有潘子美以及一个头发花白的中装男子，鼻架玳瑁边的眼镜，经鲁思纯介绍以后，才知道他便是《中国报》的主笔范其时先生。我殷勤招呼他们坐下。公寓里有一个仆欧叫做小宁波的人，人颇狡黠伶俐，我因为同乡关系，常唤他进来做些杂事，自然也给钱，总是特别客气。

那天客人来了，我便叫小宁波倒茶敬烟。看看天色渐黑下来，我抽空跑到外面，对小宁波说快去喊几样小菜来吧。他说外面酒菜太贵了，他愿意出去买些生的鱼肉来，自己替我烧。我就无可无不可的把一切交给他办理去，须臾菜上来了，色香味俱佳，三个客人赞不绝口，我也心里暗欢喜，又叫小宁波出去买了一瓶四川大曲酒来，因为鲁思纯是好饮的。我们大家也持小杯略啜几口陪他。

电灯捻亮了，前面窗帘都放下来，四个人在房内谈谈说说，空气非常融洽。鲁思纯平日是沉默寡言的，但在酒酣耳热之际，牢骚便发不尽。他上下古今地谈论着，一会儿骂狗官，一会儿想象幽居山林之乐，他该是晚明的儒生典型吧，然而淳厚拘谨则过之，又没有宋儒之迂，我对他确实相当的心折。他的学识是从刻苦自修来的，出身是一个学徒，后来考取某书店的助编，终于得到某中外闻名的学者赏识，请他主编了《清风》杂志，以后又陆续自办了好几种大型刊物，都曾予当时文坛以不少影响，固一世之雄也……然而现在却消沉了，他知道现在不是做事的时候，只为道路阻断，生活艰难，这才不得不进中国报馆混日子。可悲哀的乱世人啊！潘子美的做人态度却与他不同，他很年青，聪明而有能力，从香港逃到上海来，给老父留住了，只得在此地做事，起先心里本也不愿意，但后来见上司都倚重他，他便不肯得过且过，以为有办法的人随时随地总会有办法的，故而大胆活跃起来。

他同鲁思纯是旧相识，资望自然远不如鲁，因此觉得拖住了鲁思纯在一起，不论在何处都可以自高身价。他对于鲁思纯一向总是执礼甚恭的。鲁思纯愈谈愈起劲，潘子美也附和着且不时打诨说笑。范其时则始终只静静地倾听。他是一个国学极有根底的人，北伐时曾入某将军幕，因而与当代的几个要人相识。这次到上海是给人家掇哄过来的，他为人优柔寡断，做事又迟缓，人家见他没有用，便把他安放在报馆里，做个挂名总主笔，其实中国报馆里共有七八个主笔，又有许多分类编辑，大家各自为政，谁也不听他的调度。他自己又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主张，又胆小怕事，更怕得罪人，除了开编辑会议时不得不充主席外，平日什么话也不说。由他主持开会时，每一次至少须费四五小时，人家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只呆呆坐在上面不语，最后还是别人看不过去了，喊停止辩论，请主席付表决吧，他这才畏缩地问争执的两造说：“可以表决了吗？”若两造各无异辞，他才敢正式表决。他的为人态度据他自己说是“明哲保身”，别人虽然口里也称他为好好先生，背后无不笑他脓包，连走一步路也踮着脚跟生怕一不小心会踏死只把蚂蚁似的。这晚他听鲁思纯愈谈愈起劲了，潘子美又点头道是，他便忍不住打岔说声：“两公多饮几杯酒吧，我要请求主人赐饭了。”于是我就叫小宁波盛饭来，送上热汤，鲁思纯不吃饭，他只自燃根纸烟缓缓吸，我们三人都吃了饭，残肴由小宁波端下去了，然后替我掩好房间。

鲁思纯斜倚在床上，一面吸烟一面像在凝思什么似的，他突然沉默下来了。我替他们浓浓地斟上三杯龙井茶，自己则拈松子糖吃。潘子美觉得无聊，便找一张报纸来看，范其时打了一呵欠，又瞑目端坐在椅上，像老僧入定。我说：“范先生请到沙发上坐吧，比较舒服些。”

他睁开眼睛来笑道：“像我们这般穷书生坐在小姐房里已经觉得够舒服的了，椅子也很好。——只是我今夜还要到报馆里去写一篇星期论文，酒醉饭饱了，就此告辞吧。”潘子美也说要回家了，鲁思纯似乎想再休息片刻，但也不好独逗留，只得用袖甩净刚才掉落在被单上的烟灰，说是：“改天再来喝酒吧。”我送他们三人直到大门口，目送他们去远了，这才怏怏回房。

公寓里的灯火都熄灭了，残叶遍地，枯枝静悄悄，我不禁低徊留恋不已。进了自己的房间，首先嗅到一阵浓烈的烟味，是如此够刺激的，男人们若不会饮酒抽烟又算是什么呢？我喜欢鲁思纯的明达而淡泊，假如一个女人能嫁这样丈夫，红袖添香伴读书，闺房之乐岂非可以媲美易安居士与赵明诚吗？

想着想着我把地板扫干净了，残剩的茶叶连汁都给我从窗口倒出去，浇在夹竹桃的护根泥土上，好歹由它去吧。夜迢迢，月悄悄，独个儿枯立无味，还是闭窗睡觉吧，而且我也不愿窗子开得太长久了，让房间里的烟味人气息都溜逃光，它将伴着我入睡呀。

在床上，我心思缭乱，久久不能合眼，无奈夜长人不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