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筑标准程式化的趋向

清代的建筑，基本上沿着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继续发展，其形式与做法趋于标准程式，同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1734年清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统一了宫廷建筑构件的模式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从而使宫廷建筑结构体系高度成熟，同时也导致了结构僵化。民用建筑虽然也有这种发展趋势，但由于地区和民族的不同，各地区的建筑仍有相当大的差别，地方特色更加显著。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趋向过分繁琐，定型化的花纹也失去了清新活泼的韵味，整个建筑技术处于一种迟滞的状态。

清代，建筑组群的布局十分严谨规则，尤其是宫殿与陵寝的设计和施工以“样式雷”的成就最为突出。雷发达家族从清初到光绪末年长期担任清朝的皇室建筑师，被誉称“样式雷”。雷发达，原籍江西南康，后迁居南京，在康熙初年参加皇宫扩建，负责设计工作，其后数代担任“样式房”掌案。雷氏家族从事宫廷建筑二百多年，尤其是参加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雷氏家族留下的数以千计的图纸，绝大部分是总体平面图，在每座房屋的平面位置上注明面阔、进深、柱高的尺寸、间数和屋顶形式，而具体结构和施工则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雷氏家族还大量制作和推广“烫样”，用硬板做模型，可以拆卸，随时观看。这些设计方法，显示了清代建筑师在各种不同地段上，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织的能力，也表现了他们敏锐而准确的尺度感，这些特点体现在清代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建筑等方面。

宫殿和园林明清两代北京的皇宫，现称故宫，是一组设计严谨、宏伟壮丽的建筑群。清沿用明故宫以后，只有部分重建和改建，总体布局基本上没有变动。故宫建筑的空间组织和立体轮廓在全局统一中又有个体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辉煌成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群之一。

清代的园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过明代。北京的圆明园，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著名园林，从康熙时开始创建至乾隆时才完工。圆明园周围广达三十里，拥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宫殿和楼台，并精置山石、湖沼和花草树木。它集中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技术和艺术的特点（如江南园林布局），也吸收了西方建筑的某些精华。清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所焚毁。从乾隆十五年（1750）起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园林，称为万寿山清漪园。咸丰十年，清漪园与圆明园同时被焚毁。光绪年间，用海军建设费二千万两修复此园，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改名为颐和园，面积3.4平方公里。

十八世纪初起，清在承德建造皇家离宫，兼作避暑之用，称为避暑山庄，面积500多公顷。承德离宫共有十一组喇嘛教寺院，现存八座。这些建筑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反映了各民族建筑的密切交流，形成了新的风格。

少数民族的建筑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在建筑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同宫廷建筑相比，各民族的建筑造型更为生动活泼，富于变化。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建造的举世闻名的宏伟建筑。这是一组大型喇嘛教寺院建筑群，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现存的建筑是清顺治二年（1645）建造的，工程历时五十年1。布达拉宫依山建造，共砌平楼13层，上有宫殿三座，最高达15.7米。其建筑结构和一般寺院相同，突出的是藏族工匠对于砌墙有着熟练的技巧，不立杆，不挂线，而砌缝平整，收分准确。布达拉宫从山下直到山腰连成整体，气势宏伟，是中国古代高层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夯土技术清代夯土技术有更高成就。福建、四川、陕西等地有若干建于清代中叶的三四层楼房采用土墙承重，内加竹筋，虽经地震，仍极坚实。

1《中国古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二节　水利沟渠和海塘

清代畿辅水利以雍正时的规模最大，主持者为允祥和朱轼，实际计划出自陈仪。其主要内容是开引河，疏泉源，筑圩岸，开沟渠，建闸涵，开田种稻。总计雍正五年至七年营造水田六千余顷1。宁夏灌区，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治的水渠最多。大的灌渠有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新疆的农田水利始于康熙末年，大的灌渠有察布查尔渠、旗屯渠、哈什大渠等。重点治理的海塘是海宁塘。至康熙末年，共修成石塘四千多丈及土塘六千丈。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轼在海宁老盐仓首创鱼鳞大石塘五百丈。雍正、乾隆时，海宁石塘又增修六七千丈。

治黄清代黄河基本维持明朝末年的河道，使黄淮并流入黄海。咸丰五年（1855），由于铜瓦厢决口，黄河才改道东北行，于山东利津附近流入渤海。由于黄河决口泛滥很频繁和严重，清代治河任务相当艰巨。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治河斗争中，出现了一批治河专家和治河著作。如朱之锡、靳辅、陈潢、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白钟山、郭大昌等。顺治十四年（1657），任河道总督的朱之锡，曾提出河政十事，对河工夫役、料物、职守、建设柳园以及河工弊端等等，作了详细阐述。在实际工作中，连续堵塞了祥符、山阳、阳武、陈留等地的决口，对治河作出了贡献。康熙年间，靳辅、陈潢治河治运，经营十年，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他们修筑了河、运堤防，堵塞了大小决口，加固了高家堰堤防，导使大河回归故道，出现了十几年没有重大决口的比较安定的局面。

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为河道总督靳辅的幕客。他在《河防述言》（张霭生编纂）和《历代河防统纂》中，批判了强调“河性喜决”的错误观点，认为河患是可以防止的，提出治理河患要“亲身勘验”，“广咨博采”，并进一步发展了“束水攻沙”的理论。陈潢的“开引堵决法”和他主持的海口疏浚工程是他的理论的实施。如疏浚海口，要先在淤积的河道中挖开两条引河，并用挖出的泥土在河道两边筑堤，而引河自行入海暂不与原河口和海口接通。待河水大涨时，打开相连未通之处，利用汹涌的水势将引河冲刷开阔并趁势冲开海口，引河入海。为了实现他的治河理论，陈潢还发明了“测水法”，即根据水流的速度和河床的横断面，计算出水的流量。如以一立方丈的水为一“水方”，根据水方1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第510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量就可以确定各处河道是否需要开拓或紧缩以及具体的工程量。这在水利工程学的发展上是一项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创造。依据这些理论和具体工程做法，在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的十余年间，陈潢主持策划了塞决堵漏，挑河筑堤，建闸造坝等数以百计的大小工程，在治黄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嘉庆年间民间治河专家郭大昌，精通埽坝工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河工。他敢于和当时侵吞治河经费的河官作斗争，并提出过不少很好的治河建议。按照他的建议治河，一度使黄、淮并力入海，缓和了黄河水情的紧张局势。

清代的一些治河专著，如靳辅《治河方略》，张霭生据陈潢《河防摘要》编纂的《河防述言》，陈潢《历代河防统纂》、康基田《河渠纪闻》，张伯行《居济一得》，王安一《安澜纪要》与《回澜纪要》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　纺织官私

纺织业的规模

清廷在北京及江南丝织业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设立了织造衙门，直接管理官营织造业和控制私人织造业。官营纺织手工业生产规模较大，“房舍动辄数百间，每一处设有各种类型织机六百张，多时至八百张，近两千多机匠”1。民间纺织业在整个纺织业中所占比重更大。康熙时，拥有百张织机的大型纺织工场已不在少数。道光年间，江宁出现了有“五六百张织机者”。江南曾出现了有千架织机，几千工人的纺织工场。

清代有大量丝织品、棉布等纺织品出口。丝织品质量优美，享有盛誉。

“中国织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过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2就是在西方开始使用动力机械的一百年中，棉布质量也未达到中国手工业产品的水平1。18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大量棉布出口到西方，美国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买主。

纺织品的质量清代纺织品产量高、质量好。鱼冻布是用苎麻纱和蚕丝交织而成的，质地光滑柔软，越洗越白。故宫所藏纺织品“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是在高2.89米、宽1.75米的画面上织出332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奇花珍鸟、山水木石点缀其间。精良的麻织品细软可比丝绸。故宫所藏的珍贵纺织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品种的多样化和工艺技术的高度成熟。清代生产的莨纱（香云纱），是著名的纺织品之一，具有耐汗、耐晒、凉爽、易洗等特点，是经薯莨染整所得。薯莨整理是染整结合的浴法工艺，为较早的特殊整理技术。清代的丝绸精练，除沿用前代的各类工艺技术外，练染工艺的衔接也更为密切，并发展了生丝“半湅法”，使生丝经过粗练（半练），即直接进行染色，以适应织造某些纺织品的需要。印染工艺技术和色谱也有发展。根据《雪宦绣谱》记载，以天地、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色彩，结合深浅浓淡，可配得色调七百零四色。维吾尔族创制了印花木戳和木滚。木戳面积小，适合于掌握小单元的印刷效果；木滚在刻制时安排了花位循环，便于大幅印制。

纺织机1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47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2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69页转引thechineserepository，vol.2，no.10，feb.1883，p.465。1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09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清代纺织机具的制造已成为专业，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各个纺织业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机具制造作坊。脚踏纺车清代仍被使用。上海人褚华在《木棉谱》中描述了三锭脚踏纺车纺棉。卫杰在1897年著的《蚕桑萃编》中提到的大纺车比宋元时有所改进：车架的形式由长方形架体变为梯形，稳定性更好；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利于扩大每台锭子数；增加了给湿定形装置，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民间出现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车上有牵伸机构，并且逐步发展成能借捻度和加压自动控制纱支，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纱车，达到手工纺纱机械的最高峰。用这种纺纱车纺纱时，利用加压装置调节纱的张力来控制纱的粗细。这是一项重大发明。在现代纺纱技术中还没有见到运用类似原理来纺纱，所以这一发明在纺纱技术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机械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被西方动力纺织机所排挤。

第四节　采矿探矿知识

关于煤炭的勘探知识，清初孙廷铨（1616—1674）在《颜山杂记》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所谓死，指风化了的煤；活，指未经风化埋藏在岩脉中的煤层。“死者，脉近土而上浮，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这是指经过风化的露头煤，颜色不光亮，含硫少，火力不大。“活者，脉夹石而潜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武以钢”，这是指未经风化的煤，夹在岩层中，深埋地下，走向跟岩层一致，并且颜色发亮，含硫多，烧起来臭味大，但火力猛。“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凡是找煤的人，可先观察山上岩石性质，“数石（即成层的沉积岩）则行”，即有层状沉积岩的地方可能有煤，而有青石、砂石的地方则无煤。“察其土有黑苗，测其石之层数，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近以知远，往而获之，为良工”，即进一步察看黑色的煤层露头，仔细测量岩石层次，确定煤层位置，避开涌水，从而由地面上岩层情况推测下面煤层位置，从近处的岩层情况推测远处的煤层位置，这样去勘探，才能找到煤矿，才算是优秀的勘探队员，这种勘探技术，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

清代对铜矿的勘探，大部分沿袭唐宋以来的经验，即以铜绿或石青作为铜矿的矿苗。人们“谛观山崖石穴之间，有碧色如缕或如带，即知其为苗”1。这里所讲的碧色的石头即石青，又叫扁青，即蓝铜矿。如果发现铜绿（即孔雀石），如“有矿之处，必有绿色苗引挂于山石间，或一条或一线，宽窄不一”2，就有可能找到原生铜矿床。吴其浚的《滇南矿厂图略》，对于勘探铜矿的经验作了总结。他把矿苗叫做闩（）或引，并指出“闩”有多种，如子闩、老闩、憨闩、铺山闩、竖生闩、磨盘闩、跨刀闩、大闩等。不同的闩反映了地下不同类型的矿床。

坑采技术记载清代采矿技术的著作比以前显著增多，内容也更详细，如孙廷铨《颜山杂记》、田雯《黔书》、屈大均《广东新语》、张泓《滇南新语》、王崧《矿厂采炼篇》、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以及某些地方志等。《颜山杂记》详细记载了山东的采煤技术。竖井虽深百尺也不弯曲，当竖井深度与煤层相当时，则从竖井的旁边开巷道。巷道大小依煤层厚薄而定。还讲到斜井、气井及井下照明。《黔书》记载的是清初贵州省开采朱砂和铅矿的技术。《广1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见《滇南矿厂图略》。

2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见《滇南矿厂图略》。

东新语》则记载广东开采砚石的技术。《滇南新语》记载的是云南铜矿开采技术，其中提到巷道支护、井巷结构、井下照明、井场灾害等。《矿厂采炼篇》及《滇南矿厂图略》也都是记载云南铜矿开采技术的、其内容比《滇南新语》详细。特别是《滇南矿厂图略》，分门别类，且相当全面地记述了有关矿苗、矿井内部结构、开采的工具和器具、矿石品位、冶炼工具及方法、矿山管理等内容。这部著作是我国古代采矿技术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是记述古代坑采技术之集大成者。

井采技术清代乾隆时，段玉裁、郑王臣、李芝等人对四川盐井工艺技术有较详细的记述。段玉裁在其所编《富顺县志》卷2中，讲到四川盐井的起源、井深、井套、井架、提升机械、竹筒桶的结构和使用的动力等。郑王臣、李芝则是以诗、赋的形式讲盐井的命名原因、开凿盐井的工具、凿井工艺过程、使用动力等。

关于天然气井与盐井的关系，以嘉庆时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卷10所述最详。这书提到：“川中古传火井（即天然气井），有盛有歇。近来（指嘉庆末年，约1820年），犍、富各县火井大旺，较之昔年，可省煤十之三。火井与水井（指盐井）同，开凿时不知有火，及见火，初只有气，复淘至二三丈，火始旺。泥封井口，插竹筒导火入灶以煎盐。极旺之井，分售于他井，颇获其利。嗅之有硫磺气。储以猪尿胞，可寄远。刺小孔以阳气引之，气出如缕，暗室生光。火井中仍出咸水，亦一奇也。”

第五节　冶金

清代冶金业超过了明代中叶的水平。据地质调查所统计，1916年全国旧法炼铁产量为17万余吨，清代晚期铁的产量当与之相近。铜大量用于铸钱。康熙年间（1662—1722）云南东川等地铜的最高年产量达1400余万斤，称为滇铜，其中1100万斤以上用于铸钱。此外，锡、铅、锌的生产有较大发展，白铜生产也有相当规模。

炼铁清代炼铁炉的规模与明代大体相同，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筑炉用灰沙盐醋，外束藤条，用木料支护，鼓风木扇高五、六尺，宽四尺，由四人操作，装料用“机车”，一昼夜可出铁12版，每版300斤，日产量约1.8吨。道光初年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铁厂炼铁炉，高约6米，外用木料支护，成为方形，用风箱鼓风，由十余人轮流曳引，每座竖炉包括采矿、运输炉料在内需工匠百余人。明清时使用焦炭和“机车”炼铁是传统钢铁技术出现向现代钢铁技术转变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这种转变已有了现实可能性的证明。

坩埚炼铁是中国特有的炼铁方法。咸丰《青州府志》记载：“康熙二年，孙廷铨召山西人至此，得熔铁之法。凿取石，其精良为石、次为硬石，击而碎之，和以煤，盛以筒，置方炉中，周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碎之，易其简与炉，加大火，每石得铁二斗，为生铁。复取其恶者，置圆炉中，木火攻其下，一人执长钩和搅成团出之，为熟铁，减其生之二焉”。这是迄今所知坩埚炼铁最早的文献记载。坩埚炼铁的优点在于炉体构造简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适合使用当地材料。英国人宿克来1899年统计晋城、阳城、太原等地坩埚铁年产量达5万吨。

清代仍流传百炼钢工艺。清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林则徐奏章：“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刚光滑无比。”

锌是从十六世纪起传入欧洲的。埃契森《金属史》提到：“1745年有一批金属锭块从广州交付给瑞典，但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大约于1842年，其中一部分锭块被打捞起来并证实为98.99％的锌。”英国勃列斯托地方于1738年开始生产锌，其工艺即源自中国。1金属加工清代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具有较高的水平。山西晋城、广东佛山等重要冶铁中心都有铁线行，用当地产的熟铁拔丝。粗细铁丝的逐次拉拔成形和锻造都经过中间退火1。四川泸定桥是建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铁索桥，长103米，宽2.8米，由九根铁索组成，铁索用粗9厘米的锻铁链节接续而成。四川老君桥铁索则用眼杆式链节组成。由此可见锻接质量之好。清代芜湖汤天池，梁应达以善锻铁画著称，现芜湖仍保存这一传统工艺。清代除了有渗碳热处理工艺外，还有化学热处理工艺。陈克恕《篆刻针度》记载了化学热处理工艺。

铸造型范在泥型铸造方面，成批生产的中、小型铸件已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半永久”泥型。这种工艺直到近代仍广泛流传，如创立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无锡王元吉冶坊即以铸造薄壁锅著称，可铸出壁厚仅0.7—1毫米厚的灰口铁锅，一副铸型可用200次左右。

清代宫廷手工业以失蜡法为制作爵、铏、簋、豆等艺术铸件的主要工艺手段。据《广储司磁器库铜作则例》记载，爵的蜡模是用“剥蜡法”制作的，即将蜡片在模板上压制花纹，再焊接成器形。据记载，剥蜡法和拔蜡法在明清时期都是常规工艺，有很细的分工和工料定额。

铸炮铁范清代创制了铸炮铁范。魏源《海国图志》所辑《铸炮铁模图说》详细论述了由泥型翻制铁范，再用铁范铸炮的工艺过程。书中还总结了铁范铸炮可多次使用以及节省人力、物料，生产效率高，适合于战备需要等优点，与现代铸造工程学对金属型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此书作者龚振麟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首创此法，创制了新式炮架，并于1842年撰成此书。遗憾的是，他的发明未得到广泛应用。他写的《铸炮铁模图说》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铸铁金属型铸造的专著1。

1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第592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1刘年增、华觉明：《首创铁模铸炮的龚振麟》，载《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六节　机械

清代在农业、纺织、矿冶、交通运输、建筑、军事等方面所普遍采用的仍然是传统机械，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例如纺织机械就已达到很高水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这种纺车上的牵伸机构和加压装置都是很重要的发明。又如周庆云《盐法通志》所载：“风车者，借风力回转以为用也，车凡高二丈余，直径二丈六尺许。上安布帆八叶，以受八风。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立齿轮相搏，则水车腹页周旋，引水而上。此制始于安凤官滩，用之以起水也。”这种立帆式风轮，是我国沿海产盐区用以提升海水的机械，是根据古代风车和船帆原理设计出来的。它的特点在于不受风向改变的影响，即无论风向如何，风轮总是朝同一个方向旋转。这是一项构思巧妙的发明。

此外，在十七世纪以后西方传入的机械仪器的启发和激励下，我国一些科学家对其“轮捩机轴之学”深感兴趣，并且独立作出了许多新的发明，其中尤以光学仪器的研制更为突出。如清初黄履庄曾制成龙尾车（汲水机械），自动驱暑扇（自动风扇）和许多光学仪器；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中对各种光学仪器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邹伯奇独立发明了照相机；道光年间科学家黄履庆创造性地把取景器和千里镜（望远镜）结合起来，能摄数里之外之影，历历如绘，实际上已是天文照相机的雏形。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已开始研究和仿制西方机床、蒸汽机、内燃机、船舶、纺织机械和农业机械等。如丁拱辰（1800—1875）对蒸汽机、蒸汽机车和蒸汽机船进行了早期的系统研究1。他精通数理，擅长机械制造。1831—1841年间，他先后制作了机车模型和轮船模型，这是中国机械史和交通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他制造的直立双作往复式小机车，长1尺9寸，阔9寸，可载重30余斤，其锅炉、蒸汽机全为铜质，这是中国第一台火车头雏形。1841年，他写成《演炮图说辑要》，其中的《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为中国自著的第一部关于蒸汽机、机车和轮船的著作。此外，魏源、龚振麟、郑复光等人也对蒸汽机等西方机械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扩大了西方机械的影响。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入侵舟山时，龚振麟见到英军用蒸汽机驱动的火轮，于是他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进行仿制，先用人力驱动叶轮，在湖中试航成功，后又制成更大的舰只，可在海洋中行驶。1841年春，龚振麟又把只能直击的旧式炮架改成能上下左右改变射击角度和方位的新式炮架和炮车。这种新式炮车灵巧坚固，富有成效。

1王锦光、闻人军：《中国早期蒸汽机和火轮船的研制》，载《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2期。

第七节　交通运输

造船和航海技术

清代实行“海禁”时期，对中国航海事业及造船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清代前期的船舶制造技术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官办造船厂普遍使用船样造船。现存清朝《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的手抄本，就是这种依照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建造船只的例证。该书中既有船舶整体图，又有平面图，共记载有五类船只的尺寸、结构和各部件名称。这种规范化和定型化的设计制造方法，反映了造船技术的进步。

清中叶以前，在结构和风力利用方面具有独特优点的中国帆船，一直是世界公认的优良的海上交通工具。1699年，因运输福建木料又创出新船型。这种新船，以钓船为母型，吸收江苏沙船、浙江蜑船的优点，而被称为“三不象”。该船身长腹阔，头尖尾高，长十一丈，载二千石。1848年，福船系统的“耆英号”三不象船曾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清代沙般则向轻捷方向发展。沙船上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这些装置使沙船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加上风帆和船尾舵的操纵技巧，使沙船的适航性更好，顺风逆风都能行驶。1827年，江苏巡抚陶澍曾上疏进呈航海图和一份详细的说明。这份航海图及其说明，内容丰富、准确，可说是关于中国古代帆船沿海航行经验的一次很好的总结1。

清代船舶和航海技术虽然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发展速度缓慢，且没有重大的革新。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船舶和航海技术已远远超过中国，当时，丁拱辰、龚振麟等人对于汽船和蒸汽机车等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研究，近代船舶技术开始传入中国。

陆上交通运输工具清代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畜力拖动或人力推拉的各种车辆，如大车、板车、下泽车、独轮车、轿车等。这些车辆，名目繁多，形制各异，适应于平地、丘陵、沼泽、山地等不同情况的运输需要，至今还难以为现代交通工具所完全取代。此外还有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运输工具，如北方冬季冰雪之地使用的爬犁（又称冰床）就是很实用的一种。萨英额《吉林外记》提到：“耙犁，用两辕木作底，立插四柱，高三寸许。上穿二横木，或铺板，或搪木。坐人，拉运货物皆可。前辕上弯，穿以绳套，二马服驾，轻捷于车。若驰驲，更换马匹，冰雪之地，可以日行三四百里。”有些爬犁不用畜力而用撑杆在冰上滑动，用力较省而速度较高。如果风向适宜，也可在冰床上加1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帆，藉以节省人力和提高速度。

第八节　兵器

火炮

清朝统治者重视骑射，刀枪弓矢等仍然是用兵作战中的主要武器。同时，火枪火炮也在统一中国、平定叛乱和巩固边防等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前期，火器制造技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如康熙年间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1，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可见火炮制造的数量之大，并且铁炮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铜炮。清代火炮的种类也是相当多的，有几十斤到三四百斤较灵便的轻型炮，也有五六百斤到七八千斤主要用于攻城的重型炮。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可见火炮的种类之多。清代还创制了一些新型火炮，如奇炮、子母炮、短管曲射炮等。火炮性能也有所改进，如普遍安装瞄准器具，提高命中精度；加长炮身，提高射程；安装炮车炮架，增加机动性；改进炮弹和火药，增强火炮杀伤力，等等。

清代在火器制造方面的一些新发明也是值得称道的。如著名火器制造家戴梓（1649—1726）发明“连珠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弹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弹丸乃尽，始需重贮”1。这种可以连续发射28粒子弹的连珠铳，其原理虽与机枪有所不同，但与机枪连发的设计思想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这种新发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结果“器藏于家”，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戴梓还曾创制冲天炮。这种炮小而轻，射程远，杀伤力大，性能良好。试放时，康熙亲往靶场观看，演试后封此炮为“威远将军”，并命工匠在炮身上镌刻戴梓之名，以示纪念。戴梓还曾仿制过外国使臣进献的“蟠肠鸟枪”，也获得成功。

手榴弹手榴弹是现代战争中常用的近战武器，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才用于战争。而中国云南哀牢山地区的彝族人民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创制出用网兜1樊国樑：《燕京开教略》。

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9。

抛出的“葫芦飞雷”2。这种葫芦飞雷是用干葫芦盛装火药和铅块（或铅丸）、铁矿石渣、铁片等，在葫芦颈部放置火草作为引火索。使用时，点燃火草，由小网兜将飞雷抛出，用来狩猎。19世纪中叶爆发了以彝族人李文学为首的彝、汉、白、傣、苗、哈尼等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为了抵抗拥有优势兵力和火枪火炮的清军，起义军制作大量的葫芦飞雷，在嘉之战中发挥了很大威力。在战争中，起义军还创造了用手投掷的长颈葫芦飞雷，这已与现代手榴弹的作用更为接近。

西方技术的传入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的火器制造技术也转而落后，终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自己的大门。鸦片战争前后，在林则徐、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下，当时一些火器研制家如丁拱辰、丁守存、龚振麟、黄冕等对于西洋火炮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所创新。如丁拱辰著的《演炮图说》和《演炮图说辑要》，对火药配方、火炮铸造、炮台构筑、运炮器械以及西方炮台和海岸炮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龚振麟所著《铸炮铁模图说》是兵器史和铸造史上的一部重要专著。他所首创的铁模铸炮法新工艺，用铁模（即铁范）替代泥型，加快了制炮速度，并可铸造数百斤至数千斤的大型铸铁件，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技术成就。他所研制的新式炮架和炮车，改善了火炮的机动性，也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发明。但总的说来，清代后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是难以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西方军事工业相比的，中国的兵器制造业在嘉庆、道光以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2刘尧汉：《彝族的火器——葫芦飞雷》，载《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九节造纸造纸业的分布和主要品种清代造纸业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发展，尤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兴盛。造纸作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广东和四川次之，北方以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为主。当时一些纸厂的工人已达百数十人，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造纸原料有竹、麻、树皮和稻草、麦秆等。其中竹纸产量居首位，竹纸中以江西、福建的“连史”、“毛边”最为普遍，多用于印刷书籍。皮纸产量居第二位，多作为书画纸和印刷纸。麻纸主要产于北方各省，但其产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由稻草、麦秆制造的纸比较粗糙，多作包装、火纸等杂用1。

造纸技术清代造纸技术集历代之大成且有所创新，各地工艺虽略有不同但都已达到较完善的地步。例如，据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所载，道光初年陕南地区的竹纸制造工艺大致如下：选择适当时节砍取水竹，经过用水浸沤，蘸石灰浆堆沤，再经过甑蒸，碱水煮，加入黄豆与白米水浆（淀粉溶液）蒸等工序，制成纸料；然后将纸料下踏槽细踏，再下纸槽搅匀，用竹帘抄造，叠压去水，最后逐张揭起，刷贴在焙墙上焙干。如做细白纸，则在纸料入槽后加入适量的白米汁，可制成细紧的白纸。如做黄表纸，加姜黄末，即成黄色。清代黄兴三在《造纸说》中记载的浙江常山造竹纸技术与此基本相同，但在制纸料时减少一道蒸煮，增加两次曝晒，纸料用水碓舂捣而非人工踩踏，整个造纸过程要经72道操作手续才能完成。中国传统造纸术中，主要用竹帘作为抄纸工具。康熙年间出现了用铜网抄造的“阔帘罗纹纸”1，纸宽有六尺。用铜丝编成的铜网，要比竹帘坚牢，使用寿命也较长，并且能造出较薄的纸张，因此它是造纸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但铜网容易起拱走形，制作上也存在一些技术困难，特别是这一发明并未引起重视，以至“无人继作”。直到此后一个世纪左右，西方于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和圆网造纸机，才又开始应用了铜网造纸技术。

数量和质量清代前期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品种增加，用途也更加广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1徐康：《前尘梦影录》。

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1821—1850）。例如安徽泾县一带生产的宣纸，用青檀皮掺入适量的楮皮或稻草制造，洁白柔韧，吸墨和韵墨性能良好，宜于书画、拓印和印刷。乾隆时期宣纸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时皖南一些山区几乎家家从事造纸，宣纸的品种已近百种，其中有长达丈二的大幅宣纸，也有五色、界栏、山水、花鸟等精致小笺；有单宣、夹贡、罗纹、玉版等生宣，也有虎皮、珊瑚、冰琅、云母、泥金、蝉翼等熟宣，品种齐全，名目繁多，可谓一时之盛。康熙乾隆时在加工纸方面的又一项成就是仿制出历代的名纸。如仿五代南唐澄心堂纸，仿宋代金粟山藏经纸，仿元代明仁殿纸，仿薛涛笺等，都很著名。此外还研制出一些新的品种，如梅花玉版笺，金花笺（洒金彩蜡笺）等。这些加工纸大多制作精美，造价高昂，至今尚可在故宫博物院等处见到。虽然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发明了各种造纸机械，生产效率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手工纸，但中国手工纸的许多优点是机制纸所难以达到的，因此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如18世纪50年代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果等），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对中国传统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造纸技术感到兴趣，并设法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第十节印刷印刷业的发展清代印刷业相当发达，官府、私家都很重视刻印书籍，书坊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著作约有25万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清代出版的1。在质量方面以清代前期内府本和私家精刻本为最好，有些坊刻本也属上乘，不仅注重校勘，而且刻写、纸墨、装帧等都很考究。清代后期官刻私刻的书籍虽然数量不少，但往往印制粗劣，错讹较多，质量已大不如前。

雕版印刷清代的印刷仍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为主，武英殿修书处、扬州诗局以及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刊刻了大量很有价值并且精雅悦目的书籍。同时，雕印技术如饾版、套版技术也有所进步。例如，康熙时内府刻本五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精刻饾版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传》，道光年间广东云叶庵五色套印的《杜诗》，涿州卢绅所刻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等等，都是色彩斑斓，异常精美，显示了高超的雕版套色印刷水平。

活字印刷清代的活字印刷术有较大的发展。活字有铜活字、木活字、泥活字等，在官私坊肆间以木活字最为通用。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选印世所罕见的一批书籍，四库馆副总裁金简建议仿照元代王祯创造的木活字印书，经乾隆批准刻造，于次年刻成枣木活字25万多个，并先后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138种，2300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用木活字印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出版过程中，选料造字，工艺完善，排印时，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并总结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以遵循，反映了木活字印刷技术的进步。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为满足社会需要，由程伟元主持两次以活字排印《红楼梦》，世称“程甲本”和“程乙本”。这两个木活字印本都很著名，是研究《红楼梦》的宝贵资料。木活字印刷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苏州校经山房等还在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金属活字的应用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元、明两朝已有一些人试用锡、铜、铅等金属材料制成活字印书。现存较早的清代铜活字印本是康熙二1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载《新中华》（上海）1946年第4期。十五年（1686）钱陆灿编选吹藜阁排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清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另目录40卷，分装525函，共5020册，是历史上用铜活字排印的最大的一部类书。此外，广东佛山唐氏书商曾用泥型铸铜活字三副，共20余万字，于咸丰年间（1851或1852年）印成《文献通考》348卷1。

关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现在还不十分清楚。

但直至清代还有人在研究和使用泥活字印刷，则是确定无疑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泰安徐志定磁版印行张尔岐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自称“偶创磁刊，坚致胜木”2。有人认为所谓“磁版”使用的是泥活字上瓷釉后烧成的瓷活字，也可能是泥活字拼版后再上瓷釉烧成磁版，有人则认为磁版并非活字版，但无论如何，这是对印刷技术进行革新的一种尝试。道光十二年（1832），苏州李瑶用胶泥活字排印了其所校补的《金石例四种》和温睿临《南疆绎史勘本》。此外，在江苏常州、无锡和江西宜黄也都有人从事过泥活字印刷。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照毕昇的方法花费30年时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制成泥活字十万多个，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号，并试印成功自己的诗集，名为《泥板试印初编》。他把这套泥活字印本书称为“泥斗板”、“澄泥板”或“泥聚珍板”。此后他又用这套泥活字排印了《仙屏书屋初集》、《修业堂集》、《水东翟氏宗谱》等。

1814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来西亚开办印刷所，聘请中国人蔡高、梁发等铸造汉字铅字，并印成《汉英字典》和《新约圣经》1，这是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而中国本土铅印书籍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1张秀民：《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载1961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2泰安磁版张尔岐《周易说略》徐志定序。<1钱存训：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第170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刘国钧：《中国的印刷》第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十一节瓷器生产规模和主要成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瓷都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窑户达数千家，工匠有十万多人，制瓷区域蜿蜒十余里，其规模是空前的。制瓷业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明代。

康熙青花瓷为历代青花瓷器之冠。其制作技术更趋完美，分工精细，画师高明。用料方面与前代也有所不同，所用国产钴料，磨炼极为纯净。为了更好地分出青料的深浅浓淡，还将其置于不同的料缸中，在使用时按画面要求分别取用，使青花可以有八九种深浅不同的层次。青花的“青”，实际是蓝色。钴蓝呈现的色彩，翠蓝光艳，清新明快，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富丽堂皇，色彩强烈，所以又称硬彩。色彩有红、绿、黄、赭、紫等，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从而使康熙五彩瓷器的色彩和品种更为丰富，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康熙时期制瓷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一种釉上彩新品种——粉彩，如绘西画，亦称洋彩。粉彩的色调柔和，所以又称软彩。它是在五彩所用的彩料内，掺入含砷的玻璃料（俗称“玻璃白”），利用其乳浊作用，使彩釉经烧制后出现浓淡凹凸的立体感。并且由于粉质掺入彩釉，红色变成淡红，绿色变成淡绿，各种色泽趋于清逸淡雅，格外柔和。再加上所绘花鸟虫鱼，形态逼真，粉彩精品真正做到了“花有露珠，蝶有茸毛”的程度。粉彩瓷器以雍正时期最为兴盛和水平最高。康熙后期创制的珐琅彩瓷器，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俗称“古月轩”。其珐琅彩料多来自外国，画法极为工细，又吸收了西洋画法，具有油画效果，精美异常。康熙青花、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等的突出成就，与当时精工制作的白瓷胎和高质量的瓷釉彩料以及精湛的烧造技术是分不开的。如白瓷胎中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瓷胎不易变形；原料的选择与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原料经过多次精细淘洗，增加了瓷器的白度和透明度。对火焰性质和烧成温度的控制更为准确，瓷釉中氧化钙含量降低，烧成温度增高，已达到了烧制现代硬质瓷的要求。

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清代在单色釉的釉料组成和工艺处理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如雍正时期由含铁原料烧制的青釉，不仅配料准确，而且掌握了火候的变化，釉层莹净、光润，所制成品色调一致，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又如由含铜原料烧制的红釉，最著名的有康熙时期的郎窑红，它是在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作方法是在白胎上施多层红釉料质，用还原火焰焙烧，使釉料中的铜变成一种胶体粒子而呈红色。这种胶体粒子在釉层中对光波进行有选择的反射而发出亮光，加上釉层厚、玻璃质强，使釉色浓艳欲滴，红如宝石，光可鉴人。豇豆红、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或艳似桃花或美如朝霞或酷似豇豆红色，有些还带有绿色苔点，足可与郎窑红相媲美，都是深受中外藏家喜爱的红釉珍品。康熙时发明并盛行的乌金釉，除用铁料外还需加入锰和钴料，釉色纯正，黑亮似漆，釉面发出像镜面一样的亮光，是历代黑釉瓷器中水平最高的一种。

清代前期，特别是从雍正开始，在仿制历代名窑名瓷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仿宋代定、汝、官、钧、龙泉等各大名窑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按不同要求掌握好火候，使烧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乾隆时期生瓷和各类瓷工艺品的制作都很高明。如仿古铜器、漆器、木器，质感很强，几可乱真；瓷制的昆虫、鸡、鸭、鹅、残荷、花生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制瓷工艺，在釉料配制、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的技术，以及艺术加工等方面，已达到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水平的顶点。陶瓷工艺家唐英清代陶瓷工艺家唐英（1682—1756），奉天（今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早年进内务府造办处在养心殿供职。雍正四年（1726）受命至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陶务，直接负责烧造御瓷，乾隆二年（1737）后又总理陶务，前后管理陶瓷生产近30年。唐英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督陶官，他曾用3年时间与制瓷工匠吃住在一起，调查与研究陶瓷工艺，并仿制和新创近60种精美的名瓷和名釉，为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撰写的《陶冶图说》，《陶成纪事》，《陶人新语》等，全面介绍了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吹釉、成坯入窑、烧窑、洋彩、束草装桶等一整套烧制瓷器的工序，对于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乾隆晚期，制瓷技术趋于保守，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甚至逐渐衰退的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瓷器大量涌入，中国的制瓷业就更加衰落了。

第十二节石油天然气油气苗的发现清代集数千年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之大成，各项工艺技术水平趋于成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史上占重要地位。

油气苗的广泛发现是进行油气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清代编纂的诸多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油气苗的记载。王崇礼纂修的《延长县志》甚至列油井为延长八景之一，并冠以“油井波涵”的美称。

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康熙三十二年（1693），人们在今嘉义关子岭地区发现油气苗，据《台湾府志》记载：“从山石隙缝中如泉涌出，点之即燃，火出水中，水火同源，蔚为奇观。”这是台湾油气苗较早的确切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当地居民又在苗栗出磺坑后龙溪的石隙中，发现油苗。台湾地处东南九省之门户，与外界联系较多，便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不久以后在台湾诞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石油工业。台湾油苗的发现，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不但发现大量油气苗，而且对有关发现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寻根问底，探其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古代油气苗认识的总结，并为此后兴起的石油工业提供了勘探线索。例如，清朝施鸿保看到福建中部近海海面的燃烧现象，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种火为阴火，与《素问》、《丹铅总录》等书所言“有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者”同属一类1。

钻井技术的发展与天然气的利用古代钻井技术在清代进一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井深逾千米的油气井。当然这一成就与盐业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经济凋零，人才锐减，盐业生产也受到很大破坏。战乱平定后，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巩固其统治，实行鼓励井盐生产的措施，使井盐业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云南大量缺盐，也亟待川盐输入。因此，为满足增加井盐生产的需要，不但新开许多盐井，而且为获得高产井，逐渐提高了凿井技术。乾嘉时期，四川犍为地区永通厂“岁增新凿，深至百数十丈”1，说明当时井深已近高产卤气的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

这时的钻井技术，已有细致分工，其大致可划分为山匠、碓工和辊工。

山匠负责指挥管理，处理技术性问题；碓工主要在碓架上“往来跳跃”，足蹂碓板，使钻头上下运动，击碎岩石；辊工负责提升设备及辊子，碓架的修1《闽杂记》。

1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竖。细密的专业分工，促进工匠技术提高，推动了钻井技术的进步。

四川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上部的绿豆岩，极易垮塌，不易凿穿，因此这一时期钻井技术进步，集中表现在补腔和打捞技术方面。古代盐井都是裸眼开采，难于处理下部地层，动辄井下岩层坍垮，出现渗漏现象，于是，“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2。嘉庆道光年间，工匠们便可“试探上下左右能悬升之”3，说明补腔技术已趋于完善。盐井深度的增加，钻凿时遗落现象在所难免，工匠们使用他们发明的偏肩、柳穿鱼、五股须等数十种打捞工具，便能将井内落物“无论巨细”都打捞上来。

1838年，我国工匠终于征服绿豆岩，在今自贡大安长堰塘附近，凿成一口深达1001.42米的深井——桑海进，凿穿三迭系雷口坡组，达嘉陵江组地层中部，这是中国也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深井钻井记录。桑海井是一口卤气共生井，初期日产天然气8500立方米，可烧盐锅八十余口。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可以日产天然气1500立方米。可见当时人们钻井技术水平之高。这是世界钻井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石油井和盐井中最早突破千米的深井。其后不久，四川人民又在自流井构造开凿一口深达1200米的磨子井。它钻穿了嘉陵江组地层的主气层，由于井下压力过大（约100个大气压），在没有止喷设备的情况下，发生猛烈井喷，井口烧出的火舌达几十米，三十里外都能看到。磨子井当时日产天然气估计在40万立方米以上，为自贡古今第一大火井，被誉称为“火井王”。据考证，当时自流气田中日产万方天然气的约有十口之多1。这是我国古代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成熟的重要标志。

刘岳云的论述清代刘岳云对石油数千年的应用也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格物中法》中指出：“石油自汉时已著于书，其原地志所载，益知产处甚多，由是以烟制墨，以油焚营，清者燃灯，浓者膏物，久澄坚结，则为土沥青。”其中包含了石油的几个重要性质：可燃性、含炭性、润滑性、防腐性，并对石油的粘度进行区分，不同粘度的石油，用于不同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石油的认识水平已达到日臻完备的地步。

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3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1胡砺善：《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