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地窟 窖藏银元
受教甘翁 突遭波折
痛失宗师 转从业师
仲师宽大 备受优遇
书寓风光 别有天地
出《康健报》 风行一时
悬壶应诊 盛宴亲友
民国时期，外滩信号塔
富家地窟 窖藏银元
在我年幼时钞票早已流行，但是老一辈的人，总是重视银元，对钞票是不信任的，认为钞票只是一张“纸”，而银元是真正的银子。尤其是外国银行的钞票，中国人吃过两次苦头，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马克票”，一次是帝俄末代的“卢布票”，所以对外国钞票绝不重视，连对美钞也没有些儿兴趣。有许多大户人家及一般旧家，家中都密藏一些银元，少的一两百元，多的上千上万，并不稀奇。藏银的地方叫作“地窖”，这些地窖往往连子女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从前想发财的人，口头上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至今逢到新正初五财神日，要把猪的脏肠作为供品，因为“脏”字与“藏”字同音，讨一个好口彩。
我八岁那年，亲眼看见过“掘藏”的一幕，这是我毕生不能忘怀的。
一天，我的姑丈逝世，人人知道他是一个富商，当然身后一定有分家涉讼的风波发生。送殡之后，过了三天，果然四伯父关照我说：“阿沅，明天一早我和你到城隍庙去赌咒。”我问：“为啥？”四伯父说：“明天我要和你一起去，你要赌一个咒，明天见到的事永远不告诉人，你去不去？”我说：“去！”次日清晨六点钟就到城隍庙，向城隍菩萨赌了一个咒，并默祷说：“我今天见到的事，如果讲给别人听，一生一世罚我头痛。”这种城隍庙中的赌咒，从前认为是一件大事，比现在的宣誓仪式要隆重得多。
赌咒完毕之后，四伯父和我各坐人力车一辆，飞驰到露香园姑母家，当时内内外外还是一片丧家景色，姑母和表兄等早在迎候，大家都叫我的伯父为“娘舅”。原来这天是掘藏和分家的日子。从前没有什么律师，凡是分家都由舅父来执行，所以当时有一句口头禅，叫作：“父死之后，除却娘舅无大人。”而他们的娘舅中以四伯父年纪最长，为人也公正，所以请他来主持这件事情。只见他们三三五五地耳语，也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到中午因为家里做着佛事，所以大家吃素，并且循次跪拜叩头，下午六时又匆匆忙忙吃了一餐，主要吃的是定胜糕，这个“胜”字是预祝高升的意思。吃完之后，所有婢仆跟着和尚到寺院中去守夜拜忏。家中仅留下清一色的自家人，于是在死者神像面前一个个焚香叩头，姑母号啕大哭，姑丈还有一位很能干的姨太太，也恭恭敬敬向四伯父叩了一个头说：“舅老爷你应该要说话了。”四伯父就从从容容地说：“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说了这句话之后，已是奄奄一息，并伸出两个手指说着‘二十’两字，这‘二十’两字是什么意思？”当时据估计，大概是地窖之中，有二十只瓦缸。于是全体到书房中去，那时早已准备好了铲凿等铁器，先把书房中的画箱搬开。画箱是很厚很重的樟木大箱，用朱红漆推光的，尺度比书房门还阔，想是早年雇工在书房里制造的，想要搬出书房是不可能的。
画箱是一连四个大木箱叠起来的，第一箱是字轴，第二第三箱是画轴，第四箱是用康熙铜钱串成一把一把的剑，剑的长度五尺，每一把剑是一千个康熙铜钱扎成的，所以十分沉重。每搬一个箱子要四个人合作才能移动，这都是从前防偷窃避盗劫之法。
四个大箱子搬开之后，下边的地板已呈酥烂状态，所以很容易把它掘开，下边竟是一块极大的像水泥般的石板，我伯父说，这是糯米和石灰拌成的凝和土。于是由长子动铲，几个子女一同帮着忙，花了很多时刻和气力才把凝和土打烂，下面现出八个缸，于是大家通力合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缸一个一个搬出。缸内银元宝是用桑皮纸包裹的，桑皮纸已近乎糜烂成灰的程度，上面写着“同治几年藏”和“光绪几年藏”字样。我年纪很小，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屏息凝神，全屋子都听不到什么声息。
八个缸掘出来之后，姑母就说：“这八个缸，我也参与其事，他临终怎么说二十、二十呢？”四伯父说：“你出嫁的时候是填房身份，可能在他的前妻时代还有十二缸，所以他说二十呢？”大家听了这话，于是再向四周继续搜索，花了一个多钟点一些些没有结果。四伯父说：“爽性往下掘，再试试看。”大约再掘下几尺，果然打破了一只缸，银元的锵锵之声，清脆入耳。于是又花了好多时间，陆续把缸掘出，一点之下，果然是十二只，连前共计二十只，每只内藏银元一千和银元宝一对。
姑母见到这些缸，不断地流泪说：“我家开了几家酱园当铺，现在倒的倒了，烧的烧了，幸亏他一生省吃俭用，才留下这二万银元。”说毕，大家都陪着流泪。
这时已经深夜，大家请舅父说句话，四伯父踌躇了好久，才把如何分配的办法说出来。当然儿子每人一份，女儿照规矩只给一些嫁妆费而是没有份头分的，但是四伯父主张女儿也各分半份，姨太太也分一份，姑母也分一份。首先跪在地下的是两个女儿和姨太太，继而几个儿子也跪下来表示同意。姑母极大方地说：“四哥你分得好公道，我完全同意。”接着向儿子说，现在向舅父叩过头之后，以后不准再有一句话。儿子们个个唯唯称是。
姑母又说：“依照旧时的规矩，主持分家的舅父，应该也分一份。”四伯父连说：“不必了，不必了。”大表兄就说：“我们大家已分了银元，剩下来的四十只元宝，应该孝敬四舅父。”四伯父强而后可，说：“四十个银元宝，我和你们母亲各得一半，而其中有两个元宝要给阿沅的。”因为我在场目击其事，要我保守这个秘密，而且还有要我做下一代的证人之意。这两个元宝大小相等于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君老爷上天供的糖元宝一样。
我得到了这两个元宝，把玩不忍释手，但与书上看到的两耳又薄又尖的元宝完全不同。原来元宝有好几种，一种是官方铸的叫作“元宝”，民间银楼铸的叫作“圆锭”，民间富家也有自铸元宝的。此外有一种中心是很饱和的圆形，上面有很细的环纹，叫“方锭”，是一块方形的白银，中心也是凸起有细致的纹，两耳都是很薄的。我拿到的一只是圆锭，十两重，上面也有细纹，所以称作纹银。我把圆锭玩了很久，四伯父说：“交给我代你保管，小孩子拿来拿去是要闯穷祸的。”
嘉定县杜念曾私家所铸的元宝
待到分配完毕，时已接近天亮，许多婢仆还在寺院里守夜，于是大家动手急急忙忙把泥土碎石和坏地板丢弃花园中，仍旧把画箱照原样放回原处。大表姐已经预备好饭菜一桌，绍酒两壶，请大家来吃分家的这一餐，名作“和气酒”，又称“兴隆酒”，其时我已经倦得倒下来了。
地窖中埋藏银元的风气家家都是如此，不过数目和方式不同。城里人如此，乡下人更普遍。因为银元的价值，是经久不变的，而且藏在地下，可以防止抢劫、火灾、水灾。只因从前救火的设备简陋之极，一烧就是几百间屋，贮藏钞票危险极多，而窖藏银元就没有这种顾虑。
后来，抗战开始前有一个时期，银元收归国有，只有钞票可以通用。但是“法令尽管是法令”，各户人家窖藏的银元还是不肯拿出来。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纸币崩溃，老百姓对什么币都不相信，大家把窖藏的银元搬出来。不但上海有数千银元摊，连各省各县各市各乡村，都是银元的世界，这就说明民间平素窖藏银元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
受教甘翁 突遭波折
我跟随丁甘仁老师写方的时节，仍住在南市，一清早步行到英租界，沿途经过中西名医的诊所，当时有几个医生早晨七时已经开诊，夏应堂门诊六角六（即小洋六角、铜元六枚），殷受田门诊四角四，唯有平乔路上的张骧云（即张聋 ）门诊取费二角二。西医陈一龙、庄德、臧伯庸收费都是小洋八角。
这种观察，对我将来开业很有帮助。看他们如何应付病家，如何诊疗处方，他们各有千秋。最有趣的是张聋 。早晨六时，满屋子满天井都是伤寒发热的病人，都由家人用藤椅铺板抬来，他家里的天井极大，里面有许多卖各式点心和粥品的小贩，专门供应给陪伴者的家属吃的。
这时张聋 年纪已很老，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帮着料理，一天要看到二三百号。后来和他们相熟之后，才知道张聋 的门诊虽然收二角二，但是有人只给几个铜元，他也一样替他们看病。
张聋 家用只许用铜元，银角子丢在一只空火油箱中。所谓“火油箱”，就是装五加仑汽油的方形铅皮箱，倒油的时候不过打两个洞，可将全部汽油倒出。张家就利用这种空箱，打一个放进银角子的小口，每天陆续把银角子丢下去，只能放进，无法拿出，积满一箱就送到密室中，子孙要搬都搬不动，抢劫偷窃都不怕的。
丁甘仁老师的门诊是一元二角，每天看到一百号左右，是全上海诊金最贵的一人。（按：后来安徽王仲奇、北京陆仲安到上海开诊，门诊取费二元、四元，但是每天求诊的人不过一二十人。）
丁甘仁老师因为有嗜好，门诊时间定早晨九时起，诊所就在白克路（今凤阳路）珊家园，有时延迟到九时半才开始，我必然先到诊所等候。有一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别的师兄就凑上去写方。丁老师一边唱药方，师兄一边写方，那位师兄因为听不懂他的常州土话，紧张太甚，落笔踌躇，丁师面有不悦之色，便问：“陈某人怎么不来？”一会儿我到了，丁老师问我：“你家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南市，相距此地有五里路，是步行来的。”丁师在那天门诊完毕之后，吩咐管家的挂号先生说：“明天起让陈师兄住到这里来。”指定一个小房间使用。这小房间就在弄堂底，中间有一个横额，是吴昌硕写的“留有余地”四字。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个房间，要五年以上的老师兄才有资格居住，我一下子就住进去，别的师兄都有不豫之色。我这才知道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初会受到同窗的歧视，将来会受到同业的嫉妒，必须要做一种联络工作，即近世所谓打开公共关系。
我那时节每月有固定的收入二十余元，我就划出四分之一作为交际费，四分之一作为服装费，其余一半作为储蓄。我用这些交际费请了四位老师兄到新世界游乐场去玩了一次，门券是每人小洋二角。里面有许多吃食的摊档，我又花了几毛钱，买了许多咸的甜的东西，抓在手里大家边吃边玩，尽欢而散，于是我才能安安逸逸地住进这间小屋中。
这时节黄磋玖（楚九）办九福公司，将发行“百灵机”药丸，先期把面额一千元的股票送给八位中西名医，并选为董事。中医只有丁甘仁老师名望最大，所以特送一份。丁老师接受之后，交给他的第二位哲嗣仲英先生，要他代表出席董事会，并将开会通知书由我送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中和里仲英先生处。
仲英先生和蔼可亲，豁达豪爽，是出名的好好先生，他望了我一眼就说：“我也有诊务在身，哪有空闲去开会？由你代表就算了。”我当即答应，其时我觉得仲英先生雅量宽宏，医术湛深，后来我又正式再拜仲英先生为师。
我到黄楚九那边去开会，那时节他的住宅“知足庐”还没有造好，开会的地点就在龙门路黄楚九眼科医院。在这里我又认识了颜福庆、庄德以及他的女婿臧伯庸、曾焕堂等，我叨陪末座，居然有时也发表几句话，黄楚九对我侧目而视。开会完毕之后必然有一席很丰富的宴席，由粤菜馆“杏花楼”承办，我一问价钱，每席是二十四元，不禁吃了一惊。席间还有游艺节目，因为黄氏那时早已开办大世界游乐场，凡是新请来戏曲或杂技的艺员，必然先在黄氏宴会中露面试艺，因此在知足庐落成之后，我认识不少京剧方面的名角，如孟小冬、潇湘云、粉菊花等，都是年轻貌美、艳光四射的。
我这时渐渐重视仪表，以四块几角做了一件白色的熟罗长衫，两块几角做了一件黑色的铁线纱马褂，二元四角做一身方格纺绸短衫裤，头上戴了一顶小结子瓜皮帽，足上穿了一双白底缎鞋，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穿西装的人百不得一，如果穿西装，都是吃洋行饭的，被人讥为“假洋鬼子”或“洋行小鬼”。
许多同学身上的零用钱，每月不过一二块钱，所以比较起来，我就好像宽裕得多。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歧视，我常常请他们上小食馆吃东西。
一次，甘仁老师给我一个红纸包，里面有十块钱，他说：“我有一个老朋友洞庭山人席筱 ，要经销一种日本戒烟药，叫作‘哑支那’，你替他做一份仿单，两张广告，这十块钱是送给你的。”我当晚即将稿件拟就，次晨就交代清楚。
隔几天，“哑支那”的广告已经刊出，轰动一时。原来好多瘾君子早已知道“哑支那”这类药，本来是秘密出售，现在换了一个新名词，专销中国。这类药品，名目虽是戒烟药，其实是鸦片的代瘾剂，吃了之后，不但过瘾，而且还有一股杏仁的香味，每包一元可服五天。席筱 在三马路昼锦里设了一个门市部，生意好极，顿时成为新兴富翁。
甘仁老师的第三个儿子名叫涵人，比我大七岁，烟瘾很深，长孙济万，比我大四岁，都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是比我高一班的同学。两人听到“哑支那”发财的事，知道仿单是我做的，硬生生地指我也是股东之一，坚决要我让出一些股份。我对天立誓，只承认代拟广告稿，不承认是股东，双方争到面红耳赤，我弄得没有办法，只有陪他们去见席筱 。到了“哑支那”的门市部，只见人头涌涌，门庭若市，一个个拿着一块钱，或两块钱，伙计们把银元掷在台上一验，声音不错，立刻丢到后面很大的藤制“笆斗”中，再看内部有四个笆斗，都装满了银元，我们看得发呆。席筱 问明了我们来意，他当即声明说：“存仁弟是没有股份的，既然两位世交光临，大家应该香香手。”随手就在笆斗中掏出银元，每人送二十元。各人拿到这二十块钱，都喜出望外，只有涵人心中还不满意，硬要索取“哑支那”十盒，席氏说：“日本进来的货色，只有四十大箱，看来几天就要卖完了，我要应付门市，不如再送各位五块钱吧！”
后来才知道“哑支那”是用吗啡制的，妙就妙在有股杏仁香味，吃了之后，十分顶瘾。可是这家发行所被同业告发，说是高等毒品，因此仅做了二十几天生意，捕房即加封闭，但是那四十箱“哑支那”早已销空。席筱 上下打点，捉去了一个小伙计，就销案无事。
在黄楚九处，我又认识了孙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和刘山农（天台山农）。孙漱石是世交，特别对我亲热，他是大世界游乐场出版的《大世界报》主编，他送我两张长券，从此我凭券出入大世界，无须购买门票了。
大世界游乐场中，那时盛行诗谜摊，是文人雅士荟集之处，其中陆澹盦、恽铁樵都是教过我国文的，此外还认识了何铁珊、王西神、夏赤凤、张横海、陈夔龙等名流，又在茶座上认识文学家兼实业家的陈蝶仙（天虚我生），他是名士而讲求理财实务的。
那时节上海中医坐汽车的很少，丁甘仁老师坐的是一辆福特篷车，我和他的司机搅得很熟。一天丁老师叫我到南市同仁辅元堂接洽事情，我坐了他的车去办理。先一日大雨，南市地势较低，发生了水患，我就顺道坐了车去探望我母亲。那时我家住在王信义浜一个旧宅中，从前汽车都是很高的，坐在汽车上威风十足，到门口时，好像衣锦荣归，邻居的小孩子都围着来看，无限羡慕，连摸一下车门都感到快乐。进门见到水深及膝，到了楼上，母亲正在发愁，见了我说：“为了贪图房租每月只付十二元，但是现在这种旧房子，一下雨，常常水深数尺，水退之后，成年累月地潮湿和霉气，实在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说：“再隔几年，我一定会请你搬到夷场上去的。”我母亲才展颜微笑。
接着我说：“今天我坐汽车来，专程接你老人家到夷场上去玩一宵。”母亲说：“也好。”于是叫弟妹和邻居小孩四五人穿好新衣衫，坐上汽车飞驰向租界而去。20
世纪30年代，上海大型游乐场“大世界”外景，该游乐场1917年开业，经营电影、马戏、戏剧等品种，投资者为黄楚九
那时节的汽车，鸣笛全是用皮球形的喇叭，开进闹市时，司机不断地用手揸皮球，发出一种叭叭之声，所以当时的小孩子，都叫汽车为“叭叭车”。我们先到四马路大西洋西餐馆吃西餐，每客是小洋六角，小儿还可以一客分成两份。母亲非常高兴，饮了三杯酒，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气。接着我带了大家去大世界游乐场。进门时我手执两张长期门票，向立在守闸处的总稽查“闹天宫福生”一扬，这个徐福生很机警地一挥手，由我领了大队小孩浩浩荡荡地免费进去。
小孩们一进门先看“哈哈镜”，个个看得开怀大乐，我母亲却觉得很不适宜，对我说：“阿沅，这种地方，一个人学坏容易，学好难，你现在在此不费分文直进直出，我担心你遇到坏朋友坏女人，我真吓煞哉！”我说：“放心，任何坏环境改变不了我的个性。”母亲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些，于是大家很快乐地玩了一晚。玩毕，我叫了一辆出差汽车。所谓出差汽车，即等于香港的“的士”，直送到遥远的南市，车价由“大世界”到南市是一元二角。
痛失宗师 转从业师
我在丁甘仁老师处写方，正是中医专门学校的实习时期。原想随从二年，以增学识，不料这一年上海大疫，许多医生病倒了，而各处善堂求诊的病人，增加了两三倍。丁甘仁老师也突然患上了湿温伤寒症，那时他的哲嗣仲英师只得停诊侍候。仲英师待我很好，他说南市广益善堂缺一个医生，就派我去应诊，不过是临时性的，为期大约三个月，月薪是二十四元。于是我就即日赴任，我未毕业就开始做医生了。
丁甘仁老师卧病一个月，竟撒手西归，享年五十五岁。这么一来，对我的刺激很大。那些天我在广益善堂门诊只做一个上午，下午就到丁家去帮忙做各项事务工作。
丁公甘仁是上海第一名红医生，小说家朱瘦菊（别署海上说梦人）著的《歇浦潮》小说中形容丁公是一位千万富翁。在交易所风潮中，《晶报》发表过一个消息，说是：“名医丁甘仁一夜之间，投机亏折百多万。”其实这类消息都是言之过甚。实际上，丁公谢世后，检点家财，只有珊家园一所住宅，是朱斗文卖给他的，当时价钱是六万四千元，还有一所在登贤里的房屋，是自己建筑的，花了二万六千元，在银行现款仅一万余元，继室欧阳夫人有现金十余万，此外在他家乡常州有田五千亩，他的财富只此而已。如此看来，一个人要积一些钱，真不容易。
从前上海人还有一种风气，有钱的人逝世之后，一定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出殡仪式，上海人称作“大出丧”。最盛大的是盛杏荪、周扶九二人的出丧，不但全上海市民空巷去观看，连四乡的人都远道赶来参与其盛。
丁家的出丧，当然也并不能简陋，但是所费浩大，譬如上海孤儿院来一队乐队，就要捐一千元，诸如此类，所费不赀，因此这次出殡，就限定不能过分铺张。
我在这次丧事中，日以继夜地帮忙。我只想在出丧行列中，要骑一匹“顶马”。所谓顶马，是排在灵轿之前的一匹白马，照例应该由女婿骑的，但是丁公那时没有女婿，又因我担任“排道子”的任务，所以就骑上了马。一路行来，自己觉得威风凛凛，英武不可一世。
丧事终结之后，我见到丁仲英师对治病的功夫真有一套，而做人之道，更是值得崇拜，所以我就要求继续师事仲英先生，他并不受我贽金就颔首答应了。
记得清代名医叶天士有一个故事，他生平拜过十七个老师。我这时计算一下，要是将国学老师再加上医药老师，恰好也是十七位。但是我对仲英师追随最久，获得不少临床知识，可以说他是我唯一的业师。
仲师宽大 备受优遇
我拜了丁仲英老师，与他的长子济华同居一室，是住在一间马棚楼上。所谓马棚楼，旧时是置放马车的，马车淘汰之后，改放汽车一辆，上面就变了一间很大的居室，这时他们对我相当优待。
还有一件好事情，仲英师除了自己诊病之外，大门口还有一间小房间，由学生们代诊贫苦的病人，限定在早晨七时至九时，对他们不但施诊，而且还赠药，以看到九时为止，逾时不再接受贫苦病人，以免扰乱正常业务。仲英师就派我担任这件事，一方面也增加我许多临床经验。
这间小室，不但有一张写字台，而且还有一架电话。从前一个电话月费六元，可见顶费大得惊人，所以能在写字台旁有一个电话，真是足以自豪。（按：旧时上海的电话，都是挂在墙上，用时先要用手摇一阵，然后拿起听筒，向接线员报明要打号数，号数上面还有一个区名，分中央、东、南、西、北五区。）我有了这个电话之后便利不少，因为从前接洽事情，都靠两条腿走来走去，现在有了电话可以减少许多往返跋涉。
一清早做施诊给药的工作，贫苦病家有好多患重病的，我一一加以处理，手挥目送，应付裕如，因此学识与经验大为进步。其中有一部分病者实在是吸毒的乞丐，从前吸毒是不犯法的，所以并不加以歧视，他们的病都由脱瘾而起，丁家备有一种用鸦片烟混合制成的止痛丸、止泻丸，只要给他们三粒药丸，就可以诸病全消，因此来的人很多。我在这里就学到一种本领，一看他们的面貌和脉象，即刻可以知道是有毒瘾在身。有许多寒士，不承认吃烟，但是经我一看，他就无所遁形了。
我向来一早起身，工作是不停的，越是忙碌，精神越是旺盛，从来不生病，唯一的嗜好就是看电影。小的时候，小南门通俗电影院是我常去的，座券大人收铜元十二枚，小童收六枚。影片全是默片，并没有银幕，只是设一张白幔布而已。在白幔布后面放着五排椅子，坐这种座位看戏，只纳半费，可是映出来的画面和字句都是相反的，我坐这种位子，所费不过铜元三枚。后来进一步到西门方浜桥共和大戏院去看电影，座券小洋一角，所看的多是有连续性的侦探长片。全部戏最少有二十四本，每隔一星期换一次片，每次只四本。我还记得所有影片都是《宝莲历险记》《宝莲夺宝记》《血手印》之类。
民国时期，南京大戏院
后来卓别林影片问世，都是一两本的短片。相隔二三年，罗克（香港称神经六）相继出品，也是短片，观众欢迎有如疯狂一般。后来葛雷菲斯导演，丽琳盖许主演的《赖婚》上映，我特地从南市赶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虬江路上海大戏院来看，门券为小洋四角，这是电影演整本戏的开始。
后来北京大戏院开幕，我的戏瘾更深。待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南京大戏院开幕，票价已收小洋六角，这个座价维持了很长久，足见银元的价值。它对外汇的汇率很久很久没有波动。我在丁家常常陪同老同学和老师的子女们去看电影，和他们的关系处得很好。
由那个时节起，每天晚上，我已不能常到姚公鹤老师家去。因了电话的便利，自己有一班朋友，到了傍晚，约三约四，都会集在我的办公室中。我欢喜和文艺界中人交往。邵洵美是一个领袖，他为人很慷慨，每晚往往由他做东道，因此认识了张光宇、张振宇、胡伯翔、胡伯洲等，还有两个外国男女记者，一位史沫特莱，就是后来写《宋氏三姐妹》出名的；一位斯诺，后来到延安为毛泽东写文章的。这两个人都会饮几杯酒，常以六块钱购一瓶常纳华克威士忌酒，一饮之后，都是放浪得很。
仲英师对我的工作相当满意，有许多特别的事情，总是交我去办。那时国民军还未到上海，孙传芳称为五省总司令，委任丁文江为淞沪督办，即相当于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丁文江励精图治，一派新的手法，成立了淞沪卫生局。上任之初，发布中西医都要登记的消息，全上海的西医都急起来了，中医界也个个皱起眉头来，好像大祸临头一般。上海本来有一个“中医学会”，会所在南市石皮弄，原由丁甘仁老师当会长，甘仁师逝世后，由仲英师继任会长。卫生局派来一个科长拜访仲英师，那时恰巧门诊繁忙，科长是徽州人，呢呢喃喃不知讲些什么，仲英师就说：“明天我派我的学生陈存仁到贵局回拜，详细情形你和他研究好了。”
当时卫生局设在南市毛家弄一个旧式巨宅中，我到了那边先见科长，后见局长胡鸿基，胡氏对中西医登记茫无头绪。我说要是实行考试的话，这件事是行不通的，因为好多老医生开业已数十年，要是考试不及格，连民众都会反对的。胡鸿基就提出凡是开业五年以上的，先发执照，其他不足五年的医生和新开业的人留到后来再行考试。我说“好”，便鞠躬而退。
我回来后，把经过报告老师，他说：“这件事一定有许多麻烦，由你去办吧，遇到为难的事，我再出面斡旋。”于是我就帮助中医学会书记印发通告，收集履历表和照片。报名参加的有九百多人，其余还有两个中医团体。如法炮制了三本会员册，送到卫生局那边，卫生局审查了三个月，剔除三十几位著名的江湖医生，全体发给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医士执照”。
这件事实行之时，中医学会照章收入会费每人二元，年费一元，有许多老会员已积欠会费十年八年的一样清缴，因此中医学会多了一笔大钱，否则的话，会中收支不够，仲英师每年要贴一百多元，因此我在丁家也算立了些微功。
同时我知道卫生局经费极有限，全局人员只得八名，科长薪水为三十元，一个小书记的月薪只得八元，自从发给医生执照之后，经费大为富裕，全体都加了薪。
仲英师门外挂几个招牌，如上海中医学会办事处、广益中医院办事处、广仁善堂办事处、尚志山房经租处等，实际上都是利用老师的诊所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作为接洽事务的场所，来往的人并不多，本来没有一个专人驻守，一切都由我应付。
有一天，我忽发奇想，对丁老师说：“我想办一张医学常识性报纸，叫作《康健报》，也想挂一块招牌，未知老师能允许否？”丁老师说：“你尽管去办，挂招牌是没有问题的。”哪知道诊所中有一位挂号先生，实际上等于总管家，他见到我的形势一天一天壮大起来，大为嫉妒。我摸到他的心理，到北京路去花了六块钱，买一只银箱（香港称夹万）送给他，那位挂号先生十分欢喜，特别是身上挂了一只银箱锁匙，更是威风无比，从此他对我的事就不反对了。
不料，还有一个是老师的老娘舅，长年寄食师门，连鸦片都由老师免费供应，他对我也极为妒忌，极力反对办报，说：“报纸上要是登错一张药方，会弄出人命来的。”仲英师笑而不言。
老娘舅接着又说：“听说某人家里的鸦片，全是云南大土，你有没有办法弄几个泡来试试？”我说：“那便当得很。”隔了一天，我拿了一个烟罐，里面装满了烟泡，老娘舅一闻这股香味，笑逐颜开，从此他再也不反对我办报的事了。
书寓风光 别有天地
正在筹备《康健报》时期，忽然接到朱斗文来电话说：“我的侄子阿挺服毒自杀，已送入仁济医院，你和他是同班同学，又是结拜弟兄，你该到医院中探望他一下，因为他的神经有些毛病，非你们年轻人去劝慰他不可。”我听完了这个电话，立刻到麦家圈仁济医院去，他住的是头等病房，房中挤满了全家的亲友，个个暗暗饮泣。我一看阿挺，已经洗过胃，生命没有危险，但是两目直视，满口胡言乱语，完全变成一个神经人，什么人都认不出，甚至连他自己母亲也不认识。我连叫几声，毫无反应，我想这是痴癫症（即电击性神经分裂症），服药未必有效。我在他的后脑部分，重重用手指力压几下，只见他喔的一声喊起痛来，同时吐了一大阵，神志略为清醒，叫我一声“小阿哥”，但是对他母亲仍是认不清。朱伯母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们是结拜兄弟，这一次要全仗你的大力了。我想尽了种种办法逗引他，他终是胡言乱语，不知讲些什么话。大约到近天亮的时候，阿挺渐渐清醒，大哭一场之后，说：“我受了肖红老四的骗，用去我许多钱，现在她移情别恋，我一定要和她拼个死活，请你替我去评评理，我讨不到肖红老四，我这一条命也不要了。”他的母亲一看到儿子清醒过来，非常快乐，说：“陈先生，你和他是要好弟兄，我家一支单传，希望你好好地劝劝他。”不久，朱斗文也来了，顿足长叹向我说：“所有妓院的房屋，十有其八是我家的产业，现在我的侄子在妓院中吞生鸦片烟，幸亏自杀未成，否则这段新闻闹出去，台就坍得大了。现在他虽已清醒，可是他对肖红老四还是执迷不悟，你们两人差不多年龄，容易劝慰，我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20
世纪30年代，上海福州路上的红灯区
七天之后，阿挺的神经渐渐正常，身体也复原了，出院时拉着我就要到爱多亚路“易庐”肖红老四家去。我对妓院（雅名“书寓”）的情况完全外行。一进妓院，门口的相帮高呼客来。我们上了楼，在房间坐下，几个莺莺燕燕把他包围起来，为他特地布置一间精美的小房间，供阿挺作为养息之所，朱斗文也来了，对老鸨说：“这位陈先生，你们叫他陈大少，一切事由陈大少照料他，所有账款都归我付。”说罢之后，立即离去，我想说一句话也来不及。
我在妓院中，大家都十二分恭维我，口口声声“陈大少”，我听了之后，觉得怪难受的。片刻之间，端出四只银碟装的水果，中间另有一只很大的糖果盘。四碟水果，一碟是暹罗文旦（即泰国柚），连皮都全部剥光，晶莹光洁；一碟是花旗橘子（即金山橙），一碟是青岛牛奶葡萄，一碟是西瓜子。我对四种水果中的花旗橘子，其时还没有尝到过味道，正想动手去拿，旁边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用纤纤玉手已送到我嘴边，我先尝试了一些，结果把全碟花旗橘子都吃光了。
阿挺见到我这般模样，不禁笑了起来说：“小阿哥，你到这里来，也应该尝尝滋味，向例我们追求一个女人是千难万难的，唯有到这里来，男人最威风，女人是百般迁就的，我只恨的是肖红老四，我出全力捧她成为‘花国大总统’，现在她的阔户头多得很，竟然把我一脚踢开，今天我要找她来算账，见到了非把她一刀戳死了不可。”说时两眼凶光突起，就拿起一把水果刀紧紧地握在手中，一房间的姑娘们，人人花容失色。正在这时，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几个姑娘拥出了一个雍容华贵的绝色美人，即是肖红。
阿挺见到肖红，妒火中烧，怒目而视，杀气腾腾。肖红不慌不忙，轻轻松松地对阿挺讲了几句极婉转温柔的话，只见阿挺顿时态度就软了下来，那把水果刀早已不知去向，叹了一口气对肖红说：“我条性命险乎送在你手中。”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像扭股儿糖一般地扭在一起，阿挺一派神经现象，竟随风而逝。
当年妓女坐包车出堂差
肖红本是广东人，但能说一口软而且糯的苏州话，个性温柔，不过肤色稍为黑了一些，可是她一颦一笑，实在有倾国倾城的媚态，当晚就备了一桌菜来替阿挺消气压惊。
那时，肖红堂差忙得不得了，一忽儿就不见了，阿挺又咆哮如雷，我在旁加以规劝。我说：“这个女子，你是不配的！你究竟年轻，她只当你是一个小孩子，世故人情，你比她差上十万八千里。而且你的前程似锦，我劝你要坚坚决决地死了这条心！”阿挺听了我的话，呆了一阵说：“你的话虽有道理，但是我总少不了她。”我说：“以后和她做个朋友也就算了。”阿挺很忠厚，竟垂首默然无言。
我们一边吃一边谈，饮的是六块钱一瓶“斧头”牌三星白兰地，吸的是“茄力克”香烟，这是当时最高的享受。两人饮了三杯酒后，我说：“你不如另找一个对象。”阿挺就叫了一个云兰阁，把自杀殉情的意图完全打消了。
当时妓女出堂差，坐的都是装有干电灯的钢丝包车，唯有肖红是第一个自备汽车出堂差。大约隔了一个半钟头，她回来了，见了这个情况，她也笑起来说：“一个客人不做一个小姐，一个小姐也不做一个客人，你这样才对。”肖红这样说，阿挺也作会心的微笑，当着肖红的面，答应送云兰阁钻戒一只，翠镯一个。肖红很大方地对云兰阁说：“侬快点谢谢朱大少。”一些没有醋意。
第二天阿挺要我请客，我坚持不肯，阿挺说：“书呆子，堂子里的规矩完全不懂，只要你答应请客，主人是不用花钱的。”原来上海妓院的规矩，请一次客要发十张八张帖，由每一位客人付出三块钱“买票”，还要拉两台麻将，每人坐下来，头钱要抽赢家的三分一。做主人的是一个钱不需要花的，主人就难在请客人。还有一点，凡是客人来，坐汽车的要给一块钱轿饭票，坐包车的给四角钱轿饭票，妓院中一席精致船菜，成本只花十二元，所以一夕所得，剩余还是不多。但是豪客，一定要请双台，或双双台，所谓双台，买票、麻将的输赢，也是加倍。双台买票每位六元，双双台买票是每位十二元。
阿挺叫我请客，我说：“我哪里来的客人？”正在这时，朱斗文有电话来说：“今晚由我请客。”阿挺说：“不对的，应该由存仁小阿哥请客。”朱斗文说：“好，我们两人出面，全桌客人由我带来。”他这样一说，我就轻松下来。
华灯初上，客来如云，当时的绅商巨富，早已坐满了两桌麻将，待到筵席一开，每一个客人都叫两三个小姐陪坐，唱戏的唱戏，唱小调的唱小调，大家吃得醉醺醺。这班客人都是豪客，平时要见他们一面都不容易，但是在这种场合，大家亲热得犹如弟兄一般。因此我才知道妓院是生意人最好的交际场合，有许多大生意都在妓院中三言两语讲成的，所以逛窑子、吃花酒，算不得是嫖，好多人一切生意，都到生意浪来谈，这“生意浪”三字，即指妓院。客人如此讲，妓女也是如此讲，口头绝不提“妓院”两字的。
这一场请客，方式很特别，菜肴并非由妓院中代办，是向四家著名菜馆点的特制菜，四只冷盆是由八仙桥湖南菜馆做的，四个热炒是四川菜馆“陶乐春”做的，烤鸭和蜜饯山东枣是由“梁园”做的，白汁排翅和蜜炙火腿，是“鸿运楼”做的。四面送到依次上菜，每一道菜都是精品，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我心里正在奇怪，怎么不见客人买票。我只邀了一位朋友，是望平街上有名的广告大王郑耀南，他也是预备来买票的。还有一位《晶报》主笔余大雄是朱斗文邀来的。朱斗文说：“今天吃的是便饭，由主人请客，不需要买票的。”我对余大雄来参加，暗暗有些诧异，因为其余的客人都是富商巨贾，这班人见到报人都有些怕的，为什么朱斗文又约他来呢？席散之后，朱斗文对本家说：“今天我很高兴，席赏二百元。”本家听到这个数目，开心得跳起来，就拉长了嗓子，高声喊说“朱大少席赏二百元”，一时由内室传至外面，外边也接着喊说“谢谢朱大少”，又接着楼底下也一齐喊起来，一路喊到大门口。这种喊法，是妓院中的规矩，我初次听到，心里真要笑出来。
阿挺挟着云兰阁到另外一个小房间中倾谈，朱斗文拉着我说：“你慢一步走，我有话和你谈。”于是朱斗文横在烟炕上，我也横在他的对面，一时许许多多小先生（即雏妓）爬在朱斗文身旁，像一群猴子缠绕一般，敲背的敲背，捶腿的捶腿，捏脚的捏脚，笑谑之声不绝于耳。朱斗文本是上海的豪富，这时他穿了一身格子纺绸上下装，左手指上戴了一只钻戒，右手指上戴了一个翡翠戒，当时上海阔佬们到妓院中，总是戴钻戒和翡翠戒的。他三筒鸦片一抽，口袋中一只“打簧表”，叮叮当当地响起来，这是早年报时的名表，每到一个钟点，它就会自动报时，我还是初次见到。我说：“这个表让我看一看。”朱斗文就把表除下，表的下面还拖着两个翡翠垂梗。这表的牌子，是“汉密尔敦”，是当时最有名的手表，我看了爱不忍释，朱斗文说：“你既欢喜，我就连翡翠梗一起送给你吧。”我说：“无功不能受禄，断断不敢接受。”
朱斗文摈除一群小先生，轻轻地说：“这一次你把阿挺说服，移情于云兰阁，连神经都正常了，你的功劳真是了不得。因为那天阿挺在群玉坊肖红的干娘房中，猛吞一罐生鸦片，毒发初步，直僵僵由救生车抬出去，整个群玉坊都轰动了。堂子里的人传话最快，都说阿挺已经吞生鸦片烟死了，特别是肖红当选“花国大总统”之后，大家都嫉妒得很，阿挺的妈妈赶到妓院中号啕大哭，开口第一句骂肖红是‘扫帚星’，《晶报》还算顾全我的面子，只写了一段方框小稿，叫作‘扫帚星花国大总统’。这件事差不多上海社会有许多人都知道，有些人还认为我的地产，租给人家经营妓院，这是报应。所以我今天特地约一桌人来吃饭，是含有辟谣作用，我约余大雄来，让他看看阿挺既没有死，而且神经完全正常。所以这个打簧表，是我甘心情愿送你的，你还是受了吧！”
我坚决不肯接受，朱斗文说：“那么你以后无论要做什么事，我一定全力帮忙。”（按：当时上海钻石价值最高，但是旧时钻石叫作老克丁，棱角是没有的，现在香港的都是新克丁，棱角有一百四十四个以上。如今钻石大约涨了一千多倍，而翡翠玉石，大约涨了五千倍。在我写这篇文字之前二月，恰好香港举行珠宝展览会，我看到有一只翡翠的马鞍戒，定价是五十万元，照我看来，还比不上当年朱斗文那个翡翠戒的浓度、光度和重量。）
朱斗文接着说：“你还要陪阿挺一个时期，恐怕他的病还要复发。”我说：“这一点我不敢应允，因为我正在筹备办《康健报》，哪里有空闲再到这里来。”朱斗文说：“你办《康健报》要不要本钱？”我说：“本钱有限，倒是拉广告维持经常开支很困难。”朱斗文说：“我再请一桌花酒，约中西药业中人，包起你的广告也就算了。”我心里想这种事最费唇舌，断断没有如此容易。
隔了三天，朱斗文果然又大请客，约的是黄楚九、袁鹤松、周邦俊、陈楚湘、雷显之等。郑耀南听到这个消息，早由他的商业广告公司预备了八份广告合同，他说：“我也要做些生意，合同签下之后，略取佣金，由我代你把广告稿收集，每月广告费归我来收。这种广告，老板即使签字，底下的人有种种阻碍，你是不会应付的。”我说：“好极。”
筵席一开，客人翩然而来，每一个人叫了二三个妓女，歌声琴声齐作。我心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怎样会把我的事讲得好。不料朱斗文只轻轻松松的三五句话，把我要办《康健报》请大家登一些广告的事就说明了。大家齐声说：“这个没有问题。”朱斗文就拿出合约，他们拿起来看也不看上面的数目，就签了字。
这天黄楚九没有到，因为黄氏新建的“知足庐”落成不久，黄太太定了一个规矩，黄氏和朋友可以召妓到知足庐，但不许黄楚九再进妓院。朱斗文对我说：“黄楚九的一份，由我移樽就教。”又隔了两天，他带了一个福建厨子，到知足庐去借地请客。
知足庐地处爱多亚路，是三层楼，黄氏的家眷住在三楼，二楼是烟炕和打牌之所，底层的大厅是专供宴客用的。朱斗文和我等到了那边，对黄楚九轻轻讲了几句话，黄说：“陈存仁本来是相识的。”再一看每期广告一格，计费四元，全年五十二期，共计二百元，他也不说一句话，就在合同上签了字。郑耀南在旁看得呆了，他为我细细一算，八份合约，一年可收一千六百元。他说：“存仁兄！你的《康健报》出五年也用不完这些钱，这般收获，令人羡然。”
肖红老四在上海已成了名，举止比一般明星还阔。有一天，她在百忙中，拉着我到后房中谈天，起初对我说了一篇好话，接着送我四双绣花拖鞋，我老是不肯受。肖红含笑带嗔操着软糯苏州话说：“你这个人呀！憨是憨得来，别人在我身上用千把洋钿，我不过逢到端午节送他一双绣花鞋。现在么，为了阿挺险些乎害煞我，笑舞台已经排好一出戏，叫作什么‘花国大总统横扫记’，真当我是扫帚星，这一出戏一做之后，我哪能再做人呢？一定要自杀给大家看，你不受我的拖鞋，触足我霉头哉！”我说：“好，我受你就是。”
旧时妓院中人，满口讲的是吉利话，名为“口彩”。肖红把拖鞋排在桌上，向我解释，鞋面绣的是梅、兰、竹、菊，表示四季常春。角上有一个小字，是“羊”字，表示肖红的生肖和标记；鞋头是浅红、深红、紫红、深紫四色，代表肖红的“红”字，这四双鞋祝我将来红到发紫，还爽爽快快地问我将来要不要“红到发紫”？我才只得受下。
我受过了拖鞋礼物，我说：“我也要捧捧你，你有没有着色的照片？由我转送给几个办画报的朋友去做封面。”肖红顿时笑得两眼只剩一条线，说：“我明天打电话约你，一同到大马路宝记照相馆去拍照。”那时五彩照还没有发明，宝记的着色照片是有名的。
次日，肖红竟然坐了一辆开篷的顺风牌汽车，到我处来。幸亏她叫一个穿着白号衣的车夫来叫我，我觉得这事情张扬开来太糟糕，但是突如其来身不由己，一下子就坐上她的汽车。经过四马路望平街一带，大家都认识花国大总统肖红，认识我的人还少。可是终于消息传到我四伯父那里。一天，下午八时，四伯父亲自找到我住处马棚楼上来。那时我还未归家，他很气恼地苦候着。等到深夜十二时，我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四伯父一见到我，两眼含泪说：“阿沅，你真是大变了，这样下去，十年窗下都是白费，眼见你堕落即在目前。”我一点也不解释经过，当面立一个誓说：“明天起再也不到这种地方去了。”
从此以后，阿挺横请竖请我都不去，有事情商量到菜馆中倾谈。后来阿挺赴美国，今成富商，声名显赫，到香港来总是找我。肖红是广东人，亦在香港久居，开口都操广东语，苏州话只当不懂，前事一句都不承认。她已嫁得一个大商人，归宿很好，年龄亦有六十多岁了。
出《康健报》 风行一时
我在仲英师家一年后，公余之暇，每天总有二三个人请我看病，当然都是亲戚和朋友，有些送钱，有些不给钱，这个情形，老师毫不介意，但是别人看了，认为是“饭店门前摆粥档”，怪不好意思。因此我决定向老师说明要自己设立诊所，兼办《康健报》，老师一口应允。我就想到办报以望平街为最适当，诊所以南京路（俗称大马路）为最相宜，于是我就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场所，在望平街南京路转角柏林花纸行和心心照相馆的二楼，经租的是哈同洋行，我拿了王一亭的介绍信去见他们的总管姬觉弥，姬一口应允并且说：“这个二楼房租收你每月五十元，一切小费押租都不收，但是这个房屋的原有承租人，要三个月之后才迁出。”我说：“好。”
作者早年在上海编辑的《康健报》，唐驼题签
于是我积极筹备《康健报》的事，去见丁福保先生，讨论一切，他对出版方面是极有经验的。丁福保听见我有八张常年广告合约，认为是奇迹，他说：“这个报纸，既是周刊，每期一大张，排工每期十二元余，印刷费每千不过四元，每一令白报纸可印一千张，用日本纸市价不过二元四角，用瑞典纸也只需两元五角，所以这份报纸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有一个要点，内容要很丰富而很有趣味，否则，医药常识的报纸，没有多少人要看。有一句名言：‘学无术不行，术无学不久。’所以里面的文字，必须要打破旧例，另创一格才是。”
我说：“我已经预备把医学常识文字用极通俗的笔调写出来，阴阳五行绝对不提，古来艰涩的文句也不用，绝不抄袭旧书，更不抄袭西医文稿，每篇自出机杼，每期十多篇稿子，共计约一万字，开始我准备全部自己写。”
丁福保说：“不对的，你的稿件尽管写，要有十个著名医家帮同撰写，才有号召力，否则是销不出去的。”我说：“你这意见好极了，第一个就要请你老先生捧场，每期一篇。”他一口答应，可是其余九个医家就不容易找了，因为好多老医生只会看病，不会写稿，于是两人就苦苦地想对象。
结果，想到了丁仲英老师、谢利恒老师、恽铁樵先生、俞鸿宾先生、秦伯未先生、陆士谔先生、章次公兄等，再想也就想不出来了。
我灵机一动，想出非医界中人有一位聂云台（总商会会长，曾国藩之外孙），老年退休，常写养生文章，可以请他帮忙。还有一位向恺然（别署平江不肖生），写《留东外史》及《江湖奇侠传》出名的，他会引用验方以小说的笔调来写的。还有姚公鹤老师，生平多病，可以请他写各种疾病的疗养经过；再有一人是吴鉴泉，可以写提倡太极拳强身的稿件。
丁福保说：“够了，够了，这张报纸出来，定然轰动一时，亏你想得出，我生平做事‘箭无虚发’，而你却有很大的冲力，真所谓‘另有一只弓’。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好稿子不容易得到，你应先准备十期稿子，否则，出版之后，还有许多琐屑的事，没有时间再来拉稿子的。”
计议既定，我等不到迁入望平街，就把第一期样报印了出来。仲英师看后连声说好，我就征求老师的意见，可否暂借老师的诊所做发行所，老师说：“尽管你去用就是了。”于是《康健报》就正式出版，当天望平街发出五千份，一销而空。报贩头子蒋顺卿来说：“你这报可以销到一万份以外。”我就叫印刷所连夜添印，第一期实销一万四千份，售价每张铜元二枚（即二十文），批发价为十二文。我一算下来，这些报纸全部销去，即使没有广告，都已有钱赚了。（按：当时报纸销路，《新闻报》日销十五万，《申报》《时报》在伯仲之间，都超过十万。此外《晶报》销七万份，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销六万，我办《康健报》轮到第十位。）
第一期出报后，果然杂务丛集，有好多人来订阅全年，当时我未经过精密计算，以外埠订阅每期收大洋四分，全年连邮费收二元。我初想本埠订户是不会有的，谁知道有钱的人怕每期零买费事，情愿着人来付钱订阅全年，并且说要用牛皮纸袋包寄，认为这种报纸是值得保存的。
从前《新闻报》的广告价格最昂，报头旁的封面长行每行一元四角，我居然以十行地位在《新闻报》登了一张广告，并要求排字房替我排在报头之旁第一条。
从前新闻报馆排字房，是在旧屋底层，还是三合土泥地，里面除了机器之外，样样都是旧东西，广告的编排，由排字房的头目擅自处理，我和他们打了交道，送了十包大英牌香烟给排字房头脑，他就一口答应。
广告登出后，外埠订户信如雪片飞来，于是我又登《申报》广告，当时《新闻报》的广告效力较大，《申报》的广告地区较远，连陕西的平凉、新疆的伊犁都有订户来。
从前邮局对邮件的收费，上海平信是一分，本外埠印刷品是半分，但是对大量报纸，有特别优待，重量以格兰姆计算，大约一磅重的报纸寄费不过五分，这是表示提倡文化之意。这两种寄费的距离，相差得很多，可是要享受这个优待办法，每月至少要有五百磅以上的寄件为起点。
我因为每份报纸寄出去要花半分大洋邮费，实际上与一张报的成本差不多，所以一定要研究一个办法出来，先向邮局申请认为“新闻纸类”，其次是如何能取得论磅寄费大宗邮件的资格。
那时节一切事情我都亲力亲为，先向京沪、沪杭两路各县电话局索取电话簿，抄录电话簿上的商店住宅地址赠送报纸。一天，我正抄得筋疲力尽时，秦伯未和邓钝铁两人来访，拉着我要到“高长兴”去饮酒，高长兴是当时上海一家有名的专门供应绍兴酒的酒铺。考究饮好酒的人，常到那里去浮一大白，这时米价已比从前高了一些，酒是米做的，所以酒价也跟着涨起来，花雕每斤卖到二角九分，酒壶都是锡制的，每壶是半斤。
锡酒壶 秦伯未 作
钝铁催着我，我一味写信封，伯未等得不耐烦，见到桌上笔墨俱全，拉起笔来就画了一个“酒壶”（见图），钝铁说：“快些走，快些走！”我回说：“没有空，我要连抄十几个深宵，才能了事。”钝铁说：“我现在受雇于华安合群保险公司，也是抄写这些东西，受了他们月薪三十五元。办公时间常无公可办，让我把你这些电话簿带到公司里去，明天起只要花三天时间，就可以替你抄好。”我听了他的话，心想这是不可能的，既然他说肯抄，不妨就给他拿去。
次日晚间，邓钝铁来电话说三万多个地址全部抄好。我对他的运笔如飞，实在钦佩之至。后来邓钝铁改名“粪翁”，以书法驰誉海上，每次开展览会，卖出大小书件数百件，收入往往达到八九千元。这是一个怪人，后来坠机丧生的王植波，就是他的学生。
我有了许多地址之后，将报纸上的广告完全删去，全排文字，印成样报，这批样报，竟然招揽到千多份订户。但是电话名册收集有限，我又以大洋四毫买一本邮政章程，细细研究，发觉其中有一种随信附送印刷品的办法，对我的推销一定有效，所以就添印样报数万份，照章纳费，交给他们随信附送，这一来，就取得大宗邮件计费的优待。而寄出的样报，每一百份便有三五个订户，因此订户的纪录直线上升。第一个阶段，订户达到八千份，每份收银元二元，我顿时拥有一万几千元现款，在当时可以算得小康了。
望平街的新诊所，如期可以迁入，我把它装修一新。这座转角上的房子，还有一个圆顶，上面可以扯旗。那时节上海有一个有名的测字先生，叫作“小糊涂”，他女儿是学医的，因此和我很相熟。他为我拣了星期一可以迁居的日子，我哪里能等，在星期日前夜就搬迁各项书籍文件一个人住了进去，挂起牌来，次日开始诊病。
向来我在四马路老师家中，每天总有二三个人来找我看病，门诊收四角四十文，我迁入望平街，门诊收费改为一元二角。在迁移之前，预先约定几个老病家到我新诊所来撑撑场面，不料当天就吃了一个大鸭蛋。到了晚上入睡之时，只听见人说四马路大火烧，交通都截断了，我也无心去探听究竟。次日一早我走到四马路，只见数十条灭火喉，都集中在西中和里，原来是中西药房起火，我老师的诊所已被波及，烧到一片平地。我寻到丁师暂住之处去安慰了他一番，丁师向来大度乐观，面无戚容，说：“你昨天搬出，当天晚上就起火，如果你迟迟不搬出，可能还烧不起来呢。”师生两人笑了一阵。
回来之时，我细细一想，要是听了“小糊涂”的话，这天不搬出，那就要烧掉我贮存的六千元邮票。（按：从前外埠订报多以邮票代银，但是收了邮票，往往一时卖不掉。）还有一件大事，如果烧去了八千个订报户的地址，那就无从稽考，有报无处寄，失尽信用，兹事体便大了。
开业十余天，差不多天天吃鸭蛋，同学们来访问我，都说：“你的门诊收费定得太贵。”我也有些后悔。不料有一个出售“小小豆腐干”而起家的陈万运，开办了三友实业社，职工有五百多人，他来访问我说：“我们全体职工由公司请你做常年医生，月薪订五十元。”我一口应允，因为这样一来，房租就有着落，而且天天有人上门，气氛就不同了。
悬壶应诊 盛宴亲友
以后，每天总有一两个到三五个病人到诊，心里就安定下来。这时我用了一个挂号职员，薪水每月六元，还买了一部钢丝包车，车夫薪金每月八元，从前的钢丝包车黑漆胶轮，走动时钢丝闪闪生光，这是我从小就怀有的向往。第一天叫车夫接我的母亲来，母亲开心得笑起来。她到了我的诊所中，居然有二三个病人等着，她老人家连吃三筒水烟并说：“我家沉寂已久，你竟然在夷场上设这么大的诊所，应该像像样样地请一次开业酒，多年的老亲戚要阖家请来叙一叙，这不但门楣生光，而且日后可能会介绍许多病人来。”我说：“遵命。”
我就开了一张名单，已有四百多亲友，于是我就到二马路（今九江路）太和园订了四十桌酒。四伯父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又开了两席世交的名字，其中有一位是当过国务总理的孙宝琦，还有两位太史公，一位是叶柏皋（尔恺），一位是沈淇泉（卫），都是名翰林，名单上有了这几位前辈，我觉得很是光荣。
四伯父还对我说：“我没有儿子，你是知道的，历年来我心目中最关心的是你，想要你做我的立嗣子，不知你的母亲同意不同意？”我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四伯父接着就说：“到了那天，应该要有两个仪式，第一是正式向仲英老师叩头谢师，补送贽金二百元。第二由我宣布你已经立嗣给我，以后改口呼我作爸爸。”我说：“完全照办。”
当时上海的菜馆，场面都不太大，很少有可以一次开数十席的地方，因此太和园就在厅前大天井中，搭起棚来，张灯结彩，还有执事赞礼的人，同时还请了一班吹鼓手（俗称小堂名），道贺的客人一进门，就吹打起来，气氛十分热闹。当时上海名流陆伯鸿，对我很器重，由他办的普益习艺所送来一班军乐队，宾客齐集之后，由军乐队奏乐，在乐声悠扬中，举行双重仪式。
仲英老师笑到合不拢嘴来，四伯父殷勤招待客人，还由执事高唱定位入席的仪式，丁老师应坐首席，但是他推却得很厉害，坚决要让孙宝琦坐首席，因为他老人家官职最高，董康也帮着拉孙宝琦坐下；还有两位太史公和章太炎师、姚公鹤师等，分坐各席首座，当时上海十大名医，全体都到，共坐满了四十五席。筵席费每桌十二元，连了酒水小账，以及吹打执事车饭茶担等，共花了六百元左右。
我母亲招待许多女客，笑逐颜开，兴致勃勃，认为是我大展宏图的开始，并且偷偷地对我说：“要是你有一个女友，今天订婚，那么更加令我高兴了。”
我对那天的情况，一切都满意，就是有一个初恋成熟的女友，我等了整晚她仍没有来。这位女友是在中西女塾寄宿读书的，每两个星期只回家一次。我曾经征求她的同意，所以特地拣在她休假的日子举行这次宴会，料不到她届时竟然爽约，其中实在有无限的“隐痛”，只是为了她的弟弟有浓厚的“财富观念”，百端挠阻，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