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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时代生活史

第三章 事章太炎以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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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询家世 立雪程门

鬻书生涯 清贫拮据

客居杭城 题诗讲学

苏州讲学 广收弟子

论医识药 不为良相

返璞归真 愿葬青田

民国时期,上海外滩一景

我拜识章太炎先生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那时我才二十岁,初在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常到武进姚公鹤老师家去补习国文。姚老师和章太炎先生友谊很深,三天五天总有书信往返,书信都叫我送去的,因此太炎先生对我很面善。

那时太炎先生住在南阳桥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底一小巷内,因为地处转角,客堂成斜角形,太炎先生的卧室,就在楼梯中间的阁楼上(上海人称亭子间),我每次去,总是直达阁楼,坐等回信。

垂询家世 立雪程门

有一次,太炎先生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答复他:“我叫陈保康,字存仁。”又问我:“籍贯何处?家世如何?”我一一对答。他起初以为我是公鹤先生的一个书童,后来经我说明,日间在丁甘仁老师处助写药方,晚间从姚老师学国文,他甚为激动,自称对中医很有研究,并且也能处方,所以对我大感兴趣,认为我要习国学,何不拜他为师?我听了这话,喜出望外,立刻对他三鞠躬,改称老师。他的太太汤国梨女士也走了出来,章先生要我叫声师母,她见了我非常欢喜,因为有了我在他们左右,可以帮她做许多杂务。

章太炎老师讲的一口杭州话。但他并不是杭州人,而是余杭县仓泉镇人。他说话口齿极不清楚,而且有浓重的鼻音,因为他生过鼻渊,常年流浊涕,所以听他讲话很不容易领悟。我因生在上海,原籍浙江平湖,和杭州很近,所以他讲的话都能听清楚。

我执贽章门之后,他初时没有教过我一次书,不过指点我先读某书,后读某书,也时常提出些问题问我,略为讲一下就算了事。但是有时他会讲一个字,讲上半小时以上还讲不完,除非有客来访,才终止讲释,否则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这样的做法,使我进步很快,所以我天天先到章老师处盘桓三四小时,再到姚老师处逗留一二小时。

在章老师处,临走他必留膳。但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我总是伴着他进晚餐,因为他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师母就近购买,吃时她并不和我们同坐,经久之后,汤师母常教我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其他一切杂物,也都由我购买。

太炎老师实际上经济情况非常穷困。他的嗜好,只是吸香烟而已,自己吸的是“金鼠牌”,飨客则用“大英牌”。此外,欢喜吸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他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师母说太炎先生最怕洗面,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黑痕斑斑。每天来拜访老师的人,不过一两位,因为那时他和时人交恶,所以来往的朋友,远远不及姚老师。不过来访他的人,都有许多食物带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中意的。

太炎老师唯一的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来求字的人极少。幸而有上海著名笺扇庄朵云轩主人,常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总是留下笔润银币五十元。

鬻书生涯 清贫拮据

我到师门第二年,才知道老师已欠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师母写了一封信,叫我拿去见董康(绶经),董氏很有钱,当即写了两张庄票,交我带回。她有了这两张庄票,一张偿付积欠;同时迁居同孚路(今石门路)同福里二十五号,将另一张庄票付租。搬迁之费,完全由朵云轩主人负担。他们家私极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同孚路的新居,较为宽大和爽朗,并特辟一室,专供藏书。但全部书籍没有一个书橱或书架,只是在厢房中间格上一条板桌,凡是实用书,都放在桌上,不常用的,都堆在地下。

在同福里居住不久,章老师竟发了一笔小财。一天,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要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师手撰的,冯氏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氏不过致送笔润墨银二十元。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有无数人都来求章师再写这两件原文,我记得一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四十元,有些送墨银二百元。章师抱定宗旨,效黄夷甫口不言钱,章师母又不便出面,一切都由我应付。章师大约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异常,再也不肯动笔,经师母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师称它为外国金鼠牌,时常吵着要吸,师母不舍得买,这次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他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师见到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化佛的来意,他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化佛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要他用“章太炎”三字落款,不要用“章炳麟”。章师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师竟然乐不可支,又对钱化佛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化佛仍然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这回章师一气呵成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化佛又带了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物,又写了好多张“五族共和”,前后计有一百多张,章师也不问他用处如何。我和化佛极熟,他告诉我:三马路(今汉口路)“一枝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这是北京欢场中人宴客常见的名酒,这酒倒出来时是一杯浑浊的酒,沉淀几分钟,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的酒(其实红色、黄色是一种果子油,蓝色是薄荷酒,白色是高粱,黑色是颜色液体,放在一起,所以会沉淀为五种颜色),当时此酒轰动得不得了。钱化佛念头一转,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屏条,汉文请章师写,满文请一位满族人写,蒙回文请城隍庙一个写可兰经的人写,藏文请一个纸扎铺的人写,成为一个很好的屏条,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元售出,竟然卖出近百条,化佛因此多了一笔钱。

章师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朋友来请写字,向不要钱。笺扇庄来写,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虽得有人来恳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师母出面,索价每件一百元。有时银子收了之后,章师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杜月笙先生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氏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师同狱甚久(章师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自以为与章师颇有交谊,就领命而去。章师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作一篇祠堂记,竟断然拒绝。福生颓然而归,向杜氏说明实情,说他无法办到。杜先生知道我是章氏的学生,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这篇文章。并且说:“要不要开一张一千两的庄票带去?”我说:“这是要弄僵的。”后来我到章师家里去,乘机进言,我说太史公在《史记》上作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作一篇文章。他听了这句话,就问我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件一件讲出来,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章师母也从旁鼓励,我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他们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师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我就把它送到杜宅,章士钊那时边看边赞说:“真是传世之作。”杜先生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金,准备叫我送去。我说:“这是不需要的。”但想起章师母也出了大力从旁鼓励,于是我就接受了这包墨金,交给了师母,这笔钱师母拿来维持了几个月的生活。

章师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十分清淡。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到了上海,先时他曾做过孙传芳参议,而且到孙幕中讲学,时人颇多非议,所以门庭冷落车马稀,深居简出。

章师对金钱看得很淡,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经济全由师母调度。师母常叫我出去张罗钱财,我总唯命是从。但是有一次打了一个包裹,要我到当铺去典质,这次我坚持不肯从命。我说:我母亲有训,“一生不上公堂,一世不到典当”。所以我不肯去,师母为之黯然。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可以再介绍一个学生,就是同学章次公。师母立即答允,从此次公也立雪程门,有许多事,都叫次公去做,从这时起,我就轻松了许多。

民国十八年(1929)中秋,房东又吵上门来收租,据说已欠租好多个月,师母潸然泪下,章师竟毫不介意。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一次他到三马路来青阁去买书,去的时候,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去的,看了半天,一本也没有买,施施然走出书店,踏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而始终说不出自己的寓所所在。车夫拉了半天,知道情况不妙,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师告诉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仍将他拉回来青阁,然后才把事情解决。类似这般的笑话,在章师是常常有的事,不足为奇的。

客居杭城 题诗讲学

某年春间,杭州昭庆寺方丈,带了一筐杭州有名的土产“方柿”送给章师,他一口气吃了六只,要是师母不加阻止,可能整筐会吃完。他这样的吃法,不仅是对方柿,对其他爱好的食物,也是如此。

昭庆寺方丈求了几张字之后,临行说了几句客套话:“老师如果有兴趣,可到寺中来小住几日,吃住全由寺中供给。”章师听了信以为真,一口答应,并说:“我要来住几个月。”方丈还以为他是随口说说,所以也随口说了一句“欢迎欢迎”。

昭庆寺方丈走了之后,他就吵着立刻要上杭州,一则可以顺便还乡扫墓,二则可以踏青访旧,对旅途费用,他从没有想到过。

后来章师寻出一只考篮(旧时读书人应考用的书篮),其中放了两本书和一个水烟筒,一包皮丝烟,天天吵着要启程,而且命我与次公同行。师母迫不得已,筹了二十元,陪同前去,我与次公各带四元,即行就道,当时火车的三等座价,不过一元八毫半,就此四人浩浩荡荡,直到昭庆寺。

昭庆寺的知客僧,本是极势利的,但是因为章师是知名之士,所以他立即安排了两个房间,供我等居住。次晨杭州各报,大事登载,轰动整个杭州,来访的新知旧雨,络绎不绝,人人带了纸张,来求字或是求文。知客僧生财有道,竟然拿出一本缘簿,叫求字求文的人随意乐助,收入大为可观,于是对章师大加敬重,每日供奉的蔬食异常丰富。

有若干人,又写了请帖,邀他赴宴,他难得应允一二人,但他对食物,平日因为牙齿残缺不全,只吃花生酱、乳腐之类,所以对宴席上的菜肴吃不惯,往往不经咀嚼,囫囵吞下去,因此常常不舒服。后来就谢绝酬宴,来访者只得带了许多土产相赠,于是床边床下都堆满食物,章师怡然大乐。一天他主动地要到“楼外楼”去小酌,楼外楼主人一见章师,殷勤招待。我们一共四人,章师只点了三味菜,一味是宋嫂鱼(即西湖醋鱼),一味是东坡肉,还有一味是随园方脯(即蜜饯火腿),这些名目,都是章师根据书上来的。主人见了菜单哑然失笑,说:“这些菜是不够吃的。”后来上菜,除了章师的点菜之外,竟然多了不少味。吃罢之后,章师见到邻桌已铺好纸墨笔砚,章师即一跃起座,就问主人要写什么,主人回答说:“随便什么都可以。”章师竟然写了一首张苍水绝命诗,长得不得了。

民国时期,浙江杭州,西湖十景之三潭印月

正在写字时,蒋介石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登楼,翩然入座。当时座中并无他客,蒋介石很安详地点了三味菜,对着西湖纵览水光山色,双方都不打招呼,蒋介石和夫人等吃得很快。临行时,周象贤低声对蒋介石说,那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介石立刻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师回答说:“很好很好。”蒋介石又问他近况如何,他答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蒋介石说:“我等你一下,送你回府,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师频说:“用不到,用不到。”并且坚持不肯坐车。蒋介石没有办法,就把自用的手杖送给他,作为纪念,章师对这根手杖倒很中意,称谢握手而别。

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介石对故旧极为关怀。

章师在楼外楼所写的张苍水绝命诗,主人初见之下,心中认为大大不吉。写完之后,他拿去给识家展阅,有人指出,张苍水绝命诗字数极多,章先生仅写了起首一段,要他再备许多纸张,邀请章氏每天来写,写成一个长卷,价值甚高。次日楼外楼主人又拿了请帖来,邀请章师前往进膳,说是到了许多新鲜湖虾,希望他每天去吃饭,章师欣然接受。约十天,他把绝命诗全部写完,并且在卷尾加了一节长长的跋语。这件墨宝,传说楼外楼主人以墨银二百元售出,后来又几经易主,十五年后,被陈群以黄金二十两的代价购得。

当章师到杭州的第二日,晨起忽然要穿马褂,并命我与次公,同样要穿马褂。但是我们两人,当时还在少年时代,穿的只是竹布长衫,向来不备马褂。章师无奈,便叫我们两人,带了香烛一副及水果数件,慢慢儿由昭庆寺沿河滨到楼外楼旁边的“曲楼”,原来他去凭吊他的老师俞樾(字曲园)故居。到了曲楼门前,就让我们叫门。应门的是一位老妪,章师就高视阔步而入,那老妪询问来访何人,章师说来拜祭老师。双方因言语隔阂,那老妪方在扫地,竟举起扫帚作逐客状,章师与我们二人,只得退出。章师说,老妪不解事,姑坐在门外,等有人出入时,再说明缘由进入。于是他就在门外土墩上大谈其幼年时,就在此就读,当时门前无马路,这条路是后来填出来的。又指着湖边的“苏堤白堤”,说当时都是一些泥土的小路,六条桥也是后来造的。他说为了拜谒老师,应该立雪,多等几个时辰是没有关系的,无论如何要进去拜祭一下。大约等了两个时辰之后,曲楼门开,有一个中年人走出,章师就诚诚恳恳地向他说明来意。那人自称姓陆,并说:“曲园已数度易主,所以屋内没有一人是姓俞的。”章师乃要求到园里去“耍子”(杭州话游览之意),主人即陪我等入内,庭园中,有枇杷树两棵,章师指说:“这仍是旧时之物。”到大厅中又见一幅横额,写着“春在堂”三字,说:“这也是曲园老人的遗墨。”就命我等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首礼。陆姓在旁看得呆了,章师又说出左边厢房,即是旧时他的读书处,要求拿出纸笔要留几个字,但是主人只有笔墨而无纸,章师即在墙上题了两首诗,黯然而别。

章师在杭州每日行动,报纸都有记载,因此来访者络绎不绝。那时汽车很少,凡是坐汽车的来客,知客僧便加意招待,章师对此并不重视。一天,当地有个沈姓绅士坐了一辆马车带了两个少年来访,知客僧陪着晋谒章师,介绍说:“沈氏是杭州富绅,他的马车在杭州是有名的。”章师大悦,说,明天要借用一天。沈氏当即应允,并说他有两个儿子,国学已粗有根底,求章师收为门生,栽培造就。章师即问沈氏二子,平时所读何书,二子应对极得体,而且能背诵诗书,章师认为可造之才,二人即跪地拜见老师。倏忽间由马车上搬来龙井茶叶、金华火腿及杭缎两匹,同时恭致贽敬一包。章师见了贽敬,认为不可受,师母暗暗着急,命我等两人急速将贽敬收了下来交入室内,师母启视之下,竟是银元二百,不禁展颜而笑。

自此报纸又腾载章师在杭广收门生,因此引起许多人都来投章师门下,贽敬多少不等,以四十元者为最多,一百元者亦不少,在杭收二十余人。师母深感贫困多时,料不到杭州之游,竟有如此收获。

章师此次去杭州,常感胃部不舒,且有气喘,所以只预备讲学三五天。讲学日期定后,即在昭庆寺讲经堂举行,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蒲团。章师到堂之后,命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应该是没有讲坛的。

第一日,讲“经学源流”,对康有为“伪经考”,大肆抨击,听者兴高采烈。第二日,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日,讲“小学大义”,听者都不了了,但学生日多一日,竟达百余人之多。章师讲学三日之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讲学便中止。

讲学之前,沈姓两子驾马车而来,章师命昭庆寺香积厨备豆腐四方,百页结十六只,偕师母和我们几人,登车出艮山门,意欲拜祭他的祖坟。出城后但见市廛林立,与旧时面目全非,章师不知祖坟何在,命我等到各小茶馆访问他的老家人阿炳,问了好多处,有人说,阿炳有时来有时不来,又不知他居在何处,于是章师只得对山祝拜而回。

苏州讲学 广收弟子

章师住在昭庆寺时,每天都有新闻记者来访问,常有人随带摄影师,要求和章老师合影留念。当时无闪光灯,都用镁光拍摄,光线极强,而气息极烈,引起章师咳嗽大作。恰巧有灵隐寺方丈来访,相谈之下,方丈力劝章师移居灵隐寺避嚣,从这时起,章师每晨健步登韬光观海,胸襟为之大宽,且仍有学生执贽从学。忽有上海来人说,他家中失窃。师母说家无长物,不过一些书籍,尽偷无妨。章师却不以为然,急于要回上海,恰有铁路局长任筱珊,在灵隐寺养疴,就送了章师六张头等车票,章师乃决计匆匆返沪,并对各学生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

回到上海之后,见前后门的锁,已被除去,章师为之顿足叹息,拍门数下,即有人来开门,一见之下,竟是他的老家人阿炳。原来阿炳在杭时听到章师坐马车来找他,便搭车来沪。这时师母囊中甚丰,除偿付积欠房租之外,还和我们商量应付学生方式。我与次公建议设立章氏讲学会公开招生,师母笔很健,当即就草拟宣言及章程一份,向各省故旧征求赞助人,并印了一本捐册,募集经费。不料这件事,反应出乎意外。张学良首先捐银三千元,当时孙传芳虽已失意下野,也派人送来两千元。各方捐款五百、一千的很多,总数若干,我们不便过问,约略计之,总在二万元左右,但章师从不问讯,学生来报名有二百多人。

一天,章师旧友李根源(印泉)来访,师母对他说,历年贫困,现在经济稍稍宽裕,该作如何处置。印老说:“养老以苏州为最宜,应该往苏州购屋,作为永居之计。”师母大为合意,章师亦不反对,便托印老在苏州觅屋。不久就在苏州锦帆路废基买到一幢旧宅,宅中花木扶疏,颇富园林之胜。章师不久就移住新居,开办讲学会,学生以沪杭两地最多,苏嘉各地亦不少,此中人才辈出,有许多人后来都在文坛负有盛誉,至今香港有若干大学教授,都是这个讲学会出身的。

论医识药 不为良相

章师移居苏州,我与次公,每星期必赴苏一次,虽然行旅极便,但是毕竟因两地相隔较疏。

老一辈的文人,读书之外,兼览医书,所谓儒门事亲,一定要研究医学,据说俞曲园也能处方治病。章师对医学方面,亦颇勤习。他开的都是仲景古方,可是他的药方,别人拿到了不敢进服。他知道我与次公都在丁甘仁办的中医专门学校就学,他常询问某病某症,应用何种时方,我们便把时方的用药告诉他,他有时认为也有相当意义,而且他有一个留日时代的学生,是西医余云岫,他也常问他西医的理论。又有一个门生,本来是做铃医的,所谓“铃医”,就是背负药箱,手执铃串,行走江湖为人治病的。此人国学根底好,章师颇加重视,他认为铃医的单方,都从经验得来,多少有些价值,他也不耻下问。

章师秉性耿直,尤好讥评显达,但对于后进,却又奖掖备至,对友朋,交谊笃厚。他和腾冲李根源(印泉)先生很知己,后来印老归隐,久慕吴地山水秀丽,文物阜庶,因而僦居苏州。某年印老患上了脑疽症,章师致书其孙,畅论医法,详问病情,推荐医生,又馈赠了好多药物,从二月一日至五月七日,连发手书十三通,情辞殷切,可见章师亦属性情中人。李老脑疽好了之后,裱装书函,成为一卷,视若拱璧。

章师擅长作联语,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曾以一联挽之,左舜生先生评论此联之风调,实为当时挽孙诸联之冠。联曰: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让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联意仅在反对当时之孙段张三角联盟,于中山先生初无贬词,闻治丧处诸委员得此联后未敢悬挂,但已传诵人口矣!

外交界名宿伍廷芳,晚年研究灵魂学,提倡养生术,自谓可望活至一百岁。陈炯明炮打观音山之役,伍奔走折冲,舌敝唇焦,忧急而卒,遗命效欧西火葬法,不欲从世俗之棺葬,事闻于先生,即成一联云:

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

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见者无不作会心之笑,因为章师用了伍子胥和武大郎的通俗典故。他作挽联,时时起念即得,一挥而就援笔写在纸上,付邮寄去,这是我亲眼得见的,并不需要正式写起来,所以一点不费什么事。

章师与恽铁樵很友善。铁老早年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主任,中年治医学甚精湛,著有《伤寒论辑义按》等书,达数十万言,门生弟子遍天下。友人章巨膺辑恽先生遗著,名为《药盦医学丛书》。铁老晚年到苏州去养病,就住在章师家,铁老逝世时,章师有联云:

千金方不是奇书,更从沧溟求启秘。

五石散竟成末疾,尚怜甲乙未编经。

章师和西医往还也很多。某年名西医江逢治患“夹阴伤寒”而卒,先生亲撰挽联志哀,付邮寄去。联云: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这副挽联,微有调笑性质,富于含蓄,但非明眼人不能辨。

章师对中医界贡献亦很多,章氏讲学会就印有专著《猝病新论》一巨册。所谓猝病,就是指急性传染病,王慎轩君又为印专辑一册。民国十八年(1929)章师又助秦伯未、严苍山、王一仁、章次公诸君创办中国医学院,并任院长之名;民国二十年(1931)间又助章次公、陆渊雷、徐衡之三位,创办国医学院,章师亦任院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任苏州中医学校校长。所以追本寻源,章师在中医界训导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我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请章师作序,章师指示搜考方法很周详。某年赴苏州火车拥挤,我赴苏时臂部受了伤,只得用布包裹进谒。章师正临窗挥毫,看见我的情形说:“其三折肱之谓乎?”索纸濡墨,写了“三折肱”三个字送我。这天他逸兴大发,我就陪他到观前街雪怀照相室拍了一张相,因为肆主林雪怀是我的旧友。拍好了后,我同他赴酒家买醉。章师对出入街坊,素所不喜,晚年更不喜欢摄影,这天竟扶杖而行,并同到玄妙观一游,这是很少有的事,章师见到“肝气菩萨”,就大笑。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章师遽赴修文之召,灵前所悬挂的遗像,就是当年雪怀所拍的那一张。生死间事,注有定数,当时在无意中请章师摄影留念,不料这照片竟成为永远的纪念品。

章师鼻部隆然,呼吸感微塞,难得有短时间的通畅,谈话时常作粗浊嗡嗡声,同时鼻孔中的两行清涕,汩汩而出,有时如玉柱长垂,色现微黄,随拭随流。据先生自称是患鼻渊症,并且疑为有脑漏,尝取中药辛夷为末而嗅之,借资疗治。我见了告诉他用碧云散方将芙蓉叶研末,比辛夷末更有效。过了几天,再趋谒章师,他笑说芙蓉叶末,实在比辛夷末舒适而有效。恰巧这时杭州虎跑寺僧人某来索书,章师当场展纸濡墨,挥笔书辛夷芙蓉叶可治鼻渊的话,所撰文句,极饶风趣。有人劝章师割治,他不以为然,恐割治后,仍易复发。章师的鼻渊症,病源起在民国三年(1914)遭受袁世凯幽羁之时,因为被风寒所侵,初患重伤风,不加治疗,日子一久,才迁延成这种疾病的。

返璞归真 愿葬青田

章师疾恶如仇,凡人有不善,他总是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凡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嘿尔顾他,不再作灌夫骂座。曾与人书,有云:“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先生晚年已趋重平实,前后志趣迥然不侔,亦是涵养功力日见深邃之征,有人说汤夫人从旁婉劝,也与有功焉。汤夫人名国梨,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婚后琴瑟敦笃。

章师逝世后,他的家人厝殡灵榇于居室中,不谋入土营葬,盖章师生前托杜志远代谋葬地,书谓:“刘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望,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墓而已。”(原函见《一士类稿》,徐一士著)要营葬于青田,以遂其夙愿。但迁延未决,后来中日风云,日趋紧张,战争既起,大江南北,铁蹄纵横,他的家人都到内地逃避寇患。临行之前,即掘地宅中,为先生窀穸之安。敌伪盘踞时代,我特地到苏州,凭吊章师的墓庐。墓前杂草丛生,陈设萧然,所悬遗影已失所在,只留一老妪守宅。过了数年,遇章师的长公子章导(孟匡)在宴席间,仪表英伟,言辞隽朗,也可说是“哲人有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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