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

惨遭逆境 幼年失怙

迁出旧宅 生活艰辛

先学西医 再学中医

为师服务 渐知物价

初识丁翁 领教理财

生活困顿 卖文助学

否极泰来 进入鸿运

民国时期，上海外滩

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银元”早期在上海，叫作“银饼”，这是咸丰六年（1856）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这些富商都是经营“沙船”生意的。所谓沙船，是十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运盐到上海，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作三合土，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每月发工资时，为免称量碎银引起争执，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义沙船厂）、郁深盛（即郁子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这种银饼，是咸丰五年（1855）所铸，我也见过。

后来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这是用机器铸造的，分量更准确。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都使用这种银元。

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

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因是外洋运来的，文人笔下称为“番饼”，民间称作“洋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块钱称作“番佛一尊”，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

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上面有一条龙，称为“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一种银元，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简称“大头”。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南方称为“毫子”；第二级是“铜元”，俗称“铜板”。这两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称“小洋”。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一元能换铜板多少？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银元一枚，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重量即达七十三两，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钱庄的庄票，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

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一切用银元作为流通品，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钱庄汇集之区，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抢劫是不可能的。况且那时治安良好，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盗劫绝少发生，抢笆斗的事十数年中偶或有之，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

银元放在身边，锵锵有声，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俗语所谓“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

钞票轻而易于携带，不会惹人注目，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来，都用银元，十元以上的则用钞票。钞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种，百元钞票我没有见过。

现在已不容易见到从前的银元，目下香港的一元硬币，轮廓比旧时的银元小上一圈，厚度也薄一些。因为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纯银还要硬。当时银元也有假的，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锵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

还有一种含铜质极少的假银元，只要以两手指夹在银元中心，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就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以及辨别响声。银元越出越多，版样名称有二十多种，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就会吃进“夹铜洋钿”，令人懊丧不已。

银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块木板叫作“银元板”，是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这是银行、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

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是凭两只手，右手只拿一块银元，左手拿成叠银元。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块一块地敲响银元的边，一面敲一面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块钱剔出，于是再敲再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数下去，一百块钱，不到一分钟，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

小商店，出入较少，凡是逢到一块钱交易，伙计们首先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掷，声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声音有一些木木然的，就要请客人换一块，所以辨别银元的真假，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常识。

银元时代的生活，讲起来，真有一番沧桑史。我就依据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往事作为出发点，写成本文，借以反映近六十年来物价的变迁。

在我稚龄时期，一切都不甚了了，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一个铜元。当时一个铜元，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二串。记得小时候，到城隍庙去游玩，一个铜元可以买一块百草梨膏糖，孩子们一面吃，一面听卖糖的人（俗呼小热昏）唱着各种各样的歌词。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元二枚，吃一碗肉面是四个铜元，一块肉又大又厚。汽水称为“荷兰水”，每瓶二个铜元。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余只，已经算是很贵的了。

我六岁前，绝少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块银元。新年中到九姑母处拜年，姑丈号称巨富，开设典当七家，姑母见到我非常高兴，给我一块钱作为“拜年钱”，我拿着银元回来，觉得飘飘然已成为有钱人了。我拿到的那块钱，又由我姑母剪了一个红纸“囍”字，牢牢地贴在上面。我明知这一块钱可以兑到一百多枚铜元使用，但这是我最初得到的财富，无论如何不肯兑换，常常放在袋中，玩弄不已，有时还拿出来炫耀于人，自鸣得意。

我的家庭环境，在幼年时代，是上海县城内的世家。我父亲子晋公合了五房弟兄，在县城大东门大街开设一家陈大亨衣庄、一家陈锦章衣庄，又开了陈荣茂、陈大升两家绸缎局。早年租界尚未十分繁荣，上海的县城，以大东门为第一条马路，最大的商店是裘天宝银楼、祥大布庄、程裕新茶栈等。我们的店铺除陈大升绸缎局开设在大东门外，其余都开在大东门内，当时上海城里的商业大机构大致是如此而已。

我的叔父常常夸耀我们家的财富，他说：“郭半城，朱一角，陈家两头摸。”意思是说姓郭的地产占到半个城，姓朱的占一只角，姓陈的家宅与店铺由城内开到城外，两面可以摸到钱财。那时我们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这个时期，我家已濒临破产边缘，叔父还蒙在鼓里，我那时年纪小更不知道。

我们绸缎局的总店，除了铺面之外，里面还有很大的住宅，占地约二亩半，我就是出生在这里。我有同胞兄弟三人，大哥承淇（小名阿兴），我名承沅（小名阿沅），弟弟其时还没有出世，只有我常常在绸缎铺中玩耍。我和店中一个姓章的学徒最为相得。一天，我口袋里揣着一块钱，抓在手中反复把玩，对他不时卖弄。那学徒看得呆了，因为他没有工资，每月只领月规钱小洋二角，这种月规钱是包括学徒洗浴理发以及购置鞋袜之用。他见了我的一块钱，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他讲：绸缎铺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的薪水不过八元；普通的职员，不过六元、四元，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一元。你拜一个年，就拿到一块钱，真令人艳羡，要好好地保存起来。

我听了他的话，隐隐然流露出一种骄傲的姿态。姓章的学徒有些看不上眼，就反唇相讥地说：“小开！你不要得意，我满师之后，努力做事，也会发达，到时我的钱一定比你多，而且要买一辆包车（即私家两轮人力车），那时节我高高地坐在包车上。你这种小开没有一些用处，可能已做乞丐，只能帮我推车，向我伸手要一个铜板呢！”我听了他的话，气得了不得，但是他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知道一个人没有本领，将来是会成为乞丐的。所以要赚一块钱，也不知道要流几多汗血，所谓“汗血铜钿”即是说当时一块钱的来之不易。这个章姓的学徒，名荣初，果然在三十年后开了两家织布厂，又和刘鸿生合设章华呢绒厂，是国产呢绒第一家，成为上海有数的大实业家。

惨遭逆境 幼年失怙

民国三年（1914），我六岁，南市县城商业日益衰落，裘天宝银楼搬到小东门，我们也跟着在小东门开设了一家很大的绸缎铺，其实这是孤注一掷之计，我家的命运就靠此一着，不料只开了一个短时期，就宣告破产。从前的商业机构最重信用，虽已破产，一切欠债，仍要全数还清，只有倒出，没有倒进，所以在还清欠债之后，每一房的家中，便一无所有了。

从前没有幼稚园，我初时在绪纶公所的学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请的一位塾师是秀才，月薪十二元。继而进大东门育才小学，这家小学开设在王家祠堂中，老师都是知名之士，其中职员有史量才、曹汝霖、黄炎培等（按：现在留在香港的银行家徐大统兄，制衣业巨子朱敬文兄说起来都和我是先后同学）。一天，我从学校中放学回家，见到父亲与母亲都在流泪，说是不久我们就要迁出这个大宅，将来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读书，因为育才小学每学期学费三元，以后负担不起了。我很天真地说：“我还有一块钱，你们拿去用好了。”我的父母听了，破涕为笑说：“我们尽管穷，不会用你这一块钱的。”

民国时期，上海南京路

我家店铺倒闭后，父亲郁郁寡欢，认为来日大难，于是不做老板做伙计，到一家大绸缎铺去当总账房，月薪十元，他觉得环境大非昔比。有一天，他叫着我的小名说：“阿沅，我带你到夷场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乐一下。”（按：上海县城中人称租界为夷场）我就跟着父亲搭电车到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编注，以下同），在石路口一家很简陋的粤式西餐馆进餐，我记得电车到法租界是收费铜元一枚，由法租界进入英租界的电车又是铜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猪排。父亲告诉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钱的，我就吃了很多，觉得涂了牛油滑润异常，极为可口。吃完之后，父亲又带我到一家时髦儿戏馆去看戏，每客收铜元十枚，儿童是不要钱的。那时节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我嚷着要坐马车，父亲说马车是私家设备，出租的马车，要到跑马厅旁马车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费了，于是仍然坐电车回家。

这般的欢乐时光，只过了一天，次日父亲以铜元二枚，购酱猪肉两块，吃了之后，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来势凶险，一日数变，请西医治理，医生一味摇头，病势日益严重，经过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临终时，有气无力地说：“阿兴要出洋，阿沅要做医生。”断断续续地重复说了几次，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期望，其时我父亲只得三十七岁。

我的父亲虽有这样的期望，可是那时我们家中尽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银元，连后事都无法料理，兴哥拿出了他的积蓄五块钱交给母亲，我也把一块压岁钱拿了出来，母亲号啕大哭起来，大家也跟着泪如雨下。

我的一块钱，母亲没有接过去，一边哭，一边将我的手推开。我手中的一块钱，本来上面贴有一个红纸的囍字，受到泪水的浸润，成为血液般的红色。母亲以为我流了血，哭到晕厥过去，我却以为家中又死了一人，痛哭失声。待她醒了之后，她嘱我将银元藏好，免得引起更多伤感。这些情况，以后我每逢发寒热做噩梦时，总是呈现出这一幕悲剧。

接着，我的四伯父匆匆赶到，进门便大哭，哭到嘶不成声。这时我的大姐年仅十六岁，兴哥十岁，我六岁，大妹四岁，幼妹二岁，都在童年，而且母亲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就是后来遗腹而生的士范弟弟。

四伯父看了这般凄凉情景，他安慰我母亲说：“一切身后的事，由我来安排。”这天，大家只是哭，但是我母亲意志坚强，她说：“天下事无不了之局，我也会负起这个重任。”亲友们都暗暗着急，如何料理善后；谁都知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困难大事。

母亲在送四伯父出门时说了几句话，就如何处理的办法，表达了她的意见。

从前南市世家的风气，办丧事都有一个经办各家红白大事的人叫作“账房”，还有一种专管派送讣告或报丧条的人，叫作“执事”。这种职务是对许多世家常年而流动性的服务，往往世袭二代三代地传下来，对各家亲友关系熟识得很。四伯父一出门，立刻去请他们来帮忙，由一个执事星夜分派报丧条，大部分的名单都由四伯父开出，执事对各家的地址了然于胸。四伯父对这个执事暗示：此次丧事经济拮据，非同往日，希望你口头上通知大家要送现钱。

当时上海的习俗，丧事送礼，都是白蜡烛一对，清香两股，锡箔一块，或是长锭两串，代价不过小洋三四角，比较接近的亲友，加送一副白竹布的挽联，代价也不超过二角钱。这次丧仪，亲友因得到暗示，纷纷改送赙仪，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几家豪富的竟送十元，这数目在当时算是很惊人的了。这次收到的钱总数有一百多元，殡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那位临时的账房先生，和我家有数代交谊，他说：“陈家如今虽然情况不好，但是世家的丧仪不能显得太寒酸，可以把已闭歇的绸缎铺中全部陈设搬在一边，由贳器店布置灵堂，要有三道灵门，才够气派。”贳器店也是三代相熟，讲定租赁器材全尽义务，只花工料两块钱就够了。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办理，这一场殡仪，总算做得还很体面。

从前旧家，都是大家庭，逢到红白大事，无论你做得怎样好，必然有人说长道短，妄加批评，特别是一些长辈老太太闲话最多。我母亲因为这次父亲的突然死亡，一定要焚化一份“六斤四两”。

所谓六斤四两，即锡箔总重分量一百两，是代表白银一百两的象征物。当时上海的锡箔都由绍兴运来，用纯锡打成，价值不菲。通常人家焚化锡箔，不过用一刀两刀，每刀重约半两，大约小洋二角，可以折成纸锭一大篓。六斤四两就可以折成数十篓，由亲戚女眷们，日以继夜地帮忙折成。这种焚化锡箔的习俗，意思是使身故的人在九泉之下不至于经济困难，也表示活着的人对死者身后的关怀。

在各亲友帮忙折锡箔时，有位老太太说：“子晋公生前吃惯用惯，六斤四两是省不来的。”也有一位老伯母认为：“现在家境如此困难，可省即省，不应这般浪费，花这么多钱，买这些锡箔有什么用。”众说纷纭，十分刺耳。

我的大姐那时已很懂事，听了闲言闲语，一时气恼，便到后房箱底中取出一串“康熙铜钱”，这种铜钱，既厚且重，每一百个制钱，用红线扎成一条，每十条名为一串，这是我母亲嫁时的“压箱钱”，一向不肯花用。大姐把康熙铜钱给大家看，并说：“这六斤四两锡箔是用我母亲的压箱钱买的，现在还有多余的几串，请大家看看。我母亲不会浪费银钱，花无用之物以表哀思，这是应该的。”一位妯娌又插一句嘴说：“这真所谓穷归穷，家里还有三担铜。”这句俗语，是含有讽刺性的，我的大姐听了就哭起来，母亲不出一声，只是暗暗拭泪而已。

殡仪分三天举行，外面的事情都由叔叔伯伯们照料，“知宾酒席”每席二元，有四大盘六大碗之多，一切都办得很得体。当时南市的民风淳朴，在开吊之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后来上海商界闻人方椒伯之尊翁），他亲自来祭，临行时对我四伯父诚诚恳恳地说：“你们这一次受到经济上的大灾祸，最主要的就是你们有一块地产押给我，我催促着你们来赎，料不到你们始终没有力量来赎，消息一传开来，存户纷纷来提款（按：旧时商店，都接受亲友存款收息的），存户一挤提，店铺周转不灵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晋公的早亡，我不无内疚。”说罢之后，拿出庄票一张，数目达八百四十两。他说：“这笔款子是我历年计算你们利息太厚，现在我就拿这笔钱来作为赙仪，以赎前愆。”四伯父深深作揖，接受了他的厚赙仪，等方老先生走了之后，就把庄票移交给我母亲。

丧事完毕后，我们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坟下葬。安亭距离上海一百里左右，火车可以直达，我家祖坟地区广大，穴位排列五级，能葬五代子孙。有一个祠堂，相当宏伟，堂外有祭田百亩，租与农家耕耘，将租米作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在安亭墓祠时，我的叔叔说：“你们一家七口，应迁入祠堂居住，以维永久，而省开支。”我母亲坚持不允说：“孩子们居住乡间，将来的教育，便不堪想象。”我的叔叔是一个读书人，他说：“安亭是一代宗儒顾亭林的故里，读书是不成问题的。”我母亲认为这种见解太不合时宜，所以在葬仪完毕，就毅然决然地拖了儿女回到上海，集合亲友说：“我决计在上海教养儿女，将姓方的八百多银两分存三家绸缎铺，以十五年为期，取本又收息，十五年中子女们的教育与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亲友们对我母亲的主张都认为有见解，要是我母亲没有这种决心和毅力，那么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了乡下人，我们日后每人的历史也要重写了。

不久，家中又发生一件悲惨的事，就是大姐体素羸弱，突遭家难，一病即倒，与世永诀，下葬安亭，耗银元二十余元。这一事又使我母亲伤心不已。这许多事情，我当时年纪还小，不甚了了，母亲在我长大之后，总是叨叨不绝地讲个不休，令我深印心坎，永远难忘。

迁出旧宅 生活艰辛

父亲丧事完毕后，我们搬离绸缎庄后面的旧宅，但要找一个新居，问题极大。当时各处的房租，小宅一处月租都要十元、八元，到处托人代觅，幸亏有一个老亲戚说：“我在薛家浜有一个巨宅，内有四间大屋，假使你们去住，每月只收租金二元。”我母亲就欣然携带我们入住。

哪知道，这座房屋虽然很雄伟，后面却有一条其臭不堪的河浜，浜的另一面有七八十家猪棚，上海大部分的猪肉都取给于是。我们住在那里，一天到晚，鼻子闻到的都是猪只的臭味，听到的都是猪只的叫声，推开后窗一望，见到的都是刳猪的情景，不但满地是血腥，而且叫声凄厉。还加上苍蝇蚊子，成群结队地向人袭击，有时苍蝇的脚上还带着细小的猪血渍。这般情况，怎样也住不下去，但是我母亲为了节省开支，只有咬紧牙关忍着住下去，也住了三年之久。

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饭。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以一个铜元煮青菜一大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二个铜元购“东洋鱼”一块。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又称萨门鱼，由日本运来，价廉味咸而耐食。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难得吃到一次“炒肉丝”，即使有肉，肉丝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十几条。如此清寒生活，就养成了我后来见到青菜就厌，见到鱼坚决不吃，一心只想吃猪肉。

当时我们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的，三年五年从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长衫，脚上是布鞋布袜，都是我母亲一针一针做成的。

搬到薛家浜之后，因为距离育才小学远，学费贵，所以就改进马家厂浦东小学附属小学继续攻读。从前小学校中，读的课本只有国文、修身、英文、算术、地理、历史六本书，名为“共和国小学教科书”，每册售八分钱，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那时读书，着重国文和算术，这两科成绩在九十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我因为在私塾中读过一个时期，所以国文不成问题；算术考试时，只有四题，只要算得对，总是一百分，所以我每一学期都能跳一次班，只有四个学期，小学就毕业了。

在初进浦东小学时，我和母亲有一个争执，就是不肯穿布袜，布袜土里土气，难看极了，一定要改穿洋袜，洋袜是洋纱织成的，比较好看。母亲勉强地答应了，其实那时节的洋袜不过五个铜元一双，但是穿不到半个月就破了。鞋子是布鞋，布鞋也不过穿半个月。同学之中，只有一个人穿皮鞋，他是校主杨斯盛的孙子，简直令全校同学羡慕不已。那时一双儿童皮鞋，最贵的达一元左右。我在毕业礼的前夕，一定要母亲买一双皮鞋，母亲坚持不肯，我盈盈流泪，想把自己的私蓄一块钱拿去买，但是考虑了几天，还是作罢。诚如俗语所谓：“一块银元像圆台面一样大。”

小学毕业典礼举行前一周，母亲为我在箱底取出“熟罗”牌绸裁做长衫一件，并且向亲戚家借到一双皮鞋。到了毕业典礼那天早晨，先到理发店理发，那时理发一次，只收铜元八枚。理好了发，我回去穿了新长衫和皮鞋，囊中带了一块钱，欣欣然到学校接受证书。同学们见到我周身焕然一新，都对我刮目相看。

到了下午三时典礼完毕，国文老师送了我一张戏票，令我到陆家浜中华职业教育社大礼堂看钱剑秋女士主演的爱美剧《少奶奶的扇子》，这出戏是根据英国文学家王尔德的名著改编的，这是话剧运动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剧。

散戏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散发传单，招收半工半读学生，同时还有人领导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实习工场，有一个炉灶，是专门制造珐琅招牌的，所谓珐琅，即现在的搪瓷。入学的人不但不收学费，每月还可以领到两块钱津贴，我看了很是心动。

那天下午七时，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饭。我穿了那双皮鞋，来来往往都是步行，很不习惯，好像脚上钉了马蹄铁一般。四伯父见到我拿了毕业证书，极为高兴。吃饭时，我表达自己的意思说：“想投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珐琅班，可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四伯父不以为然，说：“我家世代读书和经商，你却要去做工，须知做工的同伴不良，往往染上赌博习气，你千万不可参加，你如果遵从父亲的遗命学医，一切由我负担，但是也要中学毕业之后，才能进入医学院。”四伯父的话我只有遵从。（按：现在香港的搪瓷工业的厂主，多数是由这个珐琅班出身的；有些成了厂主，在非洲开厂，每年有极大盈余。）

我小学毕业后，即考入民立中学，学费每学期十六元，校长是苏颖杰（绰号苏白眼）。学校办理得很好，有学生一千人，每年都有盈余，我真不懂，当时每人十六元的学费如何能支持下去？我写这篇文稿时见到报载，香港的私立学校今年学费是每学期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而且今年还有九十多家学校宣告倒闭，足见从前的十六块钱，价值是很高的。

民立中学的学制是四年，只要成绩好，一样可以“跳班”。我得到国文教师陆澹盦先生（即擅长编剧、力捧“绿牡丹”黄玉麟的人）的帮助，只读了三年即告毕业。

先学西医 再学中医

民立中学毕业后，我决心学医。最初投考小南门内南洋医科大学（即东南医学院前身），这是几位留日学医的人创办的，内中有一位教师是德国留学生，所以这间医校，可称是德日派。因为是私人开办，规模不大，学生也不过二百多人，学费每学期收四十元，和一般学校来比较，这学费已算很贵，我的学费全由我四伯父负担。

在南洋医科大学，我苦读了一年，对医学基础渐有认识。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就请大学中一位教师治疗，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只是要我静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维他命c而已，不料病势越来越严重。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只连服了五天中药，热度竟然退清了。四伯父就对我说：“你学西医，而西医不能治愈你的病，现在中医把你的病医好了，你不如改学中医。还有一个理由，你将来学成西医之后，开业时节，各项设备，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恐怕我都负担不起，你就做不成医生了。”

那时节恰好丁甘仁先生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自任校主，延请谢利恒先生为校长，四伯父代我转托王一亭、朱福田两位世伯写了一封介绍信，投考“中医专门学校”。当时投考学校，这封介绍信就等于保证书一样。经过考试后，我即被录取。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学费，每学期是二十四元，四伯父的负担就减轻了许多，我进了这间学校之后，一心攻读中医旧籍，进步很快。

为师服务 渐知物价

中医旧籍，都是艰深的文言文，常有费解之处，因而又百般设法拜一位国文教师，补习国文。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鹤先生（曾任《申报》主笔，商务印书馆编辑），他在办理一个法政讲习所，我虽然没有意思去学法律，但是介绍人说：“姚老师要请一个誊写钢板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机会跟他做这种工作，那么补习国文的学费可以完全免收。”我听了能免学费，就很高兴地去做这项工作，而且行了一个拜师礼。姚老师对我也很满意。后来我再拜章太炎先生为师，也是从姚公鹤老师方面发展出来的。

我从姚公鹤老师之后，不但国文大有进步，而对社会关系的接触收获更大，因为他的烟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学者相聚倾谈，如孟心史、蒋竹庄、庄俞、董康、胡朴安、陆尔奎、叶楚伧、戴季陶、陈冷血、陈布雷、唐驼等。他们所谈的或是批评时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丰富的处世经验，所有谈话资料，也有极高深的学问，由此我智识顿开，见闻大增，对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觉得这许多学问都是书本上所没有的。

旧时做门生，老师的事什么都要做，除倒痰盂、扫地、整理烟榻、迎送宾客之外，还要帮他购买一切杂物，因此我对物价才渐渐明了起来。

民国时期，上海旧城厢内各类店铺广告

其时的物价，又不同于几年之前了，记得在“老大房”，熏鱼小洋两角可以买到六七块；“邵万生”的熟火腿每一包也是两角，这是最高贵的佐食品。其他如臭豆腐干，铜元一枚可买两块，粽子糖铜元一枚可购五粒，品海香烟每盒铜元三枚，强盗牌香烟每包也是铜元三枚，小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大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半，唯有“茄力克”，每罐售价九角，开罐出售每十支小洋两角。

米价日益高涨，每担达四元两角，大家觉得“米珠薪桂”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

上海人饮酒，以绍兴酒为最普遍，本色每斤一角，花雕每斤一角二分半。饮洋酒的人较少，三星白兰地最昂贵，每瓶要银元四块，只有少数富家和妓院中才备有。

我师姚公鹤是吸鸦片的，当时文人雅士多数有烟霞癖，因为并不犯禁。鸦片烟亦公开发售，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一家批发商是“郑洽记”，零售而规模最大的是石路上的一家“老延龄”，铺面好像银行一般宽阔，门口有阔而且大的红木柜面。我常常奉命到附近一家小的零售铺去买烟，其时每一小罐是小洋两角，鸦片的净重是一钱。又有一种是香港来的“公烟”，有黄铜制成的小盒，每盒也是小洋二角，重量记不清了。只记得姚老师处，夜夜高朋满座，要烧掉好几盒。

我当时已经喜欢买书，可是一走进书店，总要翻上十本书才买一本，普通书薄薄一本只售五分、八分，林琴南的《红礁画桨录》和《茶花女》要卖到大洋四角，我虽欢喜，但觉得价昂，无力购买。

初识丁翁 领教理财

我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的时节，每月由四伯父给我零用钱二元，包括鞋袜及膳费车费。那时一顿午餐，吃得省俭一些是铜元八枚，要是吃得丰富一些，要小洋二角。我所能节省出来的只是车费，每天走来走去，很少搭电车。其实那时的电车费，经过华界、法租界到英租界三段，不过铜元五枚而已。

我常常想到“钱”的重要，一定要想办法利用课余时间赚一些钱。恰好购到丁福保先生所办的《中西医学杂志》，篇末有一则招请抄写和剪贴工作职员的小广告，我就跑去应征。那时丁福保先生声誉卓著，与卫生家伍廷芳齐名。我见他面色红润，一把银白色的胡须，接待时笑容可掬，令人如坐春风。我说明来意之后，他看了我履历上写的国文教师是章太炎、姚公鹤，医学教师是丁甘仁，即刻就录取了我。但是我声明，每天只能在下午四时至六时两个钟头来做工作，初时丁福保先生认为时间太短，后来我对他的工作，贡献了若干意见，他认为尚有可取，于是破格录用，议定月薪银元六枚。就从此时起，我开始自己赚钱，精神上的愉快简直无法形容。辛辛苦苦地做了一个月，终于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丁福保先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临时加我两元，更令我喜出望外。

我对丁福保先生的工作，很感兴趣，对他既有帮助，我自己也有相当进步。他那时正在编辑一部《古钱大辞典》，书的内容是将古今的钱谱，以及藏家的拓本，详注年代和藏者姓名。凡是“著录”的古钱，都列入这部书中，洋洋大观，美不胜收。

我对这部书的工作，有两点贡献，一是代为收集日本的古钱图录，二是古钱的图式，尽量不采用临本，一律要用拓本。由于当时的印刷是石印，用拓本可以保存真相。

我虽然每月只得薪金八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气概为之一壮。内心有说不出的快乐，外表上也觉得飘飘然，因为当时八块钱是有很多东西可买的，我除了添置衣衫鞋袜之外，还陪母亲和弟妹上菜馆去吃了一餐。记得那时的“和菜”，四菜一汤是一块钱。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余五块钱。

第二个月开始，丁福保先生要我助编《说文解字诂林》，这部书他已出版发行，但是他发觉有不少错误，要我把这部书送到章太炎老师处，请他加以评述。章老师原是“小学”专家，他指点要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改编，他开列出许多有关小学的古籍名目，从此我就天天到旧书店搜集资料，埋头工作。丁福保先生处虽有好多位旧学人才，但是搜集资料的能力还不如我，我因此更受丁氏的激赏。

丁福保先生倡导素食，来往的朋友，是另外一批人物，最接近的一位就是李石曾先生。有一天，丁氏坐了自备汽车，着我陪他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去访问一个老友。进门时由一个长须老人亲自开门，只见那老人家容光焕发，丰神飘逸，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经过介绍之后，林森对我非常客气，亲自倒了杯茶给我。我见到客厅中，只有四张藤椅和一张圆形的藤桌，内室只有一张行军床（即帆布床），原来这个屋子是他的嗣子承租的，他只是到上海时作为居停之用，俭朴如此，出人意外。

林森喜欢搜集小摆设和古钱，和丁氏款款深谈，逸兴遄飞。忽然间林森说：“我为了调解国事纠纷，要到福建去走一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被扣留的可能。”丁福保先生说：“何不到此间著名测字名家丁太炎处去测一个字，再定去留。”林森纵声大笑，认为测一个字，虽也不妨，但这时局势有剧变模样，他的行踪惹人瞩目，便说：“可不可以把这位测字先生请来家中一谈。”丁福保说：“不必，自有办法。”说罢，就请林森口占一字，林森就说了一个“福”字，同时丁福保也说了一个“放”字，叫我坐了汽车到新闸路鸿庆里丁太炎处。

一般人认为丁太炎的“太炎”两字，是沾章太炎师的光，其实丁太炎的成名，还在章太炎师之前。清朝光绪末年，他在北京的钦天监做事，慈禧太后病亟时，李莲英到他那里去测一个字，他断然地说：那字是“两龙宾天”之兆。李莲英认为荒唐，消息传了开来，丁太炎被拘入狱。不久，果然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摄政王执政后，才把他释放，丁太炎也就逃到上海以测字为业。

我到了丁太炎的府上，见到他烟容满面，形神消瘦，只是两目炯炯生光，望上去显得很精明。那时客厅中坐了十多个人等待占卜测字，他好像老吏断狱一般，对每一人只说几句话，问卜质疑的人都唯唯而去。

轮到我占卜时，依例要焚香跪拜，默祷之后拈一个字卷。我说：“我已经有两个字带来，只要请先生解释一下。”丁太炎就对我说：“当坛卜字是一元二角，自带字来要收两元。”我说：“照办。”

丁太炎先看了“福”字，问我要占何事。我答：“出门远行。”他见我站在他的右面，他就说：“‘福’字半面是‘示’字，加上‘右’字，是一个‘祜’字，可见洪福齐天而有神明保佑，要是到福州去的话，更是顺利；要是到福建莆田的话，那么‘田’字是‘累’字的头，有些麻烦。”我再问：“有无生命危险？”他说：“没有。”

接着他又看“放”字，他照例问：“所占何事？”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个‘放’字的一点是代表‘一’字，下面是简笔的‘万’字，旁边是一个‘文’字，大约是有一笔钱要想放出去。占这个字的人，是一位有心人，要是他真的想放息的话，放心去做可也。”

我觉得他讲的话，简单明了，不觉心动起来，我说：“我也想占卜测字，能不能只付半费？”丁太炎望了我一眼说：“占卜一字必须照我的润例付钱，不如把你的生辰八字说出来，我替你简单地算一个命。”我就说出：“我的生辰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十四日寅时生。”他一算之下，问我要问何事。我说：“问前程。”他说：“你的前程好极了，将来定是一个千万富翁。”我就笑起来说：“上海富翁能有一百万的人已经不得了，丁先生大约不知道上海的情况，租界上首富是地皮大王程霖生，绰号程麻皮，也谈不上千万富翁。后来程麻皮为了标金五百秤的投机差额，把全部地产契据押在天主堂，他竟然倒下来了。那时黄金十两为一条，七条为一秤，以此来计算程麻皮的家产也不过尔尔。至于上海最大的民营银行，是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最初不过五万元（按：初稿我写十万元，今查书始知资本五万元）。劝工银行、女子银行，创办资本不过二三万元而已。所以你说我将来有千万家私，我不敢相信。”丁太炎似真似假地笑了一阵说：“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你。”说罢，我就告辞了。（按：我当然自忖不会成为千万富翁，但是照敌伪时代后期储备票的情形下来计算一下，倒真有千万元收入，勉强地解说，也可以说是应验的。）

我对相面、算命、测字，并不相信，倒是丁福保先生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对“福”字的解释，林森拈须微笑，点头不已。至于丁福保先生对这个“放”字的解释，口头上不说对与不对，但是观察他的神情，似乎也道中了他的心意。

次日，我正在工作，丁福保先生对我说：“你明天早上，先行沐浴理发，并预备水果四式，专程地送给我，我准备把理财的秘诀传授给你。”我说：“好极了。”

翌晨，我带了水果礼物，到了丁家。丁福保先生叫我进入内室，那间房间的布置，是日本式的榻榻米。两人盘膝对面坐下，茶几上焚了三炷线香，丁先生正襟危坐，款款而谈，说是：

一个人读了一些书，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认为是阿堵物，提到钱就俗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财为何事，一生潦倒，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一个人的生存是脱不了钱的，不善理财一世苦。

理财的方法，从来都是老生常谈，人人都知道，要是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要是能够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人人可以致富。所以我要传授你几个秘诀：

一、择业要向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力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

二、一个人不可以懒，一懒百事休，“勤”要勤到与众不同的勤力，触类旁通，必然会出人头地。钱财一定要追求不息，但是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的。

三、赚到了钱之后，一定要懂得“节”，赚十文，最少要节三文，等到所业有成，那么赚到十文可能只用二三文，把积下来的钱，筹备更大的计划，因为“由钱生钱”更为容易。

四、赚钱不易，管钱更难，只会赚，不会“管”，仍旧不懂得理财的道理。能够理财之后，还要会“用”，会用比会管更难，用得不得当是浪费，用得有意义，才算得是理财家。

这些话讲明之后，他又举出许多当代成功者的故事。我听了大为感动，我说：“我也明白，林琴南翻译的却尔司迪根斯著的《苦海孤雏》里面有一句名言：赚十个先令，用八个，一生一世快乐；赚八个先令要用十个先令，一生一世苦恼。”丁氏颔首称是。

先时，我曾经和一位表兄同游半淞园，门票每张为小洋一角，游船一小时为铜元六枚。两人一面划船，一面吃花生瓜子，在河中豪兴大发，相互“言志”。表兄的终身愿望，只希望能够在洋行中赚到三十元，那时他可以供应一家开支之外，还可以有一辆钢丝包车，连车夫的工资都在内了。

我说我的志愿，希望将来做医生，每月能赚四十元，已经很满足了。要是医生不走运的话，只有进善堂做一个主诊医生，薪水虽不过三十元，也可以维持家庭。

这是两人读书时代的愿望，深深地印在脑海之间，足见胸无大志，可笑非常，不过那时赚钱不易，任何人不敢存什么奢望。

生活困顿 卖文助学

我在读书时能够赚几块钱，真是得来不易，但是生活上又非再多赚几块钱不可，于是我处心积虑地想出一个办法来。当时上海的《申报》，天天有一个副刊，叫作“常识”，刊出后每篇稿酬一元。我就开始投稿，专门写一些验方，连续地寄出稿件二十多篇，但是稿件寄出之后，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可是我并不气馁，只怪自己写得不好，还是继续不断地写。不料在三个月之后，忽然登出一篇“疥疮验方”，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在报上见到。领稿费时，只见稿费单上附注了“着投稿人来与编者沈思孚一谈”几个字，我知道沈思孚就是沈信卿，是一位江苏省教育界前辈。

沈思孚见到我穿了青布长衫，如学生模样，态度极和蔼。他问我的学历之后，便说：“我手臂上有一堆多年的老疥疮，看了你的稿件，就到药店买成药‘一扫光’来擦，只费了两个铜元，把多年的顽病就医好了，所以要见见你。”我就很诚恳地谢他。接着他又问我的境况，我也依实相告，他说：“好，你的稿件尽管不断寄来，我每月登出八篇，以助你求学时的需要。”我称谢而归。

这次领到的一元稿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文字换钱，当天意兴豪发，拉了六七位同学到邑庙“春风得意楼”去吃茶。茶资是铜元八枚，各种小吃，如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又吃掉了铜元二十余枚，在那几位同学看来，简直是一件豪举。

隔了几天，我把会见沈思孚的事告诉姚公鹤老师，姚老师说：“报馆的投稿人，向来是各有地盘，外边的人是不容易投入的，你能打入这个圈子，很不容易。以后你的稿子让我先替你润饰一下，一定还要好。”

否极泰来 进入鸿运

在中医学校肄业的最后一年，就在校主丁甘仁老师处开药方。谢利恒老师特别为我吹嘘，说我的字清秀而迅速，所以别的同学做录方的工作，总要等候三个月以上，只有我一进丁老师的诊所，就为他写药方，写了三个月，丁老师很是满意。一天，有一个病人拿了药方到抛球场京都达仁堂去配药，不料达仁堂的伙计看了我写的药方，说药的分量写得不明白，拒绝配方。病家打电话来质问，丁老师颇有愠色，要我即刻到药铺去察看一下，到底错在哪里。我见老师面孔不好看，也急得什么似的，不知如何得了。

我到了达仁堂，那个伙计指着药方说：“你们上海医生写三钱二钱的‘钱’字，都不像钱字。”我回说：“这是我们南方中医传统的简写法。”他听了我的话，就说：“我们不识，所以不配。”于是我就和那位伙计争执起来，我说：“你们虽是北京的老药铺，现在到上海来做买卖，也应入境随俗，该把上海医生习用的简笔字学习一下。”那伙计竟然倔强得很，把处方一推，岸然不理。于是我就振振有词地骂了他一顿，我说：“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全上海的中医，都不会向你们配药。”那伙计还是说：“我们不在乎几张药方，我们是靠出售药丸的。”

正在争执之际，东主乐笃周带着笑容由里面走出来，很客气地问我尊姓大名，我见他态度温和，气恼就消了许多。才把这件事情说明，乐笃周说：“你来得正好，我想请你把所有简笔的字码，对我们全体伙计解释一下，以免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见他态度很诚恳，于是就把“钱”“两”“钱半”“两半”等简笔字，写了一张示范的清单，乐氏就说：“怪不得我们配方的生意寥寥无几，今后完全要把这些简笔字学习明白。”说完他就送我一份“乐家老铺”四字的拓本，原来这四个字是明朝权相严嵩所写。

我拿到这个拓本，很是高兴，我又把他们的药丸仿单加以评述，我说：“你们这张仿单如果不加修正，在上海是行不通的。”乐笃周很虚心地请我进入内室，问我：“这张仿单由明代沿用到现在，是刻了木板印成的，何以在此地行不通？”我说：“仿单原文语句陈旧不明，而且对病名症名分得不清楚，教人怎样能看得懂？”乐氏恍然若有所悟，打躬作揖送我出门，而且说：“明天要来拜会丁老师表示道歉之意。”

次日，乐笃周果然来见丁老师，随带百元面额庄票一张，并说：“你们的陈师兄光临小店，经他一番指示，茅塞顿开，所以我除了亲来道歉之外，奉上此区区之数，希望老师请一个人来为我们把全部丸散仿单修改一下。”那时病人很多，丁老师匆匆地接过了庄票便对我说：“既然你主张要他们修改仿单，那么就由你去做好了。”在那时的一百元，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我接收了这笔钱，不觉头都有些晕起来。

丁老师把这事交代清楚之后，又在百忙之中，亲自送乐笃周出门，这是很难得的事。我正在奇怪，丁老师说：“乐笃周家私百万，是北京的首富，你以后该对他要多多联络，他们北方人是最讲究礼貌的。”

我把达仁堂的丸散仿单修改补充，又经医界名宿余继鸿老先生润饰之后，工工整整地誊写成册，送给乐笃周。乐氏一边看，一边赞说：“陈师兄，你能不能再帮一个忙？我想请一桌酒，邀请几位上海名医，你可否为我做一番联络工作？”我说：“丁甘仁老师向不应酬，人家发请帖，至多到一到就走，绝不会坐下来吃到席终。不过我有一个办法，这一次我凭空受到你一笔墨金，应该由我来出面，而且要预备上好烟土，那么丁老师自会欣然光临。”乐笃周大喜说：“就由你出面好了，到时我另外备法国名酒和云南小只‘马蹄土’。至于在哪家菜馆，和请哪几位名医作陪，都由你安排。”

那时节上海的北方菜馆“会宾楼”“大雅楼”，一席酒是银元十元。广东菜馆在虹口有“会元楼”，每席是十一元，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有一家“鸿运楼”，全席是八元，但是要用鱼翅的话，就要加四元，因为他们的白汁排翅是驰誉全上海的。

鸿运楼向不讲究装修，恰好这时他们刚油漆一新，老板在内室有一间烟房，专供自己吸烟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设备，所以就订下了鸿运楼。鸿运楼主人知道我要借用他的烟房，初时颇有难色，后来听到我备了“马蹄土”飨客，他也垂涎欲滴地说：“烟房尽管借给你，不过我也想香一筒。”我说：“可以。”

所谓“马蹄土”，形状就像马的足蹄，是印度产的最上品烟土。价格最贵的时期，一两马蹄土相等于白银五两，不是豪富阶级是吃不起的，而且出产不多，物以稀为贵，更抬高了它的身价。

丁甘仁老师听到我要宴客，也很高兴，再听到有马蹄土飨客，更是欢喜，他说：“这个土一定要拿到我这里来熬煮。”姚公鹤老师听到这个消息，也要参与其盛。还有谢利恒老师、恽铁樵先生、徐小圃先生等都在被邀之列。

到了宴客那天，乐笃周盛装而来，见到当时上海的名医，一个个应邀而到，他更高兴，每人送吉林人参一两，当时这种参的售价每两是银元十二元。（按：一九七一年五月香港的市价，吉林参每两为港币一万三千元，而且看来还有直线上升之势。）

这一次在鸿运楼的宴客，是我第一次请客，几位前辈在席散之后，大家鱼贯而入内室，吞云吐雾，谈笑风生，直到深夜。我所费的不过十二元几角，乐笃周的烟土和洋酒所费比我费的还多，但在他觉得收获很大。

这次宴会之后，我自己计算一下，我在银行中的积蓄，已经有了两百元以上。这个数目，在当时已是很可观了。这是我后来实行创业计划的基础。隔不到几年，境况完全改变，都是从这两百块银元开始的。所以我对鸿运楼这次宴会，认为是我否极泰来，进入鸿运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