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ways with the self

人们认为，舍己（self-renunciation）很接近基督教伦理之核心。而且确实如此。当亚里士多德赞美某种自爱，我们或许感到，尽管他小心区分合法的与不合法的 philautia （自爱）， 在此我们还是碰见了某种本质上是次基督教（sub-christian）的东西。然而我们却难于决断，该对圣法兰西斯·德·塞尔斯的“论优待自己” 那章作何感想。这里禁止我们沉溺于憎恨，即便是恨自己；还建议我们，即便自责，也应“平和劝谏”， 更需同情（compassion）而非激情（passion）。本着同一精神，诺里奇的茱莉安则要我们“细心周到心平气和”（loving and peaceble），不只对我们的“慕道友”（even-christians），而且对“我们自己”。 至于新约，则要我“爱人如己”， 要是自我只是恨的对象，这就成了一则可怕诫命。可是，我们的主也说，真正的门徒，必须“恨自己的性命”。

我们万不可这样解释这一表面矛盾，说在某节点以下，自爱正确，越过此节点，自爱就错了。这不是个度的问题。有两种自恨（self-hatred），其早期阶段虽然相似，但一个起头就错，另一个则自始至终都对。雪莱 说自厌（self-contempt）是残酷之根源，后来还有一位诗人说他瞧不起那种“恶人如己”的人，他们指的都是一种极为真实且极为非基督（un-christian）的自恨。这种自恨会使一个人成为魔王，而平常的自私则（至少有那么一会）只使他沦为禽兽。我们这个时代里硬心肠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忙于分辨自己人品（make-up）里的“意识形态印记”或弗洛伊德式动机， 必然不会知道基督教之谦卑。他或许会以所谓“低看”一切灵魂而告终，包括他自己的灵魂。这就表露了其理论之玩世不恭（cynicism）或残酷，或者兼而有之。即便是基督徒，要是他接受了某些类型的完全堕落教义（doctrine of total depravity），也难免此虞。这样去想的逻辑结论，或是受苦崇拜（worship of suffering）——为他人受苦或为自己受苦——我们在大卫·林赛（david lindsay）先生的《大角星之旅》 中看到的那种受苦崇拜，要是我没读歪的话；或是极度空虚，莎士比亚在《理查德三世》结尾所描写的那种极度空虚。理查德挣扎着转向自爱。可是，既然他已经“看透”一切情感，他也就看透了这一情感。于是自爱就成了套套逻辑（tautology）：“爱理查德的是理查德，就是说，我才是我。”

这样说来，看待自我有二途。一方面，自我是上帝之造物，乃爱怜与欢笑之机缘（an occasion of love and rejoicing）；即便可恨之时，也须怜惜，也须救治。另一方面，它是相对于一切他人的一个自我（self），我们称之为“吾”和“我”（i and me ），并以此为据要求非理性的优先权。对这一要求，不仅要加以恨恶，而且要加以消灭；恰如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所说，“绝不容它片刻免于永死。” 对于我就是我的喧嚷， 基督徒必须发动无尽的战争：他爱且肯定自我本身，对自我之罪则否。他必须加以拒斥的自爱，对他而言，正是个样本，教他应如何对待一切自我（feel to all selves）。他还可以指望，当他真正领会了（这在此生实难做到）爱人如己，他或许能够爱己如人：也即以仁爱（charity）爱己，而非以偏爱（partiality）爱己。相反，另一种自恨，就恨自我本身。它一起始，认为唤作“我”的那个特定自我，具有特别价值；后来，在自豪中受伤，发觉这一心爱对象竟如此令人失望；它寻求报复，首先报复那个自我，后来则是一切自我（all selves）。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deeply egoistic），如今成了反转的唯我主义（inverted egoism） 。它的论证，快言快语：“我饶不了自己”——潜台词是“更不必说我不必饶恕他人”——就像塔西佗笔下的那个营帅：“由于他自己受过苦，因此他对别人也就更加残酷。”

错误的苦行主义折磨自我：正确的则杀死自私。我们必须每日在死：但比起一无所爱，自爱就是好事；比起无所怜悯，自怜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