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gers of national repentance

“民族悔改”（national repentance）这一想法，乍一看，与民族自义（national self-righteousness）形成了富于教益的对比。因为英格兰经常被指责为民族自义，且带着民族自义参加（或据说参加过）上次大战，故而基督徒自然而然地转而对民族悔改寄予厚望。尤其是年青基督徒——大四学生及见习牧师——转而支持民族悔改者，不在少数。他们甘愿相信，对当前这场战争，英格兰负有部分罪责；并甘愿承认，英格兰之罪，他们本人也有一份。至于那份罪是什么，我倒发觉不易确定。当前乱象可以追溯到英格兰的许多决定。可是，做出这些决定之时，这些年青人，绝大多数还是孩子，要么尚未持有选票，要么并无聪明使用选票的经验。他们为之悔改的，莫非是子虚乌有之事？

若真如此，那就大可以说，他们的错误颇为无害。人们确有罪过（sins），却往往不知悔改。因而，对某一想象中的罪过（imaginary sin）偶尔心生悔改，就显得十分可欲（desirable）。不过，实际发生（我曾眼看着它发生）在年青的民族悔罪者身上的事情，却比这要复杂。英格兰并非一个天生行动者（a natural agent） ，而是一个市民社会（a civil society）。当我们说英格兰行径时，我们是指，不列颠政府之行径。年青人蒙召为英格兰外交政策而悔改，其实是蒙召为其邻人之举动而悔改；因为，无论外交大臣还是内阁大臣，当然都是邻人。认罪就预设了定罪。因而，民族悔改首要且致命的魅力就是，它鼓励我们，从为自身罪过悔改这件苦涩任务中掉过头来，转向为他人行状哀哭这一惬意任务——当然，首先是痛斥他人之行状。要是年青人明白，这正是他在做的事，无疑，他会记起仁爱律（the law of charity）。可是很不幸，向他鼓吹民族悔改的那些语词，掩盖了其本来面目（true nature）。藉助一种危险的修辞，他称政府为“我们”，而不是“他们”。又因为，作为悔罪者，我们对自身罪过，不许慈悲为怀，更不许网开一面。因而，以“我们”作称谓的政府，就铁定超出仁爱之范围（the sphere of charity），甚至超出公义之范围（the sphere of justice）。关于它，你可以随意指陈。你可以沉湎于诽谤这一大众恶习，肆无忌惮，却还始终感到，你正在修习悔悟（contrition）。这样一群悔罪者会说：“让我们为我们民族的过犯悔改。”他们实际所说的则是：“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与他（内阁里的邻人，甚至基督徒邻人）意见相左，我们就说他的每个念头，都是魔鬼撒旦耸动的恶念。”

这样就从个人悔改，逃进“诱人的境地”（tempting region）：

能让热忱进去，恢复

她的元气，让杂欲有活动的特许，

却也再不闻它们自己的名称。

这一逃逸，任何一个道德懦夫（moral cowardice）都会欢迎。而对年青知识人而言，它有双重吸引力。一个人要是年过四十，力图为英格兰之过犯悔改并爱英格兰之敌人，他想这样，代价很大；因为他养成了某种爱国情操，要压制此情操，需经过一番挣扎。可是，一个二十来岁受过教育的人，并无此等情操需要压制。在艺术领域，在文学领域，在政治领域，从记事之时起，他就是个愤愤不平的少数人；至于对英格兰政治家的一种不信任，对教育程度低的乡下人之仪态、快乐及热情的某种鄙夷，几乎是从母乳中汲取的。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他们必须赦免（forgive）仇敌。不过，“我的仇敌”首先是指，我其实易于仇恨并中伤之人。你若去听年青基督徒知识人谈话，你很快就会发现，谁是他们的真正仇敌。仇敌仿佛有两个——毕林普上校 和“生意人”。我怀疑，后者通常指的就是说话人的老爹。这只是揣测。可以确定的则是，你请他们赦免德国人和俄国人， 请他们睁眼看英国的过犯，你就是在提请他们，放纵他们的主导激情（ruling passion），而不是克制此激情。我并不是说，你提请他们去做的事情，本身并不正确或毫无必要；我们必须赦免一切仇敌，否则必受咒诅。 但是，你的听众需要的绝不是此告诫（exhortation）。应该告诉他们去悔改的群体过犯（communal sins），应是他们自己的年龄和阶层的过犯：对未受教育者的鄙夷，心甘情愿地搁置恶，自以为义地挑动公开的污蔑，违反第五诫。 关于这些过犯，我从未听到他们提起。在我听到之前，我必须认为，他们对民族仇敌的坦诚，是一种太过便宜的德性。要是一个人赦免不了邻家的毕林普上校，他又如何能够赦免没见过面的独裁者（dictators）。

可是，倡导民族悔改，难道不是教会的义务？我想是的。但这一职分（office），恰如别的职分，唯独那些不大情愿履行的人，才能履行得富有成效。我们知道，人可能为了主的缘故，“恨”他的母亲。 某基督徒非难母亲的画面，虽是个悲剧，或许却富有教益；不过其富有教益，只有当我们十分确定，他是个好儿子，而且非难母亲时，虽则属灵热忱战胜了强大的自然亲情，心灵却苦苦挣扎。 当我们有理由怀疑，他 乐于 非难母亲——他自信已经超越自然情感，而实际上，他却仍然伏在其下——这个当儿，儿子非难母亲的场景就只是令人厌恶。主的那些难解的话（hard sayings），只对那些发觉它们难以做到的人，才有益处。莫里亚克的《耶稣的生平》， 有一章令人震惊。当主说起弟兄为敌、儿女与父母为敌时， 除了犹大之外，其他门徒都吓坏了。犹大视为理所当然。他喜欢这话，就像鸭子喜欢水：“犹大问：‘有啥大惊小怪的？’……他爱基督，爱的只是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对人性堕落的神性一瞥。” 因为面对主的悖论（the dominical paradoxes），就有两种心理。上帝保护我们，免受其一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