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这个名称是我和我的几位朋友们杜撰的。严格的说，应该名为“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因贪省便，姑用今名。但我们确信他是研究历史的[1]一种好方法，而且在中国史学界，尤为相宜。我们正在那里陆续试验，成绩很是不坏，所以我愿意把我们所拟的方法介绍诸君，盼望多得些同志共同做去。

我们为什么想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呢？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最要的是看出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的，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类一研究，便可以发见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比方我们看见一两只蝴蝶算得什么呢？一旦到动物学者的手里，成千成万的蝴蝶标本聚拢起来，综合一番，分析一番，便成绝大学问。我们做史学的人，对于史料之搜集整理，也是如此。

统计学的作用，是要“观其大较”，换句话说，是专要看各种事物的平均状况，拉匀了算总账。近来这种技术应用到各方面，种种统计表出来。我们想研究哪件事，只要拿他的专门统计表一看，真相立刻了然。所以《统计年鉴》等类之出版物，真算得绝好的现代社会史。假如古代也有这种东西传下来，我们便根据着他，看出许多历史上“大较”的真相。然后究其所以然之故，岂非快事！这种现成的饭固然没得给我们，但我们用自己的努力，也许有许多方面能弥补这种缺憾来！

用统计方法治史，也许是中国人最初发明。《史记》的“表”，是摹仿那“旁行斜上”的《周谱》。《周谱》这部书今虽失传，想也该是西纪前三四百年人做的。后来历代正史多有表，给我们留下种种好资料和好方法。可惜范围还太窄了，许多我们想知道“大较”的事件，都没有用表的形式排列出来。到清初有位顾栋高先生，著成一部五十卷的《春秋大事表》，把全部《左传》拆碎了，从各方面分析研究，很有统计学的精神。我从小读这部书，实在爱他不过，常常想我几时能有工夫，定要把全部二十四史，照他样子，按着我自己所要研究的目的，分类做一部通表，才算快事哩！我这个心愿怀抱了二十多年，但我很惭愧到今日还没有动手。

我想我们中国的史学家做这件事，便宜极了。因为我们纸片上的史料，是再[2]丰富不过的。一切别史、杂史、文集、笔记之类且不必说，就以一部二十四史而论，真算得文献宝藏。就学校里头学历史的学生看，固然恨他“浩如烟海”，就我们专门做史学的人看，真不能不感谢我们先辈给我们留下这大份遗产。我们只要肯在里头爬梳，什么宝贝都可以发见出来。

以上把这种学问的理论大略说明了，以下要说我们着手的试验及其成绩。

我多年想做一张表，将二十四史里头的人物分类，学者、文学家、政治家、军人、大盗等等，每人看他本传第一句“某某地方人也”，因此研究某个时代多产某种人，某个地方多产某种人。我这计划曾经好几次和我的朋友丁文江先生谈起，他很赞成。后来他说先且不必分类，只要把正史上有传的人的籍贯列下来再说。他自己便干起来了。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功，只是把几个统一的朝代——汉、唐、宋、明做成了，编出一张很有趣的《历史之人物地理分配表》。

他那张表的体例，是将《汉书》、《后汉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中有传的人都列出，调查他们的籍贯，分配现今各省，再拿所有列传总数，按照各省人数，列出百分比例。例如两汉通共六百六十五篇传，河南人二百零九，占百分之三十一零四三。山东人一百十八，占百分之十七零七五。湖南人只有两个，占百分之三厘。福建人只有一个，占百分之一厘五。广东、云南、贵州一个也没有。全表以是为推。我们在这表中可以看出几个原则：

（一）帝都所在地人物往往特多。例如后汉之河南，占百分之三十七而强。唐之陕西，占百分之二十一而强。北宋之河南，占百分之二十三而强。南宋之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二而强。都是居全比例之第一位。但其中有两个例外：前汉的陕西，仅占百分之十，居第四位，不惟远在山东、河南之下，而且还在江苏之下。明的直隶，仅占百分之七，居第五位。

（二）南北升降之迹甚显著。如山东、陕西、直隶、山西，汉、唐时平均比例皆在百分之十以上，多者至二三十以上。宋、明后，皆落至十分以下，平均不过五六分。内中惟河南勉强保持平度，然亦有落下的趋势。反之如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汉、唐时甚微微，以次渐升，至明时皆涨百分之[3]十以上。此种现象，恐由于宋南渡后，南方之人为的开发，与蒙古侵入后，北方之意外的蹂躏。但人民自身猛进与退萎之精神，亦不容轻轻看过。

（三）原则上升降皆以渐，然亦有突进者。例如四川在前汉不及百分之二，后汉忽升至百分之六，其后即上下于此圈内。浙江向来不过百分之二三之间，北宋忽升至百分之八，南宋又升至百分之二十二。江西向来不到百分之一，北宋忽升至百分之五以上，南宋忽升至百分之十三以上。福建情形与江西亦大略相等。我们想这种情形，系由文化之新开辟。从前这些地方，离中央文化圈很远，一经接触之后，再加以若干年之酝酿醇化，便产出一种新化学作用。美国近年之勃兴，就是这种道理。以此推之，还有许多新地方也该如此。这表现仅编到明朝为止，若继续编下去，当又有新资料可以证明这个公例。例如湖南始终没有到过百分之二，倘将《清史》编出来，恐怕要骤涨到百分之十以上。广东向来差不多都是零度，倘将民国十年史编出来，恐怕也要涨百分之十以上。

（四）此外尤有一最显著之现象，则人物分配，日趋平均。前汉山东占百分之三十而弱，河南占百分之二十而弱。后汉河南占百分之三十七而强，山东占百分之十二而强。仅此两省，占汉史人物之半数。其余长江流域各省，没有能到百分之五的。湖南、福建、两广、云贵，都是零度。唐、宋人各省都渐渐有人，均匀许多了。到明时越发均遍，没有一省没有人。除广西、云、贵三省不满一分外，其余各省最高的不过百分之十三四，最低的省分亦有百分之一二，十八省中之九省，皆来往于百分之三与百分之七。平均数目之间，可见我们文化普及的程度一天比一天进步。倘若将《清史》续编下去，只怕各省不平等的现象还要格外减少哩。

诸君想想，像这样粗枝大叶的一张表，我们已经可以从这里头发见四个原则来，而且还能逐个求出他所以然之故，这是何等有趣的事！凡做学问，终要在客观正确的事实上才下判断，这是人人共知的。史学对象的事实，你说单靠几位大英雄的战记、几位大学者的著述吗？这固然可以表现社会的特殊力，却不能表示社会的一般力。我们搜集史料，断不能以此为满足。许多事实，并不必从个人有意的动作看出来，即如这张表所根据的材料，不过每篇的一句——“某处人也”，这样干燥无味的句子，从前读史的人，谁又肯信这里头还有研究价值？殊不知拆开了一句一句，诚丝毫无意味，聚拢起来，一综合，一分析，无限意味都发生出来了。这表所编仅限于两汉、唐、宋、明五代，而且是不管人物如何，有一篇传算一篇，倘若把二十四史全数编出，再将人物分类，恐怕继续发明的原则，还要多哩。青年诸君啊，须知学问的殖民地丰富得很，到处可以容你做哥仑布，只看你有无志气、有无耐性罢了。

我又请说我们别方面的试验。我近来因为研究佛教史，有一回发生起趣味，要调查我们先辈留学印度的事实。我费不少的劳力，考据出二百来个人，内中有姓名可考者一百零五，无姓名可考者八十二。我做了一篇文叫做《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曾经登在《改造杂志》。我在那篇文章里面，做了种种统计：

（一）年代别

西历第三纪后半　二人

第四纪　五人

第五纪　六十一人

第六纪　十四人

第七纪　五十六人

第八纪前半　　十一人

（二）籍贯别（内籍贯可考者仅六十五人）

甘肃十人[4]河南八人　山西七人　两广七人　四川四人　湖北五人　直隶四人　陕西四人　山东四人　新疆四人　辽东四人　湖南三人

（三）行迹别

1　已到印度学成后安返中国者四十二人

2　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无可考者十六人

3　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十四人（？）

4　已到印度随即折回者二人

5　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三十一人

6　留学期中病死者六人

7　学成归国死于道路者五人

8　归国后第二次再留学者六人

9　留而不归者七人

10　归留生死无考者八十人（？）

（四）留学期间别（可考者）

四十年以上一人

三十年以上一人

二十年以上一人

十五年以上八人

十年以上五人

五年以上三十九人

（五）经途别（可考者但有往返异途者）

海道六十八人

西域葱岭路七十七人

于阗罽宾路二人

西藏尼波罗路七人

云南缅甸路二十许人

我根据这些数目字，知道事实上“如此如此”，我便逐件推寻他“为什么如此如此”，于是得了许多条假说或定说。对于那位事情的真相，大概都明了了。我高兴到了不得，好像学期试验得了一回最优等。诸君若要知道详细，请把那篇文章一看。

我研究佛教史，从各方面应用这种统计法，觉得成绩很不坏。我也曾从各家金石目录中，把几千种关于佛教的石刻，如造像经幢之类，调查出土的地方，调查所刻文字的内容，如所造像为释迦像、为弥勒像、为阿弥陀佛像，所刻经为《心经》、为《金刚经》、为《陀罗尼经咒》等等。我因此对于各时代各地方信仰态度之变迁，得着一部分很明了的印象。我又曾将正续《高僧传》及各家经录中凡关于佛教著述的目录，搜寻出一千来种，用他们所解释的经论分类一看下去，便可以知道某时代某宗派兴衰状况何如。这些都是我现时正在进行的工作。我做这种麻烦的工作，很劳苦，但是我很快乐，因为我常常在我的工作中发见意外的光明。我确信我的工作，做一分定有一分成绩，做十分定有十分成绩。

我想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到史学的全部分。我的脑筋欢喜乱动，一会发生一个问题。我对于我所发的问题，都有兴味。只可惜我不能把每日二十四点钟，扩充为四十八点钟，所以不能逐件逐件去过我的瘾。现在请把思做而未能做的题目，随便说几个请教诸君。

（一）我们试做一篇《历代战乱统计表》，把战乱所起的年月、所经过的年月、所起的地方、所波及的地方、为何事起、起于某种性质的人，为敌国相攻，抑人民造反，为自相残杀，抑对外防卫……诸如此类，预定十几个题目，依格填去，也不必泛滥许多书籍，只要把正续《资治通鉴》编完，我信得过可以成一张很好的表。根据这表，研究他为甚么如此，一定可以发明许多道理来。

（二）我们试做一篇《异族同化人物表》。先把各史有传的人姓氏谱系来历稍为蹊跷的一一如长孙、宇文之类，都去研究一下。考定某姓出于某族，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一面将各史传中明记某人本属某族，一一如金日本籍匈奴，王思礼本籍高丽类，一一列出，其族别则分为匈奴、鲜卑、氐、羌、蛮韶、高丽、女真、蒙古、满洲等等，看某种族人数何如、某时代人数何如、某地人数何如。此表若成，则于各外族同化程度及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所含成分如何，大概可以了解。

（三）我们试做一篇《地方统治离合表》。其各地在本族主权者统治之下不计，其北魏、元、清三代虽属外族，而势力统一全国或半国者亦不计。自余各地约以现制各道为区域。每一区域，先记其未隶中国版图之年代，既隶之后，或本地异族据而自立，或外来异族侵据，皆记之，也不必记详细事迹，但记分立侵据之年代及年数。有恁么一张表，我们各地方进化退化之迹，自然有许多发明。

（四）我们试做一篇《历代著述统计表》。把各史的艺文志和各人的本传，凡有著述者，将其书名、部数、卷数列出，再将书的性质分类，将著书人的年代籍贯分类，求出某时代某地方人，关于某类学问的著述有几多部、几多卷，只把数目字列出，便可知道某时代某种学问发达或衰落，某地方文化程度或高或低[5]，或进化，或退化。

（五）我们试做一篇《历代水旱统计表》。我们历代史官，对于这类灾异极为注意。试把各史的本纪和五行志做底本，参以各省府县志，以年代地方为别，做一张表，看隔多少年发一回，何时代多、何时代少，这样一来，上而气候、地质的变化，下而政治的修明或颓废，都可以推测得几分。诸君试思天下最无用的东西，还有过于五行志么？到了我们这些刁钻古怪的史学家手里头，也许有废物利用的日子哩。

像这种大大小小的统计题目，常常在我脑子里头转的，不下几十个，我也无暇细述，姑且举这五个不伦不类的讲讲。诸君举一反三，或者想出来的题目比我还多还好哩！总之凡做学问，不外两层工夫：第一层要知道“如此如此”。第二层要推求“为甚么如此如此”。论智识之增殖，自然以第二层为最可宝贵。但是若把第一层看轻了，怕有很大的危险。倘若他并不是如此，你模模糊糊认定他如此，便瞎猜他为什么如此，这工夫不是枉用的么？枉用还不要紧，最糟是瞎猜的结论，自误误人。所以我们总要先设法知道他“的确如此如此”，知道了过后，我自己能跟着推求他“为什么如此”固然最好，即不能，把事实拢出来，让别人推求也是有益的事。问设什么法子才能知道“的确如此如此”呢？我简单回答一句：“有路便钻。”统计法，便是里头一条路。

我并非说这是研究史学的唯一好方法，但我敢说最少亦是好方法中之一种。因为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共相”和“共业”。而这种“观其大较”的工作，实为“求共”之绝妙法门，所以我们很欢喜他。加以我们现存的史料实在丰富，越发奖励我们工作的兴味。但是这种工作是很麻烦很劳苦的，而且往往失败，我自己就曾经失败过好几回。

我并不劝各位同学向这条路上走，但哪一位对于这种工作有兴味，不妨找一两个题目一试，须知从麻烦劳苦中得一点成功，便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或者还可以说人生目的就在此地！

注解：

[1]　“的”字据文意补。

[2]　“再”字据文意补。

[3]　“之”字据文意补。

[4]　人，原作“八”，今据下文改，然仍与所列总人数不符。

[5]　低，原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