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理及年代

历史者，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吾尝言之矣，曰：“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研究法》一七九）故于地理及年代托始焉。

第一节　地理

中国领土，以地势言之，可略分为六部：第一部，十八行省。第二部，东三省及三特别区域。第三部，新疆。第四部，外蒙古。第五部，青海及川边。第六部，西藏。

此六部者，其文化之开发有先后，其历史之关系有深浅，即在今日，其统治权行使之所及，亦有松密。大概言之，则第一部为中华民族（狭义的）历古之根据地，而其西南一隅，至今犹有苗蛮族未尽同化。第二部，历古为东胡、北胡与我族交争之区，今则在广义的中华民族完全支配之下。第三部，则历古为西羌、北胡乃至中亚、东欧诸族错处代兴，今亦完全在我主权之下，而人种同化犹未尽。第四部，历古为北胡根据地，至今犹为东北胡杂种之一族（蒙古）居之。所谓主权者，羁縻而已。然我族势力之向北地发展者，今方兴未艾。第五部，西羌及北胡居之。统治权之行使，较优于第四、第六两部，而居民中我族势力之微弱，亦仅与第四部相埒耳。第六部，名义上虽为领土，事实上则居民与统治权，皆属西羌族。其各部蜕变状况之分析，别于第二章详之。

地理形势，非本书所宜喋述。今惟抽出其与史迹关系最巨之数特点，略为推论，而当推论之前，有一义应先商榷者，则历史现象受地理之影响，支配果至若何程度者。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人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虽然，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且其所规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近代以科学昌明之结果，其能嬗变地理而减杀其权威者虽不少，然衡以总量，究属微末，且前此影响之镌入民族性中者，益非可以骤变，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今请列举中国地理特点数端，而说明其与史迹之关系。

（1）中国黄河流域，原大而饶，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于产育初民文化为最适，故能于邃古时即组成一独立之文化系。

（2）该流域为世界最大平原之一，千里平衍，无冈峦崎岖起伏，无湾碕离旋折，气候四时寒燠俱备，然规则甚正，无急剧之变化，故能形成一种平原的文化，其人以尊中庸、爱和平为天性。

（3）以地形平衍且规则正，故其人觉得自然界可亲可爱，而不觉其可惊可怖，故其文化绝不含神秘性，与希伯来、埃及异。居其地者，非有相当之劳作，不能生活，不容纯耽悦微眇之理想，故其文化为现世的，与印度异。

（4）天惠比较的丰厚，不必费极大的劳力以求克服天然，但能顺应之即已得安适，故科学思想发达甚缓。又以第2项所言，地形气候皆平正少变化，故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又以爱乐天然、顺应天然之故，故伦理的人生哲学最发达。

（5）此一区域中，别无第二个文化系。而本部（即第一部）地势毗连，不可分割，故随民族势力之发展，文化亦愈益扩大，结成单一性的基础。

（6）以第2项理由，故中庸性质特别发展。惟其好中庸，万事不肯为主我极端的偏执，有弘纳众流之量，故可以容受无数复杂之民族，使之迅速同化。亦惟因周遭之野蛮或未开化的民族太多，我族深感有迅令同化之必要，而中庸性格，实为同化利器，故演化愈深，而此性格亦愈显著。

（7）国境西界葱岭以与中亚及欧洲之文化隔绝，南界喜马拉耶以与印度文化隔绝，缺乏机缘以与他系文化相摩厉、相资长，故其文化为孤立的、单调的、保守的。

（8）以下文第10项之理由，其文化屡受北方蛮民族之蹂躏，我族常须耗其精力以从事于抵抗及恢复，故愈益养成保守性。

（9）东南虽濒海，然其地之岛民，无文化足以裨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凡百闭关皆足自给，故民族从不作海外发展之想，益无以改其单调的、保守的之特性。

（10）西北徼之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诸区，夙为群蛮所产育出没。其人生苦寒土域，习于勇悍，而常觊觎内地之温沃富殖，狡焉思逞。北境既无重洋峻岭以为之限，而我土著之民，爱护其耕稼室庐，以平和为职志，其势易为所蹂躏。故三千年来，北狄之患，几无宁岁，其影响于文化及政治者至大。

（11）文化发源，起自黄河流域，次及长江流域。此两流域平原毗连，殆无复天然境界可以析划，与欧陆形势绝异。我民族既以此地为枢核，则所谓“大一统”主义自然发生。故幅员虽大于欧陆，而欧陆以分立为原则，以统一为例外，吾土正反是。

（12）以第10项之理由，吾民族有集权御侮之必要。此种必要与第11项之理由相结合，遂产生中枢专制的政治。而此中枢时复为外族所劫夺，则其助长专制也益甚。

（13）因下列各理由，致地方自治不能发达。（甲）因地势地味关系，始终以农立国。乡村农民，惟安习于家族的统制。（乙）都市常为政治或军事之中心地，专制干涉力极强。（丙）如第11项所说，无画疆自保之凭藉。（丁）如第10项所说，悍蛮恣暴，地方事业易被摧坏。

（14）地势既不适于诸国分立，又艰于发育自治，其势自然趋于中枢专制。而又以幅员太广之故，统治力不能贯彻，故内乱屡起，或为外族所乘。此种野蛮革命，既成为历史上常态，故文化恒屡进而屡踬。

（15）地势虽不可分裂，然因山脉与河流皆自西而东（专就第一部言），且气有寒温热带之异，故南北常不免自为风气。而当政象有变动时，亦恒以南北对峙为暂局。

（16）西南与东北两边际，以位置窎僻及地形有特别构造，故虽加入我族文化系，而迄未成熟，“远心力”常常发动，故朝鲜、安南屡次编为郡县，屡次自立，至今竟排出中国历史圈外。而辽东、滇南往往蒙其影响，其不自绝于中国，乃间不容发。

（17）第三、四、五、六之四部，地理上各有其特色，而形势上各有其与中国不可离之关系，故吾族常努力吸收之以自卫，所以促其住民同化者亦多术，而此愿望至今犹未能全达，则吾侪及吾子孙所当有事也。

（18）以全势论之，则此一片大地，最不宜于国家主义之发育，故吾族向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常以“修身”为出发点，以“平天下”为究竟义。全部文化皆含此精神，故其历史或不在过去而在将来也。

上所举地理影响于历史者，崖略可睹矣。然此类地理之权威，迄近代既日以锐减。例如海运及国境上之铁路既通，则连山大漠，不足为对外交通之障。国内铁路邮电诸机关渐备，则幅员虽广，不难于统治。周遭诸民族同化略尽，则野蛮的侵掠蹂躏，不复成问题。工商业渐发展，则重心趋于都市，而自治之可能性愈大。诸如此类，今皆以异于古所云。特前此影响之留迹于心理者，则其蜕变，非旦夕间事也。

第二节　年代

史何自起？就广义之史言之，可谓有人类即有史。而据地质学家所推定，人类发生，已在五十万年或二十万年前，即新石器时代迄今，亦已五万年。吾侪既确知新石器时代中国已有人，则亦可谓五万年前，中国已有史。虽然，吾今所治，为狭义之史，以先民活动之迹有正确记录可征者为限。则中国有史时代，盖起于夏禹。若再以严格的年代学绳之，则完全信史起于周之共和元年，即西纪前八百四十一年。

有史以前，谓之神话时代（其实神话时代亦有史迹，历史时代亦有神话，此不过举概划分）。神话时代，其悠远乃数十百倍于有史时代。若著一部《人类活动通考》，则有史时代所占之篇幅，不过其最末数叶而已。神话时代状态之研究，其大部分当以让诸地质学家，非治史者所宜过问。史家有时或以神话时代为副料，不过藉以推见初民心理或因其象征所表示而窥其生活之片影。例如因盘古剖卵而生的神话，推想吾先民最古之宇宙观。因三皇、五帝等神话，推想三才五行说之起源。因燧人、神农等名称，推想火及耕稼之发明影响于当时人心者若何深切。神话之辅助历史，其程度当至是而止。

司马迁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而《尚书》独载尧以来。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此语足表其态度之谨严。虽然，迁之为书，仍托始于《五帝本纪》，未能践其断制也。夫岂必黄帝以前，即《尚书》所载尧、舜事，吾侪亦只能以半神话视之。韩非曰：“孔、墨皆言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可复生，谁与定儒、墨之诚乎？”由是观之，恐《尚书》“曰若稽古”，亦半为后人所追记，未必能悉视为信史也。而迁乃于《尚书》所不载之黄帝、颛顼、帝喾偏有尔许事实，为之铺张扬厉。降及皇甫谧、罗泌之徒，生迁后又数百年、千年，乃自诧为知迁之所不知，举凡迁所吐弃为“不雅驯”之言者而悉宝之，于是古代史益芜秽不可治。近世治史者动辄艳称炎、黄、尧、舜时代之声明文物，此说若真，则夏、商千余年间，不可不认为文化之中绝或停顿。其原由何在？实无说明。而或者更摭拾前说，穿凿考证，例如五帝三王是否同出一宗，彼此相距年代几何等，聚讼之言，殆将充栋，皆所谓“可怜无益费精神”。盖考证惟当于事实范围内行之，事实存在与否尚成问题，则对于事实内容之讨论，太早计矣。吾侪不敢谓黄帝、尧、舜绝无其人，但至多认为有史以前半开化部落之一酋长，其盛德大业，不过后人理想中一幻影。《古本竹书纪年》托始夏禹，当是史官旧文，吾辈遵之，可以寡过矣。

夏以后，固已有近真之史迹，然年代殊难确算。如俗说皆称夏四百年，殷六百年，而《竹书》则云夏年多殷。《书·吕刑》称：“王享国百年。”旧说谓指周穆王在位之岁，《竹书》则云周武王至穆王凡百年。诸如此类，异说滋多。《竹书》虽若较可信凭，惜原本今亦久佚。故司马迁于三代，但作世表而不凿考其年（注一）。纪年则起于《十二诸侯年表》，其第一年为西周之共和元年，下距今民国十一年为二千七百六十三年。此表殆极可信。盖共和后六十六年，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有日食，见于《诗经》（注二）。共和后百二十年，即鲁隐公元年，《春秋》于是托始焉。故我国史，可谓有二千七百六十三年极正确之年代，继续不断以迄今日也。

旧史皆以帝王纪年，盖舍此亦实无良法。然而破碎断续，虽强记者犹不能遍，致使史迹之时间的尺度，恒在朦胧意识之中，不便莫甚焉。故定出一画一的纪年标准，实为治史者急切之要求。近年来讨论此问题者，或议用孔子卒后，或议用帝尧甲寅，然皆不能言之成理。共和元年，既为历史上最初正确之年，则以之托始，在理论上固无可疵议。然既为国人耳目所不习，且与世界史迹比照，亦须多费一重换算。吾以为史之为物，以记述全人类活动为职志，国别史，不过人类通史之一部分，故所用记号，总以人类最大多数已经通行者为最便。基督纪元，在今日，殆可称为世界公历，吾侪不妨径采用之，以史之时间的公尺，无庸有彼我分别之见存矣。

历史时代当作何分画耶？史迹所以记人类之赓续活动相，强分时代，乃如抽刀断水，欲得绝对的精确标准，为事殆不可能。近今史家率将欧史区为古、中、近之三世，此如治天体学者画分若干星躔以资研究方便而已。中国欲仿斯例，颇极困难。依严格的理论，则秦以前为一时代，自秦统一迄民国成立为一时代，两者分野极为严明。然似此区分，则每时代所包含时间太长，几与不区分相等，若欲稍得平均，则易陷削趾适履之敝。故吾以为论次国史，或以不分时代为适宜。必不获已，则姑命秦以前为远古，自秦迄清为近古，民国以后为今代，而远古、近古中复为小区画，庶几不至大戾。今列表如下：

远古近古今代之区别，最为分明。其在政治上，则远古为分治的、贵族的，近古为集治的、独裁的，今代行将为联治的、平民的。其在文化上，则远古为发育的，近古为保守的，今代行将为蜕新的。凡百现象，皆俨若有一鲜明之帜志以示别。更将远近古各期细分之，则其特色可指者如下：

1　远古前期　自大禹以来，“诸夏”的观念（即中国人的观念），已完全成立，故为国史之始。然夏商称王天下，其实仍是部落分立，政治中枢势力甚微，文化亦仆僿，不甚可考见。自周创制封建，诸夏结合密度益增，政治渐渐有重心，文化亦彧彧可观。

2　远古后期　周东迁后，政治重心渐失，各地方分化发展。诸夏以外之民族，亦渐形活动。然藉封建之势，各地皆以诸夏所建国为中心，以吸收同化境内诸异族。而此诸夏之国，复次第合并，由数百而数十，而六七以归于一。故此期实为中华民族混成时代。亦因分化之故，思想言论皆极自由，社会活态呈露，故文化极高度，且极复杂。

3　近古初期　民族既搏捖为一，故秦汉以后，完全成为不可分之界。然版图既廓，统治益艰，故因封建时代经验蜕变之成规，创立中央君主独裁政体。人民亦经长期战争之后，动极思静，务咀嚼前期所产文化以应用之于恬适的生活，故保守性习，从此发生，文化渐入停顿时代。中间境外诸蛮族，屡图侵入，卒距之不得逞，故此期最足为代表吾族真面目。

4　近古中期　两汉之政治组织，及其末年，已发见流弊，且呈露情性，于是有三国之分裂。在前期中，境外及边徼诸异族本已蓄有潜势，但被抑不得发，至是乘虚纷起，遂至有五胡及南北朝之难，历数百年，及唐之兴，乃始告一结局。此期内之政治现象，因外族杂治之结果，法律屡失效力，人民保障益危，中央之组织能力亦渐趋薄弱，故汉唐虽同称盛世，然唐政实不逮汉远甚！文化方面，固有者极形衰落，惟因于与印度开始交通，加入外来之新成分，在史中开一异彩。即民族方面，亦因外族侵入之结果，次第同化，使吾族内容益加扩大，其得失正参半焉。

5　近古后期　唐代号称统一，然中叶以后，蕃将跋扈，吾族统一能力，既日减杀，经五代及宋，人民以厌兵之故，益趋孱弱。而北徼新兴之族，翻极鸱张，辽、元、金相继蹂躏，大河以北，久逸出吾族支配之外。而蒙古入主，与前此五胡情势悬殊，以绝对不受同化之族而据有中国全境，吾族殆无所托命。明代虽云光复，然为膻腥所染，政治组织益紊其轨。文化方面，则印度学术输入既久，完全消化，别构成中印合流之新哲学，亦因政治上活动余地较狭，士大夫之聪明材智专用之于学艺，故文学美术等皆别辟新方向，然而消极颓废的思想，实随处表现。

6　近古末期　前清以异族统一中国，逾二百年，在史上盖无前例。然东胡民族与北族殊，其被同化也甚速，久已渐失其种族的色彩。此期内之政治，虽不能谓为美善，然就组织力言之，则除汉代外，殆无其匹！西北徼诸地，在此期内，悉隶中国版图，历年悍族侵暴之祸殆绝，人民颇得苏息。明中叶以降，欧人航海觅地热骤兴，开华欧交通之端绪，逮清而转变愈剧。于是中国人始渐知有“世界”，不能不营国际的生活。此期文化承前明空疏之反动，刻意复古，由明而宋，而六朝、唐而两汉，而先秦，次第逆溯，精神日趋朴实。及其晚期，则受欧学输入之影响，驯至思想根本动摇。故此期可谓为历史之一大转捩之过渡时代，遂酝酿以成今后之局。（本文未完）

（注一）　《史记·三代世表序》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而不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此最足见良史谨严态度。

（注二）　看《研究法》一四一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