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一岁的时候（早在我与男孩约会或亲吻之前），曾经梦见一名留着棕色卷发的年轻白人走进我房间。

他大步走向我坐的躺椅，拥我入怀，以柔软丰润的吻环抱着我。我把自己交付给他，热烈地回吻。接着，心里起了某些变化。我鼓起全副自制力，坚定地将他推向房门。

“不行，我非嫁给华人不可。”我说。

梦醒之时，我两颊泛红，神智大清。此后，脑际再三萦绕着与那白人亲吻的一幕，那让我抛开一切、获得解放的一刻。与他拥吻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我十一岁的想象世界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自由和喜乐。虽然我并未停驻在梦境的另外一面，而是把那男子推开，却已然感受到那种冲突。

我一向认为爸妈十分新潮，他们的朋友都不是华人，说起英语字正腔圆。可是，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却从他们身上接收到我应该设法嫁给华人的讯息。

每当我欣赏家中一些字画，或是温柔地拭去客厅里几件东方家具上的灰尘时，爸就会说：“等有一天你妈和我都去了，这件东西就给你……如果你嫁给华人的话。”他进一步解释混血和纯正血统的问题，把人说得像狗一样。为了继承张家血统，生出纯正的华裔小孩，我非嫁给华人不可。

每次爸讲到血统和种族纯净的事情，妈就会不自在地咯咯笑，安慰道：“别听你爸的，你爱谁就嫁谁吧！”

不过，妈可从来没说过我们家小孩“不应该”和华人结婚。我相信她期望看到两全其美的结局：我们的结婚对象既是我们所爱之人，又正好是华人。我们，指的是我哥哥和我本人，姐姐自从早年迷上《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中的大明星李·梅杰斯（lee majors）和其他美国演员之后，就把自己排除在非华人不嫁的行列之外了。

“她真是没指望喽。”爸对于姐姐嫁给华人的可能性下了这样的评语。所以，家里两个女孩当中，就剩我能继承张家血统，生下纯正的中国小孩，不让我们的血统和任何非华裔人士相混。

爸妈总是说，“价值观接近”是维系他们婚姻的关键。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真正了解他们说这话的意思。就我所知，爸妈之间的差异颇大。虽然两人都才智双全，但是爸处理问题的方法是慢条斯理、深思熟虑，妈却是速战速决、全凭直觉。爸生起气来好像掀起一阵狂风骤雨，十分钟后就忘了；妈却会生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闷气。爸来自香港和上海这两大都市，妈出身于中国西部多山的省份贵州，那儿以穷苦和落后著称。由于贵州本地不产盐，所以上海人喜欢开玩笑说：“贵州佬非得在桌上吊块盐巴不可，边吃饭边看，咂摸滋味儿。”

纵然有种种差异，他们还是深切分享彼此的价值观，并在教育我们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价值观传递给我们。举例来说，为了教导我们守纪律，了解时间的重要性，以及精益求精带来的好处，爸妈要我们每天练乐器——我和哥哥弹钢琴，姐姐拉小提琴。一星期每练一小时乐器，就可看半个钟头电视。有客人来访时，爸妈就要求我们表演给他们看。

爸有个生活理论，那就是每件事情都会依循往例进行，碰到某些关键时刻才会出现例外，如果没有适当运用这些时刻，或在这些时刻做明智的抉择，那个转捩点就会一去不复返了。这理论可以应用于规划职业生涯，追寻精神生活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应用于择偶。所以，就算我把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和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当作梦中情人（而且暗中喜欢他们的体毛），我始终认为，当那关键时刻来临之际，我还是会做正确选择。我会把不是华人的那个家伙推开说：“不行，我非嫁给华人不可。”

虽然我的确想嫁给华人——目的在于做个乖女孩，尊重父母的愿望——但我在开始约会的时候，并未限制自己只与华人交往。我二十一岁那年深深爱上一位非华裔男子，可是，当我与他断绝关系，并用梦中那几个字宣告“我要嫁给华人，好让我父亲高兴”的时候，连自己都大吃一惊。

虽然从来没有人（包括爸在内）这么要求过我，但我对这种期望的感受太强烈了，以至真的以为如果我做了牺牲，我就会变成更坚强、更幸福、更满足的人。然而，我却觉得自己被撕裂成两半，比过去更不确定自己可以找谁来爱。

我头一次听到我丈夫的名字，是在十三岁那年。爸爸妈妈在我放假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把我叫到客厅，交给我一只小小的银质相片盒。

“这是做什么用的？”我想知道。

他们说，看看他的相片。我打开盒子，瞧见一张年轻人的照片，他的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还戴了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

爸爸想知道我对照片里那个人的看法。

我一言不发地盖上盒子。自从大姐算过命以后，家人一直期待这一刻的来临。我转向爸爸，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没意见。”

根据中国当时的传统，情况就是如此：我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

他叫徐志摩，是四哥帮我发掘他的。四哥在担任浙江都督秘书的时候，有一部分公务是视察当地学校。几个星期以前，他到杭州府中学堂视察的时候，对其中一个学生的作文印象极为深刻。这篇文章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将梁启超的文笔模仿得惟妙惟肖。梁启超是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二哥的朋友兼同僚。四哥后来告诉我，他翻过数百份模拟梁启超文章的学生作品，但此前没有一篇捕捉到他文字间那种优雅的文白夹杂风格。

这位年轻作者的书法也透露出不凡的才气。四哥细看他写的每个字形，留意到字“骨”——也就是笔法的劲道，或是毛笔每写一画、一钩、一折时在纸上所用的力量——显示出他有坚定的目的和方向；“字”气——也就是字的自然神韵，这种神韵只有在一个人受过几年书法训练以后，适时摒弃所学才能达到——表达出他的眼光和操守。

四哥打听了这位文章如此令他难忘的年轻学子的来历，得知他是当地一个有钱好人家的独生子。四哥无须知道更多，当天晚上就寄了封署本名张嘉璈的介绍信给徐家的当家，提议徐志摩与我成亲。信寄出去没多久，徐志摩的父亲就亲自回了封短笺，同意了这门亲事，因为四哥在当地已经博得声望，而且恢复了我们家家境富裕、受人敬重的名声。徐志摩父亲的短笺写得很简单：“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这就是徐志摩和我订婚的由来。

我和徐志摩结完婚，在婆家住了几年以后，有个用人告诉我徐志摩第一次看我照片的情形。他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

所以呀，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可是就算后来他思想变新了，他还是不敢反抗传统。所以，他听从父命与我结婚。

那时候在中国，父母为我们挑什么对象，我们就和什么对象结婚，这是孝顺的另外一种表现，说不定也是最极端的表现：循规蹈矩的年轻男女为了表示完全服从，就依父母的愿望互订终身，直到结婚之日才彼此相见。《礼记》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这种婚姻并不表示夫妻之间没有爱情，他们的爱情是婚后才来的。先对公婆、夫家和配偶尽义务，爱情就会跟着来。

你可能会认为你们两方那种两个人互相挑选的“自由恋爱”传统，才是比较聪明的交友方式，可是我不同意这看法，因为年轻人会失去理智。我认为时下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开始花太长的时间认识对方的一切，一直搞到没办法把对方的优缺点分开，然后又决定不结婚，这就是“自由恋爱”的问题。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嘛！

中国人是这样，父母心里惦记着儿女的最大福祉。比方说，我父母把替我挑选丈夫的责任托付给四哥，我也信任四哥的决定。我想，这个责任平常是落在大哥身上，可是自从珠宝失窃事件以后，他意志极为消沉而求助于鸦片，结果大家不放心他做同辈的主事，所以这件工作才落到四哥头上。四哥替我物色丈夫的方法很普通。我们不必知道徐志摩的身高，或是他家有二十个还是一百个用人，只需要晓得他家的声望、他的受教育程度，还有他的性情。这三件事必须调查。要知道的就是这些。

举个例子讲，你爸爸1961年决定娶你妈妈的时候，我们张家没有半个人认识她。那时候，八弟，也就是你爷爷，住在巴西，也从没见过儿子的结婚对象。他只知道儿子的未婚妻在大学里念生物，并且出身贵州的华姓家庭。这家以改进茅台酒而知名，那正是我们小时候祖母常喝的酒。八弟还晓得儿子未婚妻的父亲在纽约联合国任职。所以，他知道的是她家的名声和她的受教育程度，还必须打电话问我她的性情如何。我是第一个和你妈妈，还有她家人见面的张家成员。有一年夏天，他们离家到香港观光，当时我还住那里，就在太平山顶附近的家里招待他们，仔细观察你妈妈的举止、坐相、倒茶的姿势，还有跟我和她父母应对的方式。她嘴巴很甜，脾气也很温和，我把这心得向八弟报告之后，他很满意。

大家都称我是家庭密探，因为我认识很多人，而且总是尽可能想办法发掘与其家庭有关的事情。我孙女就是通过我和她丈夫认识的，我和他那个风姿绰约的妈妈打过麻将，所以我知道他俩是天造一对、地设一双。你爸妈的婚姻也很稳固。如果你或是你哥哥、姐姐想见什么人或认识什么人的话，就来问我。好姻缘是很难凭自己的力量找到的。

在家人考虑正式为我和徐志摩订婚以前，得先找个相命的人来家里合我们的八字，看看我们是不是相配。我坐在妈妈和相命婆中间，忐忑不安地等着聆听我和徐志摩未来的命运。

相命婆盯着她的相命图。

“我喜欢这家人，”她说，“是非常好的人家。”

她端详着那张相命图，开始给妈妈解说出生年份里的玄机。徐志摩生于1896年，比我大四岁，生肖属猴。唐朝有位皇帝派唐僧到印度取佛经的时候，挑了孙悟空这只猴子同行，好完成这项重大任务。这迷人又逗趣的猴子，是第一个被佛教徒崇奉为神的动物。可是相命婆说，猴子也可能变得狡猾和丑恶。

我的生肖是鼠，象征勤劳与富足。老鼠是专捡烂东西的动物，它们会寻找、获得、囤积丰富的食物。不过，老鼠也可能出现胆小和吝啬的行为。

相命婆深吸一口气，直截了当地向妈妈说明。“我必须告诉你的是，属鼠的和属猴的人在这门亲事里不配。”她宣称，“要是你女儿属狗就好多了，狗是忠实的象征。”

妈妈不安地说：“我这两个最大的女儿，老大要到二十五岁才能结婚，老二又和男方不配。”

我差点儿听不下去她们两人的谈话。我想知道出了什么岔子，但不敢打扰妈妈和相命婆。是我哪里有问题吗？还是徐志摩哪里有毛病？相命婆说我们不配，是什么意思？

妈妈摇摇头，差点失去耐心地看着我说：“我们怎么办哪？你们当中总有一人非赶快嫁掉不可。”

妈妈沉默良久以后，才耸耸肩膀，摆出一副认命的样子说：“我们得做我们该做的事。”结果相命婆把我的生肖从鼠改成狗，生年也从1900年改成1898年，然后宣布这门亲事是天作之合。我家人把这消息送到徐家，略而不提我的生肖被篡改的事。一个星期以后，徐家把象征婚姻坚贞不渝的一对鸳鸯送到我家门口，家人接受了这份礼。这就是正式订婚了。

围绕在我婚姻中的不幸，是我这一生的一大未解之谜。我始终纳闷，那个相命婆在把我的生肖改成狗以前，到底从相命图上看到了什么噩运？她事前就知道我们会离婚吗？而且我从来都没搞懂，为什么相命婆帮大姐算命的时候，妈妈听了她的话，轮到给我算命的时候，妈妈就没听，难道她认为我嫁给一个不适合的对象没关系？徐志摩和我不顾相命婆的不祥预测而结婚，是命运使然吗？

我不敢说人逃脱得了命运。看看我大姐的遭遇吧。谁晓得呢？说不定她的相命图上有个阴魂不散的鬼呢。

妈妈又单独向相命婆请教过一次意见以后，结婚日期就定在一年半以后，也就是1915年11月。根据中国传统，徐志摩和我要到那天才会第一次见面。

徐家希望等到徐志摩中学毕业以后再举行婚礼。我还有一年半才毕业，然后要再等一年，才会拿到小学师资证书。可是徐家和我父母都不把我上学的事放在心上。我父母告诉我马上退学准备婚礼的时候，徐家也没表示任何意见。

“女孩子家读不读书无所谓。”他们说，“女孩子家活着就是为了结婚，你得留在家里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喜欢学校，而且我知道徐志摩很有学问，所以我想把书念到我结婚那天为止。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说服我父母让我再回学校一年。他们答应我回去的主要理由，是让大姐在二十五岁生日以前（还有些年头）有事情可忙；而且除非我也上学，否则大姐不愿意去学校。

在定亲之后、结婚以前，我又回学校上了一整年的课，不幸的是，老师变得懒得管我，要是我答错问题，也不想费心纠正我。我记得，连教学严格、一度把我视为得意门生之一的算学老师，和我说起话来都是一副教我什么都无所谓的调调。他晓得我会很快离开学校。因为学生们总是订婚以后就退学了，我是极少数几个订了婚还返校读书的人之一。我想，许多女孩会被送到我们学校，只是为了让家人可以说他们的女儿读过书、受过教育罢了。事实上，同学里没有一个继续完成学业变成老师的。我们都嫁人去了。

我9月离开学校回到家里，距我结婚的日子还有两个月时间。自从四哥由日本回国以后，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虽然我不认为我有必要这么早结婚，可是因为程序差不多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展开，所以想躲也躲不掉了。

六哥被派去欧洲监督嫁妆的采购。四哥断定，红木或是乌木制的中式家具做我的嫁妆还不够。当时上海最有钱的中国人，也就是那些与通商港埠的外国人打交道而致富的人，家里和办公室都有西式家具。六哥带回来的一些家具，看起来好像直接从专门介绍洋货风尚的杂志上面跑出来的一样，包括一张鼓鼓的沙发，一张带垫脚凳的扶手椅，一座玻璃陈列柜，还有一张带五个大抽屉、尺寸适合高大西方人的橱柜。

我的嫁妆体积大到我没法子带着整批东西到硖石。事实上，里头的家具多到连一列火车都塞不进去，结果六哥不得不从上海用驳船送过去。运送嫁妆是件艰巨的工作。家具一到硖石，还得一件件搬着穿过镇上的大街，目的是炫耀徐家新娘的财产。六哥雇了几名特别的差役负责搬运。他们在箱子里摆满刺绣亚麻织品，在玻璃柜里放满精致瓷器，给餐桌铺上上等亚麻桌布，又摆上双人份的碗、盘、茶杯、汤匙、筷子，甚至还放了一只插着一朵红花的花瓶。然后，他们用最好的红丝绸把精致的餐具绑在桌上，好让搬运工抬着这些依照徐志摩和我将来使用方式布置的嫁妆穿过大街。

硖石从没发生过这种规模的大事，我的嫁妆从驳船搬出来的时候，镇上的人都排列在街道两旁啧啧称奇。六哥一路上跟着家具走。他是第一个踏上硖石的张家人，一到那儿就寄了封信告诉爸爸妈妈，说徐家是“猪群里的一头牛”。意思是，徐家的确有钱，而且受镇民尊敬。我们也大大舒了口气。曾经我们唯一确知的是：徐志摩写了篇好文章。

六哥回南翔以后，我们对我未来的婆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徐家在硖石住了好几代，我未来的公公是个极为成功的企业家，镇上的人都称他“硖石巨子”，因为他好像什么生意都做。他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庄，在上海还有一家小钱庄，又是硖石商会会长。跟我们家不一样，徐家从没碰到过经济上的困窘。

至于我未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六哥目光炯炯地说，他才气纵横，前途无量。

徐志摩从四岁起就开始跟着一位私聘名师学古文，而且很早就表现出在这方面可堪造就。他十一岁进入一所教授西洋学科的新式中学就读，同学都叫他“神童”，他也因优异的学业成绩当上班长。

六哥说，徐志摩的志向和气魄都不同凡响。他十五岁的时候已俨然是个成人学者，用人都毕恭毕敬地喊他“少爷”，也就是他们的“小主人”。他从杭州府中毕业后，他父母希望他到北京读几年大学，再到国外深造，以备将来回国后到政府或他父亲待的金融界谋出路。

当然，我很高兴听到这消息。我以为自己嫁了个和我哥哥一样思想先进却不失传统，拥有一套坚定价值观的男子。我期许他负笈海外，回国以后在政府部门里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

我本来应该跟着和嫁妆规模一样盛大的送亲队伍到硖石，可是六哥认为那样太危险。镇上的人为了看一看、摸一摸嫁妆里的家具和瓷器，互相推来挤去，差点把那些东西给掀了。一向务实的爸爸和四哥决定，我应该舍弃在硖石仪式性的登场，毫不声张地先一步抵达硖石。所以，婚礼前三天，我就登上开往硖石的火车，一副只是离开去度个短假的模样。

我穿上平日穿着的衣服，和一位已婚的堂姐同行，不过还是难掩当新娘子的兴奋之情。我新家所在的硖石，地名的意思是“多石的峡谷”，坐落在浙江省的东山和西山之间。浙江是中国面积最小的一省，也是人口最为稠密、人民最为富庶的省份之一，又是著名的龙井茶之乡。据说，这驰名的山中胜地出产的纯净矿泉水，沸点比常规高出几度，可以将当地种植的龙井茶叶冲泡出最甘美的味道。

我从火车车窗向外凝望，想把这趟旅程烙印在记忆深处。水稻梯田和头戴斗笠的农夫向着在褐色和紫色阴影中起伏的麦田和棉田退去。铁路两旁桑树夹道，从叶隙望去，天空看起来斑斑点点的；树下有灵巧的年轻姑娘将桑叶采下喂蚕。我把头伸出窗外，惊讶地看到豆苗和瓜藤沿着铁轨旁的斜堤生长。11月的空气给人清新干净的感觉，横卧在我面前的乡野景致美不胜收。

一到硖石，我们就看见一大群镇民倚在火车站的大门前。由于婚期非常近了，他们已经开始日夜不休地守候着我。堂姐与我飞奔到离我们最近的一顶普通绿轿子前面，悄悄告诉前头的轿夫我们的目的地——徐家为新娘家人租下的房子。他显然已经从我们说的目的地知道我们是谁了，不管怎样，他没有多说什么，就飞快上路了。

镇民都期待我乘着花轿抵达，这种专给原配夫人坐的轿子，外面罩着红缎，还挂着绣有蝴蝶（代表婚姻幸福）、鸳鸯（代表婚姻坚贞）、蝙蝠（代表福气，因为“蝠”与“福”谐音）等图样的厚帘子。

可是，我把我坐的那顶普通绿轿的小帘子拉到边上的时候，却看到一小群镇民跟在轿夫身边慢跑。

其中有几个人坚持说：“是她！”

其他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可是，这不是红轿子啊！”

“说不定她想骗骗我们。”又有人讲。不管怎样，他们统统从火车站跟着我们。这就是我要搬去住的那种小镇，镇上的人是那群猪，而我夫家是那头牛。

堂姐和我在预留给新娘家人住的房子里过夜，除了徐家用人以外，就只有我们两人。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婚礼举行前两天，我家人也到了硖石。这下子，屋里就非常拥挤了。

依据传统，新娘家人在婚礼前一天晚上要请新郎吃晚饭。我家的人（不包括我）会在席间给新郎最后的首肯。当天爸爸妈妈待在楼上休息，派哥哥们代表他们出席。二哥正在柏林求学，所以由四哥和六哥充当主人出面邀请徐志摩。

时间渐渐拉近，堂姐和我躲在楼梯顶端的扶栏后面，第一次偷窥徐志摩。以前我们只看过他的照片，又听说过假冒新郎身份的事情，所以我想好了最坏的情况。

我跟堂姐讲：“要是他缺只眼睛、缺条腿的话，我就不嫁他，我会逃得远远的。”

徐志摩到达前门的时候，我身子往前一靠，把他和从照片上见到的模样比了一比。他本人看起来比较瘦小，而且有点弱不禁风的味道。

“你觉得怎么样啊？”堂姐悄悄说，“你觉得他长得好看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作英俊，就回答说：“他有两只眼睛两条腿，所以不算太丑。”

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见到徐志摩，因为他消失在饭厅里了。不过，用完饭后，我见到了我哥哥。那顿晚饭显然早早就结束了，因为徐志摩太过紧张，没和他们一道把饭吃完。几个哥哥都说喜欢他，我知道这是肺腑之言。四哥总算和那篇精彩文章的作者碰面了，而且对他的选择好像非常满意又得意。

你结婚那天会穿上白纱礼服，因为白色是西方新娘的代表色。在中国，白色只在吊丧的时候穿，新娘一向穿红色。我在婚礼中穿的是粉红色礼服，红白混合，因为徐志摩说过，他要一个新式的新娘。那件礼服有好多层纱裙，最外面一层粉纱上绣了几条金龙；我还戴了顶头冠。依照礼俗，徐志摩要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在离我一步的地方掀起我那沉重的盖头，而不是等入了洞房以后才私底下揭开。

堂姐把我的头发盘成三个小小的圆髻，排成三朵花的样子，然后仔细地在我脸上扑上白粉和胭脂。她那双冰凉的手碰到我皮肤的时候，我觉得酥酥麻麻的。我从没试过把外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所以就好奇地由着她在我脸上涂抹、钳镊、描画、拉扯。才过了一个钟头，堂姐就宣布我好比“腊雪中的一朵寒梅”。我差点儿认不出镜中的自己，于是我对着镜子张开涂了朱砂的嘴唇，又抬起描画得弧度完美的眉毛。

“不行，不行。”堂姐纠正我说，“你一定要表现得含蓄庄重。”她指点我收敛目光，在整个婚礼进行期间不要直视任何人，也不要露出笑容。

妈妈和堂姐整理好我结婚礼服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我头上那顶华丽的头冠以后，就领着我下楼。家里其他人都在外头等候，爸爸和兄弟姐妹也都穿着丝质礼服。在我踏进准备把我载到结婚礼堂的花轿前一刻，妈妈把我的盖头放了下来。我眼前一片漆黑。在那顶头冠重压之下，我差点失去平衡，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嘘，”妈妈轻声细语道，“今天走路要抬头挺胸，有人会一直在这儿领着你。”我感到有几只强壮的胳臂紧抓着我，帮我跨入轿子。一支小小的乐队在我背后某处吹吹打打。我还听见一些女亲戚依照礼俗，突然假哭了起来。当我举步登入轿子的时候，被鞭炮声吓了一跳。在位子上坐定以后，我努力不让自己发抖。

因为有盖头遮着，我这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估摸着我家这边队伍的步子走向礼堂。走在最前头的是四个举旗人——两个举张家旗子，两个举徐家旗子。我的轿子尾随其后，哥哥跟在轿子旁边走，然后是载着张家女眷的绿轿子。最后是头顶红伞的乐师，他们后面就是徐志摩的队伍了。

队伍到了礼堂，轿子就停下来。我的头冠太重了，所以要由兄弟们搀扶才能平稳地跨出轿子。他们又领着我走进礼堂。听见里头人声鼎沸，我几乎要临阵脱逃。我晓得我家请了三百多个客人。

这时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盖头里的黑暗，也认得出一些影子和动作了。一位护送者领着我缓缓经过一排排客人，走到礼堂前面。那儿摆了张矮桌子，桌子上方有一团亮光。我笨手笨脚地跪在桌前，旁边有人紧张地清着喉咙。在头冠压顶的情况下，我虽然没办法毫不费力地转头，可是我知道那声音来自跪在我身旁的徐志摩。

我在婚礼前一天晚上偷窥过他，可是他只从媒婆给他的照片上看过我。当他在典礼最后把手伸到我盖头边的时候，我怀着既害怕又期待的心情发起抖来。那沉重的盖头完全把我的样子给遮住了，就算我原先打算不听堂姐的话要直视他，这时候暴露在他眼前的我却无法迎接他的目光。虽然我想表现得像个新式女子，可是我办不到，只是瞪着他那又长又尖的下巴。我本来希望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会对我一笑，可是他的眼神始终很严肃。

在西方婚礼中，新郎新娘是最有面子的人，他们在一个地方或站或坐，由来宾趋前向他们致敬。中国婚礼的情况恰恰相反，来宾才是接受致敬的人，新郎新娘必须向他们磕头。磕头的全部过程是这样：磕头者先双膝跪地，然后把两臂搁在前面，头着地面之后再起身。

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徐志摩和我站在两张红色太师椅前，向每对坐在椅子上的来宾磕头，有人会从一长串名单上念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要磕头的对象太多了，我们没办法完全自己来；其实我们身后各有一人帮忙推我们下跪，再拉我们起立。推下去，拉起来；一遍又一遍持续了好几个钟头，我都认不出谁是谁了。婚礼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我两条腿痛得差点儿没法子走路。

1911年，中国从君主专制变成共和政体，可是中央政府羸弱不堪，全国土地受到各地军阀的控制。1915年，也就是我们结婚那年，军阀之间起冲突是家常便饭。就在我们结婚当天，硖石乡间打了一场小仗，所有开往上海的火车都被取消，谁也没法子回到城里。一听到这消息，许多男客都在喜酒之后离开礼堂，与上海的办公室联系。四哥、徐志摩的父亲，还有他们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银行家，这些人当天晚上有一半时间都花在拍电报告诉他们的助手，他们第二天不会到办公室。徐家人不得不订下镇上的旅社房间，又租下另外两间房子给所有过夜的来宾住，这种大阵仗以前从没在硖石发生过。既然大多数来宾要留宿，大家都熬到很晚还不睡觉。到了闹洞房的时间，一大堆人都挤进洞房。闹洞房是个非常老式的习俗，新娘坐在房间正中，来宾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试探她的脾气。当徐志摩的亲戚朋友在我四周走来走去戏弄我的时候，我得坐在洞房中间，什么话都不说。要是我哭了、笑了，或是开口了，就会被认为脾气不好。

“唱个歌来听听吧！”一个人说。

“我们让她跳支舞吧！”另外一个人说。

“乖乖，你好丑啊！”有个人说。“大家瞧瞧这双大脚。”又有个人说。他把我的裙子撩到脚踝上，好让每个人取笑我的大脚。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由他去闹。徐志摩的一个朋友甚至提议大家看看我内裤的颜色，幸好徘徊在我身边保护我的哥哥弟弟阻止了他们，要不然我是招架不住的。这种戏弄持续了几个小时，大部分过程徐志摩都没看见，因为他进进出出和不同的人插科打诨去了。说句实话，我觉得参加婚礼的每个人得到的乐趣都比我多。

大约清晨四点的时候，客人突然之间都离开洞房了。我累坏了，一个人在那儿坐着。才过了大概五分钟，徐志摩就进来了，后头还跟着好几个用人。其中一人把床罩子拉到床尾，在床中间铺上一块白丝帛。堂姐告诉过我，第二天早上我要展示这块布上表明我是处女之身的证据。其他几个用人帮着把我从椅子里扶起来，带我走到梳妆台前，准备为我的新婚之夜梳理一番。

我很快就准备好了。我那略带檀香味的头发松垂在肩膀周围，用两只玉梳向后固定；除了披上薄薄一层绣着鸳鸯（象征婚姻忠贞）的红丝袍以外，身上再无他物。用人离开洞房以后，我就转向徐志摩。

他身上也脱得只剩最薄的一层丝袍，而且充满期待地站在房间那头注视着我。初次与他独处，我很想跟他说说话，大声感谢命运的安排。我想说，我现在是光荣的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好侍奉他们。可是正当的做法是由他先向我开口，所以我就等在那儿。

当时的我年轻又胆怯，也许一个新式女子会在这个时候开口，一对新人就此展开洞房花烛夜。可是徐志摩一句话都没对我说，所以我也没回答他。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夜开始。

后先后改名为浙江官立第一中学堂、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编者注

徐志摩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十二月十三，按公历计算，应为1897年1月15日），见《徐志摩传》第32页，韩石山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2版。——编者注

这是就中国当时的行政区划而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