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也听过很多爸和伯祖们求学时代的故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交织在一起，让我以为尝尝做学生的苦滋味也不错。爸说，张家不再寄那么多钱给在日本念书的二伯祖和四伯祖后，两兄弟穷得不得不一次只买一本书，读完以后，还给书店，再买另一本；而且他们只买得起一条洗面巾，所以必须剪成两半来用。

我上学以后，虽然买得起任何我喜欢的包书纸，却是班上唯一用牛皮纸袋包课本的人。我的第一条洗脸毛巾，也是一直用到中间破了个洞才换，后来我把它贴在剪贴簿里作纪念，可见张家人自我牺牲的故事有多大的影响力。

爸告诉我，幼仪在20世纪70年代初刚搬到美国时，来过康涅狄格家里一次。事后她写信给住在旧金山的爷爷，为了我们家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书桌和台灯这件事称赞了爸妈一番。当奶奶把幼仪的信读给爸听的时候，他非常得意，也松了口气。

每次我们去探望住在旧金山的爷爷奶奶时，他们都会交给我们一小件功课。有时候是要我们拜谒二伯祖和四伯祖的陵墓，有一次是派我们去中国城中央的一座桥，把刻在桥边围墙几块铜匾上的儒家“五德”抄录下来，我把其中的故事写在我用来画马的簿子里。我们抄写“五德”的时候，有位和爷爷年纪相仿的华裔老先生走过来说：“很好，很好。这是你们必须知道的。”

妈也是教育家，我们总是趁她准备饭菜时在厨房做功课，她会就地取材给我们上一课，譬如讲到烤东西，就做分数加法。

我读初高中的时候，一放学就必须马上回家做功课，这样才可以在妈回到家后、吃晚饭前，问她任何（譬如微积分或几何方面的）问题。妈不会回答的东西，她就去问爸。晚饭过后，他们便要求我再多念点儿书。

有天晚上，妈上楼检查我用功的情形。第二天有微积分大考，为此爸妈已经花了整个星期帮我准备。妈上楼以后，发现我没有为第二天的考试温书，反而在计划要穿什么外出服。

于是她火冒三丈，说：“你哪里有毛病啊？”她对我失望之至，考后几乎整个周末都没和我讲话。

1949年爸的家人离开中国大陆以后，他就住到日本，后来又住在巴西。去国六年之后，他进入长岛一家预备学校就读。身为校内少数华裔之一，他被冀望要有好的表现，结果他和学校唯一的非裔美国人果真以班上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高中毕业后，爸进了麻省理工学院。他找了份差事，是在自助餐厅里收集食客用过的餐盘和托盘，然后堆成一摞送去清洗。有几个从香港来的男生曾经把食物倒在托盘上，故意给他弄得里面脏兮兮的。他们知道爸的家人在中国曾是何许人物，说爸只不过是为了好玩装穷。我问爸他被如此对待时做何感想。爸说，他把这整件事当作水过鸭背，不让它影响自己。

但愿我也有这样的适应力。爸妈由衷地相信，中国人如果不比外国人强的话，至少也是和他们平分秋色。每次爸那些耶鲁大学的同事自夸他们是“五月花号”乘客的后裔时，他只是温和地笑笑，一副被美国那尚属年轻的历史逗乐的样子。爸妈把非华裔都叫作“外国人”。

妈告诉我，她来美国以前，曾在杂志上看过外国人的照片，当时她心想：好丑啊！1949年她从中国搭乘“威尔逊总统号”汽轮到美国时，认为身边那些外国人长得硕大、多毛、苍白，活像鬼一样。搭船的头一天晚上，她和家人坐着吃晚饭时，看到邻桌的外国人正在享用蜜桃冰激凌。当时九岁的她和姐妹们听说西方的每样东西都比较大。

于是，她们一边指着隔壁的桌子一边说：“看那几个蛮子吃的大荷包蛋！”

即使听了这些故事，我还是渴望被我那些白人同伴接纳。记得有一天我哭着放学回家，因为学校的小朋友取笑我，尤其是一个名叫道格拉斯的男生。

“ching-chang-chong”——老师一离开教室，道格拉斯就这样大喊。

“ching chong，wing”——他在走廊、餐厅和校园里反复这么唱着。一天里只要老师没看到，他就跑下位子朝我扮鬼脸，用手把眼睛和鼻子捏得扁扁的。

爸教了我一招还嘴的办法，说是可以让道格拉斯永远闭嘴，一声不响地爬着走开。那是我说得出口的最难听的话，难听到我得向自己保证只说一次、下不为例才行。“你只要叫道格拉斯‘你这白种王八蛋’就好啦 ！”爸面色不悦地说。我花了几分钟，才弄明白中文的“王八蛋”翻译成英文就是“狗娘养的”。爸解释说，很多雄龟会在某只雌龟下蛋之后，尚未孵蛋以前，让龟蛋受精。爸认为王八蛋已经够难听了，白种王八蛋是最难听的。可是我马上晓得这种侮辱方式对道格拉斯并不管用。

我从未告诉过爸，我后来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对付道格拉斯。我也从没告诉过妈，她在我向她大吐苦水时所做的反应，犯了多大的错误。一次，我告诉她学校的小朋友在我经过的时候大唱“ching chong，ching chong”，妈就笑着说：“他们说不定只是想跟你讲讲中文，你应该替他们难过才对。你听，他们连是哪几个字都搞不对。”当我解释他们是在取笑我的时候，妈为难地皱皱眉头说：“依我看，不管他们是什么时候对你讲蠢话，你都应该转过去对他们说，‘我敢打赌，你们只不过希望自己是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罢了’。”

那个时候，爸妈提供的忠告看起来天真得可以。如今我才顿悟到，他们是以设法引导和保护我为荣。

1909年，二哥和四哥从日本学成归国。四哥接受了邮传部的一份差事，把薪水贡献给家里，也接掌了安排家庭预算的大权。他严肃地跟妈妈提起一桩和家计有关的事情：家里前途未定的孩子太多了。十二个孩子里面，有五男四女还没结婚，四哥建议妈妈应该开始郑重筹划女儿的将来。

于是妈妈把相命婆召来家里，给十四岁的大姐算命。因为她是最大的女儿，所以赶在其他女儿之前把她的婚事订下来很重要。相命婆看了大姐的生辰八字（从大姐的姓名和出生的时、日、月、年得来的八个汉字）。妈妈和大姐跟相命婆谈完出来以后，都面露忧戚之色。大姐泪流满面，匆匆退回闺房。

妈妈平淡地宣布：“大姐要好些年不嫁人，相命婆说她得等到二十五岁才能出阁，要不然丈夫会早死。”

我是二姐，就顶替了大姐论及婚嫁的位次。这就是我成为徐志摩结婚对象的由来。

几年后，也就是1921年，在我已经嫁给徐志摩，而且离开中国到英国与他团聚以后，大姐和我婆婆变得很亲密。当时还待字闺中的她，到乡下和我婆婆一起打发时间，要么带礼物给我婆婆，要么陪她打麻将，再不就讲些上海各色人物的故事给她听。1922年徐志摩同我离婚的时候，大姐二十六岁，还是自由之身。几个月后，我婆婆带着后悔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当初说不定应该娶大小姐的。”

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恶意。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怪，也许大姐才是应该嫁给徐志摩的人。可是我晓得，要是这样的话，他们两人还是会离婚。第一，徐家不会欣赏大姐随兴花钱的习惯；第二，大姐根本不关心书本和学校教育，而徐志摩要的是有学养的女人。

相命婆给大姐看八字的时候，我大概十岁。在得知自己即将早婚的命运以后，我觉得无忧无虑的日子屈指可数。因为我一旦结婚，就得服侍丈夫的家人和生儿育女。

我想求学，可是妈妈说爸爸不会花钱给女儿读书。爸爸对儿子的前途高瞻远瞩，可是没有足够的金钱操心女儿的教育费。我想，要不是我们家变穷的话，爸爸就不必这么担心八个儿子的教育费，也可能会大方一点儿，给我请个先生，或者让我到我丈夫所爱的女人读的那种一流学校上学。

我的求知欲打哪儿来，我并不清楚。妈妈那个时代的女子，在离开娘家出嫁以前，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搬去和丈夫、公婆同住后，孩子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女孩子家出外求学，是不可思议的事。有句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因为没读过书的女孩比较顺从夫家。

那个时候，我们家邻居有两个女儿读上海一所新式女校。每天早上，她们在赶火车以前，都先穿上制服：褐色的长裤配上同色无领衬衫。媒婆每年来我们家拜访的时候，都说两个姑娘才貌双全，总会有一个适合张家男孩。可是妈妈听了嫌弃地皱起脸来——她所有衣裳都有遮住脖子的高领子。“这么样把脖子露出来是不可饶恕的。”妈妈声明，“这两个时新女孩绝不能嫁给我儿子。”

我是家里四个女孩当中最在意教育的一个，从很早就是。大姐只在乎怎么讨人欢心和搓麻将，后来染上鸦片瘾。三妹喜欢食物和烹饪，所以她最胖。四妹在我们搬到南翔几年后才出世，现在是服装设计师，把主要心思放在艺术和设计上。在我们家经济状况改善以后，她每天都叫一位裁缝来家里给她做新衣。

我认为我想受教育的欲望，是来自我晓得自己生在变动时代这个事实，而且我非常崇拜二哥和四哥，又是家里第一个没缠脚的女孩。只大我两岁的大姐有双小脚，她对书本和知识完全没耐心。

我丈夫后来爱上的两个女人大概都只小我两岁，可是受的教育比我多得多，她们和我一样也没缠过脚。我想，从我这一辈开始，希望接受教育的女性之所以愈来愈多，是因为西方的风俗民情已为中国所知。

1912年，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我的小妹出生了。她是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小孩，家里需要我照顾她。我虽然默不作声地帮妈妈的忙，替四妹把饭嚼烂，在她玩的时候从一旁看守她，可是心里还是惦记着上学的事。

四妹差不多半岁大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上海《申报》上，发现一所名为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苏州女校刊登的广告。上头说，学生头三年上课，第四年实习，教低年级的学生，毕业时可以领到一张小学师资证书。学校教的是新式西洋学科，顶好的是，一学期只收五银元学费，其中包含食宿费、书本费、零用钱，甚至还有假日往返苏州的火车票钱，便宜得教人不敢相信。我很肯定爸爸会愿意付这笔钱。

于是，我把这想法告诉妈妈。她听到学费的价钱以后，问我的第一件事是，学校制服有没有领子。我告诉她，广告上没提制服的事。妈妈就说，苏州太远了，她不会让我只身离家。苏州位于上海以西大约六十英里的地方，以用特殊石头造景的园林和出美女名闻遐迩。有这么一种说法：皮肤光滑、讲话轻快的苏州姑娘，对男人可以予取予求。

我打定主意要找人陪我一起到苏州，结果总算说服大姐去上学。现在我已经不晓得当初是怎么说服她的了，她是个爱偷懒又对读书没兴趣的人，不过她还是非常同意去上学，反正她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不会结婚，没有其他打发时间的办法。在得到妈妈许可以后，我去见爸爸，问他愿不愿意为我们付这家学校的学费。

爸爸老说教育女孩太花钱了，可是也没法抱怨这家特别的学校，因为学费太便宜了。送我们进学校，差不多比把我们养在家里省钱，我这么想。爸爸稍作考虑后，同意送我们去苏州。就在大事似成定局的时候，我才得知这家学校要求入学考试。

“我们怎么办？”大姐问我。我们只在家里跟着先生学过一点儿东西，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可是我们非进这家学校不可，这是我们唯一负担得起的学校啊。

当时，我们的两个堂姐（二伯的女儿）已经在学，大姐说她们天资聪颖，说不定可以帮我们考试。

虽然我提议，我们说不定可以一起准备，可她却摇摇头。她上学只是为了陪我，可不想被迫读书。她说，如果没有一个堂姐要帮她考试的话，她一定考不过。

所以，爸爸再回宝山省亲的时候，就请求两位堂姐用大姐和我的名字代考。虽然我到今天仍旧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向自己平日坚守的崇高道德标准让步，不过还是谢天谢地，爸爸退让了，堂姐们也同意了。我告诉大姐，我们至少应该尝试凭自己的能力通过考试，于是她和我也去应考了，不过用的是堂姐的名字。这么一来，要是考不过的话，也无伤大雅。

结果我们四人统统过关啦！大姐大笑起来，说她大部分答案都是猜的，我却大大松了口气。

后来，堂姐把她们的名字和名下得分让给我们在考试以后遇到的两个女孩。她们没有过关，所以非常感谢陌生人这样帮忙。我始终没弄清楚她们怎么应付在学校冒名顶替的事。

我们离家那天早上，妈妈哭着差遣一个用人把我和大姐送上开往苏州的火车。到了校园，大姐就发起牢骚。

“地方这么大，”她说，她是裹脚的，“我怎么在这儿走动啊！”

大姐和我被安置在宿舍二楼的一间寝室，另外有四个女生和我们同寝室，其中三个人也和大姐一样裹小脚。她们四个老是埋怨校园太大，而我觉得校园其实很小。校内只有三栋建筑：宿舍、教室和餐厅。三餐吃得很简单，每餐都是在一张圆桌子中间摆上四五盘菜和一大碗白饭，十个同学一起坐在桌前用膳。大姐说，爸爸绝不会把学校这些厨子请到家里。她老是写信要妈妈寄吃的来，而我是有什么吃什么，因为我不想糟蹋爸爸每学期付的那五块银元。尽管学费这么低廉，我们还是有校服，大家把像围裙一样的蓝罩衫套在平常穿的衣服外头。我写信告诉妈妈，我们的脖子是遮着的，她看了很高兴。

学校大概有四十个女生，很多人都缠脚。她们大多数至少长我三岁，我才十二岁。我们上的课有地理、算学、历史和文学。老师都是男的，上课的时候拿着戒尺在教室里大步走来走去。他们虽然不打我们，可是每次一有学生背错课文，就用戒尺敲打课桌。我很用功，全校只有另外一个学生和我一样拼命，她也有一双没缠的脚。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们学校的学费太便宜了，所以老师必须宽待学生，要不然学生会走掉。

学校的课是早上八点开始，我们七点起床，整理床铺，穿上校服，匆匆忙忙吃早饭，穿过小小的校园走到教室，在老师到达以前预习功课。我总是替大姐拿书，而且想办法配合她碎碎的步子。看大姐走得这么痛苦，我就难过；可是她很多方面都过得比我轻松，因为老师对她比较宽宏大量。虽然我不明白原因，可是学校老师好像对缠了脚的女生不那么严格。大概是他们认为这些女孩观念守旧，没有学习能力吧。

大姐虽然聪明，可是从不读书。她好像老在替朋友做东做西，甚至清洗或是缝补她们的衣服，而不是看着课本。每次她在课堂上答错问题，老师都说：“哦，没关系。”可是，如果我答错了，老师就会敲着戒尺说：“怎么会是这答案？”

大姐跟我太不一样了。她从不担心将来，而我总是想到明天，而且认为功课和游戏一样重要。我离婚以后不久，大姐终于结婚了，她挑了个家庭背景不稳、完全没读过书的阔少爷做对象。当时我住在德国，写信告诉她，这不是个好主意，要是钱花光了，就什么也没的依靠了；她说他的钱多得永远都花不完（他家在上海拥有很多商业地皮和一家戏院）。后来他们大概过了十五年好日子。大姐生了个健康的儿子。她的丈夫不赌钱。他把一堆地契收在靠墙而立的大衣柜顶上，每个月租金一进来，就把成袋成袋的现金扔到柜子里。

1937或1938年的一天，大姐跑来见我。那时我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在银行最后头的地方，有张可以综观全局的办公桌。大姐用她那双小脚蹒跚地穿过整间办公室，泪眼涔涔地坐在我面前，说早先她不敢告诉我，她丈夫去年像疯子一样狂赌不休，玩的是一种用三十二张骨牌做赌具，名叫“推牌九”的消遣。起初他还赢钱，可是现在开始输钱了。每次他一赌输，就到衣柜拖出一袋钱，丢到赌桌上再开一局。她和儿子都阻止不了他。家里的钱已经教他花光了，他就开始拿柜顶的那些地契。有个相命士告诉过她，等到最后一张地契也去了的时候，她丈夫就会死掉。

大姐希望我从他手上把地契要来，存在银行保险箱里。平时我是不会介入这种事情的，可是打从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起，我就习惯对大姐有所照顾，而且我一向担心她丈夫，始终认为他不适合她。

于是我去找大姐夫，告诉他我要衣柜上面剩下的那些地契。他不肯给，说他需要用这些地契来支付姨太太女儿的教育费。虽然我并不相信他，可还是点点头，假装信以为真。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去找他，骗他说我已经替他女儿付了学费。

“至少给我一张地契，”我坚持说，“那是最后一张地契，你不可以动用，我要放在我银行里。”

他并没有查证我编的故事是否属实，就给了我一张地契。但几个月后，他出现在银行，看起来又憔悴又虚弱。“我非要最后那张地契不可。”他说。我知道他不达目的是不会离开银行的。最后，我把地契给了他。谁能和这么一个扬言要自尽的人争辩呢？事后不久，他就在睡梦中死去了，正如替大姐算命的人预测的结果。这么说的话，谁知道呢，或许大姐的命运还不如我吧。

侮辱华裔的说法。——编者注

原文如此。实际上八字的得出与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有关，与姓名无关。——编者注

约合97公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