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次次的家族聚会里，我反复听到张家人在1949年以前的故事，内容都与他们的成就、家庭和谐，以及才干有关；可是只有幼仪告诉过我“轿子事件”，别人从未提起或传述过这件事，好像那是个见不得人的秘密似的。要是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这故事，我相信我会更了解张家人，而不会把他们的自尊误解为自大，或把他们力求完美的欲望误解为独善其身。我始终好奇自己能不能达到他们的成功标准。

对我来说，我们张家的那些英勇插曲，就像一场鲜活的记忆。从爸或许妈，还有围坐在四姑婆家那张桌子四周的所有亲戚口中传出的故事，一直是栩栩如生。张家人虽然富有，却以不屑与金钱为伍而出名；虽然精明能干，又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却以不屑玩弄政治权谋著称。爸很喜欢提起当年周恩来（那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共产党方面的联络人，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外交部长）到他家和国民党员商讨大事，他却跑到露台骑了几个小时三轮车这档子事。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家认为张宅是立场中立的场所，可以作为两个党派非正式会面，以及尝试讨论意识形态差异的地方。

我爷爷（幼仪的八弟）张嘉铸在20世纪30年代开发出黄豆的一种革新用途，并成立“中国蔬菜公司”。他二哥张嘉森所组织的国家社会党，后来在台湾地区的政坛还占有一席之地。四哥张嘉璈曾领导中国银行。早在我了解“伯祖”这名词是代表血亲的称谓以前，我就知道伯祖们的丰功伟绩了。

即使在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以后，张家人依然表现杰出。就我记忆所及，我爷爷奶奶自60年代末由巴西来美国之后，虽然没再工作过，却在旧金山继续过着出手大方的生活。四伯祖张嘉璈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学校在他过世后，把胡佛研究所的一间阅览室题献给他。二伯祖张嘉森则继续为他创办的中国民主社会党寻求支持。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时，首任总理李光耀还邀请二伯祖到新加坡，协助他成立政府。

虽然我以爷爷和伯祖们为傲，但我不知道自己敢于向他们认同的程度有多少。他们都是张家的男人，而每当张家人谈起几个姑婆，也就是张家的女人时，都是称赞她们婚姻美满，嫁了个博学或富有的丈夫，以及在社交场合中具备文雅的应对技巧。张家女人被评断的标准，显然有别于张家男人。而我担心，这种标准会遗留在我这个从未到过中国的张家第一代华裔美籍女孩身上。

我认为张家人就代表中国人，并未在两者之间划分界线，也未曾发觉有多少事情对张家人而言是具备特殊意义的，譬如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正义感。妈的娘家在中国也很知名，我在耶鲁大学的一个中文老师把她家比作“顺风威士忌”之家，因为他们改良了广受欢迎的茅台烈酒。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初访中国大陆时，就是接受这种酒招待，但是妈家里的人很少像张家人那么爱讨论自家的传统。

虽然我希望自己能像几个伯祖那样功成名就，但爷爷奶奶只有一次在豪华的中餐馆里注意到我“像个小公主”一般坐得又挺又高时，才说过我是“地道的张家人”；再不就是称赞过我那长在“张家真传”脸蛋上的高额头。

张家长辈在与我哥哥说话的时候所表达的意思，显然清楚得多。哥哥小时候很早熟，大家都指望他成就伟大事业。爸妈还是白天要工作的研究生时，爷爷曾到剑桥市的爸妈家探望过一次，他问四岁的哥哥说：“你认识波士顿吗？”哥哥答说认识。

第二天早上，爷爷带着他搭乘地铁到波士顿市中心，他充满期待地看着哥哥说：“好了，你走前边，带我领略下波士顿吧。”哥哥听了，露出狼狈的样子。爷爷说：“我还以为你说你认识波士顿呢！”

“我认识呀！”哥哥抬头挺胸说，“是b——o——s——t——o——n。”

当时，爷爷对哥哥真是失望透了。事后，他经常把这故事当笑话讲给哥哥听，在我看来，他的语气中却总是深含哥哥没有达成张家期望的意思。

宝山老家的大合院有两个院子，前面开了四扇大门。“轿子事件”以后，我们搬到南翔一座面积小很多的合院，只有一个院子和两扇大门。可是我立刻就喜欢上新家了，因为后院的池塘中有个不常见的特点：一间船形的小木屋立在几根脚柱上，周围簇拥着莲花。以前这船屋被当作春天喝茶的茶亭，可是我们家小孩太多了，就变成孩子们的房间，其中一间给男孩住，一间给女孩住，还有一间给后来到家里教书的先生住。

搬家的时候，我七岁大。虽然二哥和四哥在日本留学，可是大概还有十七个人（包括大哥和三哥的妻小在内）同处一个屋檐下，所以家里有很多张嘴要喂。我们离开宝山的时候正逢年尾，通常那是老家大肆庆祝的时节，为了迎接丰衣足食的新年，用人们会在瓮里填满金币，在厨房堆满鸭肉、火腿、白米和食油。可是我们到南翔的时候，却一无所有。

搬到新家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傍晚，有个穿着粗布棉袍的用人疯狂地敲我们家大门，问爸爸是不是医生。

爸爸说是，那用人就解释说他是从邻近一个合院来的，他主人忽然病倒了，问爸爸能不能原谅他在年节期间登门打扰，到他家给主人看病。爸爸拿起外衣和医药包，就跟着那人出门了。爸爸治病的威力想必是好好发挥了一番，因为几个钟头以后，他回到家里把我们统统喊了出来，得意扬扬地从口袋掏出四块银元！全家人高兴极了，花了两个银元买横幅，留两元在家里准备迎新年。

所以，我们还算幸运地在南翔展开了新生活。所幸我们没离开老家太远，爸爸也就不必都招揽新病人上门。他在家里给大多数病人医病，不过也收起医疗费来了。爸爸离开宝山老家的时候太要强了，并没有要求分家产和租金收入，所以我们被迫自食其力，依靠新收入过活。起初，他觉得要开口向人要钱很难为情，可是那些相信我们家无辜的病人（张家遭窃的新闻很快就传遍当地）都乐于助爸爸一臂之力。在这以前，爸爸从来不必靠自己一个人挣钱来养家糊口。经济上的负担，加上离开母亲和兄长所承受的情绪压力，使他有时候变得易怒和疲累。说实在话，爸爸这段时间在生活上遭遇的困顿，恐怕是后来促成他早逝的原因。无论如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搬家后的头几年里，爸爸所保有的尊严。

根据中国传统，我们每年年初要拜见长辈。搬到南翔的头一年，六哥和我跟着妈妈到她父母家拜年。从我们的新家到他们家，大概要花半天的路程，沿途尽是颠簸的乡间小路。我还记得我们穿了什么。六哥和我穿着各自的第一套华丽衣裤，他穿藏青色，我穿大红色。等我们穿不下这两套衣裤以后，就给弟弟妹妹们穿。在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恢复旧观以前，这两套衣服是孩子们穿过的唯一的体面衣服，谁穿着最合身，谁就可以跟着爸爸妈妈去拜访人家。

妈妈的父母为人非常亲切，我喊他们“外公”“外婆”，因为中国人把母系当作“外人”，而从父系追溯血源。外公是个儒家学者，在当地教小男孩念古书，每天花好几个小时静思钻研。外婆依据外公的处事原则，以简朴持家，只穿布衣不穿丝绸，也很少把鸡鸭鱼肉端上桌，只摆上青菜。

爸爸和妈妈双方的父母亲是至交，爸爸没出世以前，两家就约定将来爸爸要娶妈妈。宝山的房子当初就是外公外婆卖给祖父的，所以他们听到我们从这房子搬走的消息，尤其是得知我们搬家的原因时，心里难过极了。外婆安详的态度变得焦躁不安，外公胃里也发出深沉的咕噜声，好像患了严重胃痛似的。

中国人认为惹父母操心是不孝之举，因此，当妈妈告诉外公外婆张家家庭不和，还有我们处境不如从前的时候，我很讶异。但是，没想到他们一面安慰，一面给意见。外公外婆说，妈妈对张家的责任在于弥合当下的嫌隙，而且端出儒家“五常”——仁（慈悲或仁爱）、义（正直或公道）、礼（规矩或端正）、智（智慧）、信（诚实）——力劝妈妈要对诬赖我们的大堂哥，特别是要对忠子心切的祖母行“仁”。

我们在外公外婆家住了三天，回到家以后，妈妈就把这些有智慧的话复述给爸爸听。

爸爸听了严肃地说：“根据孔夫子的讲法，男人是家庭的榜样；推而论之，家庭又是国家和所有百姓的缩影。”

爸爸的意思是说，大堂哥诬赖他的儿子偷东西，等于是诬赖他本人。一个儿子令父亲蒙羞，也就是让他的家庭在众人和国家眼中颜面扫地。可怜的爸爸！

爸爸是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才为张家挑了“嘉国邦明”这几个字。他选这些字还有第二层意义，把两个音似形异的字换上去，即成“家国邦民”，那么这句子又有“由家至国再及于人民”的意思。

第二层意义得自传说中的尧帝所写的书。尧于公元前2357年即帝位以后，辉煌统治持续了七十年。据说这位仁君生下来的时候，眉毛上有八种不同的颜色。根据《尧典》的记载，尧帝先教化自己，成为家人模范，使家人都和睦相处；再和家人共同治理自己国内的人民，使民智大开；最后又和这些人民统一天下无数邦国，使所有民众都获得改造，结果是四海升平。当爸爸引述孔子的话，说一个男人是家庭的榜样时，心里一定想到了这观念。想必他一定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尽到对家国的责任。

妈妈劝爸爸不要老是抱着这些想法。她说，爸爸应该考虑祖母的感受，此外，或许宽恕大堂哥将使整个张家得以重叙天伦。爸爸装作没听见妈妈的话，摇摇头转身就走。不过，那天晚上他没看书。接下来几天，他待在房里沉思，甚至连饭都在房里吃。最后，他终于出现了。他把家人叫到身边，告诉大家他决定让步，我们要在重大节日回宝山向祖母请安，同时和他的兄长们一起祭祖。除此之外，我们将继续在南翔过自己的日子。

爸爸下定决心，不管家里经济状况如何，他都不会牺牲儿子的教育。所以爸爸用他在我们搬到南翔以后赚到的第一笔钱，聘来一位教书先生，要他和家中的男孩一起住在船屋上。爸爸晓得要为儿子的将来铺路，必备的条件是什么：兼具扎实的儒学底子和现代西学的训练。

从4世纪以来，中国男子就通过国家考试制度的选拔，来填补政府要职空缺。这些考试竞争激烈，省级的年年都有，在京城举办的数年一度。考试的科目通常是诗词和韵文，应试者总有两三千人。在过去的中国，要想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在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就必须熟读儒家经典。结果，许多出身普通地主和商贾家庭的年轻人，也可以进入政府。

不过，后来政府做了一些改革，大家认为这项悠久的考试制度太陈腐了，因此前些年就把它废除了。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学子都以公费（甚至私费）送往日本、欧洲或美国，学习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日本之所以也被当作西方国家，是因为它在19、20世纪之交打败了俄国。一个全新的考试制度登场，其中有专为归国留学生而设的考试科目。

爸爸很想让几个儿子先在家里跟着先生完成传统教育，再把他们送进教授西方学科的新式学堂，为将来到国外深造做准备。比方说，二哥和四哥从九岁或十岁起，就到上海广方言馆分别学习德文和法文。我们搬到南翔的时候，四哥正在庆应大学攻读财政和经济学，二哥也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和政治学。作为日本顶尖大学的学生，两个哥哥可以说已经踏上了在中国政府谋得要职的坦途。

而他之所以希望儿子中西学兼备，是因为中西学彼此有天壤之别。孔子把自己的学说远溯至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时代，他的学说强调人要接受约束，譬如遵循作为社会准则的“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我兄弟上的儒学课程，也包括了我们固守的二十四孝。《孝经》记载了舜帝（公元前2255至公元前2208年统治中国）的事迹，是因为尽管他的父母几次想杀了他，他还是很尊敬他们。

五哥和后来六哥上的新式学堂已经采用不同的课程，其中包括地理、物理之类的科目，还教授“人人平等”“工业进步”“适者生存”这些观念。当初二哥坚决主张我的脚不该被缠起来的时候，就是想到了他所受的西学训练。

那个时候，中国新式学堂的主导者是梁启超，他把君主立宪和其他激进的观念介绍到中国。我还记得五哥和六哥排着队买他的报纸和文集的情形。二哥在日本的时候，就加入了梁启超组织的政党。后来，梁启超又成为我丈夫的老师。

每天早上，妈妈和厨师端着装了早饭空盘子的托盘，穿过船屋踏板回房以后，哥哥弟弟就开始上课，他们四五个人沿着一张长桌子坐成一排。偶尔，要是厨房不需要我们几个女孩帮忙，教书先生也没忙着教男孩们功课的话，我们姐妹就坐在旁边另外一张桌子前面等先生走过来。

我只读了点儿儒家经典里给小孩子念的书，比如前面提过的《孝经》，还有关于道德培养的《小学》。当然啦，我受的训练不如兄弟们那样严格，只是坐在课堂里抄了几遍入门书给先生看。哥哥弟弟们不只要抄书，还要记住《论语》和《中庸》里面的几百行文字。课堂里充满了他们尝试记住课文的朗诵声。当他们希望记住每段文字而匆匆念过课文的时候，朗诵声就变得愈来愈激昂；大家都渴望轮到自己朗诵。先生随时会点名要其中一人起来背书。

哥哥弟弟们也受到爸爸严厉的监督。每天早上爸爸穿衣的时候，会叫其中一人跪在一炷香前背书，一直背到那炷香烧完为止。八弟，也就是你爷爷告诉我，有时候他课文背得不熟，就跪在地上前摇后晃，一边背书，一边用嘴对着香哈气，这样香就会烧得快些。

你们西方小孩玩到五六岁才入学，可是我兄弟大概在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先生读书了。而且年纪这么小，人家就指望他们的举止像读书人，所以他们不能玩玩具、射箭和娃娃兵，也不应当和某些人混在一起。例如，每次妈妈和朋友聚在一起搓麻将的时候，都会把兄弟们赶到房间外头，连最小的弟弟也一样。她不希望他们迷上赌博。此外，她们说，恐怕读书人会带给她们霉运，因为“读书人”这几个字和“赌输了”是谐音。

虽然哥哥弟弟都具备很好的气质，可是他们都还是孩子，还是好玩。张家还在嘉定的时候，有一回，妈妈经过屋外的厕所，听到吵闹的声音，就从窗户偷看，结果瞧见二哥和四哥趁先生坐着等他们上完厕所回去的时候，在茅坑上摆了块木板，掷骰子赌博。

“你们在那儿搞什么鬼？”妈妈从窗户这头大骂，“多丢人哪！还不马上回去上课！”

二哥和四哥赶紧冲出厕所，站在妈妈面前接受责备，羞得头都抬不起来。那天晚上爸爸回家以后，也大为光火，威吓说要他们第二天早上每人背诵五十首诗作为处罚。当晚，只有祖母插手解救这兄弟俩。

她提醒我父母，就算是最乖的小孩，有时候也难免误入歧途，就像伟大的哲学家孟子小时候一样。据说孟子的母亲注意到儿子在丧礼中玩耍，就把家从墓场附近搬走；后来看到儿子在店铺里荒废光阴，又把家从市场附近迁走；最后住到学校附近，才安下心来。

我不是个有学问的女人。看看我那一手中国字，就知道不是出自读书人的手笔，而且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精通中文和精通英文不一样，如果我有学问的话，我就会用文言文写东西，那和中文口语是截然不同的。

不过，我学到了像为何必须遵从“三纲”这样的简单道理，以及必须对“五尊”（天、地、君、亲、师）怀有敬意。所以我才知道，我丈夫爱上他老师儿子的结婚对象时，是辱没了“五尊”里的“师”。

1946年8月，中国境内的国家社会党与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译者注

cambridge，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译者注

原文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编者注

普遍观点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公元7世纪），此前实行的官吏选拔制度包括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