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阿嬷许妈也和幼仪的阿嬷一样出身乡下，而且我也像爱自己的妈一样爱她。许妈20世纪30年代就受雇于爸当时在上海的家，爸小时候便是由她带大的。现在，她和我们一起住在哈姆登（hamden）的家里，房间在楼下。因为她的缘故，我们在家讲着好几种话：许妈和爸还有我们几个孩子讲上海话；我们自家人说英语；妈和许妈之间用“国语”，因为妈不会上海话。

每天早上，许妈的穿着和她从小在上海乡间的穿着如出一辙，身上是一件缝着不对称花盘扣的高领套褂，一条七八分长的黑裤子，脚上是一双平底黑便鞋，而且经常挂着一条她一笑得厉害就拉起来遮脸的围裙。许妈的儿子长爸几岁，现在还住在上海市郊的小村里。收到儿子来信时，许妈便坐在角落边哭边用围裙拭泪，人变得安静许多。我讨厌看到信箱里出现那些装在红、白、蓝相间条纹航空信封里的信，那意味着，哭红双眼的许妈一吃完晚饭就会退席，晚上也不会到我们房间给我们讲故事，或是边用宽大的手掌拍着我们的背，边用上海话数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每次许妈一哭，我心里就难过，因为我知道她过过苦日子。爸说，许妈20世纪初出生于上海郊区，快八岁的时候被卖给另一户乡下穷人家，他们把她当作陪伴儿子的童养媳，一直养到两人长大成人结为夫妻。这是付不起聘金的人家确保儿子娶得到乖巧媳妇，好为他们生下子息、继承香火的办法。许妈的丈夫成年以后，变成赌徒和一无是处的酒鬼。他们在她十八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后来许妈接二连三地怀孕，但被她用剥了皮的桑树嫩枝堕掉了。有两次怀孕她其实把孩子生了下来，但因为生的是女孩，许妈就把她们按到屋外的茅坑里淹死了。她要照料田地，要做饭给婆婆吃，要打扫屋子，还要设法走私食盐多赚些钱，这样的人可没工夫照顾女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省与省之间的食盐交易受到各自省份军阀的管制，像许妈这样富冒险精神的农妇，为了赚取利润，便试图在不同省份之间走私食盐。她会把盐块缝进内衣衬里和外衣的夹层，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胖女人。如果她被逮到，省里的警察或军阀的侍卫就苦打她一顿，然后把盐抹在绽开的伤口里，让她尝尝教训。

每当我特别替自己难过时，她就会用上海话对我说：“侬看看我受过的苦！”接着便转过身来，撩起她的上衣，让我看她背上的伤痕。

当年许妈发誓，等到她儿子能替他自己和她婆婆烧顿饭，代她履行她对夫家的责任那天，她就要离开村子，为自己谋财富。她就是这么来到张家的。她生下第二个女儿不久，便离开家里，到四伯祖在宝山县办的一家孤儿院应聘当奶妈。

那是1936年，爸的姐姐刚出世，她的英籍家庭女教师雅琪太太（mrs. archer）需要一位女佣，我奶奶就告诉了四伯祖。四伯祖于是派用人到孤儿院找个干净诚实，愿意和城里一户有钱人家住的女佣。院里推荐6号用人，但她那个星期碰巧不在，许妈便顶替了她。

“我是6号。”她大声禀报，然后毫不犹豫地跟随四伯祖的用人到了上海。

许妈当了几年雅琪太太的女佣，学会怎样替她放温度适中的洗澡水，怎样用特制的英国指甲钳修剪她的脚指甲。“珍珠港事件”爆发后，1942年，爸的家当时所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雅琪太太也和其他英国公民一样，被送进集中营。许妈便成为张家的奶妈头儿，我爸出生后就由她带。

“侬争气。”——爸小时候，许妈一再跟他讲这句话，后来又反复对我们这些小孩说，意思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番作为。据许妈讲，我们都是她这个几乎不能读写的乡下妇人带大的，如果我们长大以后不能成为某号人物，那张家上上下下都会怪罪于她。

当许妈用她那双如土地般又硬又黄的手，把属于中国的一切传递给我时，我怎能不爱中国？我想，许妈的手耕过的田地、煮过的饭菜、搓过的衣服太多太多了，因此她的手掌和指尖带有一种糅合了手本身、洗碗水、土壤、青葱和生姜的特殊气味。那是双无所不能的手：一刀就把鸡剁成两半，在我们家周围那块新英格兰坚土上种出绽放的菊花，毋须参考纸型，就缝出一条裤子或一件裙装。小时候每天放学以后，许妈就把我叫到她房间，试穿一件她用她在附近布庄的零头布箱中发现的碎布为我做的衣服。我床头的一条被子，也是许妈用零零碎碎的材料、颜色大胆的布条缝制而成。

但愿我能像许妈那样为周遭人所接受，或是像她接受自己那样接纳自我。她虽然只会说几句英语，却能和每天早上送牛奶的人开玩笑，或是和妈的朋友交换园艺妙方。我和许妈一块儿出门时，每个人都以为她是我奶奶。当我牵着她的手穿越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时，就不怕被那些青少年讥笑了，因为许妈和我一起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从没吐过半句话，就算说了，我也不在乎，因为我感觉得到许妈在我身边的力量。与她同行时，我觉得自己站得很稳，不怕掉进那道分隔中国和美国的危险裂缝；单枪匹马时，我就会步履不稳地走在两种文化的边际之间。当其他孩子喊我“清客”，或是用手把脸挤扁，模仿我细细的眼睛和宽宽的鼻子时，我的内心就一个趔趄，坠入那条裂缝之中。在那儿，我站在中国的门墙外，以嘲弄和无知的态度面对它。

虽然我自己尽了力，却依旧无法避开两种文化之间的裂缝。学校的小朋友第一次取笑我最爱的那条长裤，告诉我裤管太短、裤裆太低时，我吃了一惊。那裤子是许妈做给我的，我以为她做的衣服可以保护我，使我免于遭到不友善的批评。后来，我只在家里穿那条裤子，而且会仔细察看许妈做的每件衣服，找出可能的缺点。从我同学的观点看中国，会让我受伤，那意味着我会跌入那道远离我的许妈的缝隙中。

你看，我没有裹小脚，可是对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读什么书。我嫁给他的时候才十五岁，这个年纪离开娘家，对一个女性来说，是早了点。可是我刚满七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变穷了。

你是知道的，我们张家人非常好面子。我们坚信中国一句名言“名节是个人第二生命”。这意思是丢了自己的名誉和家里的名声，差不多和丢掉性命一样糟糕。我们年轻的时候，张家人失去了一切，可是从没丢过张家人的名声。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家人团结一致，紧守着自尊和志气。看别人赢，会学到一些东西；看别人输，学到的更多。我们遭遇的不幸使我们坚强，帮助我们成为今日的我们。明白这点，你就可以明白自己的血脉了。

我先说说轿子吧，它们看起来像有两个扶手和一个靠背、接在长长的竹挑竿上的椅子。有时候，椅子上有间四面挂了帘子、可以保护隐私或遮蔽太阳的小房子。你在轿子里面坐定以后，轿夫就一前一后地把竹竿子扛在肩上，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那竹竿子很有弹性，所以轿夫一肩扛一根来平衡力量，然后脚步轻快地往前跑，轿子就缓和地颠来颠去。我小时候，我们都是乘着轿子四处逛，非常舒服。

宝山的轿夫都习惯聚集在我们家围墙外的一棵大树下，等着赚工钱。比方说，爸爸被急诊病患从家中传唤的时候，用人就跑到树下，雇一顶轿子和两个轿夫。在紧急情况下，爸爸之所以需要三个轿夫，是因为没工夫让轿夫停下来换位置，所以第三个轿夫会跟着轿子跑，等其他两个轿夫当中的一个累了，就把轿子扛到自己肩上。

我可以从一个人坐的轿子辨别出这个人的许多情况。首先是看轿子颜色：朴素的青竹轿是日常乘坐的；以白布覆盖和装饰的轿子是送葬队用的；披着红丝帐的轿子是给婚礼队伍中的新娘子坐的，就像我结婚那天一样。再就是看轿夫人数（通常是两个），它可以显示乘坐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大官才可以雇用两个以上的轿夫，这是从前社会被分成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时候传下来的习俗。最高阶层的士大夫为社会提供思想和秩序；第二阶层的农夫耕种土地，给世人供应食物；第三阶层的工匠制造生活所需的工具；最低阶层的商人除了替自己生财以外，什么贡献都没有，就算他们雇得起好几个轿夫，还是不如士大夫受人敬重。

从前上海大部分地区都受外国租界法令的管制，在市中心没人理会老规矩，洋人出门想雇几个轿夫就雇几个轿夫，有时候多到四个。我听说有个叫杨祖卿（原文作yang zuqing，此系音译）的中国人也雇了四个轿夫，可怪的是，他们全是洋人。杨祖卿出身上海一个旧家庭，他痛恨上海有外国租界这件事，为了让大家看看中国人在外国管制下所受的屈辱，就雇了四个洋轿夫扛着他周游外国租界。他下轿子的时候，那几个外国佣工还得托着他那件特别缝制、衣裾长达十五英尺的官服。据说，杨祖卿走到哪儿，都是一道奇观。难怪。

张家拥有的那两顶轿子，象征我们家至高的荣誉。当时大多数人家只租轿子用，我们的轿子却是自己的，是清廷任命祖父做知县的时候致赠的礼物。学富五车、大公无私的祖父为官运用的是智慧与逻辑，而且会定时乘坐这两顶轿子入宫。祖父死后，家人就用罩子把轿子罩起来，收在前院的一间小屋里，有特殊大事才派上用场——像大堂哥举行婚礼的时候，那是我出世以前的事了。

爸爸大哥的长子大堂哥，是我这一辈张家成员中最重要的一员，他依序继承了这两顶轿子：当初祖父把轿子送给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大伯又打算把轿子送给他的长子，我的大堂哥。大堂哥结婚的时候，用红丝喜幛装饰第一顶轿子，然后派到邻省迎接新娘子。第二顶轿子用祖父衙门里敬祖的金丝幛做装饰，载着迎亲队里的大堂哥。

大堂哥娶的新娘子在婚礼前一天坐着红轿子抵达宝山，她带了好多光彩夺目的珠宝来，有玉石、珍珠和祖母绿，是嫁妆的一部分。虽然我没见过这场婚礼，不过大堂嫂把经过都告诉了我，还让我瞄了一眼她的珠宝。她和大堂哥，还有他们的孩子，住我们隔壁房。同住的还有她的父母。通常，一个女人出嫁后，就把娘家抛在脑后了，可是大堂嫂刚嫁到我们家的时候，因为太想念娘家了，大堂哥就答应她让岳父岳母搬过来住。她和她父母白天大都在吸鸦片，摸麻将，自己聊自己的。

现在，你有必要知道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家，并非所有人都是纯血亲关系。爸爸那一辈的三个兄弟当中，只有爸爸是祖母亲生的儿子。其他两个哥哥都是祖父大太太生的，她很早就死了。祖母仅仅是祖父的继室，地位比大太太低，却是当时张家在世的成员里最年长的。她在大伯从旁提供意见的情况下当家做主。

不过，家里每个人都知道祖母最宠爸爸和他的妻小。她不断说妈妈是媳妇里面最能干的，因为她生的十二个孩子当中，有八个是男孩，生男的比率在媳妇里面最高。每次祖母私底下在自己的卧房用餐的时候，总会挑我们家小孩之中的一个（通常是六哥或我）作陪。用人会为她斟上一杯米酒，顺便也给我倒一小杯。若干年后，在上海，我为二哥举行了一次晚宴，来吃饭的周恩来看到我这女子酒量如此之大，还吃了一惊呢！

1907年，家里出了麻烦。出事的时候，正逢一年当中最喜气洋洋的春节。

我穿着过节的衣裳（一套滑溜溜的红色丝质绣花衣裤，走起路来裤管会沙沙作响），头发紧紧扎成两条教我头皮发痒的辫子。我依照过年的规定，表现得中规中矩。那时候，我们相信天上神明会在旧年的最后一个月和新年的头一个月，监视人间发生的每件事情，然后决定来年要散布什么样的运气福分，即使像被缝衣针扎伤这么单纯的意外（这样一来就损伤了肢体，而肢体是神明的惠赐），也可以决定一个人一年的命运。所以我很高兴，我那个迷信的阿嬷没把我关在闺房里做女红（平常我不能到院子里玩的时候，就要待在闺房做女红），而准我和兄弟姐妹待在一起。偶尔，我会想到厨房帮帮妈妈的忙，小心翼翼不把衣服搞脏。

家里的粮房堆满了米、油和其他年节必需品，这样我们就可以丰丰盛盛迈入新年了。为了过节，房子里也尽量弄得干干净净。我们在前厅悬挂横幅的时候，爸爸就用上面写的四个大字“礼义廉耻”，给兄弟们进行一年一度的庭训，引导他们生活要过得合乎儒家所定的“礼”的规范；一言一行要合乎“义”，也就是正义、正直；于公于私都不贪图或偷窃财物，这是“廉”；还要避免玩弄任何阴险的手段，这是“耻”。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是张贴写着“福禄寿喜”四个大字的横幅来迎接新年，我们挂的横幅却用了四个不一样的字，作为一个书香门第做人处世的准绳。

庆祝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腊月初八这天，我们三家的厨师集合起来准备腊八粥、特别的青菜和新年的餐品——薏米莲子汤。当我们一大家子挤在大桌前尽情吃喝的时候，大哥一不小心把饭碗摔到地上，碎成了六片。每个人（包括迷信的用人们在内）都吃了一惊，为了安慰大哥，大家坚持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晓得，在年节期间打破饭碗，其实是件挺严重的事。上海话里面“饭碗”这字眼和“势力范围”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哥打破饭碗，等于象征性地破坏了他的势力范围。

大哥是个“儒商”，虽然受完正统中国教育，可是没有遵循传统的路子去当文官。他开了一家棉籽油厂，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理生意。举个例子说，年节期间，他会在年关结束以前把所有账目弄好，同时在腊月十六这天，用大鱼大肉犒劳工人。可是，那一阵子大哥的工厂经营发生困难，这也正是他饭碗摔碎的时候每个人都忧心忡忡的原因。当时大哥手下有几个最优秀的工人被当地一个买办挖走了，在他找人顶替的时候，工厂赔了钱。

虽然后来大哥另外拿了个碗吃饭，可是有个用人小心拾起破碗的碎片放在一边，等着第二天下午拿给来我们家的补碗匠修补。那补碗匠用一根小小的钻子在破瓷碗片上钻进一些小孔，再用细细的金丝把碗锔在一起。当然啦，补好的碗看起来非常滑稽，因为白瓷上面交缠着金丝。不过，大哥从那天起到腊月底，一直是用那个碗。家里只有大堂哥取笑大哥笨手笨脚，他们两人老是处不好。

春节第二天的夜里，我被许多人在房子周围尖叫和奔跑的声音吵醒。我一边摇醒可以一睡就不省人事的大姐，一边从床上冲出去。到了外头，发现全家人都起来了，连大堂嫂和她父母，以及祖母都在。每个人都还穿着睡衣，女眷们披散着头发，在月光下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她们的脚有一部分没缠好，布条的尾巴都拖在地上了。

原来，大堂嫂的珠宝被偷了！用人点起家里所有的灯笼，池塘对面的邻居也燃亮所有灯笼。他们的用人跑过来说，他们看到一个黑影从我们这合院的屋顶跑过去。当夜，两家的用人好好找了一遍，可是夜贼和珠宝已经不知去向。

珠宝失窃的事大概过了一星期，大哥工厂的生意突然好转。从摔破碗这件事来看，他的势力范围理应遭到破坏，所以他瞬间转运的事情出人意料，而且差不多是个奇迹。当然啦，我们家里是很高兴的。说不定我们这支张家人得到的好运，在甫遭噩运的大堂哥家人看来太多了，也说不定是大哥和大堂哥之间老是磕磕碰碰，原因我不知道，可是事情过后不久，我看到他们家起了疑心的征兆：大堂哥、大堂嫂和她的父母开始在自己的房舍里用饭，而且再也不许小孩和我们一起玩。

有一天，大哥经过大堂哥住处的时候，大堂嫂的母亲恶毒地说：“哦，那个贼来了。”

大哥一听到这批评，就垂下头来没作声，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好运导致家庭失和很丢脸。但是这句诬赖人的话，也被在隔壁我们自己家缝衣服的妈妈听到了，那天晚上，她告诉爸爸，她不愿意再待在一个别人用这种态度批评她孩子的家里。

年关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爸爸走进房间对我和兄弟姐妹宣布：“我们要搬走了。”

为了顾全面子，我们在开年的时候一声不响、匆匆忙忙地离开老家，带着家什搬到一个新的镇上。离开祖母是让人很难过的事，可是她老人家为了维持家庭和谐，留在宝山和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一起住。我们有好几个月没看到祖母，后来爸爸才开始偶尔带几个孩子回宝山吃饭。他是出于对祖母的爱与敬才回老家的，他不想让她在当地人面前丢人现眼，只要他定期回宝山，至少张家看起来还是和睦融洽的。

大概过了十年以后，珠宝失窃的事情才真相大白。原来，那个贼是祖母厨师的儿子。这厨师是祖母的忠仆，他在无意间听到儿子吹嘘偷东西的事，就当面质问。后来他儿子向祖母认错，结果被从轻发落，关了些日子。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才把解开谜团的关键供了出来：那夜搜查的时候，他把自己藏在了我家的一顶轿子里！当初没有一个用人想过要检查放轿子的小屋，更别说看看轿子里头了。

在我们家的罪名正式被洗刷前的那十年间，我们经历了太多事情：家里钱财尽失；我哥哥在海外求学的时候，生活艰苦；我也不得不在十三岁那年订婚。那些年间，我哥哥凭着个人的成就，逐渐挽回家里的财富和尊严，可是一切已经不同往昔，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回宝山老家了。

此处或系误记。郑逸梅《从羊角军到轿子》一文中有“杨子京雇西人抬轿”掌故，讲富人杨子京身着特制的一丈八尺长衫，“命四个外国瘪三每人提着长衫下摆的一角，大模大样地在四马路一带兜圈子。……过了一天，他又穿了这件长衫到城里豫园湖心亭喝茶，坐着官派十足的绿呢大轿，仍旧由那四个外国瘪三抬着。……到了豫园下轿，外国瘪三又替他提着衣角，宛如做了一出滑稽戏，看热闹的把马路都塞住了”。见《上海旧话》第6—7页，郑逸梅、徐卓呆编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