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勋在天津提出解散国会的限期。辫子军的先头部队开进北京。伍廷芳拒绝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

六月七日，张勋带领辫子军步、马、炮兵共十营约五千人及随员一百四十八人由徐州动身，八日行抵天津。他在动身前通电独立各省说：“挈队入都，共规长策。盼坚持原旨，一致进行。各省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处，勿再进扎。勋抵京后，当即驰电筹备。”

黎听得张勋统率大队人马开来北京的消息，就开始怀疑张勋此行不怀好意，立即电请徐世昌、李经羲两人劝告张勋“减从入京，以免京师人心恐慌”。不料到六月八日，张勋突然向黎派到天津欢迎他的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请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自八日起至十日止，限于三天之内实行，否则不负调停责任。夏寿康慌慌张张地把这个消息转报黎，黎才感觉到这个“调人”比叛督更凶，他已犯了引狼入室的错误了。

解散国会本是独立各省所提的条件。如果肯接受这个条件，就没有请“调人”出面来调停的必要。黎请张勋任调人，是想尽可能地满足独立各省的要求，但不解散国会。不料这个“调人”不是在总统与叛督互相让步的基础上觅取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而是压迫总统向叛督无条件投降。这一“调人”的出现，不是解除了总统的困难，而是加深了时局的危机。但是，正如俗语所说，“请鬼容易退鬼难”。此时如果拒绝张勋的“调停”，又怕把“调人”赶到敌对的方面，因此，以前黎所一再表示的“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解散国会”的决心大受动摇。他所求的只是一个既能满足叛督与“调人”的愿望，又能顾全总统面子的两全之计。在接到天津消息后，便下令裁撤公府军事幕僚处，并邀请国会各政团留京领袖二十八人到公府会谈，请其劝告两院议员提出总辞职，政府承认每人发给二千元，即由国会自动宣布闭会，以免被迫解散。关于后者，就是事实上接受解散国会的条件，但不采取以总统命令解散国会的形式，以免过分地伤害总统的“威信”。

天津继续传来消息，张勋对解散国会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同时，复辟问题在天津也成了半公开的秘密，不少复辟派出入于张勋之门。因此，黎又急急忙忙地派公府秘书瞿瀛持函到天津，请徐世昌协助张勋进行调停，并提出三项意见：（一）公府幕僚业已解散；（二）改正宪法力求办到；（三）解散国会应当研究适当的手续。附带声明，他决不留恋总统，万一调停无效，愿意辞职，由副总统依法继任，只求不发生变更国体的非常行为。这就是说，解散国会已经成为次要问题，而主要问题已经转移到复辟问题的上面了。

瞿瀛在天津碰见了前任府秘书长张国淦。张向他说：“复辟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种行动了。此时只有阻止张勋带兵晋京，才能阻止复辟。找徐东海或李仲仙（李经羲）都没有用处，这两个人对张绍轩（张勋）都说不出硬话来。能够阻止张勋带兵晋京的只有段芝老（段祺瑞）。请你快回北京面劝总统，即日起用芝老为内阁总理，设法催促就职。这是解决时局的唯一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利用段以抵制张勋的一个救急的办法。瞿瀛认为这个办法不好办，因为仅在半个月之内，由罢免段而起用段，转变得太快，将使总统无地自容。张说：“今天的问题，不是争面子、闹意气的问题，而是民国存亡的问题。”这样一说，瞿瀛也就同意，匆忙地赶回北京，向黎报告。

黎找到身边寥寥可数的几个幕僚研究这个问题。当中有人十分气忿地说：“张国淦是老段的说客！任何事情好办，只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嘴脸！复辟可能是一种谣言，今天哪个敢于公然进行复辟！即使真有其事，我们宁可断送于张勋之手，不能让姓段的再来欺负总统！”黎又被这一说打动，兴奋地说：“我们抱定宗旨，不要中别人的诡计！”[1]

六月九日，张勋没有等待黎的回音，就派辫子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这是公开向黎示威的一个步骤。仅在几天之前，黎采纳了李经羲的建议，想利用张勋去退督军团的兵，而此时最感迫切的是退张勋的兵。黎急如星火地电令在天津的夏寿康去找李经羲，请他劝告张勋切勿轻举妄动。果然李不敢向张勋说硬话，反而请夏寿康转告黎：“张绍轩想进行复辟是不可否认，也不必讳言的。但是，据我的观察，他现在还认为不是进行复辟的适当时期。现在他的目的在于解散国会。总统以礼貌接待，同时接受他的意见，据我的观察，绍轩是个血性男子，他一定会支持总统的。”

黎立刻吩咐把公府大礼堂粉饰一新，并加意布置，准备以此为张勋晋京后的行馆。公府大礼堂以前从不招待贵宾，只曾招待过副总统冯国璋一次。同时，他又召集公府的几位外国顾问研究解散国会是否违宪的问题。黎的目的想在违宪之中找出个不违宪的新解释来。有一位顾问回答说：“约法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国会的规定，这就足够说明解散国会并不违法。”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一年前向袁劝进称臣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

在此以前，黎的“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的决心早已抛在九霄云外，认为解散国会事小，清室复辟事大，两害相权，自当取其轻者。此时既然找到了解散国会并不违法的新解释，他就下了解散国会的决心。他没有懂得也不曾想到，解散国会就是取消共和制度，为清室复辟铺平道路。此时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找一个国务总理来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因为未经总理副署的命令，是违反约法的。

在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时候，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也不敢实践其以全力担保维持北京治安的诺言了。九日晚间，他自动地搬到公府来下榻，表示其与总统共生死的决心。十日，黎派他去找代理内阁总理伍廷芳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被伍一口拒绝。王鉴于问题没有解决，祸事快要临头，就偷偷地回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私宅，准备逃出北京。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黎，黎急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等到王宅力加劝阻，王才无法脱身。

此时已不存在国会应否解散的问题，只存在谁来副署命令的问题。当然，在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未就职以前，这个命令由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是“合法”的。但伍以前肯出面来代理总理，就是为了帮助总统对段进行政治斗争。现在总统变成了这样一个总统，竟然不惜解散国会，甘于向一群妖魔鬼怪投降屈膝，伍就不肓盲目服从了。

张勋的最后限期已经届满，解散国会的命令还没有发表，气得他在天津跳脚骂人，吓得在北京的黎心胆俱裂。十一日，黎无可奈何地再请伍到公府来，想劝他以民国为重，副署这道命令，伍称病不肯来。此时便有刚由天津回京的夏寿康向黎出主意，以提拔伍朝枢为外交次长作为副署这道命令的代价[2]。伍听了这句话，认为侮辱人格，表示断不接受。

黎只得又派夏寿康到天津向张勋解释：“不是我不肯解散国会，其奈没有人肯副署这道命令何！”

张勋知道伍不肯副署命令，便派人前往恐吓，如果再表示拒绝，将以激烈手段对付。可是，这个督军团大盟主的赫赫威风，在这位年老多病、两耳失聪的老博士面前，没有一点作用。

张勋便又转过来向总统的专使大发雷霆：“我不管副署的事情！没有人副署也得下命令，不得借词推托！”他显然忘记了仅在半个月之前，督军团就是假口总统没有经过内阁总理副署直接发布命令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因而宣布独立的；而他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认为违法的命令是不能发生效力的。

黎只得继续负起责任去找副署命令的人。他自己不便再出面，便找王士珍、江朝宗去会伍，劝他以私人感情为重，为了解除总统的困难，将就一点，副署这道命令。伍回答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江劝他说：“即使不为总统，为个人安全，秩老也还是副署的好。”伍听了并不生气，却心平气和地用自己的一套灵魂学理论向他喋喋不休：“我研究灵魂学颇有心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充其量不过是一死而已，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凡是没有做过坏事的人，死后的灵魂比生前的躯壳快乐得多。”

江说他不动，急得跪下来向他磕头，哀求他副署这道命令。伍闭起眼睛不再说话。这样，由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就完全断绝了。

在天津，夏寿康奉了黎的命令，手里拿着一道空白命令纸到处乱找人，想找一个国务总理签名。他找到了李经羲，李敬谢不敏：“我没有就职，不算国务总理。”他又找到了段祺瑞，段似理不理地说：“我已经下了台，没有副署命令的职权。”夏显然没有顾及仅在半个月之前，黎已经有命令免去了段的内阁总理，而段也显然忘记了他到天津后，仍然自居为合法总理，不承认总统的免职是有效的。

十二日，被迫得走头无路的黎，只得请王士珍以京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函劝国会自动休会。王答以：“无此职权，无此先例。”

黎说：“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权且代理国务总理，副署这道命令吧。”

王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样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

黎说：“不要再谈辞职出京的话了，要走我们大家走！”

这样，由李经羲、段祺瑞或王士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也都完全断绝了。

十二日晚间，天津传来消息说，张勋已经不能再等待，当天晚上如果命令不发表，他就带队回徐州，如果独立各省军队自由行动，他将采取不过问的态度。事实上，张勋正因为命令未发表而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督军团讥诮他带领大队人马吓不倒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而如果回到徐州，就是自动地解北京政府之围。但是胆小如鼠的总统，既怕他到北京来，又怕他回徐州去，既怕张牙舞爪的督军团，又怕装腔作势的“调人”。十二日公府的紧急会议一直讨论到十三日凌晨三时半，参加会议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和由天津回来的夏寿康等，面面相觑，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大家感觉到万分疲劳的时候，才看见一个人站起来义形于色地说：“好，我就来替总统解解围，副署这道命令吧！”

说话的人是步军统领江朝宗。步军统领怎样能够副署总统的命令呢？幸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有人肯副署命令，就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派为代理国务总理而使这道命令“合法化”。因此，黎好像绝处逢生一样，一连发表了派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和解散国会的两道命令。这些命令都是填写十二日的日期，发布的时间天已大明。

命令说：“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令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日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

同一天，黎通电全国各省解释不得已解散国会的苦衷。通电说：“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乃者国会再开，成绩鲜尠。宪法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跻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元洪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督军张勋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骤然引退，立启兵端，匪特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以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恢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同一天，那个像变戏法一样由非阁员的步军统领变作国务总理的江朝宗也发表通电说：“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

黎、江两人的电报，都承认解散国会是一件违法的事情。黎的电报显然透出以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这道命令发表后，从来对国会并无好感的全国人民都认为，这是黎向督军团投降的可耻行为，并且十分清楚地看到，时局不会因此而澄清，相反，更大的动乱即将到来。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联名通电说：“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江朝宗非国务员，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自认非法，所有解散国会命令，当然无效。”

二　张勋到达北京，电劝叛督取消独立。张勋到清宫“朝谒”溥仪

六月十三日，张勋十分高兴地在天津德租界寓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通电说：“比因政争，致酿兵事。勋奉明令，入都调停。……默察各方面之情形，大多数之心理，咸以国会分子不良，力主解散另选。……犹忆国会前度之解散，出于首座领衔之陈请，无非为奠定大局之计。区区此心，窃符斯旨。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张勋邀同李经羲到段宅，请段同往北京“共筹国是”，段婉词加以谢绝。张勋又到徐世昌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密谈。密谈的内容，据外间所传，徐向张勋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他以摄政或类似摄政的名义，畀以全部政权；（二）把他的女儿许给溥仪为“皇后”；（三）实行君主立宪。张勋回寓后，曾把会谈的情形告诉来访的一些复辟派。刘廷琛听了大笑说：“此人真不愧为活曹操”[3]。张勋原是很敬重徐的，这次识破了他的底细，一会儿想做民国的大元帅，一会儿又想做“大清帝国”的摄政王和“当朝国丈”，因此由敬重的心理转变为鄙视的心理，

十四日下午三时，张勋以“战胜者”的姿态偕同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等乘专车到达北京。黎派丁槐、钮传善、方枢为代表到站欢迎。到站欢迎的还有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上，军警夹道警戒，并分段布置辫子军的步哨和岗位，城楼上和城墙上都站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以前皇帝出巡的气派。张勋的汽车所经路线，先派马队驱逐行人，因此东城和西城的交通断绝达四小时之久。在警戒线内，行人不能通过，但是外国人不在此限。黎早已传令打开中华门迎接张勋。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门为了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第一次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宋教仁等五专使，第二次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北京市民从门缝里偷看“张大帅”，只见他头戴瓜皮小帽，帽子中央嵌有宝石一方，脑后垂有大辫，身穿纱袍，套以韦陀金边的玄色大马褂，脚蹬乌缎鞋。大家不由得交头接耳地说：“这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怪物啊！”

张勋晋京的一天，伍廷芳父子悄然离开北京。

张勋的架子真大，到京的当天并不谒见那位望眼欲穿的总统，虽然公府正在悬灯结彩等候着他。十五日晨，黎派夏寿康、钮传善到南河沿张宅面邀。一直到九时，张勋才乘汽车出门，先访王士珍，后到总统府。黎备有丰盛的筵席与张勋共进午餐，并邀王士珍、李经羲、江朝宗等作陪。张勋在宴会上用书面提出解散国会以外的解决时局办法五条：（一）组织责任内阁；（二）召集宪法会议；（三）改良国会规则，减少议员名额；（四）赦免政治旧犯；（五）摒退公府佥壬。此时黎已经失去了抵抗，就在条文上亲笔批明：“交院分别办理”。张勋还在口头上补提了三个条件：（一）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二）请订孔教为国教；（三）请批准定武军（辫子军）增招军队二十营。关于制宪问题，张勋主张援引民国元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成例，由各省推派代表二人，组织宪法会议。黎也向他反提了四个条件：（一）独立各省取消独立；（二）天津总参谋处撤销；（三）各省军队撤回原防；（四）各省不得扣留中央税款。

张勋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政府的新主人。他在谒黎后通电独立各省说：“入都后，折衷各方意见，条举磋商，如组织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改良国会规则、减少议员额数、赦免政治旧犯、摒退公府佥壬等事，均蒙主座批准。……各省宣告脱离之始，所提条件虽有不同，而其大端要不外乎此数者。今者既经解决，则收束军事，亟应实践前言。电到之日，请即取消独立名义，其军队已出发者，即日调回原驻地点。勋俟布署稍定，亦当率队归徐。”

同一天，王士珍、张勋、江朝宗三人联名致函徐世昌、段祺瑞，请其劝告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示了拥护李内阁的态度。

与张勋密切勾结的康有为，也于六月十七日通电独立各省，劝其取消独立。电报中称赞十四省督军呈请解散国会为“大有功于民国”。电报愤慨地说：“大总统以解散国会为惭德，伍总长以坚不副署为守法，各报几以解散国会为不道，南方各省欲借解散国会兴师讨罪，震惊全国。岂忘国会之万恶，而暴民应专制以亡国乎？”他又否定临时约法应当继续遵守。电报说：“约法非吾四万万之民意也，不过十七省都督之代表以兵力强为之。今十四省督军以兵力散之，出尔反尔，乃其宜也。”

十六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偕同定武军四个统领乘汽车到神武门，换乘肩舆到清宫，由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导入养心殿谒见溥仪。张勋行跪拜大礼，自称“奴才”“恭叩圣安”。溥仪赐坐，赏以紫禁城骑马，四个“皇妃”也都到养心殿来和他接谈。溥仪赐宴，并赏以古瓷及名画多件。

张勋又到交民巷遍访各国公使。日本林公使设宴予以招待。

三　督军团反对李经羲内阁。康有为化装到北京

张勋到北京的一天，也正是他的八面威风发展到最高峰的一天。就从这一天起，他的威风开始逐步下降。

根据徐州会议的决定，对于一切国家大计，得由大盟主全权处理，事后再以文电通告有关各省。张勋到北京后，正是以大盟主的资格对有关各省发号施令的。但问题也就发生在此。以前无论袁世凯或者段祺瑞当权的时期，都把各省军阀当作天之骄子，遇事要和他们商量，不商量就行不通，因此养成了各省军阀人人目空一切，把北京政府当作一个“有求必应”的对象。袁、段都是北洋派的领袖，尚且如此迁就，张勋是什么人，能够自居于各省军阀之上而向之发号施令？督军团里面有段派，也有冯派，此外各大小头目也没有真正甘心充当张勋奴才的人。在督军团向黎进攻的时候，必须推出一个人来出面，张勋才得风云一时，现在黎的抵抗力已经不存在，而这个大盟主还要独断独行，就不是一般加盟者所能容忍的了。

张勋与各省北洋军阀之间，首先在内阁问题上发生矛盾。李经羲内阁是张勋一个人所支持的，段、冯两派军阀都不喜欢这个内阁。李所定的阁员名单，外交梁敦彦，内务袁乃宽，陆军雷震春，财政张镇芳，海军萨镇冰，教育蔡儒楷，农商李盛铎，司法钱能训，交通杨士琦。其中大部分为洪宪帝制派和复辟派。张勋原拟提出著名的前清遗老劳乃宣[4]为内务总长，由于劳的政治色彩太浓，才改提袁乃宽。这张名单实际上不是李经羲定的，以前张勋推戴徐世昌组织内阁的时候，就曾替徐开出一张阁员名单，那张名单和这张名单的内容完全相同。因此，这个内阁与其称之为李内阁，毋宁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张内阁”。

此时督军团还不便公然与张勋正面争吵，就借题发挥地反对这个张冠李戴的内阁。张作霖发表盐电（十四日），竟说李经羲不肯副署解散国会命令，是与南方民党有了勾结，他建议仍推段组织内阁。曹锟发表咸电（十五日），建议组织统一军权的军人内阁。他认为：“芝老刻难复出，菊老更不问世”，主张“敦劝聘老担任组阁”。阎锡山发表删电，张怀芝发表咸电，杨善德发表删电（以上都是十五日），一致主张“聘老”组阁。从这些文电中看得出，督军团对内阁人选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是反对李内阁则是一致的。

根据以往的习惯，每一个新内阁产生，必须有各省军阀来电致贺，才能保证这个内阁不致夭折。李内阁所接到的都是一些劝退的电报，因此不敢就职。张勋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每天忙于拍发电报，派遣代表，疏通督军团支持李内阁。过去这些工作都是由黎来进行的，此时的中央已经不是黎的中央，他也乐得置身事外。张勋尽力疏通毫无效果，相反，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联名劝李不要登台，不如“适性烟霞，优游自得”。李还接到章太炎的电报，骂他“引寇入都，扰乱法纪，如崔胤之召朱温”。“名为总理，实是副官。”

张勋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苦味。他暴跳如雷地向人发火说：“反对李内阁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造反！谁敢造反，我就打谁！”他口中的中央就是他自己的中央。当然，他自己向别人的中央造反是可以的，别人向他的中央造反则是不能容许的。

张勋和张作霖也发生了很大裂痕。以前张作霖称呼张勋为“张徐州”，对“张徐州”的态度特别恭顺。只因张勋收容了由奉天逃出来的张作霖的“叛将”汤玉麟，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张勋索性把与张作霖势不两立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也召到北京来，引为复辟的助手。

张勋所谓“谁敢造反我就去打谁”的一句豪语，不过虚声恫吓，他未尝不知道他的辫子军只会欺负老百姓，并不善于冲锋陷阵。他又建议组织一个六巨头的元老院以总揽国政，六巨头就是他自己和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陆荣廷。元老院为内阁以上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元老受总统的聘请。这是想利用“元老”帮助他控制全国的一个计划。但是除在北京的王士珍外，这些“元老”没有一个人肯到北京来做他的政治俘虏，这个计划无法实现。

张勋鉴于王士珍在北洋派中的威信很高，便和他联名发出铣电（十六日），为李内阁再作最后的疏通。十七日，冯国璋、田中玉、杨善德、赵倜都有回电，对内阁问题无成见；张作霖回电说，不坚持己见；王占元、郭宗熙[5]也都回电表示赞成。这些都是敷衍应付的一种手段。倪嗣冲、张怀芝仍然反对李内阁。张怀芝皓电（十九日）请各省联名电劝李“退避贤路”。

虽然督军团用指桑骂槐的手段，在内阁问题上对张勋表示反抗，但是取消独立的条件总算履行了。倪嗣冲、赵倜、曹锟、陈树藩、李长泰于十九日宣布取消独立，张作霖、杨善德、阎锡山、张怀芝于二十日取消独立，许兰洲、张敬尧于二十一日取消独立，李厚基、张广建于二十二日取消独立。天津总参谋处于二十二日宣布撤销。他们在通电中又把“主座”说得那样“宽厚仁明”，自己如何不对，请求严加处分，以昭烱戒。张广建除请罪外，还另有电报建议召集“全国宏博议宪会”作为代替国会的制宪机关，由国务院及各省督军省长推荐“宏博”之士，每省二三人，他首先推荐徐世昌、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章太炎、蔡元培、严复、夏曾佑、马其昶、汪兆铭、章士钊等“均堪入选”。

就在督军团取消独立的同时，两广宣告自主。（六月二十日）

此时督军团虽不表示拥护李内阁，但是反对李内阁的浪潮已在逐步减退，还有部分督军经过王士珍的疏通，表示了默认李内阁的态度。北方独立各省已经取消独立，各省出兵直捣幽燕的危机已不存在。两广虽号称自主，一则两广距离北京很远，二则自主在程度上与独立有所区别，并且控制两广的桂系军阀领袖陆荣廷还与李经羲直接通电，措词非常温和，并不反对他出面来组织内阁。李经羲认为时局已趋稳定，乃于二十四日发表以王士珍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而自兼财政总长。二十五日，这个畏首畏尾不肯登场的内阁总理通电宣布就职。他在通电中声明任职仅以三个月为期。

李签于上次所提的阁员名单不受各方欢迎，准备另外组成一个能够叫座的“第一流人才内阁”，其中有赵尔巽的内务总长，严修的教育总长，张謇的农商总长，汪大燮的交通总长，汤化龙的司法总长。他没有也不可能估计到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内阁，仅仅依靠举国唾弃的辫子军大帅做后台老板，而这个后台老板也不是诚心诚意予以支援的，那些自高声价的“名流”，怎样会肯随同他跳进这个火坑！李在电文中用“佛入地狱”的字眼，极力敦劝那些“名流”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出山救世”。张謇回答说：“果佛也然后可入地狱，公奈何预约短期作佛，而又强非佛者同入地狱？地狱沉沉，愿入者多。謇薄劣衰退，无此宏愿。”严修回答说：“山居八年，敬谢不敏。”赵尔巽没有回答，他的家里人代回答说：“次帅往游泰山，电报无法代转。”

李既然不能组成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只得找到一些肯跳火坑的次等人物加入内阁，二十九日任命江庸署理司法总长、李盛铎署理农商总长，龙建章署理交通总长。这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内阁。在李物色阁员受到各方的冷淡回答时，北方各省军阀因此更投以轻蔑的眼光，仍然推重王士珍组阁。此时张勋别有所图，也不再愿为内阁问题与督军团争吵不休了。他有电回答督军团说：“诸公敦劝聘老，何啻再三，而匪石之诚，竟不可转。聘老不担任，勋不得而强之，犹之仲仙（李）自欲担任，勋亦不得而阻之。仲仙今就职矣，此时无论推举何人，亦谁肯横身插入？勋对此席毫无成心，凡我同袍，当能共谅。”这个电报竟不为李稍留余地，说明军阀即使对他的奴仆，也是冷酷无情的。

当李准备召集各省代表晋京举行会议，讨论国会和宪法问题的时候（二十八日），京津火车三等客座中来了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农人，在北京站下了车。他用大蒲扇遮盖自己的面部，出站时有四个辫子兵恭敬地迎接着，一辆马车把他送到南河沿张宅，张勋立刻加严了门禁，不接见任何宾客。这个老农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保皇党党魁康有为。他和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早有密电往来。他在上海草拟“宣统皇帝”的伪诏，接到万的电召，就剃须化装由津浦路北上。随行的有沈曾植和王乃澄。他和张勋一度密谈后，就搬往西砖胡同法源寺把自己隐藏起来[6]。他到后的第三天，北京城就突然地挂起龙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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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国淦提供。

[2]　伍朝枢原任外交部参事。

[3]　活曹操是袁克定骂徐世昌的一个口头禅，北洋派无人不知。曹操把自己的女儿许配汉献帝，徐世昌也想做溥仪的“国丈”，因此刘廷琛认为这顶帽子非常惬当。

[4]　劳乃宣在洪宪时期失意回青岛后，曾于1917年1月化装到北京祝溥仪的寿，并密陈“联德复清”之策。密陈说：“世界各国，德最强盛。倘陛下与德联婚（就是要溥仪做德皇威廉二世的女婿），赴德留学，并允璧还青岛，则将来得德之助，复掌中国，实为易事。”同时，他还要求溥仪预先许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5]　吉林督军孟恩远在天津养病，由省长郭宗熙代理督军。

[6]　黎元洪得知康有为入京，电召入府一谈。康大吃一惊，声言风尘劳顿，改日晋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