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东滇桂军与警卫军的三角斗争。在粤滇军出师北伐受阻

督军团举行叛变和北京城发生复辟政变的前后，南北有些省区又像以前几次大动乱的时期一样，发生了明争暗斗和兵连祸结的情形。

护国战争结束后，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广西被称为西南六省，这是北洋军阀势力所不及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政治问题上经常与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持有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态度，由此形成南北对峙的局势。这六省又分为两个区域，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力求向四川扩张势力，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控制了广东广西两省，湖南也在他的势力影响下。

桂系军阀占有广东后，除龙济光的济军仍然盘据琼岛一角之地外，广东还存在非桂系的滇军和警卫军两个武装力量。滇军是在护国战争时由李烈钧率领到广东来的，那时桂系与国民党军人联合讨袁，随后又依靠滇军的力量赶走了龙济光，因此滇桂军之间尚能和平相处。但自黄兴逝世后，国民党军人又投归孙中山而接受其领导，因此桂系军阀对滇军产生了新的矛盾。当桂系军阀接收广东地盘的初期，是先由省长朱庆澜到广州来替他们扫清障碍的[1]。朱吸收了一些民军和龙济光系统下的杂牌军，成立了警卫军四十营，由省长统率，因此，这个省长形成了督军之外的另一“督军”。在陆荣廷任广东督军的时期，即视朱为眼中之钉。陈炳焜接任广东督军后，督军和省长争权的暗潮更加尖锐。

桂系军阀经常建议滇军应调回云南，警卫军的统率权应划归督军。唐继尧假口无力负担军饷不肯调回滇军，朱也不肯交出兵权成为一个手无寸铁的省长。此后，桂系军阀对滇军军饷采取了不负责的态度，并力求调走朱而以本系人物继任省长。在此情况下，朱与滇军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对抗桂系军阀的压力。朱聘请前广东都督、广东籍国民党人陈炯明、胡汉民为省长公署高等顾问，并经常邀请国民党重要人物到广州进行会谈，这些情况，日益引起桂系军阀的不满。

桂系本来是个地方性的军事封建集团。护国战争时期，它与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合作讨袁，同时与北洋派的直系领袖冯国璋也有秘密联络。护国战争结束后，进步党转化为研究系，依附北洋派的皖系首领段祺瑞，而段抱有以北洋派统一全国的野心，这个野心与桂系的大广西主义是互相矛盾的。同一时期，国民党系政客集团政学系，通过岑春煊、李根源的私人关系，与桂系军阀情投意合，互相勾结。政学系在北方主要是依附黎元洪的。根据这些纵横交错的关系，桂系在府院问题上支持黎，对北洋派则采取联冯制段的策略。

督军团在北方嚣张作乱的时期，西南六省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情绪达到高潮。六月十八日，广东各界人士在明经堂举行公民大会，声讨督军团祸国，表示不承认解散国会令，并要求本省当局即日出师北伐。国民党人和国会议员南下到广州的日益众多，企图在广东建立护法（拥护约法）的根据地。滇军和警卫军也都跃跃欲试。桂系军阀为了维持其在广东的统治地位，不能不有所表示。六月二十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宣布两广自主。自主是新创的一个名词。根据二十四日陈炳焜在督署召集各界会议时所作的解释，自主与独立有所区别：自主时期，两广不受北京内阁的干涉，遇有重大问题，仍可直接请命元首。根据这个解释，自主是一种半独立的形态，只脱离内阁而不脱离总统。问题在于此时黎在张勋和督军团的武力劫持下，无法行使总统职权。事实上，桂系军阀宣布自主是用以和缓两广人民的激烈情绪，并保持其两广割据之局的一举两得的策略，对于北京政府的一切措施，择其有利于己者而从之，其不利于己者则拒之。

关于国会问题，桂系军阀认为共和国家不可一日无国会，但对恢复旧国会或者召集新国会没有成见。二十七日，陆荣廷还致电李内阁，促其召集国会。这又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两广既然宣布自主，否认北京内阁，陆怎么还可以与北京内阁通电并且向之提出建议呢？根据桂系军阀的解释，宣布自主是由两广督军出面，而位在督军之上的两广巡阅使，仍可保持其超然地位，不受自主的约束。

六月二十四日，陈炳焜假口自主时期，军事指挥权应当统一于督军，令派高雷镇守使林虎为接收警卫军的专员。朱庆澜得到国民党和滇军的支持，拒绝交出警卫军。但是，一方面由于桂军在广东是最大的一个力量，滇军与警卫军只能在必要时期采取自卫行动，另一方面由于滇军与警卫军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桂系军阀也不敢公然与之决裂。为了避免桂系的压力，朱庆澜与由上海到广东的李烈钧将警卫军与滇军分别编为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第二两军，决定离开广东，出兵北伐。李烈钧首先通电就第二军总司令一职。在粤滇军师长张开儒、方声涛也经常发出“枕戈待命”的电报。因此，江西督军李纯不断地打电报向北京政府告急，北方受到很大的震动。

桂系军阀正是要滇军离开广东，但对滇军所需饷械吝而不予，同时又不愿放走警卫军这个相当大的武装力量。当李烈钧催索饷械时，陈炳焜采取了拖延的态度，答以出师计划应待陆巡阅使到粤后主持进行。滇军得不到饷械，只能按兵不动，静候解决。

六月中旬，陈炳焜、李烈钧联名通电西南六省，建议推陆为六省盟主，但唐继尧不愿居陆之下，这个建议遂被搁浅。七月四日，陈炳焜、谭浩明联名推陆为两广讨逆军总司令。陆的目的只求保守两广地盘，既不愿自己出兵，又不愿供给滇军北伐时所需的饷械，始终托病躲在广西，对出兵问题不肯表示态度。朱庆澜则因桂系的压力日益加重，决定集中警卫军二十营，由海道运输北上，请陈炳焜拨发军费一百万元以便成行。陈炳焜在回答他的咨文中毫不客气地说：“贵省长誓师讨贼，热诚极佩。惟本督军已于支日通电推举陆巡阅使为两广讨逆军总司令，凡本省军队，自应由本督军秉承陆总司令统筹全局，妥为支配，万不能单独行动，致误戎机。兹准大咨，未审贵省长所部军队，是否认为属于广东军队范围以内？如认为属于广东军队范围以内，自应查照本督军支电办理；如认为属于广东军队范围以外，则本督军自惭力薄，未便越俎置议。”

以上情况说明：广东在自主时期，既有国民党与桂系军阀的对立，又有滇军与桂军的对立，省长与督军的对立。内部不能统一，北伐计划当然不能实现。

二　四川督军罗佩金因裁兵引起川滇军的冲突。北京政府任命戴戡代理四川督军。成都又发生川黔军的战争，戴戡退出成都

西南的另外一个地区，即四川方面，自从蔡锷逝世后，竟然发生了原在护国军旗帜之下的兄弟部队自相残杀的惨剧，并且发生了以省城为战场的两次激烈战争。

四川督军罗佩金、四川省长戴戡、四川第一军军长刘存厚[2]都是讨袁时期蔡锷的部将。罗所统率的滇军，戴所统率的黔军，战后都不肯撤回本省，并在四川占了统治地位，因此以刘为首的部分川军将领起了“鸠占鹊巢”的一种反感。

川滇黔三角斗争是以罗、戴不和为其起点的。罗不愿有一个手握兵权的省长，曾与刘联合起来反对戴。戴在重庆就省长后，经过一番疏通，直到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四日才率领黔军熊其勋一旅到成都。随后，罗又因裁兵问题与刘发生龃龉，滇军顾品珍师与川军第一军公然在成都城内互放步哨，互相戒备，形成了“同舟敌国”的严重局势。

川军共有五师一混成旅。第一军包括刘存厚自己所统率的第二师和刘成勋所统率的第一混成旅。此外，第一师师长周道刚、重庆镇守使兼第五师师长熊克武驻重庆，第三师师长钟体道驻顺庆，第四师师长陈泽霈驻成都。四川的财力是养不起这样多的军队的，当时北京段内阁也责成罗大力进行裁军。一九一七年一月，罗与由北京派来的四川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辖，军费由中央直接负担。随后段内阁核准在川滇军改编为一师一旅，在川黔军改编为一混成旅一独立团，并内定以顾品珍为中央军第十四师师长。这个改编计划是有利于罗、戴的，因为滇黔军改编为中央军，就取得了驻军四川的合法地位，不能再谈什么“客军驻境”和“鸠占鹊巢”的话了。

关于改编川军的问题，罗、刘之间发生了很大意见。后来根据川军的控诉，罗裁兵不是采取公平合理的办法，而是实行“强滇弱川”的计划。罗奉行着唐继尧的大云南主义，利用四川为其外府，置四川于云南势力的控制下。控诉电说：“滇军去年入川只十七营，战事平后，所存者十一二营，而罗电告诈称二师，随即在滇招来徒手七千余人。滇军增而川军四五两师各缩编为一旅，其余三师，每连减为九十人。兵工厂出品全给滇军。”刘存厚另有电报控诉说：“罗一方减川军饷项，每师八十万元，一方增滇军饷项，每师一百二十万元。”

罗第一步想调开刘，曾一再密请段内阁调刘到北京给以虚位闲职，并保荐滇军梯团长刘云峰调任川军第二师师长。段回电予以核准。段对罗并不存有好感，他是采取一种挑拨离间的手腕，一方面竭力怂恿罗放手裁减军队，并且批准他缩编川军的计划，另一方面却又暗中指使川军反抗罗的裁兵计划，借以挑拨川滇军的恶感，造成北洋军再开进四川，坐享“渔人之利”的机会。段虽然同意调开刘，但是调职的命令迟不发表，并以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把罗的秘密计划密告刘，又用“川中为该师长桑梓之地”的说法，煽动刘对罗进行反抗。此外，还有密电说，罗要求更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其目的是在煽动全体川军将领对罗进行反抗，引导四川内战更大规模地进行。

在此时期，罗、刘两人都把段当作自己的后台。刘指使第二师军官拒绝刘云峰调任，自己也拒不交卸。段的阴谋，正如滇籍国会议员王祯等所指出的：“罗督电请更换师长刘存厚，无论或准或不准，均无与刘商量之余地。乃院电径将罗电直达刘，使之闻知，不啻使刘与罗横生意见。”

罗赶不走刘，便想先去掉刘的一只臂膀，下令裁撤第一军所属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表示“服从”，要求先发清欠饷。事实上，刘成勋明明知道罗是拿不出这笔解散费来的。

罗的裁兵计划两次碰壁，就只能选择另一“弱者”进攻，下令将川军第四师缩编为一旅。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于滇军系统，但自调任川军师长以来，就与川军将领日益靠拢，与罗的关系日益疏远。他对缩编命令采取了讨价还价的态度，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及一个团，比罗所规定的超过一团以上，同时也要求发清欠饷。到此时期，大部分川军将领认为这不是单独对待第四师的问题，而是与全体川军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因此，五个川军师长联名通电反对罗的裁兵计划。

实际上，五个川军师长的意见和态度是有差别的：钟体道、刘存厚、陈泽霈打成一片；周道刚是两面派投机分子，熊克武则因立场的关系[3]，不能站在刘存厚的方面，因此周、熊二人在重庆以中立姿态出现。

罗因裁兵计划一再受挫，不能再容忍川军五个师长集体反对的行为。四月十五日，他突派滇军包围第四师驻省的两团，没有发给欠饷，就勒令缴械遣散，同时还以武力压迫该师省外各团一律缴械遣散。这一行动引起了川军人人自危，集体反对将发展为集体反抗，罗又逐步软化，宣布第四师省外各团均无变动。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四月十八日，滇军一部由灌县新都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枪械来省，刘存厚下令予以截夺，于是引起了在成都的川滇军开炮互击。这一天，成都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双方都把“戎首”责任归之于对方，罗说刘首先下令炮轰督署，刘说滇军首先在成都西北角开炮。刘电调各路川军来援，罗也调动自流井、泸州、叙州及绵阳等县的滇军到省接应。成都城内划分为川军、黔军、滇军三个不同的壁垒，黔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在川黔军两个壁垒内，居民可以自由往来，但与滇军的壁垒断绝交通。

十九日是战争最激烈的一天。退守皇城的滇军在城墙上发炮阻止攻城川军，同时又以煤油注入皮管内，向皇城周围市巷及后子门一带民房喷射，并用火弹引起燃烧，借以扫除障碍，辨明开炮目标。这一天，成都城内火光烛天，炮弹横飞，军队的喊杀声与人民的号哭声交织在一起。警察及消防队驰往火场救火，被无情的炮弹击死了好些人，大家只得纷纷退下来。省议会议长胡骏急忙打电话邀请商会和各国领事冒险向川滇军双方交涉，要求停止炮击，才能派人前往救火。二十日天明，川黔军开放栅门准许灾区人民逃进来。当天据红十字会调查，人民被烧死、击死和击伤的有一千余人，被焚民房有三千余户。灾民多向“中立”的黔军防区逃命。火势一直延烧到二十二日才被扑灭。

二十日，由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向双方进行调停，停战一天。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

就在这一天，北京政府已经接到四川内战爆发的情报，当天下令任命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令其停止战斗来京供职，又令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云峰为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北京政府不分曲直地处理四川问题，全国各方无不引以为奇。事实上四川内战是段的阴谋酿成的，他准备派北洋军吴光新由宜昌带兵到川“平乱”，预定以吴继任四川督军，在北洋军准备开拔的过程中，命戴以省长地位“暂代”四川督军。同时，依附段的进步党（研究系）则极力运动戴由“暂代”改为“实授”，戴属于进步党，自从蔡锷逝世后，进步党在西南地区建立武力基础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戴的身上。此外，政学系也想建立一个武力基础，极力推荐该系领袖岑春煊继任四川督军，以此为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的交换条件。但是段在四川放起一把野火，是为北洋军控制四川创造条件，而不是为任何人或任何派系白白“效劳”的。段不允许派岑春煊到四川，他说：“此人太坏，有我在位一天，决不与之共事！”以上情况说明，从北洋军阀以至投机政党，都想在四川的战火中捞一把，对于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是不肯放在脑子里考虑一下的。

成都发生冲突后，川军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发表联名皓电（十九日），痛斥罗“在任数月，酷嗜淫赌，勒提税款逾七百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唐继尧也发表皓电说，“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予解决。”此外，四川和云南两省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纷纷发表谈话或通电，有的说“侵略邻封”，有的说“争权叛变”，伐异党同，各执一说，充分表露了他们的疆域观念和门户偏见。

战争时间，成都滇军派有武装兵士把守电局，川军方面的电报都不能发出。战争不仅在省城进行，省城外内江一带也有川滇两军喋血鏖兵的情形。

二十一日，罗接到北京政府的调任令，即将督军印信送交戴，表示愿意交卸。二十二日，成都绅商与外国领事邀请罗、刘两人在省长公署举行调解会议，罗派代表韩凤楼，刘派代表徐孝刚参加。滇军要求垫发开拔费六十万，并由英、法、日三国领事担保安全退出省城，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到是日夜晚，又各自开起炮来，双方都委称对方背约，戴竟欲解除调停责任，离开成都，经英、法、日三国领事极力劝阻乃止。大战到半夜才停止下来。当晚北京政府电催罗、刘两人迅速交卸来京。

二十三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并严令川滇两军停战。二十四日，黎元洪接到戴的密电，报告罗愿意遵令卸职，但川军仍于二十三日炮攻督署，滇军并未还击。黎盛怒之下，下令罢免了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并令听候查办。

二十四日，罗率领滇军由东门退出，刘率领川军由西门退出。罗临走发出敬电说：“佩金遵令移交，乃刘存厚仍复施放大炮，并令所部搜捕滇人，受害之家，不知凡几。……刘存厚自称为四川临时督军，广出布告，并调第一师周道刚所部由东路西上，第三师钟体道所部由川北赴省。现驻简阳、新都等处滇军，均被围攻甚急。……在川滇省军民，是否徒手听其屠灭？”这个电报所称川军屠杀滇人，是罗用以打击对方的一种宣传。

罗还有电报指摘北京政府从中挑唆，以致引起成都事变。国务院发表有电（二十五日）否认其事。

唐继尧也有敬电（二十四日）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他说他和罗、刘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又曾共事多年，但是“公谊所在，不能偏徇私见”。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国家法纪何在，政府威信何在？长作乱之风，开凌上之渐。”他准备出兵昭通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北京政府接到这个消息，便又去电阻止他出兵，以免引起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四月三十日，四川省议会通电指摘戴戡“假中立之名，阴谋取利”。该会主张以岑春煊继任四川督军。

一直到五月九日，滇军退驻简阳，川军完全撤出城外，戴戡就任代理督军，城内警察恢复站岗，黔军将城内市区的防线全部撤除，成都人心才趋于安定。但罗、刘两人都未遵照北京政府的命令卸职北上，川滇两军也仍然在省城以外的某些地区时打时停。随后刘又回到成都城外设立军司令部，把以前对待罗的手段对待戴，引起了川黔军的战事，成都人民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战争灾难。

川黔军战争是从七月五日夜半三时开始的。在此以前，北京城实现了复辟政变，张勋以伪谕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七月三日，戴在皇城军署召开军事会议，请刘出席表示对北京伪谕的态度，一面派兵把守电局，非经检查允许，不准任何人拍发电报。刘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了会议，请先撤去电局的检查员，戴不予接受，并提出驻省川军应即移驻川北的反要求，刘也不予接受。四日，刘部川军从近省一带源源开到省城北门外，战争就在第二晚爆发了。

川黔军战争几乎是两个多月以前川滇军战争的翻版：双方互相推卸“戎首”责任，戴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说黔军首先开炮猛攻城外川军。戴也像罗佩金一样，捏造谣言攻击对方，坚称刘存厚接受巡抚伪职，刘则称绝无其事。刘的电报被电局扣留不发。七日，在重庆的周道刚、熊克武两师长发出阳电说：“本月六日，渝电局报称：麻日午前三时，成都川黔两军发生冲突，江门一带火势甚烈，枪炮声不绝。次日接贵阳刘督军鱼日电开：顷得成都戴督军电开，刘存厚甘受伪职，已举兵围成都，戡誓死不降逆，不叛国，祈代飞电各省等语。昨晚（六日）十一时许，炮声忽起，北门火光烛天，炮弹均向督省二署乱射。炮声隆隆，至今未息，街断行人。……据戴兼督电传，则指刘存厚附逆，然据积之（刘）电称，又系拥护共和。兹拟由刚等及顾、赵（滇军）、钟（川军）三师长酌带卫队，兼程赴蓉（成都），公评是非，共谋解决；先在资州会齐，再为前进。若积之果系附逆，自应一致讨除，否则言归于好，速筹北伐。川中秩序，仍由戴兼督军主持一切。所有滇黔军队，务恳唐刘两督军立饬停止前进，免滋误会。……先后得顾、赵、钟三师长复电，表示赞同。道刚等决于蒸日（十日）起程西上。”

周道刚、熊克武也正如以前川滇军战事爆发时期一样，在川黔军战争中采取了中立态度。所不同的，就是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联合川滇军将领发起武装调停。贵州督军刘显世正如以前唐继尧出兵援助罗佩金一样，准备派三个梯团开入四川援助戴戡，并且接二连三地通电痛斥刘存厚的“叛变”行为。退驻川南的罗佩金也正如以前戴戡的态度一样，发表青电（九日）请各军各驻原防不得移动，并以调人自居。云南督军唐继尧却想乘机恢复滇军控制四川的局面，劝刘存厚离开四川，出兵北伐，否则将令罗佩金进兵成都，先平川乱。川黔军战争爆发后，云南方面从昭通运往叙州的军火源源不绝，其数量超过了讨袁战争时期。北京政府也仍然存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想派吴光新带兵入川“平乱”，进步党（研究系）则在这次战争中千方百计地企图维持戴戡的地位，并解成都之围。

四川和贵州两省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根据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

川黔军战争从七月五日到十七日，前后共计打了十二天。从六日起，黔军被围在皇城内，由英、法领事从中调停，戴愿意率部退出成都。十三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黔军疑有伏兵，在掠夺南门粮食后，仍然退回皇城，固守待援。十六日，戴将督军省长两印咨交省议会保管，次日黔军向南门突围而走。

三　张敬尧制造晋南事变。北京政府阻止张敬尧带兵入晋“平乱”

督军团武装叛变时期，山西省长孙发绪、福建省长胡瑞霖、陕西省长李根源都被督军赶逐下台。绥远都统蒋雁行被旅长王丕焕篡位，不能回任。

六月二十五日，山西南部忽然崛起了一支讨阎军，它的总司令是晋北下台军人景蔚文。山西督军阎锡山原是个善于投机的地方军阀，此时依附段，摇旗呐喊，日益引起山西人民的不满，山西产生讨阎的武装力量，本来不足为奇。但是讨阎军的电报是从河南陕县发出来的，电报发出不久，就有晋南公民向驻洛阳的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请愿“伐罪吊民”，而张也就“义奋填膺”地电达北京政府，愿意带兵入晋“平乱”，这就是很难理解的事情了。

张敬尧是个纵兵殃民的强盗军阀。洪宪帝制时期，他奉了袁世凯的命令带兵到四川，打不过护国军，却把手无寸铁的四川人民当作敌人，任意加以屠杀。山西人民怎样会把这个强盗军阀当作救星而向之请愿乞援呢？

问题的答案立刻就来了。六月二十七日，第七师有一旅由茅津渡渡过黄河，景蔚文亲自到黄河北岸迎接。这支军队开到运城西门外，就卸下了第七师的符号旗帜，换上了山西讨阎军的符号旗帜。所谓河东八县讨阎军的来历就是如此。不用说，那些“恭迎王师”的山西公民也都是张敬尧的戏法里变出来的。

张敬尧久想做督军，想取河南督军赵倜的地位而代之，由于赵倜手里也有毅军，对这个“恶客”戒备甚严，使他无从下手。于是张敬尧想向山西另找出路。阎锡山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弱小的军阀，以北洋第七师之“饶勇善战”，驱逐阎似乎不太费力。但阎最工心计，他不动声色地派遣军队到晋南“剿匪”，绝口不提第七师改装犯境的事，并致电北京政府，把晋南“匪患”说成是一件小事，“吾力足以平之”。这是他化大事为小事的一个妙诀。

果然北京政府不准张敬尧入晋“平乱”，并电召他到北京面洽军务。张敬尧不敢赴京，只得把派往晋南的第七师收回来。因此，阎锡山很快地报告北京政府：“运城一带安谧，匪患业已肃清。”

张敬尧自觉无颜久驻河南，请求移防湖北，以便防范西南。王占元坚决拒绝这个“恶客”进门。张敬尧的督军梦没有做成，却赢得了一个“阴谋坏蛋”的恶名。

四　许兰洲驱逐黑龙江督军毕桂芳，张作霖乘机进入黑龙江

北方还有一个师长也是被视为阴谋坏蛋的，他的督军梦同样也没有做成。

黑龙江督军一职由省长毕桂芳兼任。他不是军人而是外交人员出身，曾充中国驻俄使馆的馆员，诨名叫做“毕不管”，从这个诨名可以想见他是个糊涂角色。他糊涂到什么程度呢？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对德绝交的布告，处在国防前线的黑龙江，人心不免紧张，但是这天刚巧是督军夫人尚氏的生日，他还大张宴会，备有彩排，替他的夫人做寿。

督军署演剧祝寿不久，接下去又演了“夺帅印”一出武戏——黑龙江军务帮办兼第一师师长许兰洲欲取毕的地位而代之。许兰洲以前驱逐过将军朱庆澜，北京政府不愿助长各省军人“以下犯上”的风气，就把省长毕桂芳摆在督军的位子上，仅仅给许以帮办军务的名义。许当然不满，因此重演“夺帅印”，威胁毕自动辞职，否则将以武力对待。毕来不及进行抵抗，便和许商量，愿以省长相让而自留督军一席。许的目的本在取得督军，经过一再商谈，已经承认以师长、军务帮办而兼省长了，随后忽又悟到这是毕的缓兵之计，并且得知毕已电召巴英额、英顺两旅入省自卫，便又取消自己的诺言，限毕于二十四小时之内辞职出境。

许的参谋长李景林是这次政争的幕后军师。奉天督军张作霖也是幕后策动者。张作霖策动黑龙江的政争，其目的在于为自己创造一个乘虚而入、扩张势力的有利条件。

许兰洲以师长地位许予英顺，以独立旅长地位许予巴英额，以交换他们对自己的拥护。

六月上旬，北京政府接到黑龙江内部发生政争的消息，便用调虎离山之计，电召许到北京有所商洽。许回电说，黑龙江有两个图谋不轨的宗社党，就是毕桂芳和巴英额。我要镇压宗社党，没有工夫到北京来。

许认为“夺帅印”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下去。六月十三日，毕在许的重大压力下召集军事会议，在会议上宣布辞去省长兼督军职，参加会议的人自然不会有不同的意见。毕发表寒电（十四日）通告自愿下野，并荐许自代。电报说：“许帮办精明果敢，洞彻边情，实能宏济时艰，为国柱石。”许定于十五日接任督军，催毕于十六日离开黑龙江。毕一直挨到十八日才动身，许率领全城文武和各界领袖四百余人恭送到齐齐哈尔车站，并发表通电说：“毕督军虚怀若谷，卸职高蹈，采及轻樗，挽留乏术，辞卸未能，只得暂承其乏。”这样，便把“宗社党”的一顶帽子摘掉，而篡夺之局也就转变为“揖让”之局了。

不料毕走到英顺的防地呼兰，就发表号电（二十日）痛斥那个“精明果敢，洞彻边情，为国柱石”的许兰洲，并且说他本人是被迫离职的。电报说：“江省自去年五月，师长许兰洲以武力胁迫将军朱庆澜去职，大局岌岌可危。……桂芳到江以来，与该师长等以至诚相接，不意该师长愚鲁过甚，辄为奸人煽惑，屡起暗潮；此次复以胁迫朱庆澜者胁迫桂芳，屡遣人员来署警告，逼迫退让，并分派军队监视邮电各局，凡中央及各省来电，均被扣留。桂芳以大局为重，于本月十六日托故让贤，暂将督军及省长印信移交该师长接管，静候中央命令。”这个电报署名为“黑龙江省长兼督军毕桂芳”，其用意就是取消了卸职下野的宣言，表示他仍然是在职的省长和督军。

六月二十二日，英顺、巴英额两旅长通电与许兰洲脱离关系，要求中央调许出省，仍令毕回任。

二十七日，许通电揭露毕桂芳、英顺、巴英额都是旗籍，都有宗社党的嫌疑。他说：“此次毕督离江，本有政治关系[4]，外间宣布，仅系表面交替理由。今巴英叛变，用敢陈其始终。请将督长从速任命，俾得专事征讨。”这个电报又把宗社党这顶帽子给毕戴上了。

此后黑龙江呈现了两种力量对峙的局面。拥护毕的巴英两旅占领了呼兰到海伦一线，但并不向省城进攻，宣称“静候中央解决”。许也没有力量派兵出击。毕于六月二十九日跑到北京，想求助于北京政府，此时的北京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没有力量过问这件事情。七月上旬，张作霖派旅长孙烈臣到齐齐哈尔进行“调解”。七月二十六日，北京政府接受了张作霖的保荐，任命张作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继任黑龙江督军。八月十三日，鲍贵卿在张作霖派兵保护下到黑龙江接任。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又依从张作霖的请求，下令调许到北京为将军府参军，许拒不受调。张作霖就直接向许提出三个办法，听其择一而行：（一）到北京接受参军，愿意担保他生命财产的安全；（二）调任奉天师长或军务帮办；（三）如果坚持不离开黑龙江，当令鲍贵卿辞职相让。由于张作霖的武装干涉，这个两次驱逐长官的野心家不敢进行抵抗，就于九月二十三日到奉天，从此成为张作霖的高级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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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庆澜在黑龙江被逐后，段任为广东省长，是想利用他作为进攻西南的内线，但朱到广东后，并未受段的利用。

[2]　刘存厚原为川军第二师师长。

[3]　熊克武原为国民党员。刘存厚勾结北洋军阀，熊以立场关系不能与之合作，故表示中立。

[4]　毕桂芳原为旗籍，但已改入汉籍。宗社党是主张清室复辟的一个秘密社团。政治关系是指阴谋复辟，这是许兰洲用以诬蔑毕桂芳的一种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