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勋周围的政治骗子。日本田中中将在徐州的一席话

在北京城发生府院政潮和督军团要挟解散国会的紧张时候，外间就有关于清室复辟的谣言，日本报纸首先把这种谣言揭露出来。但是，一般人士认为，袁世凯拥有强大武力，尚且因醉心帝制而一败涂地，今天哪里还有人敢于再蹈覆辙。张勋虽号称复辟派，也不会看不清大势所趋，而甘于把自己的权力地位作孤注之一掷。

但是复辟毕竟不是一种谣言。复辟的进行者正是全国闻名的复辟派张勋。张勋也不是不重视个人利益，正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复辟活动的。

张勋是个重视实力的人。他向幕僚们谈论洪宪帝制失败的原因，认为：“项城之所以失败，只是由于北冯南陆一个不肯支持帝制，一个公开反对帝制，而北冯南陆之所以不肯与项城合作，只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根据他的论点，如果洪宪帝制取得冯国璋的支持，北洋派就不会解体，袁就有足够的力量征服西南，统一中国，完成帝业。如果陆荣廷不起兵反对帝制，云南护国军必然会被北洋军一鼓荡平。不幸的是，袁对冯、陆都存有一种猜忌的心理，因而这两个人走开了，袁也完了。

根据这个分析，他就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只要能够取得北冯南陆的合作，天下事无不可为。

但是，张勋怎样能够取得冯、陆两人的合作来进行复辟活动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说明一些政治骗子所玩弄的阴谋诡计。

张勋性喜附庸风雅，结交文人，和他往来的前清翰林公有江西人杨增荦和刘廷琛、广东人温毅夫、贵州人胡嗣瑗等。刘、胡二人都是宗社党人。杨、胡二人共同推荐康有为的门徒、另一宗社党人潘博为张勋的机要秘书。通过潘的关系，康有为和张勋也有往来。潘是个招摇撞骗的投机政客。不久杨得到消息，潘在徐州结交各地的宗社党和复辟派，就撤销了他的保举，并且劝告张勋不要把这个危险人物摆在身边。张勋就把潘介绍给冯国璋。此后，潘又经常在冯的面前称赞胡嗣瑗，冯被他说动，就聘胡为江苏军署的秘书长。从此，宗社党在冯的身边也插进了两条内线。

一九一六年，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勋被袁毒死，冯派潘到南宁吊丧。潘在陆的面前无中生有地说，冯对大局有一个意见，“与其推戴项城称帝，毋宁拥立清帝复辟”。接下去，他就侃侃而谈天下事，认为北方既有华帅（冯）绍帅（张）主张复辟，如果幹帅（陆）也在南方响应，何愁大事不成！陆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只是耐心地听着，不肯表示意见。

潘回南京后，曾到徐州会见张勋，又无中生有地说，陆幹帅是极端赞成复辟的。

一九一七年三月，陆经过徐州时，张勋在宴会中有意识地吐露了一些“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的口风，以窥探陆对复辟问题的态度。正如前面所说，陆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不置可否地听着。张勋错误地认为陆不便公开赞成复辟，只能以不反对来反映其赞成的态度。不久陆到了北京，曾往清宫谒见溥仪，外间又有“献女为妃”的谣言，张勋因此相信潘的情报是真实的。

张勋所不放心的还有一个冯国璋。正当督军团把一座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冯派潘到徐州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潘又信口开河地说：“河间（冯）是个胸无主宰的人。但他善于观望风色，善于为自身打算。如果大帅和北洋派一致主张复辟，他不会一个人反对复辟。他在辛亥年攻下汉阳，受封男爵，就曾竭力主张反抗革命军，继续维持清室。”张勋也深信冯是个善于观望风色，善于为自身打算的人，潘的花言巧语恰恰和他的看法相同。但他到底不放心，想从正面取得可靠保证。他写信给冯，把北方发生的政潮归咎于国民党，指为这是国民党企图推倒北洋派的政治阴谋。他说，为了抵制西南，巩固北洋团体，不能不另筹解决时局的对策。这封信是用以窥探冯对复辟问题的态度的。隔了几天，冯有回信来极口附和，并且请张勋大力主持所谓“对策”，他愿追随其后。张勋得到这个“保证”，就认为冯是不会反对复辟的了。

原来这又是政治骗子们所设的另一政治圈套。潘从张勋的幕府中得知张勋写信给冯的事，就打密电给胡嗣瑗，叫他用冯的名义回答张勋一函，如此云云，借以欺骗张勋。冯从来就是一个懒看公事的人。他的签押房早就发生过这种偷天换日的事情[1]。

此外，张勋还上了一个外国“骗子”的当。此时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2]到中国来，鼓动中国对德参战，并与段内阁秘密接洽中日军械借款。五月十四日，田中到徐州访问张勋。田中表示，中国时局非常混乱，日本对此深切关怀。如果中国有力人物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因而不得不采取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日本政府愿意予以善意协助。很明显，以前日本政府对袁世凯也曾表示过愿意协助进行帝制，此次田中向张勋所表示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也仍然是一套旧的手法，就是在中国煽起风潮、鼓动内战，借以削弱中国，以便乘机加紧侵略。于是张勋又认为进行复辟在日本方面也没有问题了。

当然，把张勋直接引入复辟圈套中的，还有一个更大的政治骗子，就是那个一向以刚正自称的段祺瑞。下文另有叙述，这里就不详写了。

二　张勋电邀督军团到徐州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实行复辟。张勋伪装调人骗取黎的信任

张勋不肯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是不愿充当段的摇旗呐喊的走卒，他要以督军团大盟主的资格，留在徐州，指导督军团的一切行动，正像大将不必亲临前敌一样。当督军团发出电报报告他们威胁总统解散国会时，张勋有号电（五月二十日）回答说：“议会不良，百政阻滞，改弦更张，其何容缓。勋在去岁召集之初，（指徐州会议）固已早持另组之说。今者诸公决议以宪法种种弊端为言，义正词严，一秉大公，至所心折。惟惜发之为较迟耳。预决进行，要在毅力。勋虽无似，愿为后盾。”

前面已经说过，黎、段两人本来都是极看不起张勋的，但当他们迫切需要外援的时候，就把这个怪物当作救命王菩萨。他们对张勋同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张勋是个不善于使用政治阴谋，不肯玩弄两面手腕的直心汉子，却不曾想到这个“老粗”正是以爽直的伪装隐藏了狡狯的本质，而这一类人是更容易使人上当的。在黎、段两人争相拉拢的时候，张勋对黎说的是一套，对段说的是另外一套。他的目的是要利用黎逐段下台，然后利用督军团逐黎而拥溥仪再登皇位。当督军团与黎因解散国会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他又电邀督军团到徐州举行会议，讨论对策。

五月二十一日，由北京挂专车直放徐州的有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赵倜、李厚基和各省军阀代表共计二十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孟恩远随车到天津就下了车，曹锟则托病回到保定，原在天津的李纯也未随同前往，王占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陇海路到郑州转车南下。因此，实际上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的只有督军团的一部份和一些军阀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会议有四、五个督军亲自参加，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会议显得更为生色了。

督军团到徐州的第二天，北京政府发表了免段令。倪嗣冲在会议上首先跳起脚来痛骂黎元洪，主张推倒这个甘为北洋派公敌的总统。事实上，这些剑拔弩张的将军们没有一个是真心拥段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北洋团体的利益，认为总统今天可以免段，明天就可以选择另外一人开刀，有黎在位一天，北洋派的统治就会受到破坏而难于保持下去。张勋乘机提出实行清室复辟。这个主张在以前几次的徐州会议上，张勋早就暗示过，因时机未成熟，未提出具体步骤及何时实行。现在段已下台，张勋认为推翻总统后实行复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段的代表徐树铮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勋虽因段没有直接兵权而不予以重视，但段究竟是北洋派领袖，想从徐的口中窥探段对复辟问题的态度。徐说，芝老（段）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徐是段手下的第一红人，他既有此表示，张勋就认为段也不会反对复辟了。

随后讨论实行复辟的策略，决定先由参加会议及有关各省的督军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解散国会，张勋则暂时不参加，并且伪装“调人”，从旁做好做歹地引诱黎接受督军团的要求，使黎的声誉受到严重打击，然后加以驱逐，迎接溥仪复位。

实行复辟的决定由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签名为信。

二十四日，张勋根据会议所决定的策略致电黎说：“各省督军及各省代表二十余人昨晚偕同到徐，以宪法问题就商。旋奉公府秘书厅漾电开……等因。咸以民国适用责任内阁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由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秘书厅职司机要，对于此事，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创举，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共和国家首重法治，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中央现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事关法律问题，理由极为充分，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谨飞电直陈，敬候钧裁。”

这个电报虽也带有威胁性，但大体看来，是以“第三者”的口吻，以关怀黎的口吻说出来的。从这个口吻中看得出，他愿意出面来担任黎与督军团之间的“调人”。

三　国会通过李经羲继任国务总理。督军团宣布独立。张勋电阻段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

黎从来没有想到要与北洋派为敌，他的目的仅仅在于排去一个目无总统的段。为了避免北洋派因免段而可能引起的误解，曾不止一次地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继段之后组织内阁，信使不绝于途，但在天津“杜门谢客”的徐，坚决不肯应命。黎又请北洋派的另外一块“金字招牌”王士珍组阁，五月二十五日曾到王宅苦口劝驾，王也不肯“卖友（段）求荣”，说来说去，最后承认在新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以便随时为总统帮忙。当天，黎向国会提出了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

黎命李经羲组阁，是用以安定北洋派和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黎已经知道督军团又在徐州开会，他对徐州会议不像以前那样深恶痛绝，反而存在一种幻想，期待张勋能够制止督军团进一步的破坏行为，把时局从恶浪逆流中扭转过来。

这个时候，督军团的分化作用日益显露。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纷纷表示了与他们的同僚的不同态度。冯回答督军团的巧电，反对解散国会，劝他们在行动上应当慎重点。他致电王士珍劝其出来组织内阁。孟恩远、李纯、曹锟、田中玉、陈光远、江朝宗、陆建章等纷纷电劝王士珍组织内阁。二十六日，重行回到北京的孟恩远、李纯偕同谒见黎，请改提王士珍组织内阁。黎向他们解释说：“我原来是希望聘卿组阁的，但他不肯答应，如果你们能够说动他，我的咨文随时可以收回来改提组阁人选。”同时，孟恩远声明他列名于督军团请解散国会的呈文，并非出自己意。王占元也派何佩熔到北京，向黎做了同样声明。

黎的一再劝驾和直系军阀的表示拥护，都使王士珍陷于啼笑皆非的境地。他向黎表示，只求不强迫他担任总理，他愿意负责维持北京治安以报总统。二十五日，他召集北京军警长官在国务院参陆办公处举行训话，勉励他们各守职责，维持北京治安。恰值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走过来，他就替伍介绍，称伍为老前辈，并率领全体人员向伍三鞠躬表示敬意。二十六日，他发出宥电为李经羲捧场。

二十七日，黎发出感电说：“芝泉解职，初议请东海出山，未获允诺。遂坚请聘卿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再三敦劝。聘卿既推荐仲轩（李），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期急迫，不得不曲徇其请。”

二十七日为星期日，众议院破例开会，在四百八十三票中以三百三十八票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二十八日，参议院又以一百六十六票对二十六票获得通过。国会之所以匆匆通过李内阁，也并不是中意这个曾经做过前清督抚和洪宪旧臣的老官僚，而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以免时局更趋严重。

二十八日，黎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后，王士珍又有电报力劝北洋派各省督军电贺李内阁[3]，因此三天以前还极力主张王士珍组阁的直系军阀，都有电报向李内阁致贺。冯国璋虽然没有贺电来，但也致电黎，同意李经羲组织内阁。

不料到二十九日，蚌埠方面突然发出来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的艳电。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这次各省北洋军阀宣布独立，与以前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以前是南方各省反对北京政府，这次是北洋军阀反对北京政府；以前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军阀大头子的手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只有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坐困公府，毫无抵抗力量，那些雄赳赳的北洋军阀却争先恐后，磨拳擦掌，几路进兵，像是大敌当前一样。

由于北方各省宣布独立，吓得李经羲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黎迫切希望李到北京来就职，曾派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军事顾问金永炎到天津专程迎接，又派直系军阀、江西督军李纯前往劝驾。黎竟然把李当作是解救时局危机的唯一救星，以为只要他肯到北京来就职，就可以取得张勋的实力援助，制止独立各省进兵北京。可是这个多年来想做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当国务总理已经到手的时候，却又没有做国务总理的勇气，一会儿说要往北戴河避暑，一会儿又说愿意让位于王士珍，坚决不肯来京。

同时，“下野”在天津的段却又门庭若市，研究系、交通系以及亲日派纷纷奔走其门。研究系完全倒在段的方面，大批研究系国会议员纷纷辞职离京，汤化龙也辞去了众议院议长[4]，以拆国会的台。段决定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一俟独立各省会师北京逐走黎后，即召集临时国会推举徐为临时大总统。关于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段已通电北方各省征求意见，只等回电一到，就要袍笏登场。临时政府阁员名单也已排好，包括研究系、交通系和亲日派各方面人物。徐世昌自己写了就大元帅的电文，打算交段审阅，只因张国淦、钱能训等都主张静观一下，才没有交出去。

此时，徐树铮没有回到天津，段还不知道徐州会议的一切内容。段与张勋之间在改造政局上存在分歧意见：段想组织一个民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勋却想组织一个帝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勋在徐州会议上取得了参加会议各省赞成复辟的保证，当然不愿意在这个轨道以外另有天津的临时政府出现。五月三十日，他有回电给徐段等，公然用命令式的口吻诰诫他们：“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这样，天津的临时政府就流产了。

随后，徐树铮回到天津来，向段报告徐州会议的一切内容。因此，段党和研究系人物决定采取他们原已计及的另一阴谋计划，就是暂时不表示反对复辟，甚至伪装同意，引诱张勋放心大胆地进行复辟，假张勋之手驱逐总统，然后举起拥护共和的旗帜来，起兵打倒张勋，恢复段的独裁政权。这个计划他们保守得非常机密，局外人无从得知，所以独立各省军阀也都被蒙在鼓里，因而他们盲目追逐于段、张两人之后，演出了一些翻云复雨的怪剧。

四　北方各省有独立与中立的两种不同态度。西南六省无意出兵北伐

独立各省的情况是千奇百怪的。首先独立的倪嗣冲自命为北洋派中的李烈钧[5]。他在宣布独立的艳电中仍然称黎为“我大总统”，仍然说他是“拥护中央”的。他的侄儿倪毓棻同天发出来的艳电，却有“誓师北伐”的语句。倪军出兵的第一个目标，是想抢夺德州兵工厂，因此与张怀芝的权利发生了矛盾，几乎引起冲突。

张怀芝由徐州回到济南，省议会议长当面质问他何以列名干预宪法，要挟解散国会，并且出席于非法召集的徐州会议；以后如果再有此项行动，山东人民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个督军。由于省议会的阻力，山东的独立一直推迟到六月一日才得实现。

在倪嗣冲宣布独立的前一天，张作霖发出勘电（二十八日），愤慨地说：“同志皆当世贤豪，何至不如蔡锷[6]”？但他本人也没有做蔡锷的勇气，因为他受着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牵制，不敢宣布独立。他在卅电中（三十日）说：“项城逝世，海内属目段公，而段公愿居今大总统之下，以相扶持。……奸人诪张为幻，广派密使，遂其阴谋。公府派少将周斌到奉游说，已予扣留，俾莠言无滥进之由，庶时局有澄清之望。……作霖当率辽奉子弟，直捣京师，惩彼奸人，卫吾社稷。”他不但骂黎“忘恩负义”，而且电中所指的奸人就是“今大总统”。

一直到张勋致电冯德麟进行疏解之后，张作霖才敢宣布独立，并派兵进驻山海关。

五月三十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表示态度说：“我的地位是副总统，应当辅佐大总统并且服从大总统的一切措施。各省反对中央，我已去电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只有听候中央解决。”他不是不知道手无寸铁的中央（黎）对称兵抗命的各省军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听候中央解决就是采取旁观态度，甚至还想利用政争，取得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的机会。孙中山、章太炎曾通电痛斥在总统与叛督之间的中立派。章太炎进一步地揭破冯的假面具说：“冯不讨贼，反倡调停，觊觎继任，诳词虚饰，应认为内乱犯，实为罪魁。倪张犹在其次。”为了逃避全国舆论的攻击，冯就倒填日期发表江电，向国会请辞副总统一职。

直系军阀王占元在这次政潮中宣布中立，但又劝黎解散国会以息政潮（六月二日电）。另一直系军阀李纯一直到六月五日还留在北京，黎想请他担任陆军总长，以便调停时局。他因张勋就要带兵到北京来，时局已无调停之望，才于六日由京汉路南下回任。曹锟是唯一宣布独立的直系军阀。他此时还是直、皖两系的“双栖者”。他的地盘介于北京与独立各省之间，如果不宣布独立，将与出兵“北伐”的独立各省发生冲突，因此他在东电中（六月一日）说：“为保卫地方起见，与中央脱离关系。”他在文电中对黎毫无伤害，宣布独立后，他还经常地跑到北京来，是中立化的一种独立。

独立各省军阀纷纷把省长赶走。首先是陕西省长李根源被陈树藩软禁起来，压迫他称病辞职。山西省长孙发绪原是黎一手提拔的，看见黎的地位摇摇欲坠，不惜厚颜无耻地迎合督军团的意见，发表冬电（六月二日）请废止临时约法，由各省代表组织制宪会议，在过渡时期推举徐世昌组织临时政府。但他的地位终于无法保全，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就被阎锡山赶走了。六月四日，李厚基派福州警察厅长、闽海道尹去见省长胡瑞霖，宣布他的手谕说：“现值军事时期，省长一职无设立之必要，请即克日离闽。”五日，胡到督军署辞行，李拒而不见，派人致送路费二千元，并以保护为名派兵押解上船。

此外，独立各省普遍有任意扩充军队和扣留国税的现象。张作霖乘机成立了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赵倜把京汉路局的收入全部都截留了。

在此时期，西南六省纷纷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反对解散国会。五月三十日，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主张调停，淮军老将姜桂题表示附和，并建议邀请冯国璋、张勋、谭延闿等到北京，与王士珍共同组织“调人会议”。孙中山反对调停，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电劝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明海军始终保障共和的态度。李烈钧由上海到广州，拟率领在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北伐。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与李烈钧联名发出通电，发起滇、黔、川、湘、粤、桂六省联盟，建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请陆到广东“主持至计”，以“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始终不渝之宗旨”，又请冯国璋“坚持护法之心”。唐继尧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为总统。

但是，西南六省的当权人物也都不是好料子，他们醉心于扩大地盘，扩张实力，四川方面有川滇军的冲突，广东方面有滇桂军的暗斗。由于六省人民具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内战的共同意志，并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们才不能不表示反对督军团的态度，其实并无出兵北伐的意图。甚至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还想勾结北洋派中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保持南北军阀分疆而治、互不侵犯的局面。

五　督军团请摒斥“公府佥壬”。黎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天津总参谋处成立。美国政府提出旨在支持黎的劝告

督军团自称宣布独立是一种“兵谏”性质，如果黎肯接受他们所提的解散国会、改正宪法、组织健全内阁、摒斥“公府佥壬”四个条件，就可以取消独立，向黎俯首认罪。所谓公府佥壬，不仅指公府军事幕僚处的一批幕僚，还有与黎接近的政客和国会议员在内。他们编造出“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名目：三策士指郭同、汪彭年、章士钊；四凶指丁世峄、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五鬼指汤漪、郭同、汪彭年、哈汉章、金永炎；十三暴徒指褚辅成、汤漪、白逾桓、李述膺、何雯、凌钺、彭允彝、吕复、萧晋荣、韩玉辰、秦肃三、焦易堂、邹鲁。其中有些人是被重复排列的；有些人并非与黎接近的人物，所谓十三暴徒都是原属于国民党或与研究系不合作的国会议员。为了便于打击这些人，督军团把他们都列入“公府佥壬”。

督军团所谓兵谏是用以欺骗黎的一个口号。如果黎表示屈服，他们早已决定了下一步骤，借口总统威信已失而将黎赶走。这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但是被督军团吓慌了手脚的黎，还想采取避重就轻的方法，接受其中一二条，如改正宪法、摒斥佥壬，以平督军团之气；至于解散国会，对民国说来简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就提出“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九个字来表示其不接受的决心。

由于黎的态度逐步软化，原属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纷纷避难南下或者躲在六国饭店里观望风色，属于该党团的在北京的报纸纷纷停刊。研究系议员则有八十余人提出辞职以拆国会的台。国会不待解散已经形成瓦解。公府幕僚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也都提出辞职，黎一律予以批准。连不在“佥壬”名单之内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副秘书长饶汉祥[7]，也都通电自请处分。

黎表示软弱不仅没有挽回时局的危机，反而助长了督军团的嚣张气焰，认为“兵谏”是打击总统的有效方法。

在督军团扣留路局车辆运兵北来的严重威胁下，困在公府的黎到处乞援求救，一再电请徐世昌、梁启超晋京进行调解，但救兵请不来，徐以“杜门谢客”、梁以“与世暂绝”作为回答。五月三十日，黎向独立各省发出表明心迹的“告哀”电，并致电张勋说：“芝泉磊落光明，功在民国。……为谋必忠，爱人以德。……执事元老壮猷，万流仰镜。望即剀切劝导，以安大局。”六月一日，他又发出东电质问督军团说：“今日为宪法而独立，则尚在二读之时；为元首而独立，则并无谋叛之事。”

黎又更番不休地催促李经羲到北京组织内阁。李不敢就职，也极力劝黎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认为张勋是督军团的大盟主，其力足以控制督军团；张勋未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具有居间调停的良好条件；张勋和他的私人关系很密切，如肯晋京调停，就能够加强他的内阁地位，并支援总统，澄清时局。正在这个时候，张勋有回电来表示拥护总统，担任调停，于是黎于六月一日除派专车到徐州迎接外，并以总统命令召唤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命令说：“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六月二日，天津河北大马路中州会馆忽然挂出一块“独立各省总参谋处”的招牌，被通缉的洪宪帝制要犯雷震春通电就总参谋职，并在电文中说了一些“巩固共和政体，另定根本办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的鬼话。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帝制派、复辟派、段党、研究系以及其他一些阴谋政客和投机分子。这个组织号称是独立各省的联合军事机构，也就是独立各省所组织的变相的“临时政府”。它公开地发布宣言：“此次用兵，专为黎氏一人！”毫无疑问，它的目标是在驱逐总统，但在驱逐总统以后的下一步骤，究竟是拥戴段上台或者拥戴溥仪复辟，却又暧昧不明。由此说明：这个组织也是盲目追逐于段、张两人之后而不知所适从的。

这个组织的成立，把时局推进到更险恶的一个阶段。六月二日，北京各国公使推法国公使康悌访问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伍廷芳，质问中国政府有无安定时局的能力。伍只好信口回答说：“张勋一到，时局即可解决。独立各省军队决不会开到北京来。关于北京治安，政府完全负责。”同时，天津各国领事警告“独立各省总参谋处”注意《辛丑条约》，不得在天津采取军事行动。这个不法机构既然不能统一独立各省的意见，又得不到帝国主义者的欢心，因此成立不久就无声无息地消灭了。

此时日本政府参加了段的推翻总统以便重握政权的政治阴谋。伍廷芳则请美国政府发表支持黎的正式宣言，从外交上给黎以助力，并请芮恩施公使邀集日、英、法各国公使表示同一的态度。因此，芮恩施邀请各国公使对北京政府提出联合劝告，以加强黎的地位。法国公使表示如英、日两国同意，法国亦可合作。日本公使则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借口，加以拒绝。英国公使也跟在日本的后面，不肯参加。六月六日，芮恩施奉到美国政府的训令，由美国一国单独向北京政府提出劝告说：“中国是否对德宣战，乃次要问题，中国之最要问题，乃在国内统一，方能享受国际间应享之地位。美国政府所以关心中国政体及其行政人物者，仅系根据中、美两国之友谊。”这个劝告提出来，立刻引起了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报纸斥责美国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警告美国说：“日本在中国处于特殊地位。日本不干涉南美各国的内政，美国也不应当干涉中国的内政。”

* * *

[1]　签押房就是首长的办公室，北洋军阀大多沿用这个前清官场中的名称。以前发生过，是指反袁战争时期，梁启超曾由江苏军署发出致蔡锷的密电，这个电报冯国璋也没有过目。

[2]　田中即后来任日本首相，起草“田中奏折”的田中义一。

[3]　北京内阁必须取得各省军阀的贺电，才敢登台，否则就是表示军阀不拥护这个内阁，这个内阁就站不住脚。

[4]　汤化龙辞职后，众议院选举吴景濂继任议长。

[5]　倪嗣冲在徐州会议上说：“咱们北洋派就是缺少一个李烈钧。”意指李烈钧在湖口之役敢于首先发难。

[6]　指蔡锷敢于首先起兵反对洪宪帝制。

[7]　饶汉祥因劝黎接受“武义亲王”，曾为黎所摒弃，不久又回任公府副秘书长。在夏、饶联名通电中又发现了一些奇谈怪论，如：“揆诸主辱臣死之训，敢怀临难苟免之心”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