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短论文章是他的作品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他攻击莎士比亚的那篇文章[1]甚至不易觅到，反正英译本是如此。因此，在我讨论这篇文章之前，先扼要介绍它一下，也许是有益的。

托尔斯泰一开始就说，在他一生之中，莎士比亚始终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反感和厌倦”。他意识到文明世界的舆论是与他背道而驰的，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了尝试，把它们的俄文本、英文本、德文本读了又读；但是，“我都毫无例外地有着同样的感觉：憎恶、厌烦和困惑”。如今，到了七十五岁高龄，他又重读了一遍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包括历史剧，然而，

我甚至更加强烈地有着同样的感觉——但是，这一次，不是感到困惑，而是坚定不移地深信，莎士比亚所享有的不容置疑的伟大天才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时代的作家竞相模仿他，使读者和观众在他身上去发现并不存在的优点——从而扭曲了他们的审美和伦理观念的那种荣耀，是一件极坏的事，同样也是极为虚妄的事。

托尔斯泰接着说，莎士比亚不仅不是天才，而且甚至够不上是“一个普通作家”，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要拿《李尔王》来分析一下，因为他能够引用赫兹里特[2]、勃兰兑斯[3]等人的话，证明这部作品受到了过分的赞誉，可以把它当作莎士比亚最优秀作品的一个例子。

托尔斯泰接着对《李尔王》的情节作了一种类似评述的分析，发现它每一步都是愚蠢、啰嗦、不自然、不明白、浮夸、庸俗、乏味，充斥着不可信的事情、“狂言乱语”、“不好笑的笑话”、时代的错误、无关的枝节、下流的脏话、舞台的俗套以及道德上和审美上的其他毛病。不管怎么样，反正《李尔王》是剽窃以前早先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一部好得多的剧本《雷尔王》，莎士比亚把它偷了过来又毁了它。为了说明托尔斯泰是怎么进行工作的，有一段话值得在这里引用作为例子。第三幕第二场（李尔、肯特和弄臣都出现在狂风暴雨中）概括如下：

李尔在荒野上到处乱走，嘴里喃喃地说些意在表示他的绝望的话：他希望狂风猛吹，吹裂他们的脸颊，大雨滂沱，淹没一切，闪电烧灼他的白发苍苍的脑袋，惊雷夷平这个世界，毁灭掉一切“产生忘恩负义的人”的种子！这时那个弄臣不断说着一些更加没有意义的话。肯特上场：李尔说在这次暴风雨中所有罪犯总会被查出来而定罪。李尔仍没有认出肯特，后者竭力劝他到一个洞里躲一躲。这时弄臣说了一句与当时情况毫不相干的预言，他们三人都下了场。

托尔斯泰对《李尔王》的最后评语是，任何一个头脑没有发昏的观察者——如果确有这样一个观察者的话——除了感到“嫌恶和厌倦”以外，是不能怀着任何其他感觉把它读完的。“莎士比亚受到赞扬的其他所有剧本，更不用说《伯里克利斯》、《第十二夜》、《暴风雨》、《辛白林》、《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等毫无意义的戏剧化故事”，都完全是这样。

在处理掉《李尔王》以后，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起草出一份比较全面的指控。他发现莎士比亚有一定的技巧，这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他是个演员，但除此之外就一无优点了。他没有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也没有根据情景自然创造对白和动作的能力，他的语言都是清一色夸张可笑的，他经常把自己的兴之所至的胡思乱想插到正好手头在写的任何一个人物的嘴里，他显示出“完全缺乏审美感情”，他的语言“与艺术和诗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托尔斯泰最后说：“不管你把莎士比亚当作是什么，他决不是一个艺术家。”此外，他的看法全没有创新或令人感兴趣之处，他的倾向是“最低级的和最不道德的”。奇怪的是，托尔斯泰这最后的评语并不是以莎士比亚自己的言论为基础，而是根据两个批评家的话：格尔维努斯[4]和勃兰兑斯。据格尔维努斯的意见（至少是托尔斯泰对格尔维努斯的理解），“莎士比亚教导人家……人可能太好了”，而据勃兰兑斯的意见，“莎士比亚的基本原则……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托尔斯泰则添上自己的看法：莎士比亚是个最糟糕的侵略性的爱国主义者，但是除此以外，他认为格尔维努斯和勃兰兑斯都真实和充分地阐明了莎士比亚的人生观。

托尔斯泰然后又重述了几段他在别的地方比较详尽地表达过的艺术理论。说得再简短一些，这就是要求保持题材的尊严、用意的真诚和写作的技巧。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采用“对人类生活有重要意义的”题材，它必须表达作者的真正感受，它必须使用会产生预期效果的技巧。由于莎士比亚观点鄙俗，手法马虎，在态度上连片刻也不能做到真诚，显然理该遭到谴责。

但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莎士比亚真的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他怎么会受到那么普遍的钦佩呢？显然，答案只能从一种可以说是群众性催眠状态中去找，这也可以说是“传染性暗示”。整个文明世界多少都被骗得相信莎士比亚是个好作家，甚至最简单明白地表示相反看法的话都无人理睬，因为这已不是理性的意见，而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东西了。托尔斯泰说，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都没完没了地发生过这样“传染性暗示”的事情，比如，十字军东征、寻找炼金术、横扫荷兰全境的种植郁金香热等等。他作为当代例子所举的、很有意义的是德雷福斯案件[5]，认为全世界没有必要为之情绪激昂。此外还有一些对新的政治和哲学理论发生短暂狂热的事，或者对某个作家、艺术家或科学家——例如达尔文，他（在一九〇三年）就“开始为人遗忘了”。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群众偶像很可能在好几个世纪中仍旧吃香，因为“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偶然有利于这种狂热的确立的特殊原因而产生的这种狂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上流行的人生观，特别是文学界流行的人生观，以至它们能保持很长时间”。莎士比亚的剧本之所以能够长期得到欣赏，是因为“它们符合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上层阶级的不讲宗教和不讲道德的精神状态”。

至于莎士比亚的名气是怎样兴起的，托尔斯泰认为这是十八世纪末德国的一些教授们所“制造出来”的。他的名气“起源于德国，然后再从那里转到英国”。德国人愿意抬高莎士比亚是因为当时没有值得一提的德国戏剧，而法国的古典文学已开始僵化和做作，德国人遂被莎士比亚的“聪明的场景发展”所迷，并且发现他能很好地表达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歌德宣称莎士比亚是个伟大诗人，而所有其他批评家都鹦鹉学舌、群相效尤，于是这种普遍的痴迷就一直延续至今。其结果是造成戏剧的进一步贬损——托尔斯泰在批评当代戏剧时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剧本也包括在内——和现在普遍流行的道德观的进一步腐化。因此，顺理成章，莎士比亚的虚名是一件很坏的事，托尔斯泰认为他有责任与之斗争。

这便是托尔斯泰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你读了之后的第一个感觉是，他说莎士比亚是个蹩脚作家，显然是不对的。但问题不在这里。实际上，没有任何哪种证据或者论点你可以举出来证明莎士比亚或者任何其他作家是“优秀”作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肯定地证明，举例来说，瓦里克·迪平[6]是个“蹩脚”作家。归根结底来说，除了是否能流传长久以外，并无测试文学优劣的标准，而流传本身又只能当作多数人意见的索引而已。像托尔斯泰的那种艺术理论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理论不仅从随意的假定出发，而且所依赖的又是可以由你随心所欲作解释的模糊词语（如“真诚”、“重要”等诸如此类）。正确地来说，你无法反驳托尔斯泰的攻击。但有趣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作此攻击？不过应该附带提一句，他使用了不少软弱无力和有失诚实的论据。有些值得指出，不是因为它们否定了他的重要指责，而是因为它们可以说恰好证明他心有恶意。

首先，他对《李尔王》的分析，并不是像他两次申明的那样是“不偏不倚”的。恰巧相反，这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歪曲。显然，当你为一个没有读过《李尔王》的人扼要介绍它时，如果你用以下这样的方式介绍一段重要的话（就是科迪莉亚死在李尔王怀中时他说的一段话），你就不可能真正是不偏不倚的：“接着李尔王又开始了他的胡言乱语，使你感到不自在，就像听到不能引人发笑的笑话一样。”托尔斯泰有数也数不尽的例子，在作批评的时候，把原文略作改动或者渲染，使得情节显得更加有些复杂和不合情理，或者语言显得更加有些夸张。例如，他告诉我们，李尔王“没有必要或者动机要逊位”，虽然他要逊位的理由（他已年老，希望不理朝政）已在第一场戏中明确地表示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上面引的段落里，托尔斯泰也有意误解了一句话，另外又略微改变了另外一句话的意思，使得本来按其上下文来读的一句相当合乎情理的话成了没有意义的胡说八道。这些误读本身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它们综合起来的积累效果却夸张了这个剧本的心理上的一贯性。此外，托尔斯泰不能够解释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他死后两百年（那就是说在所谓的“传染性暗示”开始以前）仍在印行，仍在舞台上演出。而且他对莎士比亚名声四起的整个介绍也是充满了明显的错误言论的猜想。再有一点，他的许多攻击都自相矛盾：例如，他说莎士比亚不过是个艺人，“一点也不认真”，但一边又说他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他的人物的嘴里。整体来说，很难觉得托尔斯泰的批评是出诸真心实意。反正，他不可能充分相信自己的主要论点，那就是说相信他说的有一个多世纪之久整个文明世界被一个弥天大谎所欺骗，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穿。当然，他对莎士比亚的憎厌是相当真实的，但其原因却可能不同于或者一部分不同于他所声言的原因；他的文章之所以不令人感兴趣恰恰就在这里。

至此，你就不得不开始揣测了。但是，有一个可能的线索，或者至少说有一个问题可以指引通向那个线索的道路。那就是：托尔斯泰有三十多个剧本可选，为什么选了《李尔王》当作他的特定目标呢？不错，《李尔王》这么有名而且受到这么多的赞扬，完全有理由可以用来代表莎士比亚的最佳作品，但是，为了作敌意分析，托尔斯泰大概选了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剧本。他对这个剧本怀有特殊的敌意，有没有可能因为他有意无意觉得李尔王的故事与他自己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但是，最好还是从相反的一个方向来看这一线索——那就是，考察《李尔王》本身，以及托尔斯泰没有提到的它所包含的品质。

英国读者在托尔斯泰的文章中首先会注意到的几件事情之一，是它很少把莎士比亚当作一个诗人来看待。莎士比亚被当作一个戏剧家，他的受人欢迎虽然不是假造出来的，但只是由于舞台技巧所玩的花样，使得聪明的演员有了很好的机会。现在必须指出，就英语国家而言，这一点是不确实的。莎士比亚的爱好者所最重视的好几个剧本（例如《雅典的泰门》）很少或者从来没有上演过，而最适宜于上演的一些剧本，像《仲夏夜之梦》，却最不受重视。最钦慕莎士比亚的人首先重视他对语言的使用，也就是所谓“语言的音乐”，甚至另一个敌意的批评家萧伯纳也承认是“不可抗拒的”。托尔斯泰无视这一点，他似乎没有认识到，一首诗在有些人读来有着特殊的价值，因为那首诗是用他们本国语言写的。但是，即使你自己处身于托尔斯泰的地位，把莎士比亚看作一个外国诗人，事情仍旧很清楚，托尔斯泰忽略了某种东西。诗，看来不仅是声音和联想，在它自己的语言群体之外毫无价值。否则，为什么有些诗，包括一些用已死去的语言写的诗仍能跨越国界呢？显然，像“明天是情人节”之类的一首抒情诗是无法令人满意地翻译的，但是在莎士比亚的重要作品中确有一些可以称为诗的东西可以与语词分开。托尔斯泰说《李尔王》作为一个剧本来看并不是一个好剧本，这话说得并不错。它拉得太长，人物和枝节太多。有一个坏女儿已经足够了，埃德加是个多余的角色，的确，如果把格罗斯特和他的两个儿子都删掉，也许这个剧本就会好一些。不过，有一种什么东西，有一种可以说是格局的东西，或者仅仅是一种气氛，却不受情节的复杂和拖拉而保存了下来。可以把《李尔王》想象成为一场傀儡戏，一场哑剧，一场芭蕾舞，一系列画片。它的诗意，也许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分，是它的故事所必然带来的，既不依赖任何哪一组词语，也不依赖有血有肉的表现。

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李尔王》，如果可能的话，不去想什么对白。你看到的是什么？至少我看到的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神态庄严的老人，白发苍髯，随风飘拂，仿若布莱克画中的人物（不过也奇怪，很像托尔斯泰本人），带着一个弄臣和疯子，在暴风雨中游荡，咒骂上苍。接着场景转换。那个老人嘴上仍在咒骂，仍旧神志不清，手上却抱着一个死去的姑娘，而那个弄臣却吊在背景处的一座绞架上。这就是这个剧本的基本梗概，甚至在这里，托尔斯泰也要删去大部分基本的成分。他反对暴风雨，认为这无必要，他反对弄臣这个角色，在他的眼里这干脆是乏味的累赘，说些不可笑的笑话的借口，而且他反对科迪莉亚之死，他认为这失去了剧本的道德寓意。照托尔斯泰看来，莎士比亚用来改编的原先那个剧本《雷尔王》比莎士比亚的剧本结尾更加自然，更加符合观众的道德要求：那就是高卢人的国王征服了两个姐姐的丈夫，而科迪莉亚不但没有死，反而帮助雷尔王恢复原来的王位。换句话说，这部悲剧应该是一部喜剧，或者，也许是一部情节剧。悲剧意识是否与信奉上帝相容，这是可以怀疑的，不过反正，这是与不信人类尊严不相容的，与那种美德不能获胜而感到受骗的“道德要求”不相容的。正是美德不能获胜而仍感到人类比那摧毁他的势力更加高贵的时候，悲剧的情况才会出现。也许更加有意思的是，托尔斯泰认为弄臣的出现并无必要。其实，弄臣是剧本的组成部分。他的作用不仅是充当合唱队，他对主要情节发表比其他角色能做到的更加明白的评论，而使得这主要情节更加清楚，而且也用来衬托李尔王的疯狂。他的笑话、谜语和顺口溜，以及他没完没了地对李尔王高尚愚行的讽刺，从简单的嘲笑到一种忧郁的诗句（“你抛弃了所有其他的头衔；你与生俱来的东西”），好像一股头脑清醒的涓涓细流，贯彻全剧始终，提醒人们，尽管这里有不公正、残暴、阴谋、欺骗和误解的事发生，在世界上什么地方，生活还是在照常进行。从托尔斯泰对弄臣的不耐烦态度，你可以窥见他与莎士比亚的更深刻的不合。他不无理由，反对莎士比亚剧本的参差不齐、无关枝节、情节不可信、语言夸张，但是归根结底，他最不喜欢的大概是那种生气勃勃，一种对实际生活过程感到谈不上愉快而只是兴趣的倾向。如果把托尔斯泰仅仅看作是一个道学家在攻击一个艺术家，而不屑一顾，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从来没有说过艺术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没有意义的，他甚至也没有说技巧上的多才多艺是不重要的。但是在他的晚年他的主要目的是收缩人类意识的范围。一个人的兴趣，一个人对物质世界和日常斗争的关心点，应该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文学必须以说教寓言来组成，去掉细枝旁节，几乎独立于语言。关于说教性寓言，托尔斯泰有别于普通的庸俗的清教徒，认为本身应该是艺术品，但必须从中排除享乐和好奇。科学也必须与好奇脱离。他认为，科学的任务不是发现发生了什么，而是教导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历史和政治也是如此。许多问题（例如，德雷福斯案件）根本不值得为它们伤脑筋去解决，他宁可让它们听之任之。说实话，他的整个“狂热”或“传染性暗示”的理论（他把十字军东征和荷兰人种植郁金香的狂热等等这种事情都归于这一类）说明，他愿意把人类的许多活动看成不过是蚂蚁一般来往忙碌，不可解释，缺乏兴趣。显然，他对于像莎士比亚那么一个结构混乱、细节烦琐、东拉西扯的作家没有耐心。他的反应是一个爱吵闹的孩子打扰的容易生气的老人的反应。“你为什么老是这样跳上跳下？你为什么不能像我这样安静地坐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老人是对的，但问题是，孩子的四肢好动，这种感觉老人早已消失。如果老人知道有这种感觉存在，结果只有使他更加生气，要是办得到，他会让孩子也马上年老体衰。也许，托尔斯泰不知道他在莎士比亚作品里没有看到的是什么，但是他知道他没有看到什么，他下决心要让别人也看不到。他不仅以自我为中心，而且生性专横。他在成人以后，生起气来有时还揍仆人，据他的英文传记作家德里克·莱昂说，后来他还“常常感到有一种欲望，稍有不遂就想打与他意见相左的人的耳光”。虽然经过了宗教上的皈依，你不一定就能够改掉这种脾气，确实很显然，再生的幻觉可能使你的邪恶本性比以前更得到了自由的发展，也许方式微妙一些而已。托尔斯泰是能够摒弃肉体暴力的，而且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不能够保持容忍或谦恭，即使你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仅从这一篇文章你也可以看出他进行精神恫吓的倾向。

但是，托尔斯泰不仅仅是要剥夺别人的他所并不享有的乐趣。没有疑问他是这么做的，但是他同莎士比亚的分歧还要更进一步。这是对待生活的宗教态度和人道态度的分歧。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李尔王》的中心主题，对此，托尔斯泰没有提到，但是他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剧情。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剧本中少数令人毫不怀疑地含有寓意的剧本之一。托尔斯泰抱怨得有理，把莎士比亚说成是个哲学家、心理学家、“伟大的道学家”等等的胡说八道文章已经写得很多了。莎士比亚不是个系统思想家，他的最认真的思想是随便或者间接说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目的”写作的，甚至不知道一般说是他写的作品有多少实际上是他写的。他在他的十四行诗中甚至没有提到他的成就包括剧本，虽然他的确有些难为情地提到他的演员生涯。十分可能，他至少把他的一半剧本看作不过是混饭吃的手段，很少操心什么目的或者可能性，只要他能把什么东西拼凑在一起——一般是偷来的材料——能够在舞台上多少站得住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情况。首先，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所指出的，莎士比亚有一种习惯，喜欢把无关宏旨的一般想法插到他的人物的嘴里。在戏剧家身上，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但是这并不符合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印象，莎士比亚并非托尔斯泰所认为的是一个庸俗的文丐，没有自己的看法，仅仅希望花最小力气产生最大效果。不仅如此，他的大约十多个剧本大部分写于一六〇〇年之后，都毫无疑问有一定的意义，甚至道德寓意。它们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归纳为一个词。例如，《麦克白》是写野心，《奥赛罗》是写妒忌，《雅典的泰门》是写金钱，《李尔王》的主题是写权力的放弃，只有你有意视而不见，你才会不了解莎士比亚在说些什么。

李尔王放弃了王位，但是希望大家继续把他当作国王看待。他没有看到，如果他放弃了权力，别人就会利用他的弱点，而且谁最阿谀奉承他，即雷根和戈奈莉尔，谁正好就是会反对他的人。他一旦发现不能使别人像以前一样服从他，他就大发脾气，托尔斯泰把这种脾气说成是“奇怪和不自然的”，但事实上却完全符合性格。李尔王在疯狂和绝望中，有过两种情绪变化，这在他的具体情况下也是自然不过的，虽然其中一个情绪，大概是被莎士比亚用来发表他自己的看法的。这两种情绪中，一个是厌恶，李尔深悔做了国王，第一次了解到官场司法和庸俗道德的腐败。另一个情绪是枉然的狂怒，他藉此泄恨，幻想报复那些对不起他的人。“一千条血红的火舌，吱啦啦卷到她们身上！”又说：

用毡呢钉在一队马儿的蹄上，

倒是一条妙计；我要把它实行一下，

悄悄地偷进我那两个女婿的营里，

然后我就杀呀，杀呀，杀呀，杀呀！[7]

只有到最后，他神志清醒时才明白，权力、复仇和胜利是不值得的：

不，不，不，不！让我们到监牢去……

……我们将在那儿了此残生，

在囚牢的四壁内，我们将冷眼看那班奸党

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升沉。[8]

但他的这一发现已为时过晚，因为他的死和科迪莉亚之死已经注定。故事就是如此，除了有些地方讲得有些笨拙，这是个很好的故事。

不过，这不是很奇怪地同托尔斯泰本人的历史很相像吗？你不可能不看到有大致雷同之处，因为托尔斯泰一生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事，就像李尔王一生之中一样，是他所采取的一桩无偿放弃巨额产权的行动。他到了老年以后，放弃了他的庄园、爵位、版权，而且要尝试脱离他的特权地位而过农民的生活，这是一次真诚的尝试，尽管没有成功。但是更深一层的相似还在于，托尔斯泰像李尔王一样，是出乎错误的动机行事的，因此没有取得他预期的结果。根据托尔斯泰的看法，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是幸福，而幸福只有靠执行上帝的意志来获得。但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意味着摒弃一切世俗的享乐和野心，一心为别人而活着。因此，托尔斯泰最终放弃了世界上的荣华利禄，满心希望这会使他快活一些。但是，如果说他的晚年之中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他过得并不快活。相反，他周围的人正因为他放弃一切而把他几乎迫得发狂。像李尔王一样，托尔斯泰不是个谦卑的人，他对人品没有很好的判断力。他有时常常倾向于回到作为一个贵族的态度上去，尽管他穿农民衬衣，他甚至有两个他信任的孩子最终与他作对。不过，当然，方式不若雷根和戈奈莉尔那样令人吃惊。他的过于厌恶性生活也同李尔王非常相像。托尔斯泰说，婚姻是“奴役、餍足、厌恶”，而且需要容忍紧挨着“丑恶、肮脏、臭味、伤痛”，这话与李尔王的那段著名的话很相配：

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

腰带以下都属于魔鬼；

那儿是地狱，是黑暗，是硫磺坑，

大火熊熊地烧灼着，发出恶臭，消耗殆尽……

虽然托尔斯泰在写他的那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时并不能预见及此，甚至他的生命的结束——突然出逃，仅有一个忠实的女儿相伴，最后死在一个陌生村子的农舍里——也似乎与《李尔王》有一种幻影似的相同之处。

当然，你不能假定托尔斯泰是意识到这相似之处的，或者如果向他指出，他会承认的。但是他对这个剧本的态度一定受到了它的主题的影响。放弃权力、送掉土地是一个他有理由深有体会的事。因此，他对于莎士比亚由此引出的道德寓言一定比他在其他剧本上更加感到愤怒和不安，例如《麦克白》，这一剧本没有这么贴近他自己的生活。但是《李尔王》的道德寓意究竟是什么？显然寓意有两个，一个是明言的，另一个是故事所暗示的。

莎士比亚一开始就假定，放弃你的权力就是招致攻击。这并不是说人人都会同你作对（肯特和弄臣始终站在李尔王一边），但极可能有人会这样。如果你抛弃你的武器，不怎么讲规矩的人就会拣起来。如果你凑上另一面颊，你会比第一面颊挨更重的一记耳光。这事不一定总会发生，但是可以预料到的，真的发生时你不应该抱怨。第二记耳光可以说是你凑上另一面颊这个行动的组成部分。因此，首先为弄臣得出的庸俗的、常识性的寓意：“别放弃权力，别送掉你的土地。”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寓意。莎士比亚并没有明言，他是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它包含在故事之中，而故事毕竟是他自己编的，或者是改编来适合于自己的目的的。这就是：“如果愿意尽可以送掉你的土地，但是你别指望会因此得到幸福。十之八九你不会得到幸福。如果你为别人活着，你就必须以为别人活为目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的迂回手段。”

显然，这两个结论都不能使托尔斯泰高兴。其中第一个结论表达了那种他真心想回避的普通实际的自私心态。另一个结论与他的既要吃蛋糕又要保留它的愿望相冲突，所谓既要吃蛋糕又要保留它的意思指的是，摧毁自己的自我中心观念同时又借此获得永生。当然，《李尔王》不是主张利他主义的讲道说教。它只是指出为了自私原因而实行自我克制的结果。莎士比亚身上有相当明显的入世气质，要是他在自己的剧本中非得偏袒一方的话，他的同情很可能会在弄臣的一方。但至少他可以看到整个问题之所在，而在悲剧的层面上处理它。邪恶受到了惩罚，但美德没有得到报偿。莎士比亚后来的剧本中的道德寓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性的，而且肯定不是基督教的。只有两个剧本《哈姆雷特》和《奥赛罗》是在基督教时期发生的，甚至在这两个剧本里，除了《哈姆雷特》中鬼魂的出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着万事皆得报应的“来世”。所有这些悲剧都是以人道主义的前提出发：人生虽然充满悲伤，仍是值得的，人类是高尚的动物——这一信念是托尔斯泰在晚年所没有的。

托尔斯泰不是一个圣人，但是他尽了极大努力要使自己成为圣人，他对文学提出的标准是理想世界的标准。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圣人与一个普通人之间的不同是种类的不同，而不是程度的不同。这就是说，不能把一个看成是另一个的不完美形式。圣人，至少是托尔斯泰心目中的那种圣人，并不想在人间生活中谋求改善，而是想结束它，用别的来代替它。这种想法的一种明显的表现是，他声称独身“高于”婚姻。托尔斯泰事实上是在说，如果我们停止繁殖、打仗、斗争和享受，如果我们能够去掉我们的罪过，而且去掉把我们困在地球表面的一切联系——包括爱，就是在普通意义上对一个人比对另一个人更喜欢，那么整个痛苦过程就会结束，天国就会降临。但是正常的人并不要天国，他要的是在人世间继续活下去。这不完全是因为他“软弱”、“有罪”和急于要“享受”。大多数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得到了相当的乐趣，但总的来说，生活是受苦，只有很年轻的人或者很蠢的人才不是这样想。最后，自私的和享乐的态度是基督教的态度，因为目的总是脱离人世的痛苦斗争，在某种天堂或极乐世界中找到永恒的和平。人道主义的态度是，斗争必须继续，死亡是生命的代价。“人必须承受自己的死亡就像他们承受出生：成熟就是一切”——这是一种非基督教的感情。在人道主义和宗教信徒之间常常似乎出现一种休战状态，事实上，他们两者的态度是不可调和的：你必须在今世和来世之间作一选择。大多数人如果了解这个问题就会选择今世。他们继续工作、生育、死亡，而不是摧残他们的官能而希望在别的什么地方重获新生，他们就是作了这一选择。

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宗教信仰不甚知晓，从他的作品来看，很难证明他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个圣人，也不是个候补圣人；他是个人，而且在某些方面，不是个很好的人。例如，很明显，他喜欢结交有钱有势的人，而且能够以最巴结的方式阿谀奉承他们。他在表示不受欢迎的意见时也特别小心谨慎，且不谈胆小怕事。他几乎从来没有在有可能被别人认为就是他自己的角色的嘴中吐露过一句离经叛道或怀疑宗教的话。在他的全部剧本中，敏锐的社会批评家，也就是不轻信已被普遍接受的谬说的人，都是小丑、坏蛋、疯子，或者装疯卖傻的人，或者处于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人。《李尔王》这个剧本里，这一倾向特别明显。它包含了大量隐藏的社会批评——这一点托尔斯泰却忽视了——但都是由弄臣或者埃德加假装疯癫时说的，或者是李尔王发疯时说的。李尔王在头脑清醒时很少说过一句明白的话。但是，莎士比亚必须用这种花招，这一事实说明他的思想的广度有多大。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对什么事情都要发表高见，尽管他是戴上一系列假面具来这么做的。如果你用心读过莎士比亚，你很难一天也不引用他的话，因为没有多少重大的问题他不发表意见或者至少在什么地方提一下的，尽管不是有系统地，但很说明问题。甚至他的每一剧本中俯拾即是的一些无关枝节——双关语、谜语、名单、报道片断（像《亨利五世》中脚夫的谈话）、粗俗的笑话、失传的民谣等等——都不过是精力过分旺盛的产物。莎士比亚不是个哲学家或科学家，但他确有好奇心：他爱地球的表面和生活的进程——应该再次指出，这与要过享乐的日子和尽可能长命不是一回事。当然，不是由于莎士比亚的思想品质才使他的名声流传下来，如果他不同时是个诗人，很可能连戏剧家的名声也不会流传。他对我们的主要吸引力是通过语言。莎士比亚深深地受到语言的音乐的迷醉，这大概可以从毕斯托尔[9]的道白中看出。毕斯托尔说的话大多是没有意义的废话，但是你如分行来看，它们都是精彩万分的好诗。显然，那些铿锵有力的废话（“让洪水泛滥，让魔鬼因为没吃的而嘶号”等等）不断地自动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心中，必须创造一个半疯的角色来把这些废话用掉。托尔斯泰的母语不是英语，你不能怪他不受莎士比亚的诗句的感动，或者甚至不愿相信莎士比亚的遣词造句的技巧非同一般。不过他也会反对因为诗的肌理而珍视诗的这一想法的——即珍视它是一种音乐。但愿有人能够设法向他证明——他对莎士比亚声名鹊起的整个解释都错了，至少在英语世界里，莎士比亚的受欢迎是真的，单是他把一个音节放在另一个音节之旁的技巧就能使说英语的人民世世代代得到高度的快感——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算是莎士比亚的优点，而是相反！这只不过是又一证据，证明莎士比亚和他的崇拜者的不信宗教的、入世的本性。托尔斯泰会说，诗要由它的意义来评断，动人的声音只会造成虚假的意义逃过注意。在每一层面上，都是同一个问题——今世对来世：而音乐肯定是属于今世的东西。

托尔斯泰的性格总是使人感到一种怀疑，就像甘地的性格一样。他不是个庸俗的伪君子，像有些人说他那样，而且，如果他没有每走一步就受到身边的人的干涉，特别是他妻子的干涉，他大概会让自己作出更大的牺牲。但在另一方面，按照他们的门徒的估定来看托尔斯泰那样的人是很危险的。总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甚至是或然性——他们不过是以一种形式的自我中心换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中心。托尔斯泰放弃了财产、名誉和特权，他摒弃一切形式的暴力，而且准备为此而受苦，但是我们不容易相信，他也摒弃了胁迫的原则，或者至少是胁迫别人的愿望。在有些家庭里，做父亲的会对他的孩子说：“你再这样我就揍你！”而做母亲的则是噙着眼泪，把孩子搂在怀里，爱护地低声说：“宝贝，你这么做对得起妈妈吗？”谁能说第二种方法不如第一种专制？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暴力和非暴力，而是在于有没有权力欲。有人相信军队和警察都是坏的，但是比起那些相信在一定情况下有必要使用暴力的一般人来，他们自己却更加不宽容和苛求别人。他们不会对别人说“你做这个、那个，否则就把你送进牢去”，但是他们如果可能都会钻到别人的脑子里去，指使他想这想那，直至最细微的程度。像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样的信条在表面上似乎意味着放弃权力，实际上却鼓励这种思想习惯。因为如果你抱有一种似乎已摆脱政治的肮脏的信条——一种你本人不能期望从中得到物质好处的信条——那就一定证明你是正确的吗？你越是以为自己正确，那么也就更自然地胁迫别人也抱有同你一样的思想。

如果我们相信托尔斯泰在他文章中所说的话，托尔斯泰看来从未发现莎士比亚有什么优点，而他的同胞作家如屠格涅夫等的看法却不一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托尔斯泰还没有重生之前，他的结论可能是：“你喜欢莎士比亚——我却不喜欢。我们就到此为止，让它去吧。”后来，当他丧失了世界是多样化的事物组成的看法以后，他开始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看成了一种对他有危险的东西。大家越是从莎士比亚那里得到了乐趣，就越是不听托尔斯泰的。因此，不能允许有人欣赏莎士比亚，正如不能允许有人喝酒或吸烟一样。不错，托尔斯泰不会用武力来阻止他们。他并不要求警察没收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但是，只要可能，他就要给莎士比亚抹黑。他会想法钻到每一个莎士比亚崇拜者的心中去，用尽方法使他得不到享受，包括一些自相矛盾甚至是否诚实也值得怀疑的论点，就像我在扼要介绍他的文章内容时所举的那样。

但是，说到最后，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一切实在一点也不起什么作用。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你无法反驳托尔斯泰的文章，至少它的主要论点。你不可能有什么论据来为一首诗辩护。它的流传就为自己作了辩护，否则，它就是无法辩护的。如果这个考验成立，我想在莎士比亚这起案件上，判决应该是“无罪”。像所有其他作家一样，莎士比亚迟早会被遗忘，但很少可能会对他提出更加严厉的起诉。托尔斯泰也许是他的时代最受人钦佩的文人，而且，他肯定不是最差的论文作家。他倾全力攻击莎士比亚，像一艘战舰万炮齐鸣一样。结果是什么？四十年后，莎士比亚仍岿然不动，一无损伤，而想要把他肆意贬低得一钱不值的努力却荡然无存，只留下一本很少有人阅读的发黄小册子，如果不是因为托尔斯泰也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恐怕这小册子早已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论战》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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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莎士比亚和戏剧》。一九〇三年作为恩纳斯特·克劳斯贝写的另一篇文章《莎士比亚和工人阶级》的序言而写的。——原注

[2] 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散文家，代表作有《时代的精神》等。

[3] georg brandes（1842—1927），丹麦文学批评家，著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4] georg gervinus（1805—1871），德国文学史和政治史家。

[5] 一八九四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告通敌，判处终身监禁，此事轰动法国各界，左拉写《我控诉》为他鸣不平。在社会压力下，他终于一九〇六年经重审宣布无罪释放。

[6] george warwick deeping（1877—1950），英国通俗小说家。

[7] 引文采用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九卷，页二四九。

[8] 引文采用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九卷，页二六一。

[9] 毕斯托尔是《亨利五世》中的一个角色，伦敦小店主，靠巴结福斯塔夫为生。见上引《莎士比亚全集》第五卷，页二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