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很遗憾，艾略特先生在为这部吉卜林诗选[1]作序的长篇论文中，竟然会采取这样的辩解的态度，不过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你甚至还没有谈到吉卜林之前，你就先得清除一个由两批连他的作品都没有读过的人所制造的神话。五十年来吉卜林处于这种成为一种代称的特殊地位。在文学界的五代人的时期里，每一个开明之士都鄙视他，但到了这个时期结束时，这些开明之士十之有九都已为人遗忘，而吉卜林在某种意义上却仍在那里。艾略特先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个事实，因为在答复那些说吉卜林是一个“法西斯分子”的肤浅而又常见的指责时，他犯了相反的错误：在无法为他辩护的方面为他辩护。明知吉卜林的人生观总的来说是任何有教养的人所不能接受的或原谅的而仍说能够，这是没有用的。例如，当吉卜林写到一个英国士兵为了要勒索钱财而用捶衣棒打一个“黑鬼”时，说他这么写只是以记者身份，而不一定赞同他所写的事情，这是没有用的。在吉卜林的作品中，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迹象表明他不赞同这种行为——相反，在他身上有一种很明确的虐待狂气质，大大地超过了那一类作家必然会有的残暴狂。吉卜林的确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者，他的确是在道德上麻木不仁，在审美上令人反感的。最好是一开始就承认这一点，然后再设法弄清楚为什么他仍流传至今而瞧不起他的有教养的人却这么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但是，关于“法西斯分子”的指责仍需回答，因为不论在道德上或政治上，若要对吉卜林有所了解，第一个线索就是这个事实：他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比如今最人道或者最“进步”的人都更加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人们常常鹦鹉学舌引用一些话而不肯稍微费点心去查一查这些话的上下文或者弄明白它们的含义，这种情况的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例子是“退场赞美诗”中的一行：“没有律法的次等人种。”这一行在粉红色左派人士中间总是当作嘲笑的对象的。一般都认为这“次等人种”理所当然地是指“本地土生土长的”，于是脑海里就出现了某个头戴遮阳盔帽的英国老爷在踢一个苦力的形象。但在这一行诗的上下文中，它的意义却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这“次等人种”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德国人，特别是泛德意志作家，他们“没有律法”是指无法无天的意思，而不是没有权力的意思。整个这首诗一般都认为是一种大肆吹嘘的狂言，实际上是对权力政治的谴责，包括德国人也包括英国人。有两节诗值得在这里引用（不是作为诗作，而是作为政治）：
如果因为看到权力而陶醉，
我们竟然不敬畏上帝而信口乱言，
这种吹嘘像非犹太教徒那样
或者没有律法的次等人种那样，
万军之主啊，请与我们同在，
免得我们忘记，免得我们忘记！
因为异教徒的心把它的信任
寄托于发臭的隧道和铁片，
所有建筑在凡身上的坚定的凡身
都警惕着，不敢惊动主来警惕
那大言不惭的吹嘘和蠢话——
主啊，请宽恕你的子民！
吉卜林的许多用词都是从《圣经》中借用过来的，在第二节中，他无疑想到了《诗篇》第一百二十七篇：“若不是主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费劳力；若不是主看守城池，看守的人警醒也是枉然。”这一段文字不会对后希特勒时代的人们头脑造成什么印象。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人相信有任何比军事力量更大的制裁力量；没有人相信，除了用更强大的武力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胜过武力。没有“律法”，只有力量。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信仰，我只是说这是所有现代的人实际上都有的信仰。那些硬说不是那样的人或者是思想上的懦夫，或者是不加掩饰的力量崇拜者，或者是根本没有跟上他们所处的时代。吉卜林的世界观是前法西斯的。他仍相信骄者必败，神明必惩傲慢。他没有预见到坦克、轰炸机、无线电和秘密警察，或者他们的心理结果。
但是这么说，你是不是推翻了原先所说吉卜林的侵略主义和残暴成性的话？没有，你只不过是说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观点和现代歹徒观点是两码事而已。吉卜林极其肯定地属于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二年这个时期。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使他怨愤不快，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从布尔战争[2]以后所发生的任何事件中学到了什么教训。他是英帝国主义在其扩张阶段的先知（甚至比他的诗作更甚，他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让你感觉到了那个时期的气氛），而且也是英国军队的非正式史家，这支老式的雇佣军于一九一四年开始改变它的组成。他的全部信心，他活跃的、粗俗的活力，都来自法西斯分子和准法西斯分子所没有的那种局限性。
吉卜林晚年郁郁寡欢，毫无疑问，其原因是政治上的失望，而不是文学上的虚荣。不知怎的，历史没有按计划发展。英国在获得了空前最伟大的胜利以后，却不似以前是个世界强国了，吉卜林很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所理想化的阶级失去了美德，年轻人不是贪图享乐就是不问世事，要把地图涂成粉红色[3]的愿望已经烟消云散。他不能理解这些情况，因为他对那作为帝国扩张的基础的经济力量从来没有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像一般军人或殖民官员没有认识到的一样，吉卜林似乎没有认识到，帝国主要是一件挣钱的生意。他心目中的帝国主义是一种强迫的教化。你对一伙没有武装的“土著”人群开枪，然后你建立“律法”，这包括道路、铁路和法院。因此，他不能看到，产生帝国的同一动机也可能毁灭帝国。例如，把马来亚丛林开发出来建立橡胶园的这个动机，也就是如今把这些橡胶园完好无损地拱手让给日本人的动机。现代极权主义者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而十九世纪的英国人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这两种态度都有它们的好处，但是吉卜林却从来没有能够从一种态度走向另一种态度。尽管他毕竟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观点是瞧不起做生意的“老板”的受薪官僚的观点，活了一辈子而不知发命令的就是那些“老板”。
但是，由于他认同于官员阶级，他却有了一种素质，那是“开明的”人士很少或者根本不具备的，那就是责任感。中产阶级左派为了这一点而恨他不亚于他的残暴性和庸俗性。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所有左翼政党骨子里都是一场骗局，因为它们斗争的对象并不是它们真正希望消灭的东西。它们有国际上的目的，同时它们竭力要保持一种与这些目的不相容的生活水准。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一个人道主义者总是一个伪君子，而吉卜林对此的了解也许是他创造一针见血的话的能力的中心秘密。要用比“嘲笑那些在你睡着的时候守卫着你的军人”这句话更少的几个字来描绘英国人的褊狭的和平主义，会是很困难的。不错，吉卜林不了解知识分子与保守分子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方面。他没有看到，地图涂成粉红色主要是为了可以剥削苦力。他没有看到苦力，却看到了印度文官；但是即使在那个层面上，他对职能的了解，他对谁保护谁的了解，也是十分深刻的。他清楚地看到，只有在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是比较没有教养的人，在那里守卫和喂养另一些人的时候，这后者才能保持有高度的教养。
吉卜林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认同于他所颂扬的官员、军人和工程师呢？并不像人们有时所假定的那样完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作广泛的旅行，他基本上属于在平庸的环境中长大而具有出色头脑的人，他的某些气质很可能有些病态地使他倾向于行动活跃的人而不是感情细腻的人。十九世纪的英印人士是他的偶像中最无同情心的，但却是实干派。他们所干的，也许都是坏事，但是他们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拿一张亚洲地图来看，比较一下印度的铁路系统和邻国的铁路系统，就可以明白了），如果英印人士的正常观点像爱·摩·福斯特的观点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有成就的，他们是不可能维持一个星期的权力的。吉卜林给我们描绘的图像尽管华而不实，但它是我们对十九世纪的英属印度所拥有的惟一文学图像，而他之所以能够描绘，只是因为他本身粗俗，才能够在俱乐部及团部食堂中存身并保持缄默。不过他并不十分像他所钦佩的人。我从好几个私人来源获悉，与吉卜林同时代的许多英印人士并不喜欢或赞成他。他们说他对印度一无了解，这话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是太高雅了。在印度的时候，他往往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而且因为他肤色较黑，被错误地怀疑有亚洲血统。他后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他生在印度，很早就辍学。如果背景稍有一些改变，他很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或者杰出的通俗歌曲作家。但是说他是个庸俗的摇国旗的人，一种为塞西尔·罗兹[4]服务的宣传人员，这样说有多少正确成分？这样说，确是不错，但说他是个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或者见风使舵的投机者那就不对了。他早期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后来就从来没有讨好过公共舆论。艾略特先生说，对他的意见是，他用一种受人欢迎的方式发表不受人欢迎的见解。这样说，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了，假定“不受欢迎”是指在知识分子中间不受欢迎；但是事实是，吉卜林的“寓意”是广大公众不想要的一种寓意，而且是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同现在一样，人民大众是反军国主义的，对帝国已感厌倦，只是无意识地爱国，吉卜林的官方仰慕者现在和过去都是“服役”中产阶级，也就是读《黑树林》的人。在本世纪愚蠢的初期，布林普式人物[5]终于发现有个站在他们一边可以称为诗人的人，于是把吉卜林供在祭坛之上，对他的一些比较说教的诗如《如果》给予了几乎《圣经》一样的地位。不过可以怀疑的是，布林普之流是不是并未留心读过他的诗，就像他们没有留心读过《圣经》一样。他说的许多话是他们不可能同意的。很少从内部批评英国的人说过比这个粗俗的爱国者更加尖锐的话。总的来说，他攻击的是英国工人阶级，但不一定总是这样。那句“在板球门旁的穿法兰绒裤子的傻子和在足球门旁的糊涂的笨蛋”的话今天仍像一支箭一般突在那里，它是针对优胜杯决赛的，也是针对伊顿和哈罗的对垒的。他写的一些关于布尔战争的诗，就其题材而言，有一种奇怪的现代味。大概是一九〇二年写的“斯特仑波希”[6]代表了每一个有头脑的步兵军官在一九一八年会说的话，或者今天仍会说的话。
吉卜林关于英国和帝国的罗曼蒂克的想法，如果不含当时的阶级偏见，本来无关紧要。如果你考察一下他的最优秀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他的行伍诗，特别是《军营歌谣》，你就会注意到，较之其他东西更加损害这些诗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腔调。吉卜林把军官，特别是下级军官理想化了，而且到了一种荒唐的程度，小兵虽然可爱和浪漫，却必须是个丑角，说话总是用一种程式化的土腔，不太侉，但是发音都无一例外地略去了h和收尾的g。这样做的效果常常是像在教堂聚会时幽默背诵一样令人不好意思。结果造成了这样奇怪的现象：你常常可以简单地把吉卜林的诗改写一遍，把土腔改成标准发音，就能把他的诗改得更好，不怎么可笑、侮慢。这在他的叠句上尤其如此，它们常常有一种真正的抒情性质。他应该克服自己嘲笑劳动人民口音的冲动。在古代的民谣中，地主和农民用同样的语言。对吉卜林来说，这可办不到，他用一种歪曲的阶级观点来看待，结果却损及他最精彩的一行诗，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即使这种以示土腔可笑的故意装腔作势在音调方面并无什么效果的时候，这种做法也是令人讨厌的。不过，他的诗作得到朗诵的机会比默念多，大多数人都本能地在引用时作了必要的改正。
你能想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或如今有哪个士兵在读《军营歌谣》时感到作者是一个为他们说话的作家吗？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士兵如果能读一本诗的话马上就会注意到吉卜林几乎毫不知觉军队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一场阶级战争在进行。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士兵看成是个丑角，而且他认为他是爱国的、封建的、崇拜军官的和以做女王的兵而自豪的。当然，这有一部分是对的，否则就不可能打那些仗了，但是，“我为你，英国，我的英国，做了些什么？”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问题。几乎随便哪个劳动者会马上接着问：“英国为我做了些什么？”就吉卜林对此的了解而言，他简单地归结于“下层阶级的极端自私”（他本人的话）。他在不写英国人而写“忠心耿耿”的印度人的时候，他的“老爷您好”的基调有时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但事实仍是，他较之他的同时代的大多数“自由主义分子”或者我们时代的大多数“自由主义分子”更加关心普通士兵得多，更加希望他们能得到公平的对待。他看到士兵受到了忽视，军饷不足，而且还受到其收入多于他们卫护的人们的虚伪蔑视。他在死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我开始明白了士兵生活的可悲境地，他们所受到的没有必要的折磨。”有人攻击他美化战争，也许他是这样，但是他并没有像常见的那样美化战争，把战争说成是一场足球比赛。像大多数能够写战争诗篇的人一样，吉卜林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是他的战争描写却是写实的。他知道子弹伤人，在炮火之下人人恐惧，普通士兵从不知道战争是为了什么才打的，或者除了自己所处的战场一隅以外，从不知道整个战局，而且英国军队像其他军队一样常常落荒而逃：
我听到我身后的刀响，
但是我不敢正视我的敌人，
我也不知我这是到哪里去，
因为我没有停一步来看一看，
一直到我听到一个叫花兵
一边跑一边尖声叫救命，
我想我熟悉那个声音——
那就是我自己的声音！
把这首用现代化的词句来写，它很可能出诸二十年代反战作品。还有：
如今子弹穿过尘土飞来，
没有人想前去迎接，
但是每个叫花兵却难违此命；
这样他们就像上了镣铐的人，
即使不乐意上前也随队而上，
行动出奇地僵硬迟缓。
以此与下面一首相比较：
“轻步兵，冲啊！”
有没有人胆怯？
没有！虽然当兵的知道
有人犯了大错。
如果说有什么不对的话，吉卜林只是过分渲染了战争的恐怖，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的战争，以我们如今的标准来衡量，实在算不上是战争。也许这是因为他身上的神经质的气质，对残暴行为的渴求。但是至少他知道，奉命去攻打不可能攻下的目标的士兵是胆怯的，而且一天才四便士的军饷谈不上优厚。
关于十九世纪末期那支长期服役的雇佣军队，吉卜林留给我们的图像究竟有多么全面或真实？就像吉卜林所写的关于十九世纪英属印度的情况一样，你必须说，这不仅是最好的，而且几乎是我们所拥有的惟一文学图像。他记录了大量你只有从口头传说中或者不堪卒读的团史中才能弄到的材料。他所描绘的军队生活图像比实际的情况似乎更加全面、确切，也许是因为任何一个中产阶级的英国人都可能有足够的了解来填补空白。无论如何，读到埃德蒙·威尔逊[7]先生刚刚发表的或正要发表的关于吉卜林的论文，有那么多的事情使我们看来熟悉得有些发腻而在一个美国人看来却很难理解，我感到吃惊。不过从吉卜林早期著作中的确产生一种对机关枪时代以前的旧式军队的栩栩如生而又不是太严重误导的图像——在直布罗陀或勒克瑙的热不可耐的军营，红色上衣的军装，刷白的军官皮带和无边小圆帽，啤酒，殴斗，鞭罚，绞刑和钉十字架，吹号集合，大麦和马尿的气味，留着一尺长大胡子的大声吆喝的士官，血腥的伏击总是指挥不当，拥挤的运兵船，霍乱蔓延的兵营，“土著”小老婆，最后在收容所死掉。这是一幅残忍的、庸俗的图像，在其中，歌舞厅中一首爱国的插曲似乎同左拉的更加血腥的一段描写交杂在一起了，但是后代的人能够从中得出关于长期服役的志愿兵军队的大致概念。在大约同样的水平上，他们可以了解一些没有听说过汽车和水箱的时代的英属印度的生活。如果认为，要是乔治·莫尔[8]，或者吉辛，或者托马斯·哈代有吉卜林的机会，我们可能读到更好的书，这么想是错误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十九世纪的英国不可能产生一部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或者像托尔斯泰关于军队生活的次要作品如《塞瓦斯托波尔》或者《哥萨克》，不是因为一定缺乏才华，而是因为有足够的悟性来写这种作品的人没有一个会作恰当的接触。托尔斯泰生活在一个军事大帝国中，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似乎都很自然需在军队中度过几年，而英帝国当初和现在都仍是非军事化到了大陆的观察家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有教养的人不会轻易地离开文明的中心，在大多数国家的语言中都很缺乏你可以称为殖民文学的东西。只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环境的结合才产生了吉卜林的俗不可耐的场面：小兵奥特里斯和霍克斯比太太站在棕榈树前听着寺庙的钟声，其中一个必要的环境条件是，吉卜林本人必须是个半开化者。
吉卜林是我们时代惟一的为语言增添了短语的英国作家。我们拿过来使用而没有想到它们的来源的那些新词汇和短语，并不总是来自我们所钦佩的作家。例如，听到纳粹广播员把俄国兵说成是“机器人”（robots）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是不自觉地借用了他们如果能够抓到就会加以杀害的一位捷克民主人士。这里有半打的吉卜林所创的词汇短语，你可以在小报社论中看到引用，或者在酒吧间听到那些根本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们口中在说。你将会看到，它们都有一定的共同特点[9]：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白种人的负担。
只知道英国的人，又知道英国什么？
女性比男性更致命。
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什么地方。
偿付丹麦金[10]。
还有其他一些，包括一些已经失去时效多年而仍在使用的词汇短语。例如“用你的嘴巴杀死克留格尔[11]”这句话到最近还在使用。也很可能是吉卜林第一个用“匈奴人”称呼德国人而造成大家群起效尤；无论如何，他在一九一四年炮响之后就马上开始使用。但是我在上面开列的词汇短语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你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的，但是你迟早会使用。例如，对吉卜林的轻视莫过于《新政治家》，但是在慕尼黑时期《新政治家》就多次引用那句关于“偿付丹麦金”的话。事实是，吉卜林除了他的点心店智慧和用几句廉价的话概括丰富的特色的才能（如“棕榈和松树”，“苏伊士运河以东”，“去曼德莱之路”），一般都是在说些引起眼前兴趣的事情。从这个观点出发，有思想和教养的人一般都发现是站在他的篱笆的对面，这一点并不重要。“白种人的负担”立即引起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即使你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为“黑种人的负担”。你可能从骨子里不同意《岛国居民》中所含的政治态度，但是你不能说，这是一种轻浮的态度。吉卜林所表达的思想既庸俗而又持久。这就引起了他作为诗人，或者韵文作者的特殊地位问题。
艾略特先生把吉卜林的格律作品称作“韵文”，而不叫“诗”，不过又补充说这是“伟大的韵文”，并且进一步限定说，一个作家如果有些作品“我们不能断定它是韵文还是诗”，他只能被称作是个“伟大的韵文作者”。显然，吉卜林是个偶尔写几首诗的韵文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很可惜艾略特先生没有指明可以称为诗的是哪几篇。问题是，凡是需要对吉卜林的作品作美学判断的时候，艾略特先生总是太过于采取辩解的态度，而不能明白地说。他所没有说的话，而且是我认为在任何讨论吉卜林的场合应该一开始就说的话，就是吉卜林写的大部分韵文实在太庸俗了，它们给你的感觉就像你在观看歌舞厅中一个三流演员朗诵《伍方福的辫子》一样的感觉，那时有一道紫色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然而，仍有很多地方，能够给了解什么是诗的人带来快感。在他最差劲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富有生气的时候，吉卜林在他的诗作《贡格遵》或《丹尼·丹佛》中，几乎给你带来了感到惭愧的快感，就像有些人到了中年仍偷偷爱吃廉价糖果一样。但是即使在他的最佳章节中，你也有一种感觉，感到自己受到什么虚假伪劣的东西的诱惑，而且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诱惑，除非你是个势利鬼或者说谎者，你不可能说，凡是喜欢读诗的人不会从这样的诗句中得到什么快感：
因为风在棕榈树中吹拂，
寺庙的钟声在告诉你，
“回来吧，你这个英国兵
回到曼德莱吧！”
然而，这都不是“菲利克斯·伦德尔”或“冰柱挂在墙头上”那种意义上的诗。也许，你如果把吉卜林简单地称为一个好的蹩脚诗人，就会比在“韵文”和“诗”这些词语中间玩把戏更能满意地给他定位。他是个诗人，就像哈里埃特·皮彻尔·斯陀[12]是个小说家一样。这种作品的存在本身就能告诉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些情况，一代又一代的人认为它们太庸俗，然而还是继续有人阅读。
英国有大量的好的蹩脚诗，我认为它们全都是在一七九〇年以后出现的。这种蹩脚诗有——我有意选择多种类型——《叹息桥》、《小伙子，当全世界都还年轻的时候》、《轻步兵的冲锋》、布莱特·哈特[13]的《军营中的狄更斯》、《约翰·摩尔爵士的葬礼》、《真妮吻我》、《拉佛尔斯顿的凯斯》、《卡萨比安卡》等等。这些诗都流露柔情蜜意，也许不一定就是这几首，但是这一类诗却能够为那些有能力看出它们毛病在哪里的人提供真正的享受。如果要编一本好的蹩脚诗选集，你可以收集到不少材料，只不过这种诗一般都妇孺皆知，不值得再印。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没有必要硬说“好”诗能够真的受人欢迎。这是，而且必然是，极少数的人所欣赏的，是各种艺术中最不被容忍的。也许这话需要一定的限定。真正的诗有时把自己伪装为某种别的东西才可以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你可以在英国今天仍旧有的民间诗歌中，如儿歌童谣和帮助记忆的押韵诗中，看到这种例子。还有当兵的编的歌词，包括那些配合军号的歌词。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文明是那样的一种文明，你一提到“诗”就会引起讥笑，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听到“上帝”一词时会感到的那种厌恶感。如果你能拉手风琴，你可以到最近的一家酒吧间去，五分钟内就会博得听众的欢迎。但是要是你建议向这同一批听众朗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们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呢？不过，好的蹩脚诗如果事先制造了适当的气氛是能够打动最意想不到的听众的，几个月以前，丘吉尔在他的一篇广播讲话中引用了克拉夫[14]的诗《努力》造成了显著的效果。我同一些肯定不能说是诗歌爱好者的人们一起听这次讲话，我相信讲话中插进这首诗打动了他们，并没有引起他们不好意思。但是如果引用的是一首比这首诗好的诗，就是丘吉尔也不可能成功。
就韵文作者受欢迎而言，吉卜林一直是很受欢迎的，而且现在仍旧是受欢迎的。在他生前，他的有些诗已超越了读者的范围，超越了学校儿童朗诵奖、童子军歌唱、软皮书籍、烙花和日历的世界，而进入到了歌舞厅的大世界。尽管如此，艾略特先生认为，他的诗作值得编集，这就承认了别人都有然而总是不能诚实地承认的一种口味。像好的蹩脚诗这种东西居然能存在，这一事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有一种感情上的重叠。知识分子不同于普通人，但是不同只存在于他的个性中的某些部分，即使这样也不是永远如此。但是一首好的蹩脚诗的特点是什么？一首好的蹩脚诗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的优雅的纪念碑。它用难以忘记的方式——因为韵文是一种帮助记忆的手段——把几乎人人都有的感情记录下来。像《小伙子，当全世界都还年轻的时候》这样的诗，不论它可能多么自作多情，它的优点是，这种感情是“真正”的感情，你一定会发现自己迟早也有它所表达的思想；如果你正好知道这首诗的话，它就会再度出现在你的脑海之中，而且似乎比上次更加感人。这种诗可以说是一种押韵的成语，而且事实是，肯定受欢迎的诗常常是格言式和警句式的。只要举吉卜林的一个例子就够了：
发白的手紧抓住缰绳，
马刺松开了靴跟；
温柔的声音高呼“再转身”！
鲜红的嘴唇令钢刀失色：
不论下地狱还是登宝座，
单身旅行最迅速快捷。
这是一种表现很有力的庸俗思想。可能不真实，但是反正是人人都会有的思想。你迟早会有机会感觉到单身旅行是最迅速快捷的。这种思想就现成地存在那里，而且可以说是在等待着你。因此很可能，这句诗你听到过一次后，你就会记住不忘了。
吉卜林作为一个好的蹩脚诗诗人所以有魅力的一个原因，我在上面已经提到是他的责任感，这使他有可能保持一种世界性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吉卜林与任何政党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是个保守派，这在今天已不存在了。如今自称为保守派的人不是自由派，就是法西斯派，或者法西斯派的同谋犯。他认同于当权派，不认同反对派。这发生在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身上，我们看来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是令人恶心的，但是这的确有这样的好处，使吉卜林对现实有一定掌握。当权派总是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在这样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做？”而反对派却没有义务承担责任或者作任何真正的决定。凡是反对派已有恒久地位和年金收入的地方，如在英国，它的思想的品质就相应堕落。此外，凡是在开始时对人生采取悲观反动观点的人往往为事实所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乌托邦从来不会实现，而吉卜林所称的“陈腐之见”总是要回来的。吉卜林出卖给了英国统治阶级，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感情上。这就扭曲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因为英国统治阶级并不是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它把他引到了愚蠢行为和虚荣势利的深渊，但是他由于至少作了尝试，想象一下行动和责任是怎么样的，从而也得到了相应的好处。他不机智，不“勇敢”，不想震惊资产阶级，这对他极为有利。他写的基本上是陈词滥调，由于我们生活在陈词滥调的世界中，他说的话大部分是有效的。甚至他最愚蠢的错误比起同一时期的所谓“开明的”言论如王尔德的警句和《人与超人》末尾的格言来，也显得不那么浅薄，不那么令人生厌。
一九四二年二月号《地平线》
* * *
[1] 托·斯·艾略特选编的《吉卜林诗选》。——原注
[2] 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英国人与南非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的战争。
[3] 旧时世界地图中的英国和它的属地及殖民地都涂成粉红色。
[4] cecil rhodes（1853—1902），英殖民主义者，在南非开采钻石矿致富，后任开普殖民地总理，津巴布韦独立前的旧名罗得西亚（rhodesia）即以他命名，在牛津大学设罗兹奖学金。
[5] 布林普上校是英国著名政治漫画家大卫·罗在三十年代创作的一个典型的保守分子形象。
[6] 南非西南部一小城，当时英军里往往把体面降职的军官调到那里的驻地。
[7] 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著有评论作品《阿克瑟尔的城堡》等。
[8] george moore（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小说中首创自然主义风格，代表作有《埃斯特·沃特斯》。
[9] 以下六行都是吉卜林极具代表性的诗句，分别出自六首不同的诗：“ballad of east and west”（1889)、“the white mans burden”（1899)、“the english flag”（1891）、“the female of the species”（1911）、“mandalay”（1890）、“danegeld”（1911）。
[10] 古代英格兰为向丹麦进贡或筹措抗丹军费而征收的一种年度税，后作为土地税而沿袭征收。
[11] paul kruger（1825—1904），布尔战争中与英军对垒的布尔人军队总司令，战败媾和退隐瑞士。
[12] 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陀夫人。
[13] bret harte（1836—1902），美国小说家和韵文作家，以其描写矿工和开垦者生活的作品著称。
[14] arthur hugh clough（1819—1861），英国诗人，著有《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