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此，我要探讨的课题是“东亚战争的危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该如何避免”。

美国著名评论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的论点，刚好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对其相关论述的介绍和批判开始吧。（nathaniel peffer，must we fight in asia？，1935）

裴斐从理论上论述了现今世界范围内列强在经济上的角逐如何激烈，且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他说“远东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尚有割取余地的广大地域”，因此必将成为列强展开最为激烈竞争的地方。仅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是正确的见解。

他认为：“解决远东纷争的关键在于中国。作为决胜点的对于中国的‘占领’或‘统治’之太平洋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问题的最终处理。不仅是菲律宾、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就连西伯利亚都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能否征服中国将决定对东亚的统治，前提是中国可以被征服。”在此，裴斐得出了列强之间必然走向战争的结论。

他认为，远东地区的基本对立在日美之间。美国的核心政策是“对远东地区尤其中国的经济掠夺，绝不允许他国夺得先机”。而日本的膨胀式发展，只能依靠强力来阻挡。

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与自己的利害无关的他国手中。如果说现今的中国之所以能同1900年时一样在列强各国的攻击下仍以独立国家的形态得以苟延残喘，原因就在于角逐中国的列强各国之间的相互制衡。换言之，尚未有哪个国家敢于充当出头之鸟而独夺霸权。就眼下的具体形势而言，日本对是否要最终全面推进自身的计划仍踌躇不前。如果日本强行推进既有的政策，实际上中国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因此只有出现第三国干涉的情形，中国才可能获救。

他进而感慨：“战争的危机原本可以避免，未必会如今日这般一触即发。”他认为，欧洲大战后召开凡尔赛和会之际，各国本应充分审视世界和平。暂且抛开历史与传统上的感情对立、人种等问题错综复杂的欧洲不论，仅就亚洲而言，诸如此类的矛盾及对立问题只存在于日中两国关系之中，他国之间并不多见，因此解决起来并不困难。简言之，欧美列强全部撤出中国，然后国与国之间还原为最单纯的贸易关系。如此一来，倘若仅有日本对中国露出侵略的态度，则必将陷入孤立之境。然而，欧美各国向来对自己手上的猎取之物紧抓不放，且越抓越紧。第二次机会，是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当时英美仅以日本赢得的份额过多为由而诉诸审判，却丝毫不肯放弃自身所获。只是放弃了一些诸如邮政权等微不足道的权益和约定未来的关税自主条约等，而治外法权、内河航运权，抑或驻兵权等重要事项，却一个不肯放弃。这正好给了日本以借口和自信。另一方面，中国对《凡尔赛条约》极为不满，因而迅速向俄国靠拢。可以说华盛顿会议是导致俄中亲近的直接原因。中国欲以一己之力（迫于民族运动的压力）将日本势力从满洲铲除掉。日本反而加大反击，以满洲为据点追击中国。而欧美各国一直力图维护本国的在华既得权益，深知倘若日本被驱逐出满洲，最终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因此，在此形势下，实际上欧美各国势必选择支持日本而非援手中国。

时至今日已成难解之局，裴斐不禁长叹：

诱发远东战争的诸多要素（经济的膨胀、民族的崛起、帝国主义的对立）早已蓄势暗涌，且逐年扩大。如今再不加以遏止，据以往历史诸多先例之鉴，只怕是战火再起而重蹈覆辙。悲惨的结局恐怕不远矣。

二

当然，我们无法悉数赞成裴斐的观点。欧美人普遍对于日本突如其来的决堤泄洪之力颇为震惊，而认识不到这股力量也有它的界限。这篇文章是裴斐在此情形下所作，特别是他基于理想论式的假设论点，实在不得要领。

其次，我认为忽略中国自身的力量不谈也是一个误区。中国所具有的力量并非国民政府在国际政局上所显示的，而是中国民族运动所具有的潜在力量。

此外，将日美战争视为一种必然也不正确。对华盛顿和华尔街而言，单纯地过度夸大与日关系的紧张将带来经济利益。的确，华盛顿政府主张建造更多军舰和飞机的政策得到了众多的支持。

再次，维克特·亚克霍多夫（victor yakhontoff）也认为日美关系如一般所理解的那样，“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关系甚少，因此与其冒卷入战争的风险，不如从远东脱身而退”。并且强调此事的解决并非轻而易举，对于日美之间的对立关系十分重视。（victor yakhontoff，eyes on japan，1936）

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于1932年1月7日发表著名的宣言，即美国政府不承认满洲事实上发生之变化的合法性，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及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的，包括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施政完整性的，或违反“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政府均不予承认。这与1915年5月13日国务卿布莱恩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立即发出的公告，简直如出一辙。

如果从列强逐鹿中国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说日英关系其实也暗含着同样尖锐的对立问题。日英两国在中国无论贸易战还是投资战，都呈现出相互抗衡之势。日本在世界范围内迅猛的经济扩张，不仅严重威胁到他国在华利益，而且令多年来一直竭力在中国开拓地盘的英国——这个老牌大国也瞠目结舌。不过，面对日本的攻势，英国也绝不会拱手相让，坐以待毙。近年来英国对华南的政策，显得十分活跃。究其原因，一是受日本华北政策的进展所刺激；二是为增强华中政策的稳固性；三是共产党的势力退出华南使英国大为安心。

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英国最近启动了新的攻势。他们着眼于通过支援财政窘迫的南京政府而帮助其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从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毋庸置疑，铁路、矿山、大工厂等诸如此类的大型设施建设，势必需要统一的中央政权提供方便。且英国在经济层面上的活动，随着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取得短暂成功而步入正轨。国民政府关于经济建设的近期计划中，就包含着为英国经济利益着想的部分，这乃是众人皆知的。

显然，英国的在华活动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执行势必水火不容。其实，两国之间并非仅有中国一个问题。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实施，在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问题上，日英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为尖锐。同样，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也并不会因菲律宾的独立而有任何实质上的变化，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后，亦会明白日美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

太平洋上点缀着两颗“珍珠”。一颗是夏威夷的珍珠湾。在这里，美国可谓是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地赶建大型军事要塞。去年夏天，我参加太平洋会议，归途中顺道去了夏威夷，时值美国联合舰队在其附近进行大型军事演习。南国之夜，海面上舰艇悉数并排，探照灯发射的信号闪烁如星，依稀可见夜空中飞机与信号的相互交汇。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太平洋上的另一颗“珍珠”，即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这个以夜景闻名于世的海港，自鸦片战争以后便成为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根据地。放眼望去，湛蓝如洗而美丽动人的小岛上，山地里却遍布着用黏土夯实的要塞通道。另外，报纸上亦报道说英国在此扩建了高射炮台。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见在列强的角逐中暗藏着战争的危机。但其实，最为根本的危机一直存在于日后的日苏关系之中。

眼下，倒不如说真正的战争危机将随着日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而一触即发，原本日渐尖锐化的日英、日美关系则自行缓解。届时，英美或将自行加入讨伐苏联的战争。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对苏联之战是整个亚洲大陆的霸权之争，因而十分重要。如果从中国的民族运动这一角度来看，的确如此。

日本向世界声言将“剿灭”中国的共产运动。所谓“广田三原则”，即“日华防共协议”的提议，可视为广义层面上日本对苏联战争的筹谋。显然，把去年11月的“日德防共协定”仅当作单纯的意识形态防卫，乃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现今，日本已进入备战体制。一直以来，日本内部的各种斗争多数不会陷于旋涡之中纠缠不清。且不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即便在军部与金融资本之间、军部内部、金融资本内部，对立抗争也从未停止。因此，日本对外诉诸战争之前，必先努力清除这些对立抗争以尽量减少内部摩擦，自“满洲事变”以来日本国内爆发的各种流血事件皆可认为是此策略下的有意谋划。当然，日本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民众的诱导亦筹划完毕，譬如国内屡次爆发的爱国运动以及“国体明征”论。现在，日本政府以备战体制之名，在财政、经济等广泛领域里强行对经济体制进行改编。而且，国家对重要产业的统一编制是此次改编的重心。此外，较之日本国内，在满洲境内的改编则推行得更为迅速。事实上，军事装备也正从日本境内迁移到满洲的中心区域，同时国家也集中实施了对煤炭、炼钢、石油等能源领域的管理。出于满洲经济战时体制的需要，如今第二个“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正在制订之中。我们试看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军事预算急速增长的轨迹。

日本军事预算

四

至此，人们已然不会再否认战争危机的存在。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阻止这种几乎以加速度的方式愈演愈烈、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

很遗憾，眼下并未发现足以阻止战争爆发的“主观”力量，但同时我觉得尚有可以阻止战争爆发的客观条件。

“今后数年日本将倾全力筹备以应战争之需”，虽说如此，倘若在这几年的筹备期，敌国也筹得更为强大的军备，如此一来战争势必陷入下一个备战期。的确，日本的假想敌极有可能与日本一起陷入备战竞赛的恶性循环。日本在军事上的弱点体现为军事技术水平的薄弱，原因在于国内重工业水平普遍较低，而愈加严峻的经济困境亦会阻碍备战体制的推行。

不过，我认为能够阻止战争爆发，或者说日本在推行大陆战争中最大的客观障碍在于其对华政策实施上的困境。

如今，日本在对华关系上遭遇到“抗日人民阵线”这一巨大的民族运动。而与此民族运动的对峙，要远比与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困难得多。

从“满洲事变”到1935年年末冀察政权的建立，其间日本对大陆政策的推行甚为迅猛，但到1936年下半年因受到抵制而出现明显的下滑，如今已完全进入一种停滞状态。这种摩擦，的确存在于中国以抗日为号召的民族运动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12月爆发“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据传，近来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频频开展秘密合作。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眼下的确时局动荡、事态不明，但对于普遍的抗日要求又不能置之不理，可谓进退两难。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与日本一样置身其中的强敌英美两国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涨的浪潮下，将通过与国民政府的巧妙合作来阻止日本的对华扩张。眼下的现实情况，其种种迹象亦可佐证这一论点。如此，日本的既有大陆政策将逐渐变形、缓和，最终演变成“日中经济合作”的形态。若真如此，那么战争的危机便可暂时缓和下来。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深知最根本的危机并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

（193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