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的事变足以震惊世界。张学良坐拥西北15万大军，当时是“讨伐”共产军的负责人。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监禁了蒋介石——蒋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乃事实上的中国独裁头目，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万一有什么差错，中国很可能会发生大混乱。

然而事件的结局也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已然告一段落。

南京政府多年打着“建设统一国家”的旗号，这与在列强压迫下日益增强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昂扬相符合，民众支持南京政府此一政策的氛围也相当浓厚，这是毫无疑问的。

今年夏天西南派的讨蒋阵营也打出了“抗日”的大旗，但被南京的“统一”口号挫败。对于张学良的这次企图，一般认为中央的统一不至于受到根本的影响，但可能遭到破坏的看法很是强烈，因此憎恨张学良之行动的气氛成为主流，而且各地方实力人士与张学良产生共鸣的不多。结果，“西安事变”只能以失败告终，即南京政府在16日任命何应钦为讨伐总司令，开始正式向张学良发出征讨。与此同时，让陕西出身的元老于右任宣抚西北军民。

此外，英国人端纳和宋子文等往返于西安、南京之间，为达成妥协努力斡旋。端纳以个人身份担任蒋介石顾问，他也曾是张学良的顾问，而宋子文与张学良亦关系密切，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7日恢复自由的蒋鼎文从西安回到南京，把蒋介石亲笔信交给何应钦、宋美龄。

宋子文19日从南京飞到洛阳，20日飞往西安，得到张学良的迎接，也见到了蒋介石。在协议的基础上他于21日返回南京，又在22日陪同宋美龄夫人再次飞抵西安，结果局面迅速转变。25日蒋介石夫妇乘飞机回到洛阳，次日抵达南京。而当事人张学良居然也来到南京，接受中央的处分。29日的中央常务会议、中央政治会议则做出以下三项决议。一是定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2月15日召开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张学良主张的政治意见并做出是否采纳的决议。二是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惩。三是中止讨伐军的进攻。

军事委员会的特别军法会议31日宣布，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剥夺公职五年。转年1月4日经特赦免除其十年徒刑。（附记：关于公职剥夺虽没有公布，但我认为应该撤销了。）

为救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与张学良达成的妥协条件，虽没有正式公布，但我相信他们将努力满足张学良提出的政治条件，此外东北军有望维持现状，而1000万元的军费也已确实交付给张学良军和杨虎城军。

二

张学良、杨虎城究竟是作为抗日人民阵线派的政治家自觉发起事变的，还是仅将之作为军阀迂回的手段而借用了“停止内战，立即抗日”的旗号？对此两种推测均有。也有说法认为，张学良听从南京的旨意是被部下所逼而自己失去了立锥之地，故想乘机逃出。

但是，他对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正确仍然有充分的信心。在军法会审时，由宋子文陪同出庭的他明确地回应道：“对长官蒋介石及各位要人采取监禁的手段自然不对，但坚信自己所怀抱的政治意见出于至诚爱国，没有什么错误。”

我们已经看到，南京政府标榜国内统一与建设的口号获得了民众支持，此项运动的领导者蒋介石遭逮捕，则张学良被视为统一的破坏者而遭到指责。但是，若认为张学良之举全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那也是误判。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国内大多反对以武力讨伐张学良。南京政府采取包围的态势却没有发起进攻，其原因在于不仅考虑到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还因为南京政府内部亦有不少人赞同张学良的政治主张。地方实力派中如广西派就敢于表明支持张学良，此外宋哲元、韩复榘等亦明确反对内战。当然这其中有复杂的动机，但需要了解，正因为有民众支持西北派的主张，所以南京政府才这样行动。据报道，目前北平的学生运动分为南京派和张学良派，正在进行抗争。

释放蒋介石，处分张学良，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的结束。现在不断传来西安重要事态的发展情况。因为杨虎城及张学良部下的将领不满中央的处置而举起了叛旗。最为重大的事态是，人们相信这些西北军与共产军达成了合作。

据传在西安，共产军的首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杨虎城的抗日战线联合军事委员会总部参与了其最高方针的策划，正在准备成立西安人民政府。

据说，中国共产军已经占据咸阳、三原、富平、蒲城等西安外郭的几个城市，其中先锋部队3000人已进入西安城。

很明显，不论杨虎城还是共产军当局都不希望与中央军直接冲突。而在中央方面则将尽其全力承认陕西、甘肃两省为旧东北军及杨虎城军的军事管辖范围。至于共产军，恐怕会进一步与之合作以确立自己的地盘。

南京政府出于其国内及国际的立场，恐怕终究不能容忍目前张学良一派所提出的人民阵线要求。因为，那将成为对南京政府自身存在的否定。

中央目前在竭力怀柔、分化张学良部下的将领。据说王树常已经离开，于学忠、王以哲仍在观望。对于曾放出“若中央踌躇抗日，西北断然单独行动”豪言的杨虎城，中央将竭力收买，收买不成功则将发动对杨虎城军和共产军的“讨伐”。而在将于2月15日举行的三中全会上，当容易找到上述种种口实的。

三

现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西北问题，其重要性不在眼下运动的成败本身，而在于当我们将其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自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以来，以日本为首当其冲的对象而达到高潮。不消说，这就是抗日救国运动。

有论者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39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经过185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到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共约60年。这一阶段的排外运动是原始的、自发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二阶段是从1910年表面化的兴中会排满兴汉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这一阶段的民族抗争，可以称为启蒙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阶段是世界大战后为对抗国际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强，于1929年5月30日在上海因劳资冲突而引起的五卅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民族斗争，乃是普遍性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

第四阶段始于1931年的“满洲事变”。这一阶段的民族解放运动，即所谓抗日救国运动。而目前的人民阵线运动则是这一抗日救国运动的最新阶段。

事实显示，现在中国的抗日人民阵线运动中共产党乃是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主张，对红军的攻击乃是同胞相残，应当立即停止而一致抗日，并提议建立抗日义勇军。经过1932年的上海事件、1933年12月到1934年的福建事件等，民族统一战线的势头逐渐上升。

1935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声疾呼各国结成统一战线，尤其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重大。中国共产党提议建立国防政府，并呼吁国民党军队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众所周知，现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也有很多持“联俄容共”主张的人。

伴随着抗日风潮的高扬，不仅学生和工人，实业家、思想家、法学家、女性中间要求建立抗日人民阵线的力量也不断增大，这是毋庸置疑的。去年7月中旬，浙江实业银行前副经理章乃器、上海律师协会会长沈钧儒、国难教育社代表陶行知、生活日报社社长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共同宣言，阐述人民阵线派的要求，尤其值得关注。

而且，1934年秋放弃江西瑞金这一中心地区后，历经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各地而在西北集结的共产军，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再次登上中国政局的前台。

这些变化，必将成为打开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契机。

诚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人民阵线运动因为张学良派的行动而面临着一朝分裂的危险。（《朝日新闻》12月12日附晚报）国民党迅速在国民战线方面强化他们的阵营而与人民阵线形成对立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但如此一来，恐将导致国民党自身与民众运动大势相疏远的后果，进而危及多年倡导的“国内统一”的实现。

四

现在世界上观察中国有两种对立的倾向。其一，将中国视为不曾改变的“东洋社会”，为纷乱和无序所支配，乃是土匪和军阀、贪婪和迷信所统治的封建社会。其二，认为中国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一路猛进，在国民党的“统一”和“建设”政策的切实推行中，将有望成为国力充实的现代国家。

在前一种观点之中，确实混杂着将中国置于不断分裂的局面和混乱之下从而获利的想法，或者有意分割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意图。在后一种见解中，一方面存在着惧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趋势而试图退却的心情，另一方面则关注中国统一市场的巨大价值，将其完全视作自己的利益之所在。这两种感情心理，是交织在一起的。前一种见解并非完全出于恶意，同样，后者也并非出于对中国的纯粹善意。

“西安事变”爆发，第一类人就说：“看到了吗？中国不就是这样吗？”第二类人则感到惊愕和深深的失望。然而此次事件并没有发展为战争，亦没有陷入大混乱，经过两周的交涉、谈判，以蒋介石回归南京、张学良受到处罚而告一段落，这时，与第一类人的失望相反，以国民党为首的第二类人则产生了狂喜。

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是，在当前的日本，相信中国的统一和国家建设、赞扬国民政府基础之坚固的评论家迅速增多，与此相关联，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也出现了反思的趋势。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带来日中关系发展上的一个好的转机，令人高兴。

然而，我认为在判断上述两种见解哪一种正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仔细观察事态本身。就是说，要探讨国民政府所谓“统一”和“建设”的内容。

国民政府将其视为中国重建之先决条件的全国统一，果真如外表所见的那样坚固吗？其所夸示的经济建设或其他一般建设的实情，到底怎样呢？这些仅根据国民政府列举的数字和部分事例，很难做出判断。我们要在仔细考察其建设情况的同时，将中国视为国际环境的一部分观之。试举一例：假设断崖即将崩塌，看到崖下的某户人家在改换屏障，涂抹墙壁，增加支柱，就赞叹这家的房屋得到了改善，安全性增加了，那么面对危险没有比这个更可笑的了。

在此，我并非要揭露国民党的全国统一和所谓建设究竟如何，只想唤起人们注意：基于此种认识冷静地审视中国的现实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才是科学冷静地判断中国现实的第三种立场，与对中国的统一完全不抱同情的态度不同。

五

“西安事变”不是“发展中”中国的突发事件，而是内在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鲜明体现。

在去年10月10日政府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夸示8年来国民政府在统一和建设上的成果，豪言“今日之中国，军阀和共产军等反对势力已不复存在”。但“西安事变”及其后的发展却向内外如实显示，实际的情况与此判断相去甚远。日中关系终究不能指望由政局表面上的变化，或单是外交政策上的转变而实现根本的变革。

与之相比，最为根本的是要解决中国半殖民地性的地位问题。当中国自身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在如今中国民众所期待的形式之下，日中关系真正得到调整的机会才会到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的方向，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然而，问题在于国民党面对如此巨大的民族运动的惊涛骇浪，却没有引领、控制其波浪的力量。而最近不断发展的事态稍有差错，就可能有将国民党政权掀翻在浪潮下的危险。

在此，我无意探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能否以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话题。但不得不说，至少现在国民政府的“统一”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建设”的前途还相当渺茫。

始于去年9月而日本抱着强烈意愿参与的日华南京会议，经过三个月的交涉之后如今处于全面决裂且不知未来何时会重启会谈的局面。

恕我直言，其最大的困难在于外交交涉的内容涉及国民政府无法解决的民族解放问题的领域，而日本外交当局又无法辨别其中的好坏，或者即使有所认识也不知如何是好。

有三大原因导致现在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力度放缓或出现停滞。其一，内部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二，中国与其他列强结成共同战线，有导致日本被孤立的危险；其三，可能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被逼到越来越困难的境地，原因之一是对列强依存关系的深化，二是国内民族运动的激化。此种情形下，国民政府依然紧紧抓住“统一”的旗号，而叫嚣“必先安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最近回国意在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的演说（1月19日于南京）值得注意。

从以上关系看，日中外交在不远的将来打开死结也并非全无可能。但我想，那恐怕是表面上的，仅仅是暂时的。

（193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