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1年的革命，人们曾认为可以使中国快速走上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遭遇到获得帝国主义支持的、残存的封建和官僚势力的反攻，中国没能实现发展，反而陷入了停顿。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基于俄国革命直接影响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而以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目标，具有非比寻常的热度，甚至给人以中国民众即将从双重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当时，将中国的革命运动视作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相当普遍。人们相信，唯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将中国民众从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支配（在中国，两者的结合形成核心的统治势力）下解放出来。然而，即使这是最终的真理，但眼下的问题则要由中国无产阶级运动是否有实现的能力来决定。总之，事实是1927年夏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成为互不相容的敌人，彼此持续抗争。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权即国民政府在与军阀连年斗争的最后，于1936年夏征服了西南派，12月控制了旧西北、旧东北军的反抗，而基本上具备了全国统一的形态。虽然，以冀察政权的特殊立场为代表，包括广西、山东、山西及四川等地还残留着很多未能完全中央化的部分，但是基本上具备了统一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南京政权的显著成功。

若说国民政府的这项成功缘何获得，第一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兴起，而国民政府与这一发展态势取得了一致；第二是国民政府获得了列强的善意援助。对于以上两点，我们需要分别说明。尤其是第二点，一言以蔽之，即一方面列强不希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要履行自己的政权所肩负的使命，必须成为能够控制国内各种势力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而列强各国，不用说乃是国民党的援助者。此外，列强内部的矛盾相克及其给中国之压力的不均衡，也使国民党有利用其内部矛盾而趁机发展的余地。

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换时期。与中国是否完成了其所谓的统一或者取得了“建设”之初步成果的问题相比，要点还在别一方面。

就是说，中国现在正处于民主主义即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其再次实现民族阵线的统一或阵线是否正在形成之中，这才是最大的核心问题。如果得以实现，中国的民族革命会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很快就会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崭新关系的意味就非常深远而且重要。

二

中华苏维埃政府以江西东南部为中心建立起来，其势力最大之际，占据了中国大陆六分之一至七分之一的广大地域，据称其人口总数有3600万至8000万。

亚洪托夫在其著作《中华苏维埃》中对将来的预期有如下描述：“毫无疑问，南京政府或者苏维埃中国的其他敌人，在获得外国援助的情况下会使其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延续下去。但即便如此，根据中华苏维埃时至今日的发展判断，上述援助一旦停止，中国不日就会全部或基本上变为‘共产区’。”

然而，情形却没有像亚洪托夫所预想的那样发展。1934年1月末，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会召开之后，7月萧克、10月主力军先后开始了向西部的大迁移。朱、毛主力在1935年夏的7月中旬同徐向前在四川西部会合，驻留湖南多年的贺龙军队和萧克军队均打算向西迁移到四川、西康。这些军队最终又北上迁移到了甘肃、陕西地区。据说去年夏天以后到10月期间，在甘肃南部地区，毛泽东、徐海东、朱德、徐向前、贺龙、萧克等各部队取得了联络。不消说，中国红军至此失去了苏区，在率军长途跋涉中亦失掉了很多精锐有力的部队，势力大为减弱。

红军陷入窘迫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武力“讨伐”。与此同时，红军与城市及工业地带没有接触而不得不依存农村，这一点也可以看作明显地制约红军发展的一大原因。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如今中国正发生转变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崭新关系比中国的统一乃至建设的事实更为重要。

这一新关系的变化，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更容易得到理解。中国共产党自1925年以来作为中国政局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得到快速发展，其分期大体如下：

（第一期）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

（第二期）1928年至1931年，农村苏维埃建设时期；

（第三期）1932年至1935年，此乃向最近之策略转变的过渡期；

（第四期）1935年以后，贯彻抗日政策的时期，其特征是更为彻底地贯彻了与国民党接近的政策。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确定了党的两大核心任务——“将帝国主义驱逐出去以达成中国的真正统一，通过民主主义的方式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将彻底摧毁土地制度中的所有半封建束缚”。反帝及土地革命这两大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乃是相互统一的。

然而事实上，根据现实的情况，两个目标的比重有变化。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反帝国主义运动先行，之后主要力量集中于土地革命。1931年以江西瑞金为首都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就称自己为反帝国主义政权。“满洲事变”之后，随着中国抗日民族情绪的昂扬，其主力倾注于反帝方面，特别是1936年伴随着红军在北方的集结，其态度更加明了。现在反帝运动的特征，不消说，是将全部重心放在了抗日上面。

三

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6日发布对日宣战通电，呼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联合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红旗之下，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国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当时还要求“在白区各地，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反动的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表面上，打倒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解放不可或缺的条件。

1932年9月18日和193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同样的旨趣。但在1月15日的宣言中，明确表达了“只要政府军停止对苏维埃区域的进攻，在这一条件下，红军与政府当局合作”之意，并提议组织武装义勇军。

1934年4月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民众书》中提出“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在民众的自己的政府指挥之下，对日本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拥护苏联，获得中国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与此相关，5月3日《对日作战宣言》以及宋庆龄、何香凝女士联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发表。其中具体的办法如下所示有6项：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四）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接着在7月15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之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红军的一部分作为北上抗日先锋队已经离开苏区。然而，当时红军在江西正经受着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眼下的主要目的则是如何击退南京政府的“讨伐”，抗日不过是次要的任务。

但是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之后，上述关系为之一变。抗日成为第一目标，而对国民党的政策则从属之。在此，一般的排外集中于抗日，中国共产党欲将自己所有其他纲领的解决全部置于抗日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这一转变，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国民党政权统一的推进，列强对华活动的深入复杂化导致的相互对立激化，红军面临的困难等）相照应，自不待言。同时也遵从了同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基于世界形势所做出的决议。在此，中国欲团结全国各党派，形成以抗日为目标的反帝统一战线，并提倡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合军。

这事实上，乃是与国民党合作的一种提案。

四

中共此后越来越明了地开始实行这一政策。明确显示这一态度的文献有：1936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诸公书，8月10日毛泽东致章乃器等四人的书信，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书，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召集和平会议的通电，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通电［最后一项有重要提议：（一）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除此之外，应该注意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两位美国记者的毛泽东会见记（译文载《改造》6月号）。

会见记中毛泽东对抗日统一战线中民族主义立场的强调，值得注意。在此，引用其一部分。毛泽东说：

第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与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第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提倡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提倡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以下各项：

国内的和平统一。

（一）对日抗战；

（二）人民的民族自由；

（三）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四）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五）改善人民生活；

（六）发展工商业；

（七）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而对于“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这一提问，毛泽东回答说：

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与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紧急性。

此一转变对了解共产党历来与国民党固执斗争的人来说，实在有一种果敢决绝之飞跃的印象。

五

然而，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党的要求，“终结十年来的旧政策，转为新的民族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吗？

针对前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通电，我们可以从2月21日通过的三中全会“根绝赤祸”决议文中一窥国民党方面的回答：

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城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绝不断人自新之路，惟是鉴往思来，不容再误。非彼等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守国法、严守军令，束身为中华民国良善之国民，则中央为保持国家之治安，维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计，不能置万亿人永久之利害于不顾，而姑息少数巧言“暴行”之徒，以贻民族无穷之隐忧。

以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言之：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府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和社会生活亦极端相悖，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为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前述记者谈话中说道：“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目前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他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这个决议虽然名为“根绝赤祸”，但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共产党方面的要求。“西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对共产军的“讨伐”事实上已经停止，不难想象这意味着两者之间产生了新的政治关系。

冷静观察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共产党方面受到外部施加的压力（南京政府的武力“讨伐”）所迫有要打开局面的意思，这虽然是事实，但最重要的还是受到民族命运的动向所支配。国内统一与抗日需要并行而不能分开，这种主张的形成也是鉴于自1934年12月以来“福建人民政府”的立场、西南派的“抗日主张”、张学良事变等得到的教训。

对于国民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伴随着追求自身解放的民族运动的昂扬，国民党一路走来，它强调首先解决国内统一这个先决条件，在国家处于非常之际对内以极大的牺牲谋求国民的团结，对外主张“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将毅然“决心做出最后的牺牲”。其国内统一的主张曾获得国民广泛而深入的支持。然而，谋求自身彻底解放的民族运动实现了其进一步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这时候国民政府亦遭遇到自身进一步陷入窘境的危险。之前快马加鞭的骑手，如今恐怕到了自己无法驾驭所骑的奔腾之马的地步。至少，在抗日意识激越昂扬的现在，国民党已很难去压制已表明对自己做出很大让步且是抗日最彻底之主张者的共产党了。

目前中国各种状况的根本变化，均是由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中国的压力变得不均衡引起的。

直截了当地说，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满洲事变”之后日本实行了急进的大陆政策，导致所有帝国主义的压力出现不均质、不均衡状态。

中国国民党利用这种情况推进其国内统一，而且获得了日本之外其他列强的具体援助或善意的舆论支持。这是在帝国主义进攻下获得的暂时安定。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也找到了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活路，同时致力于在民族运动中强化自己掌控的势力范围。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转换期中国特异的面貌。

六

如前所述，中国统一的初步达成，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乃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因。今后决定两者关系的应该是统一的强化和构成其实质内容的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内涵。

与国民政府的统一之成功相关联，其近年所实现的经济建设成就因符合时宜的宣传工作，而在世界上逐渐得到广泛的评价。如今，中国在实现了统一的同时通过经济建设即产业开发的推行而出现作为现代国家复兴的希望。

然而，迄今为止的实际成果还远远不够充分，而存在的问题却与将来的发展息息相关。一般来说，评判中国经济建设的尺度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设的速度。现在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为摆脱其不利地位，最为需要的是迅速获得建设的成果。如果其速度明显落后于列强，中国的建设和这些国家的差距就将成为陷中国于殖民地状态的殖民地化指标。

第二，建设的内容。以往常常听到这样的非难之声，即经济建设只是为了中国的银行家、产业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为了蒋某及其一党独裁权力的强化。

第三，建设事业与外国的关系。有人怀疑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主要是为了外国在中国的利益而进行的。不容忽视，在南京政权推进的统一和经济建设的事实之中，始终有形影相随的与列强利害关系的一致性。例如，航空线路的发展伴随着外国航空公司的利益，公路的延长与外国汽车公司的利益相合，铁路的发展亦与外国火车车辆公司的利益相伴。而且，帝国主义时代的这些经济利害关系必然伴随着政治势力的渗透。

七

国共两党新的政治关系的产生，恐怕不会发展到像1925年至1927年时那样亲密合作的程度。因为，共产党做出这一战术转变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其苏维埃阶段的各项纲领，那是不可想象的。而国民党推行其国内统一与建设的纲领，可能试图通过加重“国防”的要素，来强化自己的政权。而且，国民党自身的权力一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强化，那时恐将再次向共产党发起攻击。不必说，共产党不可能只通过让步和妥协来实现保卫自身地位的目的。

国民政府指导下展开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作，在自身的霸权地位确立之前，是一定要争夺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的。近来，中国的托派受到南京政府的动员而公然攻击共产党，就是一个例证。例如，《文化建设》3月号上张涤非的《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检讨中国共产党的最近政策》一文，即其代表。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已非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分派而已。已非社会主义者，而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已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巴枯宁主义者。”

据外电传，蒋介石根据国民党顾问的国内思想统一案，决定在全国开展“精神建设运动”。据说工作重心放在对青年的思想统一上，并召集全国各大学的教授恳谈，以下面三点为中心形成方案：

（一）通过三民主义再解释建立新国家思想；

（二）确立抗日救亡工作的统一思想和学生运动的指导方针；

（三）强化国难教育特别是适用于经济建设的技术教育。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意义在于努力夺取国内民族运动的指导权。

国民党在南京政府确立以来，基本上将三民主义弃之不顾，至少在实践领域并未将其作为问题。然而，最近在宪法草案、三中全会的宣言以及经济建设计划案中，三民主义又被重新拾起。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再次提起这个过去曾全面批判的主义。毛泽东在前述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说：“我们希望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力贯彻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这表明，民族主义受到了重视。

共产党此时需要政策的一大转变，国民党也需要三民主义的“修订版”。

（193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