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计划

虽然支持内阁的多数党成员有所减少，但人数仍然十分可观。反对派虽然在下议院中失败了，但不愿就此屈服，而是发誓要在外报复。起初，反对派内部就采纳何种抗议形式一事存在分歧，即应该全体放弃议会席位还是参加巴黎十二区[1]筹备的宴会。1848年2月13日上午，未来的临时政府成员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对反对派成员说道：“你们如果已经准备好了进行革命，那么可以举行宴会。然而，举行宴会时，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那么暴乱便会出现——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在马德莱娜广场的迪朗咖啡馆，全体反对派成员齐聚一堂。反对派成员否决了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关于放弃议会席位的提议，采纳了宴会计划。因此，在这场反对派成员的聚会上，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三缄其口。从迪朗咖啡馆出来时，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对雷米萨伯爵夏尔·弗朗索瓦·玛利说道：“你的想法完全合理——全体辞职是唯一明智的做法。政府有八万名士兵。所有战略措施都已经准备好了。”雷米萨伯爵夏尔·弗朗索瓦·玛利答道：“您本应该坚持这一观点。”

议会外的骚乱被平息了，反对派开始将坚决维护集会权利作为其原则。1848年2月15日，政府机关报纸《辩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评论道：“对反对派成员来说，在议会休会期间举行六十次宴会仍然不足够。举行六十次宴会意味着巴黎的每一个街区都要举行宴会，并且会在宴会上设立讲坛以便在夜晚回应议会。学生们要有自己的宴会！山岳派人和共产党人也要有自己的宴会——如果权利是绝对的，那么人人都应享有权利。”1848年2月15日的《辩论杂志》还评论道：“七月革命伊始，法兰西毫无法律可言。国民自卫军关闭了俱乐部，在门上贴上了‘禁止进入’的封条。难道所有的集会，即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集会都必须被允许继续下去吗？就这一问题，我们想问问从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人，那些在家营业的个体户，以及那些不认为为抵抗暴乱而露宿街头是世界上最伟大之事的人的看法。”一向乐观的政府开始变得不那么平静了。1848年2月15日的《辩论杂志》指出：“实际上，在议会外建立起另一个论坛时，上议院的贵族和下议院的议员是在签署自己的辞职信。上议院的贵族们和下议院的议员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压迫做准备——这种压迫不仅针对他们，而且同样针对我们；不仅针对少数派成员，而且同样针对多数派成员！在历史的篇章还没有翻开，即未来之事还未写成历史的时刻——正是此刻——在这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中，那些不是敌人的人怎可如此无怨无悔地说出这番话，怎么可能如此不明是非？俱乐部、没完没了的宴会、街头论坛和人们在公共广场的集会上制定的法规等事物都是在摧毁《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这是压迫和暴政！残忍而血腥的手会捂住自由的嘴！”

然而，十二区的这场宴会仍然成功举行了。反对派成员希望这场宴会保持低调、不冒犯他人。这场宴会虽然会为左派中心人物增添荣耀，但不利于共和党。这场宴会是一场司法裁决式的宴会，不仅能提出关于权利的问题，而且会将每个有争议的因素排除在议题外，一定能让反对派成员满意。反对派成员打算在私人住宅中，而不是在公共场所举办这场宴会。这场宴会的参加者不应超过一千位，不应该发出任何呐喊——尤其是“改革万岁”等呐喊！反对派成员告诉自己，暴动只会巩固摇摇欲坠的制度，而合法抗议不仅足以推翻内阁，而且会保证改革的胜利。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站在法学家的立场，而不是从革命的角度，对形势做出了判断。在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看来，这场宴会应该只是一个可以被用来平静地讨论案件的审议庭。为了尽可能远离民众，不仅宴会时间不应被选在假日，而且宴会地点应该被选在人烟稀少之地。起初，反对派成员的计划是在周日于圣马尔索的郊区举办这场宴会并且将票价定为三法郎。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及其友人认为，反对派成员的这个计划太过民主。因此，最终，反对派成员设法将这场宴会定在1848年2月22日于一个偏僻的街区举办，并且将票价定为六法郎。这场宴会的地点是尼托特先生名下的一栋空房子。尼托特先生的这栋空房子位于埃托伊尔城堡附近的柴洛特，所在的街道是凡尔赛舍曼街。后来，凡尔赛舍曼街被改称为宴会大街。此外，经过协商，宾客名单应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拟定。在回忆录中，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写道：“加尔涅－帕热斯先生拒绝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先生及其拥护者入场。”由于没有人希望看到左派中心人物举行游行示威，将共和党人排除在宴会外就显得十分必要。

由于各方各执己见和出于谨慎考虑，反对派成员决定将整个宴会计划交给那些曾投票给修正案、支持改革——尤其是想知道能否恢复以团体身份出席宴会的议员去另一场聚会上商议。

1848年2月19日，在迪朗咖啡馆的一个房间里，反对派成员举行了一场聚会。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早已明白，保持示威的秘密性与和平性着实不易——或许，他还感受到了民众浪潮的兴起。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表示，主持这场聚会时，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暴躁而沮丧。在一阵骚乱中，有人说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需要做出可能是生命中最严肃的决断时，我们却不能心平气和地商议。”拥护君主政体的人的一番话给了某些思维更加敏锐的奥尔良主义者一些启示。正如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观察到的，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虽然不会出言反对，但同样不会有违背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举动。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说道：“社会的根本利益岌岌可危时，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就像自己掌握着王冠和权力一样，诚恳、热烈地为王室进行了辩护。”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始终认为示威活动有危险性，努力试图证明反对派正在将自己置于即将崩溃的境地。

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心中生出一丝犹豫。“这场危机很严重，”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说道，“形势非常紧急。对那些为了国家而肩负重任、勇往直前的人来说，危险是巨大的——先生们，和前面的发言者相比，我更相信这一点。虽然看不到这一点并非是盲目的，但对你们隐瞒这一点无疑是软弱的表现……我们所处的形势如何？在政府的挑衅下，我们被夹在耻辱和危险之间。耻辱！先生们，也许我们足够伟大和慷慨，可以接受这种耻辱——我认为自己可以接受这种耻辱。你也认为自己有能力接受这种耻辱吗？是的！我们接受的是耻辱，而不是我们为之负责的人民或士兵的鲜血。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是宪法事业的耻辱！是国家的权利与形象的耻辱！不！不！不！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接受这种耻辱——无论是出于良知还是荣誉，我们都不能接受。”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是《沉思集》和《若瑟兰》的作者，拥有阴郁的性格，却使用了最激烈的煽动性的语言。“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部门，”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喊道，“告诉我们的选民‘这是我们从法律的战场上给你们带回来的，也是你们赠予我们的东西，即《宪法》的残骸和你们的自由理念的废墟，以及取代国家权力的内阁专制！’我们把法兰西的脖子放在了内阁成员的脚下！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再做随从了！我们不再是一个人了！我们应该即刻递出我们的辞呈，消除和抹去我们在公众心中的恶劣形象。”

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虽然又发表了一长串更具煽动性的长篇大论，但否认了对革命的渴望。结束演讲时，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说道：“先生们，让我们从容不迫地发言——此刻，我们正需要从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将为法兰西带来什么。这是一场煽动性演讲吗？不！这是一场革命吗？不！愿上帝延缓我们的国家发生革命的时间！那么，我们的演讲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场演讲意味着我们对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的法律的信任。”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的演讲几乎征服了所有听众。这场宴会举办的时间被定在1848年2月22日，而出席这场宴会的人会在1848年2月22日10时集合，列队行进。

由于不愿在迪朗咖啡馆的聚会上表态，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不太可能成为未来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部长。用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的话说，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有能不缺席却不在场、不当总司令却能检阅部队的本事。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一直待在聚会的房间门口，注视着一切进展。听到激烈的言论时，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虽然会通过点头或打手势表示赞同，但一言不发。聚会结束后，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与赖讷维尔先生和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一起离开了迪朗咖啡馆。“对我们刚才的所见所闻，你有没有感到惊慌？”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问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没有——完全没有。”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回答道。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又说道：“然而，这情形看起来很像革命的前夜。”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轻快地耸了耸肩，用最坦率无忧的口吻答道：“革命！一场革命！人们虽然可以很容易看出革命的苗头，但不了解政府，也不清楚政府的力量。然而，我了解政府——政府的力量比任何一场可能发生的暴乱要强大十倍。我的朋友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麾下有数千名士兵。我可以保证，一切都很安稳。很抱歉，我要坦率地告诉你——希望我的坦率不会伤害到你——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再次倾覆是因为愚蠢，没有其他原因。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国民自卫军会给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一个很好的教训。由于听觉十分敏锐，国王一定会及时听到理性和投降的声音。”说完这番话，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便离开了。在赖讷维尔先生的陪同下，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继续向前走，反复说道：“总之，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可能是对的。国王和内阁成员已经准备好了为自己辩护。没有人敢攻击国王和内阁成员。”

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

1848年2月19日的英雄非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莫属。1848年2月20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写道：“1848年2月19日，反对派成员们举行了一场聚会。与此同时，军营里的士气十分低迷。刚刚与君主制的拥护者们达成了合作的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演讲结束后，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离开了。由于被恳求对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的演讲做出回应，我发表了二十分钟的即兴演讲。我的演讲如同燎原之火——实际上，我的微薄之言从未产生过这种效果。与我的这篇即兴演讲相比，你之前曾读过的我的作品只是糖与蜂蜜而已。”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很快便写下了那篇令他引以为傲的演讲稿。最终，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将自己的演讲稿收录进了《1848年革命史》一书并且在书中评论道：“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多少有些相信运气。在国家的和平与人类的福祉尚未尘埃落定之际，唯有谨慎才是值得依靠的美德。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诱惑了上帝和人民并且因此而自责不已——实际上，在政治生涯中，唯有此事令他良心不安。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不曾试图淡化此事给自己或他人造成的影响——将上帝留给政治家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和对上帝的公然挑衅。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这位聪明人从不反抗命运——他会预见并且藐视命运。”这段对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的评价不仅有点奇怪，而且出人意料。实际上，写书时，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从不自称“我”，而是会使用第三人称。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以自己的著作、演讲和行动对1848年的二月革命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注解：

[1]　巴黎十二区，巴黎的二十个区之一，位于塞纳河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