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与内阁的谈判

七月王朝和政府似乎没有对迪朗咖啡馆的决议有所警惕。革命者仍然在暗中活动——没有人料到，他们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在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及其友人看来，十二区的宴会虽然是一场议会外的示威活动，但保留了议会代表。根据法律规定，示威活动只能由中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参与，而无产阶级不设代表。反对派和政府部门皆无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只是期望小规模的战斗或者一种在数秒内即可平息的决斗。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写道：“这次活动证明我们信心十足。大臣们亲自委派了两个亲信，即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和卢多维克·维泰来就宴会计划和我们达成共识。”

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不久后将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此时是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1811年10月23日，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出生于巴黎。成为政客前，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是一名杰出的骑兵部队的军官，曾在非洲立下显赫战功，颇得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尔·埃里克·罗萨利诺·德·奥尔良器重。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不仅曾在战报中多次受到表扬，而且因救了卡米耶·阿方斯·特雷泽尔将军一命而被授予勋章。1838年，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辞去了自己的军官职务。从1842年至七月王朝瓦解，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一直担任多姆山省的议员。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虽然由于追随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一直站在保守派之列，但仍然希望政府部门能够赞成稳妥的改革方案，并且在1848年1月1日发表于《两个世界》的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一愿景。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善于调解、彬彬有礼、沉着冷静，似乎是让反对派和内阁达成共识的最佳人选。反对派在迪朗咖啡馆举行聚会当天，即1848年2月19日，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和卢多维克·维泰作为内阁代表与反对派代表弗朗索瓦·让·莱昂·德·马勒维尔先生、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和贝尔热进行了谈判。最终，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等五位代表签订了一份主张避免一切冲突的文件。这份文件声明，诉讼问题是法律问题，而政府则应同意允许犯罪行为达到某种严重程度以便在法律上核实犯罪者的罪行。因此，在罪犯不出庭而被治安法官宣判定罪的情况下，可以提请最高法院进行判决。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等五位代表爱国守法、明智可靠，一致同意以下条款：

卡米耶·阿方斯·特雷泽尔

“反对派代表应尽一切可能防止秩序混乱。反对派成员到达宴会现场后，警务专员会发出警告反对派成员已经违反了禁止令。然而，即使如此，反对派成员也会和平地进入宴会现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尊重集会权，而且尊重政府执法者。反对派成员落座后，警务专员会要求集会解散并且以此坐实违法事实。警务专员还会列举布瓦塞尔先生或任何其他人的违法事实。如果集会不自行解散，那么警务专员将不得不使用武力迫使其解散。

“对于警监的命令，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应通过简短讲话予以回应，声称自己将保留集会的权利和抗议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宣布希望该问题得到合法裁决，引导下议院和平解散。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会宣称解散下议院的做法是屈服于武力并且告知集会者，任何对官员的反抗或侮辱行为会完全改变事件性质，导致反对派的最终目标无法达成。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等五位代表一致同意反对派不能发表任何反对政府和大多数官员的言论——总之，无论如何，反对派成员都不会让自己的集会看起来像是一场不顾及政府的法令而举行的宴会。

“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发言时，反对派代表们要以身作则，保持安静并且声明目标已经达成和解决问题只有一种途径，以免没有参会之人冲动行事。”

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等五位代表急于保留保守派和反对派双方的尊严，承诺只在各自政党的官方报刊，比如《辩论报》《保守报》《立宪报》《世纪报》和《国民报》上发挥影响力，防止挑拨或讽刺性文章侵害读者思想。反对派的态度看起来温和又不失尊严，虽然没有控诉政府的无能，但同样没有后退一步。此外，由于对权利运用适度，人们都相信反对派会遵守诺言，即采取司法手段解决问题。“最后，反对派代表们承诺，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前，他们不会资助、主持或鼓励任何在巴黎或其他地方举行被当局禁止的宴会活动，也不因政府可能采取的防止他人组织集会的手段而攻击政府。”

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当时对情形的估计非常乐观，并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目前的兴奋状态下，反对派和多数派都希望一切皆可按计划进行。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想法还是太过天真。总之，从谈判中可以看出，大臣们丝毫不仅没有因反对派的集会而感到担忧，而且没有料到这场示威活动会演变成革命。”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紧张状态得到了真正的缓解。虽然和解的文件尚未公开，但它的意义已经广为人知——反对派和多数党两个阵营都为此欢欣鼓舞。1848年2月19日夜晚，在自己的宅邸内，土耳其大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在这场舞会上，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遇见了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真有勇气，亲爱的伙计，”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对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说道，“你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毫无畏惧地回答道：“一切都会因此而变得很好。此外，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担一些风险。法兰西如果不经历类似磨砺，那么不会拥有自由政府。”

1848年2月20日，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等五位代表将签署完毕的文件提交给内阁会议并且得到了批准。内阁会议结束后，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去拜访了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对谈判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庆幸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没有制造障碍。

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认为这份文件意义重大，写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也不仅仅是向主导时代的法律表达敬意。一方面，政府有着强有力的组织和对军队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反对派在煽动人民的热情等事情上具备道德优势。政府和反对派聚在法官面前，将国内两股最强势力的争端提交给了在体制中地位最低的代表手中。”引用了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著作《二月革命中的议会代表》中的文章后，安德烈·玛利·让·雅克·迪潘先生补充道：“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的话都是空话！我和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的观点相反。我认为，这次谈判的本质是反对派和内阁对原则的背弃——二者都没有完全说服彼此坚定地站在正确的方向。因此，我们之前预想到的事情终究还是可能会发生。这份文件使原本可以避免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然而，强烈批判这份文件的安德烈·玛利·让·雅克·迪潘先生起初可是协议的热烈支持者。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写道：“这份文件不仅得到了国王的批准，而且让整个王室和保守派都十分满意。得知谈判结果后，安德烈·玛利·让·雅克·迪潘先生向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表示诚挚祝贺。安德烈·玛利·让·雅克·迪潘先生表示，如果政府要有所行动，那么他会自愿作为检察长，亲自代表政府发言，在上诉法院面前捍卫政府的权利。”

政府认为，起诉只是一个依靠地方法院便可解决的司法问题。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虽然地方法官有些拘谨，但一切现象都表明他们对合法性的看法与政府一致。此外，反对派中最温和派已经有放弃抗议的迹象。因此，我们有希望和平解决这场危机。”就内阁和反对派在1848年2月19日制订的计划，后来成为临时政府的一员的加米尔-帕热斯先生评论道：“我们即将向世界展示一个宏大的场面，即全体人民奋起捍卫自身权利，维护法律尊严，雄心勃勃又从容不迫。我们将冷静地运用民众的力量，避免引起骚乱，维护主权威严，完美实现伟大的政治信仰。”显然，这种结果会令人非常满意——反对派没有幻想过更大的胜利。加米尔-帕热斯先生认为和自己持同一立场之人会对改革感到满意。然而，共和党中的行动派人士的想法与加米尔-帕热斯先生大不相同——行动派期望的是推翻君主政体，而不是得到和平合法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内阁仍然相信1948年2月22日的宴会只会是一种把戏。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认为，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然而，1848年2月20日22时，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得到了反对派刊物表示拒绝谈判结果的消息。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虽然起初不愿相信，但一小时后，即要在1848年2月21日刊出的文章被送至他面前时，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因此，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认为，实际上，反对派首领没有掌握党派实权。悄然登场的革命者即将让政局改头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