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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发现真理、传播真理的人
都是值得致敬的老师
文：先知书店 编：少年x
老师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责任，每个用立足于现世的勇气，为人们创造思想驰骋的旷野，用好奇和热爱去连接和探索世界，创造传递人类文明价值的人，都是值得致敬的老师。——题记
教师为什么应该受人尊敬？唐代思想家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老师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引路人，如果一个人对世界有疑问，却没有老师可以学习，很大概率会始终处于蒙昧状态。
因此，在一个真正尊重知识、文明的社会，最值得我们致敬的，便是作为知识传播者、疑惑解答者的老师。
但是，站在整个文明生成、发展的高度来看，仅仅将老师定义为知识传播者，只算得上狭义的理解。还有另外两类“老师”，他们同样值得被后人铭记与致敬：
第一类老师，是文明的导师。他们仰望星空、启示人伦，奠基了几千年以来，整个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他们是思想的原创者。
第二类老师，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他们在民族陷入危机之际，将世界上其他文明最优秀的思想“盗来”，与原有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嫁接、转化，最终使古老文明激发出全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正因为这两种“老师”是文明与社会观念转变的原动力，因此当这两类老师大量诞生之时，往往既是大师辈出的教育黄金时代，也昭示着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对于中国来说，教育最辉煌的三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民国、八十年代，也正是如
此。发现真理、传播真理的“师者”们总是出现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的思想就如一道道闪电，划过黑暗的前夜，启蒙着中国走向未来。
▌先秦诸子：观念的奠基者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一群天才的“老师”群星闪耀：中国的诸子百家、印度的佛陀、以色列的先知，以及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哲学家。
这一时期，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为后人所公认和推崇的“轴心时代”。
当时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战乱不休的大动荡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诸子诞生，百家争鸣，群星闪耀。诸多贤哲开始放弃对原始宗教与自然等问题的探索，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和谐。
正是这些文明的导师们仰望星空、著书立说，奠定了此后中国文明几千年发展中观念的地基。
孔子创立了儒学思想，提倡“仁爱”“忠恕”，他关注的不是上天和鬼神，而是现世，是人所能认知的世界；老子的贡献则在于对什么“天道”的研究，他认为在天道面前应该特别谦卑，万不能自以为是，对天道要有谦卑之心。墨子提出“兼爱”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人类没有培养出对整个人类的关爱之前，那么，爱国和爱家只会变成狭隘的集体自我中心主义......
他们突破了神话时代那种纯粹感性的、原始的思维模式，开始用理性的、道德的方式进行思考。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爆发，每当中国人遇到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也总是要回到这一时代的经典里寻求指示。
诸子百家的先哲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建立了中国教育最早的黄金时代，更在于他们将思索的对象从另外一个世界，转向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人类自身，以人为起点重新思考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通过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流诸于后世。
▌民国时期：
在黑夜中高举火把的“盗火者”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教育的黄金时代。
不同的是，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家原创思想的交相辉映，而民国则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大碰撞背景下的思想大爆发。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型“老师”，他们在各个学科把西方文化以最精深的方式引进中国，将其与中国文化接洽起来，传播给大众，他们既是西方文化的“盗火者”，又是中国文化的“燃灯者”。正是二者的碰撞与冲突塑造了延续至今、浩浩汤汤的“民国思潮”。
在民国那个时代，有识之士们一直在寻求整个民族的自我启蒙，不断地探求向文明转型的密码，他们的一场场辩论，一次次探讨，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今天说的话、研究的问题、进行的讨论，民国时候早已被知识界炒过几轮，并且比我们讨论的更深入。
民国思想之深刻，影响之深远，远超我们的想象。
当下的中国，仍在这场百年思潮激荡的延长线上，今天的许多困惑、无奈及愤懑，都可以在阅读民国思想的峰峦时，获得启蒙及排解。
当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兴趣不止于风花雪月，还深入到大师们的人文关怀与思考、理想主义与崇高人格时，才说明这个民族足够聪明，能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传承下去，在前人的基石上实现这一代人的创造。
德国哲学家史怀哲曾说：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谢那些燃起火焰的人。我们受其所赐，就应向赐予者表述我们的深谢之情。”
因此，对这些“盗火者”、“燃灯者”真正的致敬，除了必要的鲜花与掌声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汲取他们的知识、传播他们的思想、甚至继承他们，又超越他们。
▌八十年代：
新一代转译者和“盗火者”
民国之后，因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思想领域的活力，迅速跌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低谷。
1979年春，持续20多年的书禁初开，《读书》杂志的发刊词《读书无禁区》，仿佛一粒石子，在沉闷多年的思想界激起巨大波澜。从此，“读书无禁区”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口号，崇尚文化、汲取知识成了那个年代的潮流。
当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人们迫切想要追回失去的光阴。长期遭受贫困和动荡折磨的中国人，改革的新鲜空气，让他们身上的冒险和创造精神如脱缰野马；受尽风霜的知识精英，长期积聚的喷薄力量，终于转化为变革的势能。
八十年代的思想爆发，其最大的成果，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涌现了一批接续民国“西学东渐”的转译者和“盗火者”。在中国逐步打开国门，嵌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做出了进一步的“创造性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