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篇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春秋》写人记事，在遣词造句上是很慎重的，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原则性。但这些原则又各有其适用的场合，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审狱断案，强调对动机的重视，主张“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三、提出鉴古知今的论断。通过鲁庄公、鲁僖公、宋殇公及季友、孔父的实例，强调举贤用能的重要性，认为任用贤人则“主尊国安”，否则即“主卑国危”。
《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1)。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难者曰：“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2)，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焉者何(3)？”曰：“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4)，为其不义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5)，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6)，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7)，义矣夫！”
【注释】
(1) 名伦等物：根据人伦的贵贱而分别称呼，根据事物的等级而区别对待。
(2) 大水鸣鼓而攻社：此句本《春秋》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攻社，击鼓以惩戒土地神。
(3) 怒：谴责，击鼓喧闹。
(4) 朱丝而胁之：用红绳绕神社一周，以助阳抑阴。胁，责求。
(5) 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让天王出居在外不算是不尊敬圣上。《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公羊传》：“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何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绝之言出也。”孔广森曰：“不能，不相能也。襄王之母惠后，恶襄王而爱少子带，每欲立之。至是带率狄人攻王，左右欲御之，王不忍杀弟以失母之意，遂出。”
(6) 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拒绝父亲的命令不算是不顺从父亲。《春秋》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传》：“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辄……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蒯聩是灵公的儿子，辄是蒯聩的儿子。灵公认为蒯聩不正派，将他赶走，让孙子辄继承王位。灵公的指示是王父命，蒯聩的意见是父命。二者矛盾如何处理，《春秋》提出原则：一、以王事辞家事。传王位是王事，父子关系是家事；二、上之行乎下。王父长父亲一辈，以王父命而辞父命，是符合义的。这一说法为后代所接受，如《说苑·辨物》：“辞蒯聩之命，不为不听其父。”《汉书·隽不疑传》：“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不纳，《春秋》是之。”
(7) 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断绝母亲的嘱咐不算是不孝顺母亲。《春秋》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公羊传》：“其言孙于齐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曷为于其念母焉？贬，不与念母也。”何注：“念母则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绝文姜不为不孝……”
【译文】
《春秋》慎于言辞，对于人伦贵贱和事物大小的命名是很讲究的。因此对小夷称“伐”而不能称“战”，对大夷称“战”而不能称“俘获”，对中原诸侯称“俘获”而不能称“逮捕”，各有不同的言辞。而且小夷回避大夷而不能称“战”，大夷回避中原诸侯而不能称“俘获”，中原诸侯回避天子而不能称“逮捕”，贵贱和大小不能混淆，反对在言辞上以卑临尊。所以大小不超越等级，贵贱遵从本分，这是正常的礼义。
“大雩”是什么？是遇旱求雨的祭祀。提问的人说：“大旱时举行雩祭而祈雨，大涝时击鼓而警告土地神，旱涝都是天地造成的，是阴阳失衡引起的，可是对大旱是采取祈请的方式，对大涝则采取谴责的方式，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大旱，是阳气压过了阴气，阳气压过阴气，是尊贵压倒了卑贱，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即使是旱得很厉害，也只是拜请求雨而已，不敢有过分的举动。大涝，是阴气压过了阳气，阴气压过阳气，是卑贱胜过了尊贵，日食也是这样，都是以下犯上，以卑贱伤害尊贵，是违逆常规的事情，所以要击鼓来惩戒它，绕上朱绳来谴责它，因为它是不符合义的，这也表明《春秋》是不畏强暴的。所以改变天地的位置，理顺阴阳的秩序，坚决那样去做而不避忌困难，这是最高的仁义。因此惩戒土地神不算是不敬神灵，让天王出居在外不算是不尊敬圣上，拒绝父亲的命令不算是不顺从父亲，断绝母亲的嘱咐不算是不孝顺母亲，这是义啊！”
难者曰：“《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1)。”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2)又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3)又曰：“闻丧徐行而不反也(4)。夫既曰无遂事矣，又曰专之可也，既曰进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谓也(5)？”曰：“四者各有所处，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谓不以亲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谓将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结受命，往媵陈人之妇于鄄，道生事，从齐桓盟，《春秋》弗非，以为救庄公之危(6)。公子遂受命使京师(7)，道生事，之晋，《春秋》非之，以为是时僖公安宁无危。故有危而不专救，谓之不忠；无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义然也。”
【注释】
(1) 遂事：指大夫按自己的想法处理事情。遂，顺。“大夫无遂事”，一般地说，原则上大夫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处理事情。《春秋》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公羊传》：“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这一段话说国君派公子遂去京师，他去了晋国，很随便，说明国君不得行政。
(2) “出境”三句：《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这一段话说大夫出国，对国家有利的好事可以专断。
(3) “大夫”二句：《春秋》襄公十九年：“晋士丐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左传》：“闻丧而还，礼也。”《公羊传》：“还者何？善辞也。何善尔？大其不伐丧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齐，则何大乎其不伐丧？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士丐接受晋君命令带兵打齐国，在半途听说齐侯死亡，带兵回国。《春秋》认为不伐丧是正确的，大夫受君命出去，可以自行决定退兵。
(4) 闻丧：《春秋》宣公八年：“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公羊传》：“其言至黄乃复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复？讥。何讥尔？大夫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何休注：“闻丧者，闻父母之丧。徐行，不忍疾行，又为君当使人追代之。”奉君命出兵，半途听说有父母之丧，不敢回来，又不肯疾行，采取徐行的办法，希望国君派人替他出使。
(5) “夫既曰”六句：《说苑·奉使》：“《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义者各止其科，不转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谓平生常经也。专之可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帅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公子结擅生事，《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若无危事而擅生事，是不臣也。《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
(6) “故公子”六句：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卫国之女嫁与陈宣公为夫人，鲁国以女陪嫁，派公子结往送女，本应送至卫国都城，使与陈侯夫人同行，但公子结送到鄄（juàn，卫地，故城在今山东鄄城西北），闻齐侯、宋公会盟欲伐鲁，遂临时改变计划，使他人往送鲁女，自己代表鲁国参加了盟会，化解了一场危机。公子结，鲁大夫。媵（yìng）：古时诸侯娶于一国，二国以庶出之女陪嫁，叫媵。
(7) 公子遂：鲁大夫。鲁僖公三十年（前630），他受命出使周天子所在的京师，途中却擅自访问了晋国。
【译文】
提问的人说：“《春秋》的法则，大夫不得擅自行事。”又说：“出国境后遇上可以安定社稷、有利国家的事，就可以擅自去做。”又说：“大夫接受君主的命令外出，进退由大夫决定。”又说：“听到父母的丧事后，慢慢前行而不回来奔丧。既然说不得擅自行事，又说可以擅自去做，既然说进退由大夫决定，又说慢慢前行而不回来奔丧。像是互相矛盾，这是什么道理呢？”回答说：“这四者各有各的适用场合，适合它的场合就都是正确的，不适合它的场合就都是错误的。《春秋》既包含通常不变的原则，又包含随机应变的方针。不得擅自行事，说的是太平安定的场合；可以擅自去做，说的是救危除患的场合；进退由大夫决定，说的是将帅用兵；慢慢前行而不回来奔丧，说的是不因父母而有损君主，不因私情而妨碍公事。这叫做既善于处理私事，又懂得为公的宗旨。所以公子结接受命令去送陪嫁陈侯夫人的鲁女，走到鄄城，遇上别的事情，便参加了齐桓公的会盟，《春秋》没有批评，认为公子结解救了鲁庄公的危难。公子遂接受命令出使京师，途中多事，去了晋国，《春秋》批评他，认为那时鲁僖公安宁无危。所以遇上危难而不主动去解救，叫做不忠；没有危难而擅自行事，这是轻视君主。因此公子结、公子遂这二位都是擅自行事，但《春秋》对此有赞同、有批评，那是本于忠君的道义才这样的。”
齐桓挟贤相之能(1)，用大国之资，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诸侯。于柯之盟(2)，见其大信，一年，而近国之君毕至，鄄、幽之会是也(3)。其后二十年之间，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诸侯也。至于救邢、卫之事(4)，见存亡继绝之义，而明年，远国之君毕至，贯泽、阳谷之会是也(5)。故曰：亲近者不以言，召远者不以使，此其效也(6)。其后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灭弦而志弗忧(7)，江、黄伐陈而不往救(8)，损人之国，而执其大夫(9)，不救陈之患，而责陈不纳，不复安郑，而必欲迫之以兵(10)，功未良成(11)，而志已满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12)此之谓也。自是日衰，九国叛矣。
【注释】
(1) 贤相：指管仲。
(2) 柯：齐邑，在今山东阳谷阿城。《春秋》庄公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公羊传》：“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竟，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齐桓公结盟后有点后悔，想不给汶阳之田，杀了曹沫。由于管仲劝阻作罢。就这样，“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此事于齐桓公五年（前681）。
(3) 鄄、幽之会：鄄，卫地，在山东鄄城境，明代并入濮州。齐桓公六年，与宋公、卫侯、郑伯在此盟会。幽，宋地，在今河南兰考境。齐桓公八年，在此与宋、卫等七个诸侯国会盟。
(4) 救邢、卫：齐桓公二十七年，曾出兵驱逐北狄，救助邢国；齐桓公二十八年，在楚丘（卫地，在今河南滑县东）筑城，助卫国防守。
(5) 贯泽、阳谷之会：贯泽，宋地，在今山东曹县南。阳谷，齐地，即今山东阳谷。齐桓公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与宋、江、黄三国先后在此二地结盟。
(6) “亲近”三句：与周围的人亲密，不是靠语言。吸引远方的人们，不是靠派出使者。从齐桓公的事可以得到验证。
(7) 楚人灭弦：事在鲁僖公五年、楚成王十七年，公元前655年。弦，姬姓小国，在今河南潢川西北。
(8) 江、黄伐陈：事在鲁僖公四年、陈宣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56年。江，嬴姓小国，在今河南息县西南。黄，嬴姓小国，在今河南潢川西。
(9) 执其大夫：《春秋》鲁僖公四年：“齐人执陈辕涛涂。”《公羊传》：“涛涂之罪何？辟军之道也。其辟军之道奈何？涛涂谓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且归。’桓公曰：‘诺。’于是还师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顾而执涛涂。”齐人拘捕了陈国大夫辕涛涂，因为他不让齐军经过陈国，建议沿滨海而东，使齐军陷于大泽中。
(10) 迫之以兵：鲁僖公六年，齐伐郑。
(11) 良：语气助词。
(12) 管仲之器小哉：孔子之语，见《论语·八佾》。
【译文】
齐桓公凭借贤相的才能，利用大国的资本，即位五年，仍不能招来一个诸侯朝见。在柯邑的会盟，表现出他很讲信义，一年之后邻近国家的君主全都来到他那里，鄄、幽两地的会盟就是这样的结果。此后二十年的时间也够长久了，还没能大合诸侯。到了救助邢国、卫国的事上，表现出他存亡国、继绝世的道义，因而第二年远方国家的君主全来到他那里，贯泽、阳谷的会盟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说不用言语就能亲睦近国，不用使者就能招来远国，这就是道义的功效。此后他自夸功劳，骄傲自满，不修养德行，所以楚人灭了弦国他心里也不忧愁，江国、黄国攻打陈国他也不去救，损害别的国家而拘捕人家的大夫，不解救陈国的灾难反责备陈国不接纳齐国的军队，不再去安定郑国，而必定想用武力去胁迫郑国，功业未完成而心志已经骄傲自满了。所以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狭小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齐国从这往后一天比一天衰败，许多国家都背叛了它。
春秋之听狱也(1)，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2)；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逄丑父当斮(3)，而辕涛涂不宜执(4)；鲁季子追庆父(5)，而吴季子释阖庐(6)，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闇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注释】
(1) 听狱：审理案件。
(2) 不待成：不要等到阴谋得逞（就要惩治）。
(3) 逄丑父当斮：见《竹林》注。
(4) 辕涛涂不宜执：见前一段注(9)。
(5) 鲁季子追庆父：鲁季子，季友，鲁国大臣，庆父之弟。自僖公元年至十六年卒，执鲁政凡十六年。庆父犯罪，让季子去追，季子缓慢追赶，故意放走庆父。
(6) 吴季子释阖庐：吴季子，季札，吴王寿梦之子。其侄阖闾（公子光）谋刺吴王僚，季札反对，亦不追究阖闾之罪，自己离开吴国隐藏终身。
【译文】
《春秋》审判案件，必定根据事实而探究当事人的动机。动机邪恶的，不需要等到成为事实；带头作恶的，判罪特重；动机正直的，论罪就轻。所以逄丑父应当斩首，而辕涛涂不该被拘捕；鲁国的季友追杀庆父，而吴国的季札释放阖闾，逄丑父、辕涛涂、庆父、阖闾这四个人罪行一样但判处却不相同，这是因为他们的动机是不一样的。都是欺骗三军，有的判死罪有的不判死罪；都是弑杀君主，有的被杀有的没被杀。审理狱讼、裁定案件，怎能不谨慎呢！所以审判对了，道理就更明朗了，教化就更顺畅了；审判错了，就会蒙蔽真理，迷惑众人，妨害教化。教化是政治的根本，审狱是政治的末节，它们虽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功用是一致的，不能不相互顺应，所以君子对此十分重视。
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未逾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1)，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2)，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仁人录其同姓之祸，固宜异操(3)。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4)，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谓奚齐曰：‘嘻嘻！为大国君之子，富贵足矣，何必以兄之位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尔！’录所痛之辞也。故痛之中有痛，无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齐、卓子是也；恶之中有恶者，己立之，己杀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齐公子商人是也(5)。故晋祸痛而齐祸重，《春秋》伤痛而敦重，是以夺晋子继位之辞，与齐子成君之号，详见之也。”
【注释】
(1) 里克杀奚齐：里克，晋国大臣。奚齐，晋献公之子。
(2) 称君之子：载《春秋》僖公九年：“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3) 异操：即异科，特殊的说法。
(4) “骊姬”二句：骊姬设计杀死申生，立奚齐、卓子。奚齐、卓子均被晋卿里克所杀。骊姬，骊戎（今山西晋城西南）之女，晋献公爱妃，生子奚齐。其妹陪嫁献公，生子卓子。三君，指晋太子申生、奚齐、卓子。
(5) 公子商人：姜商人，齐桓公之子，昭公之弟。昭公死，其子姜舍立为君。姜商人杀姜舍而自立，是为齐懿公。
【译文】
责问晋国事情的人说：“《春秋》的法则，即位不过一年的新君称为‘子’，为的是端正人心。到里克杀奚齐时，却不用这种通常的说法而称为‘君主的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听说‘《诗经》没有确切一致的解释，《周易》没有确定统一的占卜，《春秋》没有通用不变的说法’。根据变化，依从道义，两者兼从，一概因人而异。仁人记录他同姓的灾祸，当然应该采取独特的说法。晋国，是《春秋》所记鲁国的同姓国，骊姬一个阴谋，害死了三个国君，天下人都为之哀痛。探究奚齐的做法，是因为只想夺取君位而看不到其中的灾难。《春秋》痛心他的一叶障目，所以抛弃了对他的正常称谓，只称他是‘君主的儿子’而已。这好像是对奚齐说：‘哎呀！作为大国国君的儿子，已够富贵了，何必要夺占兄长的位置，以至于弄到那种地步！’这里记录的是痛心的言辞。所以痛中有痛、无罪被害而死的，申生、奚齐、卓子就是这样的人；恶中有恶，自己立了君主又亲自杀了君主，不能视同一般臣子弑君的，齐国的公子商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晋国的灾祸哀痛而齐国的灾祸惨重，《春秋》悲伤哀痛而深惧重祸，因此剥夺了晋子继位的言辞和齐子成为君的名号，详尽地表现了他们的过错。”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1)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2)。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效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3)，则天下尽矣。鲁僖公以乱即位(4)，而知亲任季子(5)。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卒之后，鲁不支邻国之患，直乞师楚耳(6)。僖公之情，非辄不肖，而国衰益危者，何也？以无季子也。以鲁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谓连而贯之。故天下虽大，古今虽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7)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8)。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其若是何邪？以庄公不知季子贤邪？安知病将死，召而授以国政(9)。以殇公为不知孔父贤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10)。二主知皆足以知贤，而不决，不能任，故鲁庄以危，宋殇以弑(11)。使庄公早用季子，而宋殇素任孔父，尚将兴邻国，岂直免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注释】
(1) 不知来，视诸往：当是古谚，不详何人所说。《管子·形势》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诸今。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与此语近似。
(2) 道往而明来：借鉴过去而预见未来。道往，叙述以往的事情。明来，预见未来的趋势。苏舆注：“扬雄《解难》：‘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前睹，就是预见。
(3) “得一端”二句：两句话说的是董仲舒研究《春秋》采取推论的方法来体会其中的道理。端、空，指一件事、一种现象或一个问题。
(4) 以乱即位：僖公是闵公的庶兄，去年闵公死，僖公出奔邾，庆父出奔莒。第二年僖公回鲁即位。
(5) 季子：即季友。《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季友出生时手上有“友”字。
(6) “鲁不支”二句：《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我西鄙。”“夏，齐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师。”齐国多次入侵，鲁国只好向楚国求援。支，抗拒、对付。
(7) “鼎折足”二句：《易·鼎卦》九四爻辞曰：“鼎折足，覆公，其刑渥，凶。”(sù），鼎中的食物。渥（wò），厚。言鼎足折断，鼎倒，其中食物都丧失。比喻大臣非其任，破坏国典，须加重刑。
(8) 悁悁（yuān）：忧愁的样子。《诗经·陈风·泽陂》：“寤寐无为，中心悁悁。”
(9) “安知”二句：《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庄公病将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国政。”
(10) “以殇公”四句：《公羊传》桓公二年：“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孔父，名嘉，宋国的大司马，孔子的祖先。
(11) “二主”五句：《公羊传》桓公二年何注：“殇公知孔父贤而不能用，故致此祸。设使殇公不知孔父贤，焉知孔父死，己必死？设使鲁庄公不知季子贤，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时，则轻废之，急然后思之，故常用不免。”《盐铁论·殊路》：“文学曰：‘宋殇公知孔父之贤而不早任，故身死。鲁庄知季友之贤，授之政晚而国乱。’”正用《公羊》义。
【译文】
古人有一种说法：“不知道未来，可借鉴过去。”现在《春秋》的学问，就是借鉴过去而预见未来。然而它的言词包含上天的奥妙，所以难以知晓。如果不能看得出，它就空寂得像没有东西一样；能看得出，它就无物不有。因此研读《春秋》的人，明白一个道理就要把它多方面联系起来，看到一个问题就要把它广泛连贯起来，加以推论，这样就能尽知天下了。鲁僖公在混乱中即位，他知道重用季友。季友在世的时候，鲁国内无臣下的叛乱，外无诸侯的侵扰，执政二十年，国家安宁太平。季友死后，鲁国不能对付邻国的侵扰，只好向楚国乞求援助。鲁僖公并非愚昧，可国家却越发衰危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了季友。从鲁国的这种状况，也就知道别国都是这样。从别国都是这样，也就知道天下都是这样。这就叫做联系贯通。所以天下纵然很大，古今纵然很久，都要靠这个道理来治国安邦。任用了贤人，就会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用人不当，就会君主卑弱、国家危亡。世世代代必定都是这样，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在《周易》中叫做：“鼎断了腿，倾覆了鼎中的食物。”“鼎断了腿”，就是用人不当；“倾覆了鼎中的食物”，就是国家垮台了。因此用人不当，国家又不垮台的，从古到今还没听说过。所以我根据《春秋》观察成败，更加痛切地忧虑前代的兴亡。善于任用贤臣，是国家兴旺的条件。假如智力不能辨知贤才，那是无可奈何的了。能辨知贤才而不能任用，严重的会身死国亡，轻点的也会混乱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鲁庄公不知道季友贤能吗？他哪会想到他病到快要死时，才把季友召来授以国政。难道宋殇公不知道孔父贤能吗？他哪会想到孔父死了，他自己必死无疑，才急着赶去救孔父。这两位君主的智力都能够辨识贤才，但犹豫不决，不能任用，所以鲁庄公陷于危难，宋殇公被人弑杀。假使鲁庄公早用季友，宋殇公一直任用孔父，还可能帮助邻国振兴，岂止是免于弑杀呢！这是我所忧心忡忡而深感悲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