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玉英”是宝物名，用作篇名。全篇集中讨论“经礼”和“变礼”，“正辞”和“诡辞”的辩证关系，注重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既充分肯定《春秋》的直笔、实录和原则性，又以大量避讳性的事例，剖析了《春秋》的曲笔、隐晦和灵活性。
谓一元者(1)，大始也(2)。知元年志者(3)，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4)。
【注释】
(1) 元：开始。
(2) 大（tài）始：即“太始”，指宇宙最初状态。
(3) 元年：指君王即位的第一年。
(4) “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七句：苏舆认为自“是故”开始至此，与上下文不合，疑是《深察名号》篇中的文字错简在此。
【译文】
所谓“一元”，就是宇宙的初始。知道记载元年的本意，人君重视它，而小人却轻视它。所以治国的开始在于正名，名分端正了，就能兴旺五世，而且在五代之后，善恶才表现出来，这时候才能说得到名分真实情况，这不是子路那种人所能看到的。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1)，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2)，不能遂其功(3)。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4)，元犹原也(5)，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死必应四时之变(6)。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7)。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8)。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9)，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10)。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11)。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12)，恶施于人(13)？大其贯承意之理矣(14)。
【注释】
(1) “惟圣人”二句：说详《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解诂。属万物于一，指万物的统一性。属，统属、连属、归属。系之元，与元相联系。《春秋》以“元”统天地万物，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为万物之始，春为岁之始，王为治道受命之始，正月为王者所颁政教之始，即位为一国之始。此即公羊家所谓“五始”。五始先后统属，故以即位系于正月之下，以正月系于王，王系于春，春系于元，明《春秋》统属万物于一元。以元作为万物的统一物，万物统一于元，哲学上说，就是元一元论。
(2) 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刘师培云：“‘终’、‘本’对文，‘及’当作‘反’。《三代改制质文篇》曰‘穷则反本’，是其证。”刘说可从。承，顺承。
(3) 遂：成就，完成。
(4) 《春秋》变一谓之元：《春秋》把一变称作元。《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诂：“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5) 元犹原：《春秋》将一年记为元年，元就是源头，认为当政者要重视开头。原，本原、源头。
(6) 生死必应四时之变：“死”，旧本皆误作“不”，据惠栋校改。惠栋校注：“‘不’，当作‘死’。”或说“不”字疑衍，当作“生必应四时之变”。苏舆注：“人以生为始为元，犹王之以即位为元。‘不’疑当作‘死’，生应春，死应冬。惠栋《周易述》引亦作‘死’，注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苏说是。
(7) “故元者”二句：元为万物的本原，人为万物之一，故曰“人之元在焉”。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曰：“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
(8) “安在乎”二句：董仲舒以“元”在天地之前，正是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意。
(9) 与：亲附，亲近。
(10) “本天”二句：董仲舒认为，人由天命而生，人的一切自然也就由天和命所决定，而不能够违背天和命两者。
(11) “故春”三句：古代以神道设教，以天子受命于天，故天子的一切政教皆承天地之所为，是为了秉承天意去完成天交给的任务，故曰：“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春正月，这是周代的历制。古代纪月以十二支配十二月，周历以建子之月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这里透显了“宗周”之意。
(12) 奚：为什么。
(13) 恶（wu）：同“乌”，如何、怎样。
(14) 大其贯承意之理矣：苏舆注：“自‘惟圣人’至此，《重政》篇文。钱云：‘……疑错简在彼，当归此篇。’今从之……两存其文。”《春秋繁露》流传甚广，错简脱讹甚多，至今董理尤难。暂从苏说，《玉英》、《重政》，两存其文，以俟后来者析辨。
【译文】
只有圣人能够把万物统一起来，并把它和“元”相联系，最终不返归本原而顺承它，就不能成就其功业。因此《春秋》把“一”变称为“元”，元就好比是本原，它的意义就是跟随天地相终始。人是有终始的，而人的生死必定与春夏秋冬的变化相顺应。所以元是万物的根本，而人的元也在那里。元在哪里呢？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前。所以人虽然生于天气并奉行天气，可是却不能亲附天元，秉承上天的运命，而共同违背了它的作为。因此“春正月”的意思，是说人秉承天地的作为，继续上天的作为并完成它。它的道理是说天与人相互保存所共建的功业，那怎么说是天地的本原呢？天地的本原怎么会在这里呢？怎样施加给人的呢？这是赞美圣人能够秉承天意的道理。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1)，正天之端(2)，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3)。五者俱正，而化大行(4)。
【注释】
(1) 元之深：即遥远的元。深，遥远的意思。
(2) 天之端：指四季之始，即春天。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合称“五始”。
(3) 竟：同“境”。
(4) 而化大行：苏舆注：“‘是故《春秋》之道’至此，《二端》篇文。钱云：‘移在此处，恰与下文相承接。此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义，即公羊家所谓五始也。’今从之……两存其文。”暂从苏说，《玉英》、《二端》，两存其文。
【译文】
所以《春秋》的法则，是用“元”年来端正天时的起始，用天时的起始来端正王者的政治，用王者的政治来端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来端正境内的治理。这五个方面都端正了，教化就能顺利施行了。
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缪公是也(1)。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吴王僚是也(2)。虽然，苟能行善得众，《春秋》弗危，卫侯晋以立书葬是也(3)。俱不宜立，而宋缪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见得众心之为大安也。故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4)，乃率弗宜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惧，敬举贤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5)，遂为贤君，而霸诸侯。使齐桓被恶而无此美，得免杀灭乃幸已，何霸之有！鲁桓忘其忧而祸逮其身，齐桓忧其忧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6)：“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如毛。”(7)言其易也。
【注释】
(1) 宋缪公：宋国国君，姓子名和，宋宣公之弟，公元前728年—前720年在位。宋宣公临终遗命不立其子与夷而立子和，是为宋缪公。宋缪公卒前又不立其子冯而传位给了与夷，结果子冯杀掉与夷自立执政，即为宋庄公。
(2) 吴王僚：吴国国君。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夷末、季札。寿梦想要立最小的儿子季札，季札让而不受，因此立长子诸樊为吴王。诸樊遗命兄终弟及，故而余祭继立，余祭卒而夷末继位。夷末卒当传季札，而季札逃走，于是夷末之子吴王僚继位。诸樊之子阖闾认为自己作为嫡长孙应当继承王位，于是遣刺客刺杀了吴王僚而自立执政。
(3) 卫侯晋：即卫宣公，姓姬名晋，卫桓公之弟，在位19年。桓公被弑，卫人立公子晋为卫君，是为卫宣公。《春秋》桓公十三年记载：“三月葬卫宣公。”
(4) 齐桓非直弗受之先君：齐桓公非但没有接受先君的遗命。直，但。《春秋》庄公九年：“齐小白入于齐。”《公羊传》曰：“其言入何？篡辞也。”齐桓公之行事皆未受之先君之命，表明他是篡位，因此下文说其“罪亦重矣”。
(5) 知不背要盟以自湔（jiān）浣（huàn）也：懂得不背弃哪怕是被胁迫签订的盟约，来为自己洗刷过错。要盟，被胁迫签订的盟约。湔浣，洗刷、除去过错。
(6) 《易》曰：下引文见《易·小畜》初九爻辞。
(7) 德如毛：语出《诗经·大雅·烝民》。(yóu），轻。
【译文】
不该自己即位而即位，即使是接受先君的遗命，《春秋》也为之忧惧，宋缪公就是这样的。不该自己即位，又不是受自先君之命，而自己即位，《春秋》为之忧惧，吴王僚就是这样的。尽管如此，如果能做好事得民心，《春秋》就不忧惧，它记载卫宣公的即位和丧葬就是这样的。以上之人都不应该立，但宋缪公接受先君的遗命而忧惧不安，卫宣公不受自先君的遗命却没有忧惧，由此可见得民心就能太平无虑。所以齐桓公非但没有接受先君的遗命，而且是完全不应该即位为君的，他的罪过也算是很大了。然而他即位后深感恐惧，尊敬并任用贤人，用贤人来弥补自己的过失，懂得不背弃哪怕是被胁迫签订的盟约，来为自己洗刷过错，于是成为贤明的君主，称霸诸侯。假使齐桓公有篡位的恶名而没有这些善举，那么他能免于被杀死就已经算是幸运了，怎么还会称霸呢！鲁桓公忘记了忧患而惹祸上身，齐桓公忧惧他的忧患而建立了功名。推扩而言，凡是人有忧患而不知道忧惧的就凶险，有忧患而深以为忧的就吉祥。《周易》说：“主动回复到正道，哪还有什么灾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般人难以返还正道以消除灾祸，君主返还正道以消除灾祸却很容易。《诗经》说：“美德轻如羽毛。”即是说美德是容易做到的。
公观鱼于棠(1)，何？恶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求金(2)，皆为大恶而书(3)。今非直使人也，亲自求之，是为甚恶，讥。何故言观鱼？犹言观社也(4)，皆讳大恶之辞也。
【注释】
(1) 公观鱼于棠：此事载《春秋》隐公五年。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却与民争逐捕鱼之利，因此《春秋》对其进行讥评。然为君讳，故说“观鱼于棠”。观鱼，张网捕鱼。棠，地名。在今山东鱼台。
(2) 天王使人求赙（fù）求金：天王派人索求助丧之物和费用。天王，指周桓王姬林、周顷王姬壬臣。赙，助人办丧祭之事的布帛财物。
(3) 书：记载。求赙之事载于《春秋》隐公三年，求金之事载于《春秋》文公九年。
(4) 观社：《春秋》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墨子·明鬼下》云：“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鲁庄公越境到齐国观社，实是以此为名而观齐女，正如何休所谓“讳淫言观社”。
【译文】
《春秋》记载“庄公在棠地观鱼”，为什么？为了表示厌恶。大凡人的天性，无不向往仁义，可是有的人却不能做到仁义，这是贪利造成的破坏。所以君子说话时始终不提及“利”，为的是羞言名利而已，羞言名利来堵塞财利的来源。那些身处高位、主管道德风化的人，只要口头上说到“利”都感到羞愧，更何况去追求财利呢？因此天王派人索求助丧之物和费用，都是非常耻辱的事，《春秋》都做了记载。现在鲁庄公非但是派人去，而且是亲自去捕鱼，这更是太坏了，所以《春秋》讥讽他。为什么要说“观鱼”呢？这就好比说“观社”，都是对奇耻大辱的隐讳说法。
《春秋》有经礼(1)，有变礼(2)。为如安性平心者(3)，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4)，经礼也；辞穷无称(5)，称主人，变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难者曰：“《春秋》事同者辞同，此四者(6)，俱为变礼，而或达于经，或不达于经，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7)，螽坠谓之雨(8)，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今四者俱为变礼也同，而其所发亦不同，或发于男，或发于女，其辞不可同也。是或达于常，或达于变也。”
【注释】
(1) 经礼：一般的、原则性的礼仪、规范。
(2) 变礼：与“经礼”相对应的特殊的、灵活性的礼仪叫“变礼”。
(3) 如：同“而”。
(4) 昏礼不称主人：即婚礼不以结婚人自己的名义，而以父母命迎。如《春秋》隐公二年载：“九月，纪裂(rú）来逆女。”纪国大夫裂代纪君来鲁国迎亲。
(5) 辞穷：没有恰当的说法，迫不得已。如《春秋》成公八年载“宋（共）公使公孙寿来纳币（下聘）”，即点明了结婚人宋共公，那是因为他没有父母，所以不得不直称“主人”。
(6) 四者：指婚礼、称王、娶妇、奔丧四事。
(7) 星坠：事载《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公羊传》：“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不修《春秋》”就是没有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记”。“星陨如雨”记述的是中国古代的流星雨。据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引法国天文数学家俾俄《中国流星》一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纪事。
(8) 螽（zhong）坠：事见《春秋》文公三年：“雨螽于宋。”《公羊传》：“雨螽者何？死而坠也。”先见为雨，坠地，视之乃螽。螽，即蝗虫。
【译文】
《春秋》有通常的礼仪，有权变的礼仪。做了能心安理得，这是通常的礼仪。有时做了虽然不符合性情，于心也不安，从道的角度看，又无法改变的做法，这就是权变的礼仪。因此婚礼不称结婚人的名字，这是通常的礼仪；但是如果没有恰当的说法和称呼，就直称结婚人的名字，这是权变的礼仪。天子即位三年之后才称王，这是通常的礼仪；但有特殊原因不到三年也可称王，这是权变的礼仪。妇女不该有出国的事，这是通常的礼仪；但母亲为儿子娶亲，或是为父母奔丧，就可以出国，这是权变的礼仪。明白原则性与权变性的联系，然后再懂得它们的轻重分别，就可以随机应变了。提问的人说：“《春秋》对相同的事说法相同，这四件事情都是权变的礼仪，可是有的符合常理，有的不符合常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春秋》综理百物，辨别品类，分辨细小的差别，辨析轻重本末。所以流星坠下叫作‘陨’，螽斯坠下叫做‘雨’，它们的来源不同，有的自天而降，有的发于地上，所以它们的说法不能相同。现在所说的四件事虽然同是权变的礼仪，但它们的来源也不同，有的缘于男子，有的缘于女子，它们的说法是不能相同的。所以有的符合常理，有的适宜权变。”
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1)。其志欲立，故书即位(2)。书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书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隐不言立、桓不言王者，从其志以见其事也。从贤之志以达其义(3)，从不肖之志以著其恶(4)。由此观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两省也(5)。
【注释】
(1) 不书王：《春秋》记载十二公之事，于每年必书“王正月”以表示尊王谨始之意，而于鲁桓公除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春王正月”外，其余十四年只书“春正月”，无“王”。对于此，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解释说：“无王者，以见桓公无王而行也。”是说鲁桓公经常在不得到周天子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而为。
(2) 书即位：《春秋》桓公元年书“公即位”。《公羊传》认为隐公被弑，对于新君是不应该书“即位”的，但这里明写“即位”，旨在说明弑君自立正合桓公之意，并以此来昭彰桓公的罪恶。
(3) 贤：指鲁隐公。
(4) 不肖：指鲁桓公。
(5) 两省（xing）：从两方面来加以省察。省，省察。
【译文】
鲁桓公的心里没有周天子，所以《春秋》就不写“王”字。他企图自立为君主，所以《春秋》就写他“即位”。写“即位”，说明他弑杀了君兄。不写“王”字，来说明他违背了周天子。因此对隐公不说“立”、对桓公不说“王”，都是根据他们的心愿来表现他们的事迹。根据鲁隐公的心志来通达他的仁义，通过鲁桓公的心志来昭彰他的罪恶。由此来看，《春秋》所赞同的是好的，《春秋》所不赞同的是不好的，不能不从这两方面来加以省察。
《经》曰(1)：“宋督弑其君与夷。”《传》言(2)：“庄公冯杀之。”不可及于《经》，何也？曰：“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3)，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4)：“臧孙许与晋郤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与其子而与其弟，其弟亦不与子而反之兄子，虽不中法，皆有让高(5)，不可弃也。故君子为之讳，不居正之谓避，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若直书其篡，则宣、缪之高灭，而善之无所见矣。难者曰：“为贤者讳，皆言之；为宣、缪讳，独弗言，何也？”曰：“不成于贤也。其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弃之则弃善志也，取之则害王法。故不弃亦不载，以意见之而已。‘苟志于仁，无恶。’(6)此之谓也。”
【注释】
(1) 《经》曰：下引文见《春秋》桓公二年。宋督，宋臣华督。与夷，宋殇公。
(2) 《传》言：下引文见《公羊传》隐公三年。庄公冯，宋庄公子冯，宋缪公之子。
(3) 眇（miǎo）：微妙，深远。
(4) 《传》曰：下引文见《公羊传》成公二年。臧孙许，鲁国大夫。郤（xì）克，晋国大夫。公元前593年，郤克邀同臧孙许和卫国大夫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出使齐国，碰巧四人均有生理缺陷：郤克盲一目，臧孙许是秃子，孙良夫是跛子，公子首是驼背。齐顷公从侍臣中挑出类同的残疾者去接待四国使臣，使郤克、臧孙许蒙羞。
(5) 高：犹“美”，高尚的德行。
(6) 苟志于仁，无恶：语出《论语·里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译文】
《春秋》说：“宋臣华督弑杀他的君主与夷。”《公羊传》却说：“宋庄公子冯杀了与夷。”这与《春秋》的说法不同，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与《春秋》的说法不同，它所体现的是《春秋》的深奥微妙，不能够用普通的标准去衡量它，所以一般人难以理解。”《公羊传》说：“臧孙许和晋国的郤克同时出访齐国。”查找《春秋》中没有这样的记载，这难道不是微妙的吗？《春秋》不写他们去齐国是有所隐讳。现在《公羊传》说庄公子冯杀了与夷，可在《春秋》中却没有写，也是因为有所隐讳。所以不写出使齐国，是为了隐讳蒙羞的事；不写庄公子冯杀了与夷，是为了隐讳所要赞赏的。因此谦让是《春秋》所赞赏的。宋宣公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他的弟弟也不传位给儿子而把君位返还给兄长的儿子，这虽然不符合法度，但都有谦让的美德，不能忽略不记录。所以君子为宋宣公、宋缪公加以隐讳，隐讳二者这种“不正常”的传位方式，这之后的混乱，移到宋臣华督身上，用来记存宋宣公、宋缪公的善良心愿，这也是《春秋》的原则，不会遗忘善举仁心。如果直接写宋庄公篡位，那么宋宣公、宋缪公的美德就消失了，而仁心善举也就不能有所显现了。提问的人说：“《春秋》为贤者隐讳，都有所提及；为宋宣公、宋缪公隐讳，却偏偏没有提及，为什么呢？”回答说：“宋宣公、宋缪公还不能算作贤君。他们心存善意却不合法度，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遗弃的。遗弃了就是遗弃善意，赞同了就有害于王法。所以不遗弃也不记载，在语意上流露出来就可以了。‘假如立定志向实行仁德，就不会做坏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1)，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2)。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于鄫取乎莒(3)，以之为同居(4)，目曰“莒人灭鄫”(5)，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6)，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7)，尚归之以奉巨经耳(8)。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9)。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晋荀息死而不听(10)；卫曼姑拒而弗内(11)，此四臣事异而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也。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君之命耳。难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载乎义？”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书，大夫立则书。书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书，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为义也。”
【注释】
(1) 端：端绪，出发点。
(2) 公子目夷：字子鱼，宋襄公的庶兄。公元前639年，楚国趁会盟之时俘虏宋襄公以伐宋，公子目夷归国坚守，楚国无隙可乘，遂释放宋襄公。宋襄公有意让位于公子目夷，而公子目夷不从，仍迎回襄公执政。
(3) 鄫（zēng）取乎莒（ju）：鄫国的国君从莒国娶了夫人。鄫，诸侯国名，姒（sì）姓，在今山东苍山向城。取，通“娶”。莒，诸侯国名，嬴姓，在今山东莒县一带。
(4) 同居：俞樾《诸子平议》云：“‘同居’二字无义，疑‘司君’之误。‘司君’者嗣君也……‘嗣’与‘司’古通用。”俞说可从。
(5) 莒人灭鄫：事见《春秋》襄公六年。
(6) 大德无逾闲：连同下文的“小德出入可也”，出自《论语·子张》。大德，大节。逾，超越。闲，原则、界限。
(7) 权谲（jué）：权谋诡诈。
(8) 巨经：大经，法度常规。
(9) 反一：返约、返归于道。
(10) 荀息：晋大夫。晋献公宠信妃妾骊姬，杀太子申生，赶走儿子重耳、夷吾，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嘱托荀息辅助奚齐。献公死，奚齐立，大臣里克等谋废奚齐，劝荀息参与，荀息坚拒。里克杀奚齐，荀息又立骊姬妹妹之子卓子为君，里克又杀卓子，荀息为保护卓子而死。
(11) 曼姑：卫灵公的少子。卫灵公和夫人南子厌恶世子蒯聩（kuǎi kuì），将他驱赶出国，欲立曼姑，曼姑多次拒绝，最后提议立蒯聩之子辄嗣位。
【译文】
器物依从名称、土地依从主人，这叫做制度。权变的出发点仍本于制度，不可以不省察。权变虽然违反常规，但也必须限制在可以如此做的范围之内。不在可以如此做的范围之内，即使是死，也始终不会去做，公子目夷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诸侯父子兄弟不该立为君而立为君的，《春秋》看待他与应当即位的君主没有什么差别，这都是限制在可以如此做的范围之内的。至于鄫国的国君从莒国娶了夫人，立其夫人所生之子为嗣君，《春秋》把这视作“莒人灭鄫”，这是在不可以如此做的范围内的。因此诸侯在不可以如此做的范围内进行权变，叫做大节，大节上不越过界限，这叫做遵守法度常规。诸侯在可以如此做的范围内进行权变，叫做小节，小节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即便是小节上的权谋诡诈，尚且也要归之于遵奉常规。所以《春秋》的道理，广博而扼要，详尽而返约。公子目夷迎回他的君主，自己始终不当国君；祭仲已经同意立宋人之子为君，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荀息宁死也不听里克的劝诱；卫国的曼姑拒绝当国君，这四个臣子的事迹虽异而心志相同，他们行权之义是相同的。公子目夷不即位，看重的是国家社稷；祭仲同意立宋人之子，看重的也是国家社稷。荀息为奚齐、卓子而死，尊崇的是先君的命令；曼姑拒绝当国君，尊崇的也是先君的命令。事情虽然相反，做法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以国家社稷为重、尊崇先君之命而已。提问的人说：“公子目夷、祭仲所做的，都是为了保存国家、事奉君主，称赞他们是可以的。荀息、曼姑却没有这种事，而且所要扶恃的都是不该立为君主的人，为什么他们还能被记载为有道义的人呢？”回答说：“《春秋》的法则，君主立了不该立的，就不记载，大夫立了就记载。之所以不记载，是因为不赞成大夫拥立不该立的人。之所以不记载，是因为赞成君主可以选立嗣君。君主立了不该立的，是不对的；君主既然即位了，大夫奉拥新君主，就是正确的，因此荀息、曼姑可以说是有道义的。”
难纪季曰(1)：“《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2)。”“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固盗地以下敌(3)，弃君以避难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4)。诡莒子号谓之人(5)，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6)，变盛谓之成(7)，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8)，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9)，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故告籴于齐者(10)，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以酅入于齐者(11)，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与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12)，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仇，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13)，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14)。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15)。《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
【注释】
(1) 纪季：纪侯之弟。《春秋》庄公三年记载有他以纪邑归降齐国之事。纪，春秋时诸侯国名，在今山东寿光东南。
(2) 外难（nàn）：外患入侵。
(3) 下敌：投降敌人，献媚敌国。
(4) 代：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注：“‘代’疑作‘狩’。”苏说可从。周天子被晋文公召至践土会盟，《春秋》以为僭越失礼，便诡其文曰：“天王狩于河阳。”（《春秋》僖公二十八年）
(5) 诡莒子号谓之人：《春秋》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公羊传》认为称莒子为莒人，是为鲁隐公屈尊与小国盟讳。
(6) 庆父：鲁庄公之弟。《春秋》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仲孙即是对庆父的另一称谓。
(7) 变盛谓之成：《春秋》庄公八年：“夏，师及齐师围成，成降于齐师。”成，即盛之改称，又作郕（chéng），姬姓诸侯国，在今山东宁阳东北。《公羊传》认为把盛改称成，是为鲁国灭同姓国避讳。
(8) 诡辞：不如实说出而是改变说法，叫做“诡辞”，与“正辞”（实话实说）相对。
(9) 一名：苏舆注：“‘一’疑作‘之’。”其说可从，“一名”当作“之名”。
(10) 籴（dí）：买进粮食。《春秋》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有鲁国大夫臧孙辰赴齐国请求购粮之事。
(11) 酅（xi）：春秋时纪国邑名，在今山东临淄东。
(12) 尽：卢文弨校曰：“‘尽’疑当作‘辞’。”卢说可从。
(13) 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纪侯自知国力不济但矢志抵抗。不加，不敌、不胜。距，同“拒”，抗拒、抵抗。
(14) 卫九世之主：齐襄公攻打纪国，号称是为九世祖复仇，则纪侯抵抗齐国，就是为了捍卫九世之主。
(15) 大去：“灭亡”的委婉说法。《春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认为此事既要赞许纪侯的死义，又要赞许齐襄公的复仇，所以将“灭国”讳为“大去其国”。
【译文】
责难纪季的人说：“《春秋》的法则，是大夫不得擅动土地。”又说：“公子照理不得离开国家。”又说：“君子不逃避外患入侵。”“纪季违犯了这三条，怎么能称为贤臣？贤臣本来是要偷取地盘献媚于敌国，抛弃君主而逃避国难的吗？”回答说：“贤人不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假托贤人于纪季，来表示纪季不会做这种事情。纪季不会做这种事情，就可以知道是纪侯让他做的。《春秋》记事，有时不透露真实情况，是因为有所避讳；《春秋》记人，有时更换名字，是因为有所忌讳。所以不说晋文公称霸的实际情况，而用‘狩猎’隐讳他召见天子的事实。不称莒子的爵号而称他为‘人’，是为鲁隐公避讳。改换庆父的名字叫做仲孙，把盛国改称为成国，是忌讳大奸大恶。然而谈论《春秋》的人，要深入了解这种‘真话假说’的方式，随顺它的复杂变化才能明白其中的真实意义。现在纪季接受了君主的命令而《春秋》却记载他擅自献地，没有好的名声却在文辞上加以褒奖，这都是‘真话假说’，不可以不仔细考察。《春秋》对于所要赞扬的，当然会依顺其志向而统一说法，表彰它的正义并夸赞他的美德。现在纪侯是《春秋》所尊贵的，所以根据他献地求齐的打算，改变他服罪求和的说法，把献地求饶的事改记在纪季身上。因此向齐国购粮的事情，本来是鲁庄公做的，但《春秋》却改变说法，把它记到臧孙辰身上；把酅邑献给齐国，实际上是纪侯做的，但《春秋》却改变说法，把它记到纪季身上。所以‘说谎’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其真实用意却是一致的。”提问的人说：“拥有国家的人，如果早知不能保存国家，即使众人想拥立自己，也应该坚辞不受，一旦国家灭亡，君主应为国家殉节，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春秋》为什么称赞纪侯呢？”回答说：“齐国将要复仇，纪侯自知国力不济但仍决心抵抗，因此对他弟弟说：‘我是国家之主，不可以不为国家而死。你带着酅邑去齐国，向齐国投降，请求他们来设立宗祠，使我们的祖先每年有可以得到祭祀的地方。’他率领全国的民众，捍卫纪国九代君主的尊严。齐襄公赶他赶不走，招降他又不答应，纪国上下一心都为国而死，所以称之为‘大去’。《春秋》赞赏赴义而死且深得民心的纪侯，所以对其亡国之事加以隐讳。用这种避讳，表现他的贤能；用他的贤能，表现他是符合仁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