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往者在东，得读《大战学理》及《战略论》诸书之重译本，尝掇拾其意义附诠于《孙子》之后，少不好学，未能识字之古义，疑义滋多焉。庚戌之秋，余将从柏林归，欲遍谒当世之兵学家，最后乃得见将官伯卢麦，普法战时之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也。其著书《战略论》，日本重译者二次，在东时已熟闻之矣。及余之在德与其侄相友善，因得备闻其历史。年七十余矣，犹好学不倦，每岁必出其所得，以饷国人。余因其侄之绍介，得见之于柏林南方森林中之别墅。入其室，绿荫满窗，群书纵横案壁间，时时露其璀璨之金光，而此皤皤老翁，据案作书，墨迹犹未干也。余乃述其愿见之诚与求见之旨。将军曰：“余老矣，尚不能不为后进者有所尽力，行将萃其力于《战略论》一书，今年秋当能改正出版也。”乃以各种材料见示，并述五十年战略战术变迁之大纲，许余以照片一，《战略论》新版者一，及其翻译权。方余之辞而出也，将军以手抚余肩曰：“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也（是书现有德文译本，余所见也）。顷者重读

《战略论》，欲举而译之。顾念我祖若宗，以武德著于东西，犹复留其伟迹，教我后人，以余所见菲烈德、拿破仑、毛奇之遗著，殆未有过于此者也。子孙不肖，勿克继承其业，以有今日而求诸外。吾欲取他国之学说输之中国，吾盍若举我先民固有之说，而光大之。使知之所谓精义原则者，亦即吾之所固有，无所用其疑骇，更无所用其赧愧。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放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嗟夫，数战以还，军人之自馁极矣，尚念我先民，其自觉也。

计篇

总说此篇总分五段，第一段述战争之定义，第二段述建军之原则，第三段述开战前之准备，第四段述战略战术之要纲，第五段结论胜负之故。全篇主意，在“未战”二字，言战争者，危险之事，必于未战以前，审慎周详，不可徒恃一二术策，好言兵事也。摩尔根曰“事之成败，在未着手以前”，实此义也。

第一段

兵者，国之大事；

毛奇将军自著《普法战史》开章曰：“往古之时，君主则有依其个人之欲望，出少数军队，侵一城，略一地，而遂结和平之局者，此非足与论今日之战争也；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者。”

格鲁塞维止著《大战学理》第一章，战争之定义曰：“战争者，国家于政略上欲屈敌之志以从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

伯卢麦《战略论》第二章曰：“国民以欲遂行其国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为，名曰战争。”

案既曰“事”，则此句之兵，即可作战争解，顾不曰战而曰兵者，盖兼用兵（即战时运用军队）、制兵（即平时建置军队）二事而言之也。兵之下即直接以国字，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伯卢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注解矣，岂不异哉。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案死生者个人之事，存亡者国家之事，所以表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而即以解释上文之“大”字。“察”者，审慎之谓，所以呼起下文种种条件：

第二段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此段专言内治，即平时建军之原则也。道者，国家之政治；法者，国军之制度；天地人三者，其材料也。中国古义以天为极尊，而冠以道者，重人治也（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法者，军制之根本，后于将者，有治人无治法也。五者为国家（未战之前）平时之事业。经者本也，以此为本，故必探索其情状。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毛奇将军《普法战史》第一节，论普法战争之原因，曰“今日之战争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为也，国民之志意实左右之。顾内治之不修，党争之剧烈，实足以启破坏之端，而陷国家于危亡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虽高，然欲决心宣战，则其难甚于国民会议。盖一人则独居深念，心气常平，其决断未敢轻率；而群众会议，则不负责任，易于慷慨激昂。所贵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战也，尤贵有至强之力，抑国民之虚骄心，而使之不战。故普法之役，普之军队仅以维持大陆之和平为目的，而懦弱之政府（指法）适足以卷邻国（指普）于危亡漩涡之内。”

此节毛奇所言，盖指法国内状而言也。拿破仑第三，于俄土奥意之役，虽得胜利，仅足以维持其一时之信用，而美洲外交之失败，国内政治之不修，法国帝政日趋于危险。拿破仑第三欲自固其位，不得不借攻普之说，以博国民之欢心，遂至开战，故毛奇曰“懦弱之政府”云云。

《普奥战史》第一章摘要，自拿破仑之亡，普人日以统一德国为事，所持以号召者则民族主义也。顾奥亦日耳曼族也，故普奥之役，时人谓为兄弟战争，大不理于众口，而议会中方且与俾士麦变为政敌，举前年度之陆军预算而否决之。千八百六十六年春夏之交，普人于战略政略之间乃生大困难，盖以军事之布置言，则普国着手愈早则利愈大，而以致治之关系言，则普若先奥而动员，微特为全欧所攻击，且将为内部国民所不欲（西部动员时，有以威力强迫始成行者）。普王于是迁延迟疑，而毛奇、俾士麦用种种方法仅告成功苦心极矣。数其成功之原因，则一为政府之坚忍有力，二为平时军事整顿之完备，三为军事行动之敏捷，卒能举不欲战之国民而使之能战。

案本节文义甚明，所当注意者为一“民”字及一“令”字。民者根上文国家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兵卒也。令者有强制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案正式之文义，例亦不胜枚举，兹特举普法战役之例，以见国民虽有欲战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倒持，以成覆败之役。特举普奥战役之例，以见民虽不欲战，而政府有道，犹足以令之，以挽危局为安全。可见“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两句决非寻常之叠句文字。与民死，固难（普奥之役之普国）；与民生，亦不易也（普法时之法国）。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广狭、死生也。

案观下文“天地孰得”之语意，则知此所指，乃天时地利之关于国防事业者，曰阴阳，曰寒暑，曰远近，曰广狭；皆确实之事实，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入于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另有说）而不知孙子当时固未尝有此说也。

“时制”云者，时，谓可以用兵之时，制，限也，谓用兵有所限制也。如古之冬夏不兴师之谓。日俄之役必择正二月中开战，预期冬季以前可以求决战等类是。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格鲁塞维止《大战学理》论军事上之天才文，摘译如下：

细论（甲）勇

战争者，危险事也，故军人第一所要之性质为勇。

勇有二：一为对于危险之勇，一为对于责任之勇。责任者，或指对于人而言，或指对于己之良心而言，兹先论第一种对于危险之勇。

此勇又有二：有永久之勇，有一时之勇。永久之勇，为不惧危险，此则或出于赋禀，或成于习惯，或由自轻其生命而生，要之皆属于恒态，永久的也。

一时之勇，由积极之动因而生，若名誉心、爱国心，及其他种种之感奋而出者是也。此种之勇，要不外乎精神之运动，属于情之区域，为非恒态。

二者效果之异，可无疑矣。恒态之勇，以坚固胜，所谓习惯成自然，无论何时，不离其人者也；感情之勇，以猛烈胜，而不拘以时。前者生节操，后者生英气。故勇之完全者，不可不并有此二者。

（乙）局面眼（慧眼）果断

战争与劳动困苦相连，军人欲忍而不疲者，则其身心不可不具有一种堪能之力。人苟具此力，而不失其常识，则已适于战争之用。吾侪尝见半开化之国民中，颇有适于战争者，不外具此力也。

若进一步而为完全之要求，则军人不可不有智力。

战争者，推测之境界也，凡事物为军事动作之基础者，其四分之三常不确实。譬在云雾中，或浓或淡，惟有智力者能判断之。于此中而求其真，寻常之人，或亦偶得其真，又有以其非常之勇，而补其智之所不及者，偶然而已。若综合全体而论，其平均之成绩，则不智者终不能掩其所缺。战争者，不虞之境界也。人生事业中最易与意外之危险相触者，莫如战争，主将于此不能不为之稍留余地；而诸状况不确之程度愈增，事业之进步亦愈困难。

情况之不明，预料之不确实，与意外之事变，常使主将生“所遇者恒与所期不相侔”之感。而影响即及于各种计划，其或竟举前计直弃之，而易以新，而一转瞬间，新计划之根据又不见完全。盖战状云者非一时尽现，日有所闻，日有所异，而此心常皇皇于所闻所异之中。

当此而能镇定者不可不具二种性质：一曰智，智者如行路于黑暗之中，常能保有一点之光明，而知本线之在何方者也；一曰勇，勇者使人能藉此微弱之光明，而迈往前进者也。彼法人之所谓局面眼（慧眼）（coup d'oeil）者，此则谓之果断；果断云者，勇其父而智其母。

此法语之所由生，盖谓战争以战斗为主。而战斗则以时间及空间之两要素为体。当时骑兵之使用，及其急剧之决战，凡一切皆以迅速及适当之决断为成功之要诀。而形容此时间空间之目测力，谓之为慧眼。兵学者迄今以此古义释慧眼者不少，盖凡动作迫切之时而能下适当之决断者，无非由此慧眼而生。例如发见适当之一攻击点等，则尤可见慧眼云者，非仅谓形体上之目，实兼指心目而言者也。

由慧眼乃生果断，果断云者，则所谓责任之勇也。又得云精神之勇，法语名之曰心勇，以其由智所生故也。然此勇之生，虽由于智，而其动则不由于智，而由于情。盖智者不必有勇，且多智之人，往往有临难而失其决断力者，吾侪所尝见也。故智尚矣，尤赖于情之勇。大抵人当危急之秋，与其谓为智所左右，毋宁谓为情所左右也。

临事之苦于疑虑，尤恐其陷于犹豫也，则果断要矣。世俗常以冒险大胆暴虎冯河之勇为果断，然吾侪则以为若不具完全之理由，决不许以果断之称。完全之理由，则由智力而得者也。

果断生于智，而成于勇，固矣。然观察之智、感情之勇，仅曰兼也，实犹未足；所贵者，则二者之调和力也。世有人，其心目颇能解释困难问题，而平生当事，亦未尝无勇；顾有一临应行果断之机会，而忽失其能力者，则智力不融洽，故不能交互而生第三者之果断也。彼无智者，即遇艰难，未尝思想，即无忧虑，幸而成功，则例外也。

是故吾辈论果断者由智力之特殊方向而生，与其名之曰英迈，毋宁谓为强硬之脑髓，下之事实则足以证之。即在下级官时，颇能决断一切，一旦晋级稍高，即失其固有之能力者。盖此种人明知不能果断之害，而目下所遇诸事务，又非从前所习惯，而固有之智力，遂失其作用也。此其果敢之动作，习之愈久，犹豫之危险愈大，见之愈明，而决断力之萎缩乃愈甚。

常住心（恒）

性质之邻于果断者为常住心，当不意之事变能得正当解决（此属于智），而急危之际能保守其固有之宗旨者也（此属于情），固不必属于非凡之列。盖同一事也，出诸深思熟虑之余，则为平淡无奇，而当急剧之际，乃仍不失其深思熟虑之态度，则常住心之所以可贵也。此种性质，或属于智之活动，或属于情之平衡，则视际会之何如以为定。顾智与情，二者苟缺其一，则失其常住心。

（丙）不拔坚固忍耐感情及性格之强健

战争者，由四原质所成之蒙气围绕之，曰危险，曰形体之劳苦，曰不确实，曰不意是也。入此蒙气中而能兼确实之动作与完全之成就者，不能不有赖于智力交互之力，战史所称述之不拔、坚固、忍耐等，要不外由此力之变化而出。简言之，则诸英雄此种性质之表现，不过自唯一之“志意力”而出。顾其现象，则相似而不相同。试分析如左：

欲使读者之想象易于明了，不可不先提起一问，曰：凡重量负担抵抗等之加于主将之心上，而足以挑起其心力者，何耶？答之者必曰：此种重量未必即为敌人之行为也，盖敌人之行动，直接及于兵卒而已，与指挥官不相触；例如敌若延长其抵抗之时间，由二时至四时，则指挥官唯使其部下加二时间之形体危险而已；此种数量则地位愈高，价值亦愈减，在将帅之地位言则战斗延长二时间之差，又何足论；唯敌之抵抗，次第影响于主将所有之诸材料（合人员材料而言），抵抗愈久，消耗愈多，则间接及于指挥官之责任问题，则是主将所痛心，而意志之力因之触发者也。

然指挥官负担之最重且大者犹不在此。

当军队犹有勇气，犹有好战之心，则动作轻快，其劳指挥官意志之力者盖少。战况一及于困难，则如平常随意运转之机关，忽生一种抗力，非敌人之抵抗，而我兵之抵抗也，非必其抗命抗辩也。（当是时抗命抗辩亦时时有之，兹所云者指概况言。）

流血既多，军队之体魄道德诸力均为之沮丧，忧苦之情起于行列之间，而此情遂影响及于指挥官之心。主将于此仅持我心之不动未可也，尤贵逆众庶之心而支之。众庶之心力，既不能自支，则其意志乃悉坠于将帅一人之上。众庶之希望冷矣，则由主帅胸中如燃之火而使之再温；众庶之未来观暗黑矣，则由将帅胸中皎洁之光而使之再明：夫如是，始足以成功。非然者，将帅将自失其心力，而众庶将引将帅而堕于自卑之域。世有因危险而忘耻辱者，此其由也。是为将帅不可不支持之最大抵抗，此种抵抗，人愈多则愈长，地位愈高则愈重。

凡临战所以激人之感情者甚多，其能最久而有力者，莫如名誉心。德人于此语附以好名之鄙义，盖谓滥用之，易生不正之动作者也。然溯此心发动之原，实属于人性中最高尚之域，而为战争中发生动力之枢纽。彼爱国、复雠诸感奋，或则高尚，或能普遍，或能深入，然不能驱名誉心而代之。盖爱国心等为全军所共有，非不高尚也，而主将于此则无由自别于群众，而不足生其较部下为更大之企图。名誉则按其等以差，而各种机会，各种动作，皆若为各人所私有，无不思所以利用之。以名誉为产业，而各极其鞭策竞争之致，则成功之由也。古来有大将帅而无名誉心者乎，未之见也。

坚固者，于各事之冲突上所生意志之抵抗之谓。忍耐者，则意志抵抗之自时间上言者。二者甚相近，而其本则相异，盖坚固仅由于情之强，而欲其持久不变，则不能不藉于智之彻，盖行为之继续愈长，则对于行为之计划亦愈密，而忍耐力则实生于智力之计划者也。

（丁）感情之强健

欲进论感情及性格之强健，不可不先释强健二字为何义。感情之强健云者，决非谓感情猛烈，或易于激动之谓。不论何种感动激刺，而其人常能随智力为动作者，是为感情上强健。此性质果由智力而生乎？一疑问也。世有优于智力者，而忽为情所驱使，遂妄动妄作者，论者犹得曰智有大小广狭，而此必其小而狭者也，顾吾人则以下说为近于真。

当情之炽，而能随智为转移，吾侪名斯人以为有自制之能，此自制力则生于情者也。伟人当情至于激，则别生一种情以平衡之，而亦无害于前者之激情，得其平而后智力之作用现。顾此特别之情又何自生乎，曰生于自尊心，盖彼终身不忘为万物之灵也，故其动作不背于有智虑者之原则。吾侪以激情虽至极致，而犹能不失其平衡者，谓为感情之强健。

感情上之人物，大别为四类：第一种，为无情之人物；第二种，则情易动而常不逾矩，人所谓多情而静稳之人物；第三种，则其情易于刺激，一时虽猛烈，而消灭则甚易；第四种，则其情甚不易动，而其动也不急剧，必以时，顾一旦既动，则且强且久，既深且激。此四种之差别与体魄上亦大有关系，吾侪不欲以薄弱之哲学，为高深之研究，但举此四类人而论断其于军事上之关系，兼以释明此感情上强健之义。

无感情者，容易不失其平衡，然不能谓感情强健，盖此种人全无发动力者也。其于军事上有偏颇之器能，用之得其宜，亦足以奏多少之功，顾不能得积极之效果，然亦不至于偾事。

第二种之人物，颇足以经营小事，而临大事则易为所抑压；例如见一人之横祸，则能披发缨冠以往而视，及国运之将亡、民生之病苦，则亦徒自悲痛而不能自奋。此种人之于军事，其动作颇能和平，而不能建大功，其或智力出众，未始不可建特殊之事业，然而鲜矣。

情之易激而烈者，既不适于世矣，彼其长在于发动之强，而其短则在经过之速。此种人物若加以名誉心，则颇适于下级军官之用，盖其职务之动作，以短时间而告终也。鼓一时之勇以为大胆之攻击者，数分间事耳，反之一会战为一日数日之事，一战役为一年二年之事业也，则与此种人实不相宜。感情速而易变，一失平衡，即成丧气，是用兵者所最忌也。然必谓易于激动之人必不能保其感情之平衡，是又不然。盖易激之人，思想颇高，而自尊之情，亦即由之以生，故其事之及于误也，则常惭愧不能措，故若裕以学问，加以涵养，阅历渐深，亦能及于感情强健之域。

大凡军事上之困难，犹若大容积物之压迫然，旋而转之，非大有力者不可，具有此力者，则惟此第四种具深潜激情之人。此情之动犹若巨物之前进，其速度甚小，其效果则甚大。顾以此种人为必能成功，则亦属误解。未开明国之英雄，一旦因自制力之缺乏而挫折者，屡屡见也，是亦由其智力之不足，而易为情所驱使者也，然顾开明国中亦未始无之。

我侪于此不惮反复重言以申明之：所谓感情上强健者，非其情感发动之强之谓；当强情之发能不失其平衡，而动作犹为智力所支配，譬若大舟涉风，颠倒辗转，而罗盘之针尖，常能不失其方向，是为感情之强健。

性格上之强健

性格之强健云者，即人能确守其所信之谓。所谓信者，固不问其说之出于人，或出于己也。意见之变易，不必由于外来之事物，即一己智力之因果作用，亦足以生影响，故人若屡变其意见，则不能谓之为有性格之人。性格云者，确守所信，而能持久者也。如持久力或由于聪明之极或由于感觉大钝，其在军事，则印象及于感情者强，而所见所闻之变幻不可测，乃至于怀疑之，甚且举其已定之径路而逸出者，决非与世间常事所能同日语。

战时而欲决行一事，其根据大都属于臆测，决不明了。故各人意见之不同，亦以战事为最。而各印象之潮流，乃时刻迫其所信而覆之。此则虽毫无感觉之人，亦不能不有所触动，盖印象过激而强，则其势必将诉诸感情也。

故非见之极深，知之极明，则不能确守其固有之原则。以指导一切，惟原则与事实，其间常有一种间隙，弥缝于其间者，则不仅恃推测因果之智，且有赖于个人之自信力。故吾人当动作之始，不可不先有万变不离之信条，苟能确守信条，不为物动，则行为自能一贯，此则所谓性格之强健也。

感情能常得其平衡，则大有助于性格，故感情之强健者，其性格亦多然。

吾侪于此，又不能不举类似此性之执拗（愎）一言之。

执拗云者，人之所见愈于己而拒绝之之谓。既有能力足以自成一见解，则其智力必有可观者在，故执拗者非智之失而情之失也。盖以意志为不可屈，受他人之谏而不快者，要皆由于一种我见；我见云者，所谓“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世有顾影而自喜者，其性质实与执拗类，其不同者，彼则在外观而此则在事实也。

故吾人以为感情不快之故，而拒绝他人之意见者，是为执拗，是决不能谓为性格之强健。执拗之人往往以智力不足，而不能具强健之性格者。

案格氏此说，其论果断为智勇交互之结果，及名誉为坚忍之原动等，精矣详矣。顾仅足解原文之半，何者？盖格氏之说，专为临战而言，而孙子之五字，合平战两时而兼言之也。曰信，曰仁，曰严，盖实为平时所以得军心之原则；在近日之军制度修明，教育精密，则有赖于主将之德者较少，三者之用不同，而其极则为众人用命而已，此则军纪之本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案，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任官之道；主用者，主将之作用也。以今日之新名词解之，则军制之大纲也，主用者最高军事机关之设备，若参谋部之独立，君主之为大元帅，皆直接关于主将能力，威严信任之作用者也。官道者所谓官长之人事，也凡进级补官等事属焉。“道”之字义形容尤极其妙，道者狭而且修，今观各国军人之分位令何其似也。曲制者则军队之编制也。观下文法令执行之意，则知法者含有军纪之意。国军之强弱以军纪为本，而人事整顿、部队之制度、主将之权威，实为军纪之基础，而建军之原则尽于此矣。

参照后文“凡用众如用寡者分数是也”义，分数云者，即编制之义，所谓曲制者是也。

此节杜氏注谓“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车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则似举编制、经理兼言。就本节论，文义较完，惟就上下语气考之，则此节似专指编制言，故以主用为主将之作用。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此为第二段之终，所述者仅建军之原则，而即断之曰胜，曰不胜，可见胜不胜之根本问题，在此不在彼也。

第三段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案此则言未战以前，人主所当熟思而审处者也。死者不可以复生，亡者不可以复存，故孔子曰“临事而惧”（临者，将战未战之际之谓）。此节连用七“孰”字，正以形容此惧也。

强弱无定衡，故首重在比较。然有形之比较易，无形之比较难，此节所言则属于无形者居多。今各强国之参谋部，集全国之俊材，所以劳心焦虑，不皇宁处者，则亦惟此数问题之比较而已。此种盖有两难：

第一为知之难。吾人于普通之行事，有误会者矣，于极亲之友朋，有隔阂者矣，况乎国家之事，况乎外国之事，而又涉于无形之精神者乎？必于其政教风俗、人情历史，一一融会贯通之，而又能平其心气，锐其眼光，仅仅能得之，而未必其果然也。当俾士麦为议院攻击之时，孰敢谓普之民能与上同意也。当苦落伯脱金于俄土战役之后（苦于俄土之役为参谋长，著有声誉），孰敢以今日之批评语讥之？普法战役之初期，毛奇乃与第一军长相冲突。日俄战役之终期，而儿玉（参谋长）乃与各军长生意见。幸而战胜，故说之者寡耳，非然者则岂本亦为胜败原因之一，啧啧于人口哉！况“军纪之张弛，教育之精粗，非躬与士卒同起居，则不能识其真价”（毛奇之言）。而精神诸力又容易为物质所误，读日俄战争前欧洲各报之评论，盖可见也。故此节曰“索其情”，“索”者探索之意，言必用力探索始能得其情也。

第二为较之难。较之云者，言得其彼此之差也。无论何国，有其长，必有其短，其间程度之差，有甚微而其效甚大者。今以最浅显者譬之，例如调查两军队射击之成绩，而比较之。甲平均得百分之零三（即千发中中三的），乙得百分之零三五（即千发中中三的半），此固有种种关系不能定为孰优孰劣，然一战役间，假定每兵彼此人数相等，则乙已可灭甲之半矣；气弱者见敌之长，见己之短（二者常相因），则邻于怯；气强者见敌之短，见己之长，则邻于骄。故同一时，同一国，而各人之眼光不同，所说亦互异。为主将者，据种种不同之报告，而以一人之神明判定之，且将综合其全体（譬若主有道而将未必能），截长补短，铢两悉称，于以定和战之局，立外交之方针，其非易易，盖可见矣。昔普法未战以前，法国驻普使馆武官，尝列陈普军之强矣；拿破仑不之省，盖数战而骄，亦以法之地位自有史以来较普为强也。顾与其骄也，毋宁稍怯，盖怯不过失其进取之机会而已，骄则必至于败亡之祸也。

伯卢麦著《战略论》第三章，论国家之武力曰：“当战争时，国家欲屈敌之志以从我，则用武力。武力云者，全国内可以使用于战争之各种力之总称也”

武力中之最贵重者，曰民力，即国民之体魄、道德、智识之力也。征之于史，固有用外国兵以战者，然背于近今战争之原则，盖国民有防卫国利之荣誉义务者也。民力之大小，以其多寡及性质而定；民力者，各人之力之总积也。故随数以俱增，为当然原则，然各人之力之差则甚大，故有其数大而其积小者。勇敢质朴之人民，比之懦弱萎靡者，其数虽小，而军事上之能力反大也。

然道德、智识之力，实较体力为尤重，义务心、果断克已、爱国精神等诸德性，其增加国民之武力者盖伟，智识之程度亦然。故战争者，国民价值之秤也；上流者安于逸乐而失德，则其军之指挥不灵，普通人民之文化不开，则其锋芒钝。

其次为物质之资料，土地之富力、农业之情状、商工业之发达程度，及养马牧畜，皆为其重要之分子。其能确实心算者唯蓄藏于自国，或自国之出产而已，故金钱亦重要之资料也。然近世军队虽比于昔为著大，而金钱问题则转在其次，何者？盖国家使用国民材料之权利较昔为大也，近今则国民之材料愈发达，故国家间接以受其利。

雇兵之费，较征兵为大，夫人而知之矣。至有事之日，马匹及材料等非由外国购入不可者，则其国之金钱问题愈占重要位置。更进论之，则财政之整理与否，亦为国家武力之重要原则。盖财政苟整理，则能以国债集一时之现金，而取偿于将来也。

此外则国土之位置及形势及其交通线，亦为武力之一种。顾此种有对待之利害：

（甲）领域之广袤及人口之多寡 地广人稀者利于防，地密人稠者便于迅速及猛烈之动作；

（乙）国境之形状及地势 由此则国土之防御或为难，或为易；

（丙）国内之交通线 交通便利，不仅能流通各种之材料及使用各种武力，迅速萃于一处，且可保持其武力而不疲。

以上地理及统计之关系于一国之武力上，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呈其各种功用，如英之海、俄之大漠、瑞士之山，或为援助，或为防御，皆有功用可言也。

国家之原质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权。凡武力之关于土地、人民者，述之如上，今且论国家之主权如何。

主权者，所以萃民力、地力以供战用之主体也。其力之大小强弱，则视政体制度及施政之性质以异。资材愈广大，则其关系愈著，欲举土地、人民之全力以从事于战争，则须明察勇决，举国一致。然惟元首则明良坚确，政府则和衷共济，庶几有成；若众说纷扰，而元首无定见，则其力即弱。要之，建制适当之国家，则各机关于平时即能自奋其力以赴元首确定之意志，一旦临战，必能发挥其力，无遗憾也。

主权虚无者也，其表现者为赋兵法，即政府依何种条件、何种范围，得以使用其国民之身体及财产以为国务用之规定者也。详言之，则兵役之年限、现役之人数及久暂、人民备战之程度、召集之先后、征发之范围等皆是也。

凡独立国皆独立制定其赋兵法，而以国民禀性、文化程度、国家存立条件及政事方针之种种不同，故遂至千差万别。或则以其财产生命，一一供诸国家，以图进取；或则图目前之娱乐，而不肯以保障此娱乐，故耗其财力；或以国无外患，解武装以从事于经济事业：此则由人而异者也。其国境线甚长，外兵易侵入之国，欲保其安全，则又不可与岛国、山国同日语；或界邻强敌，或界邻弱国，则其情又异，最后则战争技术上之要求，及经济与财政上之利害，皆一国制定赋兵法时所当熟思而审处者也。

然彼此依义务兵役之制，驱百万之军而求胜，则有俟乎卓绝之编制法，及国民坚实之性质。其中最重者，尤在上中两阶级人民之卓见及勇气；以瓦砾之材泥涂黏附，墙壁虽高，不可以经风雨也。

赋兵法则陆军编制之基础也，编制之本旨，即在合民力与物产以造成适于战争之具也。民力、物产，原料也，依赋兵法而精制之则成物。剑之锐也，一由于钢质之良，一由于人工之巧，依赋兵法则编良材而锻炼之者，厥有赖于名工。故国家之武力，依赋兵法而出其材，依编制法而成为用。

又第四章言国家当将战未战之际，应行列为问题者五，其立说之精神，则颇足为参考。

至两国之利益相反，而不能以和平解决，则两政府之脑力，务明辨下记之五问，以为决心之基础。

第一问：敌能举若干之武力乎？

欲答此问，当先测定临战时敌国全体之武力，即我军侵入敌境时，敌之内部抵抗力之大小，及敌军侵入我境之难易是也。敌之武力或有不能用于他处者，则去除之。反之，无论出于故意，出于推测，其能受他国之援助者，则亦须加算入之。

第二问：敌将以如何气力决心战争乎？

敌人志意之强弱刚柔，视争点利益之重轻，及气概之大小为衡。

各国之气概，则由人民之性质及政治之情形而大差。同一事也，于甲国不过为皮相之激昂，于乙国则或触动其极度之决心。人民而敢为、坚忍、富于爱国心、能信赖其有力之政府，则其气概又决不可与萎靡之政府、柔弱之国民同日语。

决战意志之强弱，大都视其动因之大小，即利益之重轻以为准。国家若以存亡之故而动战争，则其刚强不屈之态，决不能与贪小利而动兵者相等；盖前者必奋战至于竭国之力而后止者，后者不过举一部之力以从事，适有不幸，即能屈从敌志以图免后患。

案日俄之役正其适例：日失朝鲜，三岛为之震动；俄得满洲，不过扩充一部分之边界，与欧俄之存亡关系无与也。故战役之后半期，俄人以内部扰攘之故，虽欧洲之援兵续至，宁弃南满以和。

第三问：敌人于我之武力及气力下何种观察？

敌人于临战时亦必起前之二问，故此第三问之解答甚为紧要。政略机敏之国，则战争将起时，即于国际间监察其举动。敌若下算我的武力及气力，则其最初所举之力必不大；顾敌若一觉其误，则或即屈从我志或即倍张其力。二者何择，亦宜预算及之。

第四问：敌当交战时，果用几许之材料？

此问之义甚广，即敌人武力、气力之性质、大小，其锐气，其忍耐力，军事上之目的，及最初所举兵力之外，将来更能举若干之武力种种等皆在焉。

第五问：我若欲屈敌之志以从我，或竟使敌断绝其希望，果须若干之军资乎？我果具有此数乎？具有此数而我目的之价值，果与此应行消耗之军资相称乎？

此五问皆相连络，故总括揭之于此。惟讨论第一问时，则我军军事之目的首当注意，此目的则由于政略上之关系及敌之处置以生。

依正理论则外交之方针，战略之布置，皆当由此五问题而生。顾事实上则和战之局，未必悉决于正当之研究，而两国当未战之先，未必能举上文五问，一一为数学的解决也；盖彼此苟皆出于深思熟虑，则中间必有一身知奋励之无功，战争之不可以意气为，甘心其少少损失，而不敢赌存亡于一旦，此则近五十年之诸强国之所以未见战事也。

测算敌之军资而求其正确，其为事已不易易，至欲公平秤量彼我之力，则尤属困难。盖元质之编入军资者其数极大，其类又杂，而战时不意之事变，亦影响于军资者至伟，测算者主观之谬误，犹在所勿论也。

洞见敌人政略之企图，而测定其外交上强硬之程度，亦不易易。两国宣战之言，一具文耳；世固有利用仅小之原因，而启存亡之大决战者，又或一战之后，胜者乘其余威，扩张其本来之目的者。

要之，以上五问，无论如何明察，决不能得数学之确解。其至善者，亦不过近似已耳。故贤明之政府，则于此五问之外，更生一问，曰：万一敌之力较预测为大，我之力较预测为小时，其危险之程度当在何等？故对于彼此同等抑或较强之国，尤不可不审慎出之。文明国之战争，其起也甚难，而其动也甚猛。不动则已，动则必倾全国之力，而财力、国力不许其持久，故动作尤必速而且烈。

案伯卢麦之所谓主权云云者，即主将法令赏罚之谓，所谓民力云云者，即兵众士卒之谓，所谓有形诸物质云云者，即天地之谓。

总括智信仁勇严五项而断之，曰能。其说亦见之近今学说。能者，了事之谓也。德国武人之习谚曰“不知者不能”，又曰“由知而能，尚须一级”。

天地者，彼此共有之物，而利害有相反者，故曰得。（参观上文）

兵众者，指全体国民而言；士卒者，指官长及下级干部言。兵众之良否，属天然者居多，故曰强；官长之教育属人为者居多，故曰练。练者，含有用力之意。法令指军事上之政令言，赏罚指全体之政令言。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我计，用之必败，去之。

案此所谓“计”，即上文七种之计算也。古注陈张之说为是，以将为裨将者非也。

第四段

此节说交战之方法，其主旨在“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句。然于本末重轻先后之故，言之甚明，读者所当注意也。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上文之计，乃国防战略之大纲；此所谓纲，乃下文交战之方法，即战术之总诀也。此节所当注意者，在数虚字：一曰乃，再曰佐。“乃”者，然后之意；“佐”者，辅佐云耳，非主体也。拿破仑所谓苟战略不善，虽得胜利，不足以达目的也。计者，由我而定，百世不变之原则也；势者，视敌而动，随时随地至变而不定者也。故下文曰诡道，曰不可先传，其于本末重轻之际，揆之至深。未战时之计，本也；交战时之方法，末也。本重而末轻，本先而末后，故曰乃，曰佐。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为交战方法之主旨。“能而示之不能”，以下十二句，专指方法言。盖欲实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原则，必应用以上十二种方法，始有济也。兵家之胜云者，犹言此寻常用兵家之所谓胜云耳，非吾之所谓胜也，故曰不可先传。先者，对于“计”字言，承上文

“乃”字、“佐”字之意，所以呼起下文（夫未战）之“未”字，言真正胜负之故，在未战之先之计算，不可以交战之方法为胜败之原，而又转以计算置于后也。此篇定名曰“计”，若将全篇一气通读，则自“计利以听”以下，迄“不可先传也”一段为本篇之旁文，更将第二段、第三段之断语，（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吾以此见胜负矣）与此段断语一比较，其义更显。

篇中开宗明义，即曰“兵者国之大事”，而此则曰“兵者诡道也”，然则国之大事而可以诡道行之乎？盖此节入他人口气（大约竟系引用古说），即转述兵家者言而断之曰“不可先传也”。不可先传，犹言不可以此为当务之急也。以不可先传作秘密解，遂视诡道为兵法取胜之要诀，而后世又以阴谋诡诈之故为兵事，非儒者所应道，不知孙子开宗明义即以道为言，而天地将法等皆庸言庸行，深合圣人治兵之旨，曷尝有阴谋权变之说哉。

第五段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此段总结全篇，“计”字之义以一“未”字点睛之笔。计者，计算于庙堂之上，而必在未战之先；所谓事之成败，在未着手以先，质言之则平时之准备有素者也。

“得算多少”之“多少”两字，系形容词，言上文七项比较之中，有几项能占优胜也。多算少算之“多少”两字，系助动词，言计算精密者胜，计算不精密者不胜也。

“而况于无算乎”一句，与开篇死生存亡之句相呼应，一以戒妄，一以戒愚，正如暮鼓晨钟，令人猛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