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古迹与新迹

我这番出国考察，首先拜访了欧洲的南国，而且是南国的南都——罗马。我这次是重游，旧的怀念与新的根触，像三春的花雨缤纷，经过我的心目。这些伟大的古迹不够，还加上些伟大的新迹！如果我是英国人，或者五十年后的中国人，我一定点头微笑地说：“倒也不坏！”但我这一回出来，身历了创巨痛深的国难，看见一个国家十几年内会整个从弱变强，哪得不感奋，哪得不起野心，哪得不为之赞叹。我把这种赞叹拉杂地讲给我同游的两个女儿听（一个年十七，一个年十三），她们信手地配了一些，如今整理为下面这几讲。

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幸运呵！第一步踏到欧罗巴，就踏到了世界上一个最旧（最富于历史性）而又是最新（最富于时代性）的地方。唯其旧所以能维新，唯其新所以能保旧。从老根里才会发出嫩芽，所以不可轻视老，有嫩芽才能荣养那老根，所以应该珍护新。你欣赏着芬芳的名花，却莫忘臭腐的肥料。但你若坚称肥料的奇臭，等于罗兰的清香，这就不知鉴别，岂不笑死了人！

罗马是一个文化之海，上下人类史，纵横全地球，一切美术、哲学、宗教的巨流都汇集在这里。同时它又是一座文化之山，一条条长江大川都从山岭上流到人间，灌溉了阡陌，衣食了大众，正如此西谚所谓一条条的路都引到罗马去，同时也从罗马通到了四面八方。我这处所说文化，与许多人的解释有异，我特别注重它的发酵性。它能够把它所接纳的旧旧新新，起一番发酵的作用，从酸葡萄酿出美酒来。所以发酵性是文化的要素，没有它，不能称为文化，只算一种民族生活的形式习惯罢了。

闲话少说，我们且先“看看”罗马。谈到“看”字，却非容易。我们花去数千元旅费跋涉来到罗马，雇上一部汽车，到处东张西望，什么彼得寺哩、斗兽场哩、梵的冈（vatican罗马教皇区）哩，莫明其妙的但见许多姹红嫣紫的境界、粉白黛绿的光彩，如同烟云之过眼。这样不是看罗马，是看罗马城的电影化。偌大钱看一场电影，岂不是大笑话，也太对不起人了。所以我们不仅要看，还要研究，研究不够，更须体会。怎样叫做体会？就是吸收他人精神，振起自己志气，消化他人的材料，变做我们自己的素质；换句话说，就是要像罗马那样起一种发酵作用。发酵以后再把制造品供给人家。小五（我的第五女）不是有一张画片，题名叫“歌德到意大利”的么？你看歌德惊异赞叹，感触奋发的那种模样，你再读读他游罗马以后的写作。你们将承认，要像歌德那样，才不辜负罗马此游。说来说去，你们切勿做蝴蝶，你们必须学蜜蜂。

有一位法国将军说得好，“有知识的人才配谈经验，肯研究的人才配谈阅历”。你们开口重经验，闭口贵阅历，那么我跨下这头非洲驴子，就可以带兵打仗，因为它在非洲身临前敌的时机比我多，很有些经验和阅历了——然而我们可不愿做驴子！

你们不要向我问：怎样才能体会呢？试举现成的事物做一个例子。你们不记得第一脚踏进罗马，就有一个小圆城在望，这城下蜿蜒流过一条河叫做台伯河（tiber river），罗马城就是沿着它的边岸建立起来和发达起来的。我们若研究台伯河的历史，就注意到，一次，有一个外国国王利用了罗马人放逐在外的君主，率领了大军浩浩荡荡杀奔罗马，竟到了木桥的彼岸。他们一过这桥，罗马就完了。当时罗马人中间出来一位英雄，领着两个同伴，拦住在桥头，却教后面的人民斧伐桥梁。差不多摇摇欲断的时候，他叫同伴们先回去，自己还站在桥头只身抗敌。后来听见一声响亮，同时两岸万千个惊骇的呼声：“桥断了！”他便向河中心一跳，许多箭头望他射来，他却平安地游到了罗马这边。他的同胞们纪念他保全乡邦的大功，在桥边塑了他巍巍的石像，后世永不忘记他的芳名霍拉都（horatino）。像这一类牺牲小我以为大群的英雄，正是罗马的特产品。古昔罗马所以能逐步展开，成为空前绝后广大久远的欧亚大帝国，就系于这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

一提起历史，我又要你们去体会罗马历史上又一基本元素。且说上海人有句俗话叫“硬碰硬”，你们不要发笑，这话倒是表示一种诚实真挚的意思，不折不扣，不讨虚头。而罗马精神也正就是“硬碰硬”的精神。原来当初罗马也和世界各民族一样，有一部分专事对外发展（战斗生活）的人叫做武士，后来形成了贵族，另一部分专事对内发展（经济生活）的人叫做平民。当外敌侵扰的时候，这些贵族都能尽他们的天责，身先士卒，视死如归，而且胜利（他们是十战九胜的）以后，所得的土地与财富，平民也能分享，因此平民愿意尊重贵族的权威，而贵族之权浸大。后来其中的不肖分子，又利用特权欺压平民，平民不愿意，但苦没有兵力，怎样呢？他们表示了不合作的精神，一致离开了罗马，然而贵族生活上也离不开平民，所以结果双方讲和。贵族硬，平民亦硬，这一碰，碰出世界历史之光辉的罗马法来了。须知法是两种实力的交互方式，不是一种势力的统制条件，所以西洋这个“法”字涵有公平的意义。因为公平，所以能够合作，不仅与同种人合作，且能与异种人合作，这一合就合成了一个欧亚大帝国。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都是专靠征服来成立一大帝国，结果不能长久，转眼成空。罗马人一半靠英雄的征服（英雄不只一个，竟是成了传统），一半靠法律的公平（法律不限己族，可以施之他族），所以他的大帝国独能长久，辉映两洲。近世纪的英吉利能够“国旗终日见太阳”，也就是抄了这一篇老文章。

贵族与平民一碰，碰出一部罗马法；劳动与资本一碰，碰成一个法西斯。罗马法通行，成为过去欧洲各法的鼻祖、西洋文明的要素。至于法西斯能否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我们不必预言，我们只须注意于这个事实，即法西斯并非凭空的创造，并不如其诋毁者所谓，只是突现的彗星，可以指日望其殂落；恰巧相反，法西斯的成功是像一位英国记者所说（现在英国人最爱说意大利的坏话，所以我偏选取英国人的观察）基于两种理由：（1）法西斯运动善用了罗马人传统精神的潜力；（2）墨索里尼的人格发挥了古罗马的英雄主义。

何谓罗马人的传统精神，就是公平合作——罗马法的精神。因为站在公平合作的立场上，所以在昔能有贵族与平民的联合战线，造成了伟大的帝国，而在今能有资本与劳动的联合战线，复兴了意大利的荣光，而且前途未可限量。再说，法西斯所以能够叫资本家愿意减少利润，换取产业平和（禁止同盟罢工），又能够叫劳动家放弃罢工运动，换取生活改善，这都因为罗马人的传统精神在发生作用。

古罗马的英雄主义，前面已经说过，就是合己为群，而墨索里尼则是发挥这种主义而且更进一步的英雄。他担负的牺牲，不是杀身成仁的那种，而是艰苦卓绝的奋斗、鞠躬尽瘁的服务，要知道长久的服务群众，比较一时的慷慨杀身，更为艰难，也是更进一步。

我以为古今罗马，所以英雄辈出，蔚然极盛，原因在于民族的心理上。全民族期望英雄，崇拜英雄，而且，更重要的，他们懂得怎样诱导英雄，成全英雄。试举一端，西洋人崇拜活英雄，中国人却崇拜死英雄。

中国人心向往之的是理想的、文学的、悲剧的英雄；西洋人倾心相许的是现实的、政治的、成功的英雄。恺撒死了，又拥出了个屋大维octavins augustus（帝政之始祖），拿破仑一世死了，又造出一个三世，但拿破仑三世没有英雄的素质，结果虚负了多少人的期望。

说古道今，讲了一大套，在结束以前，还有些意见要表示。我们必须注意，无论罗马法也好，法西斯也好，它们的共同出发点，总是“法”者乃行动的结果，并非思想的成绩。所以英国宪法乃许多行动的常规，而不是思想的纪录。你们假如高兴做女律师，研究起宪法来，一股劲到伦敦去买本《大宪章》之类，包你走遍书坊都成空。罗马法亦然，他本没有见于文字，而是罗马征服希腊以后，希腊学者把它写出来的。法西斯之成为主义，也是法西斯成功以后，世人叫出名的。墨索里尼自己说，我最初只有反共产行动，但逐步的行动，能渐渐向着理想走，现在就成为“有哲学背景的一种经济制度了”！（这也是英国记者的话）孔夫子作《春秋》，说道：“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孔夫子“不著书”，不谈主义，结果却打倒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切思想家，这哪里是后世的孔徒所了解的。

第二讲 美术与宗教

本讲从希腊之爱（善乐其生的美术）与耶稣之爱（善用其死的宗教），说到罗马之大（美术、宗教、与政治的集合体）。

欧洲文字中有一个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字，这字我们姑照普通的说法译做“爱”。从淫秽的下流直到神圣的天国，从普通的酬应（你爱罗马么？你爱吃意大利菜么？）直到人生的大故（为爱情人而结婚，为爱国家而战死，为爱人类而牺牲）都包括在这个字里。它的微妙，甚于原子、电子；它的动力，可以排山倒海；它的伟大，可以弥漫宇宙。我想用中国文字来扼要地说出它的来去之迹，终始之象，只有一半掉古文，一半造新句，叫做爱也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之大事曰死”。

爱是天地之大德。（歌德《浮士德》最后揭出“永久的女性”一语，就是这意义）德者虚位，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生，所以爱之根苗就种在生之最初，可称为世界成立之原动力，也就是孟子所谓“赤子之心”。现代婴孩心理学与生物学上得到的种种科学的见解，对于啼饥号寒等本能动作，都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明，便是生命之延长、种族之绵赓。生活力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环境的阻碍力，于是而有奋斗、啼饥号寒以求生，这是奋斗的序幕。而牺牲一切以至于死，却是奋斗的最高峰，牺牲到极点至于生命也不要，接受人生最后和最大的大事——死，于是爱就功德完满了。（爱量之大小，是不可测度的，而牺牲精神，却正是爱量之寒暑表。）

希腊之爱就代表爱之初，它充满了生命的喜悦、生命的享受。它有自由解放的人格，把握着快乐的现在。它的美的艺术品，白石的塑像，从形式与姿态上充分表现了它的文化——男女的文化——中间的欢情。然而我们离开它的外表，而注意它的内心时，就发现他潜在意识中有一个魔鬼；这魔鬼姓“未”名“来”，道号“不可知”，别字“运命”。希腊人觉得自然太威严，人太渺小，人会一下子给命运颠倒，不管你贤愚美丑，给你一个大破坏、大灭裂，至于将来是怎样、死后归何处，却又茫然不可知。雅典更有流行的黑死病，那个魔鬼是常在潜意识里作怪的。他们不得已就皈依于古代的迷信，所以他们虽然活泼，终脱不掉原始人的那种困恼——对于未来的困恼，而他们的文化纵称卓越，仍未摆脱原始的色彩。

其实希腊人所以这样困恼，原因还在他们的无知。希腊文学最发达的是悲剧，而且都是运命的悲剧。读了索福克理斯的《俄狄浦斯》一剧，谁不为之惨然？这位最聪明的英年国王，解答了女怪的谜语，但却茫然于自身的运命。天大的罪恶就在这无知中妄作了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苏格拉底来了，他以寻求真知做他自己的使命，他努力要造成一种爱真理、求真知的风气。然而无知的希腊人，哪能一下子领悟真知之可贵，所以就把苏格拉底毒杀了。

我们就要说到耶稣了。耶稣的精神不仅在希伯来思想中养成，即在希腊文明中，也有重大的预告。他的根本教义即存在希腊哲学里面。学理上苏格拉底就是一纯粹的耶稣。但在希腊，则教义存在少数知识先觉分子的理智反省之中，无大众的情感，无永生的渴慕，只能作为几个人的确信，不成为大众的宗教。有人说过一句过火的话：“希腊的大哲学家却把希腊沉沦了。”因为有高尚特出的先觉，终使民众传统的迷信打破了，但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几场内战，一次天灾，一口气接不过来，怎么了不得的哲学、美术，一死就是三千年，翻不过身来。希腊人倒霉，罗马人交了时运。

到底耶稣的教义怎样，苏格拉底的哲学又怎样？我虽不敢妄谈，但浅薄地将我所见到的来说，就是：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牺牲现在以为将来！苏格拉底说：个人当在群众之下，人身最高目的在实现道德的存在。耶稣说：人类有罪了，所以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做牺牲。十字架放下来，耶稣复活了，永生了！

这样看来，苏格拉底是教人应当这样做，耶稣却教人乐愿这样做。苏格拉底的毒药杯，是智的正的权化，耶稣的十字架是情的爱的权化。耶稣的门徒直接继续不断的殉教，而造成中世纪宗教统一一切的局面；苏格拉底的门徒一千五百年后从加里尼起一个一个的殉知，而造成现代的科学文明。

耶教用“上帝”之“爱”来代替了这“魔鬼”的“恶作剧”，所以一二世纪的教徒的内心是充满了快乐与希望，没有一些忧惧和迟疑。“有一个爸爸一样的上帝，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找着他。”这一针，针针锋对着希腊运命剧里表现出来的悲惨人生观打进去，恰好针锋相对。所以最初美术就与宗教谐和结合，他们俩不是敌人，竟是姊妹，相互间有无数细针密缕的交情，宛然一幅无缝的天衣，在古历史上竟无明晰的过渡痕迹了。

希腊乐生的美术与耶稣用死的宗教，通常错认为截然的两撅（我从前著《文艺复兴史》，此亦人云亦云），实则如前所说，二者都出于爱，前者是爱之初——天地之大德曰生——使人善乐其生，后者是爱之极——人生之大事曰死——使人善用其死。而且，很重要的，须知二者中间自有一个一贯之道，做着旋乾转坤的工程，就是peto（慈悲或谓悲悯）这个字，它在美术上的象征，就是圣母抱尸图。所以看罗马的画，可以分为三大类（1）耶稣降生（生），（2）圣母抱尸（死生之连），（3）耶稣受难（死）。

你们游大墓道时不是留连忘返么？这个大墓道的发现开拓，更证实了宗教与美术的一见钟情。从前人似为初期宗教都反对美术，其实是因为反对偶像，所以不在造型美术（雕塑）方面努力，而转注精神于壁画、浮雕、用具等方面。按火葬是异宗的观念，耶教以复活永生为前提，有“事死如事生”之意，所以墓道装饰，视死者为生人，即将当时罗马壁画及工艺美术直接应用，使墓道中满布了乐观的空气，用希腊人生享乐的活动材料来装饰复活永生的恬静生活。惨酷的十字架，墓道中竟寻不出来，有的是花、鸟、果子、天女、羊、鱼，千年古墓里保留着无限春光，生与死完全一致了，这岂非奇迹？这奇迹就是罗马的成就，墓道之大（一天走不完）正是象征着罗马成就之大。

且说大，上海有个游艺场名叫大世界，不管它实在内容如何，这个名词可甚有意义。如果拿来译罗马的比武斗兽场，所谓colosal，真是名副其实。现在我们从大世界出发，可要先来谈谈这个“大”。这个“大”，是从死罗马骸骨中跳出来的一个活鬼，第一个吓倒了德国诗圣歌德（第二个恐怕就是我）。他一到罗马就感觉到他自身艺术的方向，应当向着“大”走，他说“美哉大乎”，“大”就是真的极致（这个“真”字在中国哲学用语上就是“诚者物之终始”的“诚”）。古代艺术之所以能大，因为他的思想与行为都是真的缘故，最容易看出来的莫如建筑。譬如宫殿罢，不是小诸侯要耍阔，故意地宣传的装饰品，而是世界统治者实用的事务室。譬如水道罢，并不是花园里做喷泉用，或庭子里做池子用的，而是为国民大众作饮料用的。其他如庙、戏园、驰道、浴场，都是这样，精神如此，肉体也是如此，所以墙头就是石壁，不是砖上涂石灰。总之，一切一切都是“真”的材料。（记得第一讲的硬碰硬）

当歌德看见罗马的大水渠从一个大谷中蜿蜒地奔到山上，他说：“咳，到底我见解不错，我最恨的是一切矫揉造作，小刀细工，因为它没有一点真的内在的存在，就是没有生气，就是不能‘大’，不会‘大’。”他自己告诉自己，在这里人们应当充实了！

歌德看见了水渠发感慨，我却游了斗兽场——大世界才感动，一个戏园子在几分钟内可以容八万七千人进去。中世纪来把他当作矿山看

（如同中国偷城砖一块一块地搬走），拆了它七八百年的台，还是不倒，巍然存在。椭圆形的外面分作四层，而地底下伟大的布置可以使光线空气一点不感困难。罗马人要不是具有一种伟大精神，怎样会遗留下如此伟大的成绩。

歌德说大就是真，其实也不用请外国老师，中国的孟夫子就最会说明这个“大”，他满口总是大人大人的（“不失其赤子之心”，“能格君心之非”，例太多了，恕不备举）。他不仅赞美“大”（充实（真）而有光辉（美）之为大），而且能教人家做“大”。他说看见了一个小孩子望井里跑，大家都会心里一跳，看见一只牛在受宰的时候发抖，大家也会眉头一皱；这一跳，这一皱，就会皱成一个世界极乐大帝国（是心足以王矣）。这种奇迹在乎“推”，在乎“扩而充之”，他还说得极其容易，如同火烧起来，如同瀑布冲出来一样大起来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这几句话至少可以把世界文化运动的精神状态形容出来。

这种伟大无疑就是罗马文化的特色。按罗马人最初不过是一个武勇的蛮族，当一世纪时候，凭他的公平占领了地中海一带。希腊爱生的艺术，与希伯来用死的宗教，都不先不后输入罗马，于是法律、宗教、艺术三者互相融合结了一个胎，成为罗马文化。后来北方、东方的蛮族虽屡次侵入，而这个酵母的力量，终究能克服它们，世界各国的生活基调全都陆续受了他的陶熔。白种人今日所以能够称雄世界，俨然天骄，其由来早在纪元之初。不错，现代文化是有一个伟大的开始的。

在这种宗教、艺术、政治的汇流中，我们发现它与他种文化有特殊不同之点二：

一为世界性。古罗马因为地理上的关系，所以主力的发展，在南而不在北。恺撒虽曾经营高卢（今之法兰西），用兵撒克逊（今之英格兰），但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如同漠漠的塞外。一般的人民乐于南征，密迩的地中海就成为它的庭院。海是可以通世界的，至于陆地，则东西面向各方发展，而以筑路为统御边疆的唯一要领，所以各方驰道以罗马为中心，像太阳的光线，辐形四射。君士坦丁既定教宗，复能躬率士卒建都于东方，彼其理想固以天下为家，而适与宗教的保罗精神相符合。保罗就是打破种族观念，而以传教于异族为事的。

二为平民性。政体固无论其为王政专制或为贵族共和，而“媚于庶人”的精神是始终不变的。斗兽场一方面是表示罗马人的残忍野蛮，一方面可见英雄外征，犹不忘设法取得国内群众的欢心。西方人之喜欢活英雄者，或即由此。圣彼得寺固然穷奢极华，但其本意，实欲以外形的美丽庄严以肃穆群众的身心。至于一乡一市必有广场，以为群众集合之所，得一宝物必列之于群众瞩目之所。不像东方人的苑之必禁、藏之必秘，只供私人的娱乐而已。这种风气，果远在卢骚《民约论》以前千百年之久。

第三讲 个人与群众

美术、宗教、政治既然发生了三角恋爱，产生了一颗水晶的种子，使人类走上了文化的正轨。它们假使能够把这平衡长久保持，那么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如今就该生活在伊甸乐园中了。可是不然，宗教第一个就不安于室，定要唯我独尊，支配一切，所以好好一个人家，又闹出轩然大波了。

它宣传牺牲个人以服务上帝，牺牲现世以追求天国，若能适可而止，岂不很好。然而耶稣教并不是这一种和平性的信仰，它不仅主张牺牲个人，而且个性也不许表现；不仅主张牺牲现在，而且心目中根本不容有什么现实。这样一来，就苦了人类了。

问题的关键是：个人应当牺牲，而个性不可以汩没。现在应当牺牲，而现实不可以忽视。

一个皇帝被教皇破门，要三天三夜赤着脚在严冬零度以下立在路上，等候教皇赦罪，何况老百姓呢！好像中国的绍兴婆婆在当媳妇的时代吃了婆婆的亏，一股怒气都发泄在她的媳妇身上，我在童年时代曾听过这样的传说。火烧，抽肚肠，把从前异教徒虐待宗门的办法来组织了宗教裁判所。人类永远的救主，变成了一代专制的魔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个教士穿了老羊皮，蹬在山洞里，每天晚上用皮鞭来尽力地自己抽自己。要步行经过瑞士，怕瑞士的风景太好了，引动他的凡心，同牵磨的骡子、拉车的马一样，带上一副眼套。山水的风景且然，何况大理石裸体女人的曲线美。因为上帝爱人类，人们就应该爱上帝，若不爱，就糟踏人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这叫做文化中毒。第一讲不是说文化就是“酵母”么？这个酵母的根源是从极乐园中蛇指示夏娃吃的果子（知慧）而来的。所以有点酒精味儿，尝一点儿很有滋味，吃多了会中毒，会发疯，

这个毒第一次由十字军东征，第二次由东罗马（君士坦丁）灭亡，渐渐地醒转来了。

农民早作夜息，忘记不了一个“天”。可是十字军东征时代各国的大兵都向耶路撒冷跑，后方的粮草接济总得有几处站做转运的机关，因此就发生一个名词曰“市”，同时买卖转运的人就成了一个阶级曰“商”。商人的收获不是靠“天”，而是靠“人”，除非上帝能多造些人来买他们的货物，他们是不会想到上帝的。这个“市”和“商”，就是近代国家的细胞。

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从前君士坦丁皇帝定耶教为国教，把罗马送给教皇，自己带了兵往东方开发，占领了欧亚交接的形胜要点，创造了这个大都会，现在被人家占去了——这城里一大群知识阶级（都是教士）只能向西方逃，于是把古代希腊的文艺图书一律带回罗马，又引起了罗马人当年掠取希腊文物的兴致。

这两种都是外来的诱因，还有一种内在的诱因，使意大利发生了文艺复兴的火种，烧到法国就变了大革命，烧到英国就变了一个魔鬼瓦特，造了机器来吃人，烧到德国先是宗教改革，后是大军国，最后又来了一个马克思。原来这位又聪明又美丽的大姊（古典的哲学、美术）不肯替二姊

（宗教）管家了，她要拿她的聪明美丽来麻醉世界，谁都管她不住。虽是穿老羊皮的教士蹬在山洞里不愿见人，虽是黑层层的教堂里把书本藏起，把知识垄断，不放一点出来直接给老百姓。但是他们吃的穿的总要群众劳力的供给。上帝爱了人类，教士们事实上也不能不把群众做对象，所以要让人家来听讲、做祷告，就不能不有伟大教堂的建筑，而且六七百年前欧洲人除了教士以外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字不会识，画却会看。弗兰西斯说：“人人都会看画，所以教堂的大壁上就应当有壁画。”这一句话风行了全意大利，美术就做了宗教唯一的宣传品。

同中国人谈美术，开宗明义就得声说清楚，中国以“个人观赏”为前提，所以唐瓷宋画都是秘藏。西洋以“群众教育”为前提，所以埃柱希雕，陈之大道，所以艺术家不是诸侯消闲的清客，而是群众崇拜的英雄。如果我们在邦惟翁一转，就看见复兴祖国的名王元陵，却在画家拉斐尔永眠之地的旁边，东方人如何会想得到呢！艺术家既然如此尊贵，所以他有自尊心，不愿意自己降下来，凑群众的口味。他要提挈群众向艺术大道走，各人各有表现。这一个深入腠理的个性发展，就成为五百年来历史变迁的原动力。

但是他们却从哪里去寻出这个“美”来呢？他们从古典里学得一种方法，向“自然”中去寻。自然就是宇宙的现实，就是真。这个现实不仅包括山明水秀、橘绿橙黄的天然风景，而且加上了饮食、男女、慈悲、残杀等种种人生事迹。

个性发展了，于是有所谓“自由”。现实被人们注意了，于是有所谓科学。西爱纳、翡冷翠、威尼斯、米兰各处地方教士们造教堂，商人们造市政府，彼此竞争，要大要美。罗马是世界之都，教皇为万王之王，自然要好好干一下的。于是壮丽绝尘寰的彼得寺出现了，这就做了中世纪与近代的过渡点。

圣彼得寺为世界唯一的大教堂，可是这个“大”的性质不同了。罗马古代建筑的“大”，表示真，表示充实；彼得寺的“大”，表示容，表示调和。古代的皇宫，戏场的大，是山的大；彼得寺的大，是海的大。你想时间经过二百年，第一等艺术家经过六七位，他们各有各的独到见解，决不肯模仿人家。但是构造成功，都不见一些斧凿痕迹。我们一进教堂门如果不先看旅行指导，竟会毫不觉得它的大。大而能使人不觉其为大，是为容德之至高者，不过望见祈祷台下的人觉得他很小罢了。因为柱子的粗细、图幅的广阔、石像的高大和寺内容积的高广，都有适当的此例，所以看去很自然，好像是应当这样似的。

教会的钱虽是不少，但要和商人（各市）竞争却有些困难。因为商人能周转，一个钱在商人社会里可以发生十个作用。教会收人民的税，一个钱只能发生一个作用。教皇因为要争气造大教堂，财政就感觉困难，不得已出卖赦罪符。这赦罪符又同彩票一样归商人包办，于是宗教的威严扫地，就发生了路德的宗教改革。

这中间最可注意的就是各地方言，渐渐地成了一种国语。原来中世纪之所以称为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念书的同做事的两种人绝然分开的缘故；念书的就是教士，做事的就是武士、商人、农民。当初教会成立就用了一种愚民政策，把一切知识垄断起来，所以告诉人民说：“你们要不经过教会是永远见不着上帝的。”路德却说，人人可以直接上帝，用不着教会做中间人，所以他就用德国土语译了一部《圣经》，在意大利就有但丁用意国土语做了一部《神曲》。而与此先后同时，印刷术发明了，因此做事的人多数会念书了。所谓个性，就是因为得了这一种武器，才真正的发展起来。

武士打仗，不能不有刀枪；商人运货，不能不有车马船帆；农人种田，也要用农具。这种刀、车、船、锄都是“物”，人们最初用眼睛来观察自然，觉得他“美”、“真”。现在要用脑筋来利用并统御自然了，结果从人们一天不能相离的“水”与“火”的中间发明了蒸气机。只有商人看见了机器最喜欢，也只有商人才能活用这部机器。因为商人贸迁有无，他的生命线是车和船，是交通工具，所以蒸气机第一步就应用到铁路轮船上去。但是造机器需要一笔大本钱，商人因为运输之故，金钱的周转能力比任何职业大，所以有能力建设工场。所以我说，要没有十字军时代的商人市政府，虽有几百个笛卡儿、培根、瓦特、史蒂芬孙，还是没有用。

于是贵族的威风尽了，教士的统治终了，轮到商人来做时代的骄子了。他有哥伦布、麦哲伦等等健将，蒸气机、轧棉机等等武器，所以他开辟的帝国比了罗马人或基督教的帝国更为广大，“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真是猗欤盛欤！商人一登宝座，就不管什么牺牲个人和牺牲现在这一套，他只知道自我尊严、今世享乐，所以表现在政治上为“自由民主”，在经济上为“政府不管”（laissez-faire），在思想上为个人主义，在生活上为物质文明，名义上是平等胞与，实际上则一切权利都归他享受。他有的是机器金钱，一般人谁也奈何他不得。

可怜的人类啊，刚从教会的大门里一个个地冒着生命的危险逃出来，找着了自然，费了五百年功夫，自以为自由了，打倒教会，打倒皇帝，左辅右弼的，一位是德先生——德模克拉西即民主主义，一位是赛先生——赛恩斯即科学主义，高举了现代文明的大旗，沉着地往前走，哪知道竟走到了一个铁围山底下，一筋斗翻了下去，这可不是宗教裁判所的铁链了，可以拉得断，也不是教会大门的铁锁了，可以扭得开，这个机器鬼竟是一座铁山。于是有一位马克思先生就在铁围山底下大叫大喊地叫救命，而且还想了许多法子叫人们逃出来。但是这位马先生的潜在意识里，已经被钢铁大王创巨痛深地打了一个耳光，所以许多法子中间出了一个大漏洞。前两讲里不是说过的吗？希腊是男女的文化，罗马是饮食的文化，所以一个结晶品是艺术，一个结晶品是法律，一个是圆的曲线美，一个是方的均称美。饮食是生命的维持，男女是生命的创造，马先生被钢铁压扁了，只知道方的，不知道圆的，所以有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不能解决，一个是家，一个是国。现在德国人用种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就是“男女”代“饮食”，历史教训我们，种族斗争的程度比阶级斗争还要猛烈些。

共产党要是不在俄国成功，这个悲剧还不会实现，因为他可以联络国际工人做阶级斗争的工作。但他现在却占领了俄国，俨然成立了一个国家，这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消融不了国家的对立，而且产生了新经济政策、国防军、五年计划，成为变相的帝国主义。

墨索里尼却了解这个方圆并用的道理。他把国家造成一个整个经济单位，劳力是国家所有，物质本也是国家所有；一国之内可以分工而不能名之曰阶级，更绝对不容许有斗争。他说：“这个国家，这个群众，不仅是现代人的集合体，他从前有历史悠长的祖宗，他此后有天壤无穷的子孙。所谓全体利益，不仅仅是现在一时的群众全体，而是前后几千百年群众相接续的全体。”他把一个国家加上了时间的生命，而把个人认为全体中一个细胞。这个圈子又兜回到希腊哲学、耶稣教义，而象征出来却是一个无名英雄墓。他是牺牲了个人以为群众的，他是牺牲了现在以为将来的，但是建设这个墓给群众的教训，却比从前更充实些，这意义是锻炼个性，使能服务于群众——群众需要有个性的英雄，不是无力的奴隶。努力现在，以求开拓于将来——将来发展的，是确实的现在。法西斯的国家生命观，何以能得群众的同情呢？因为人类于饮食外（生命之维持），更有男女（生命的创造）。两个人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最初的感想就是二人均分，两个人在交际场中遇到一个女子，结果必是一个独占。国家之有独立性，基于人类之有家庭，国家之有历史性，基于人类之有父子。“国之本在家”这句话，从法西斯国家来看，实在是不错的。墨索里尼却能从人心的自然里煽动它。

讲了半天，真够你们受的，如今我这话匣子要收起来了。细想我这几讲，真像美国人的游历，坐一部汽车，兜一个圈子，到处投一张片子，画一个到，实在的时间不过三四个钟点，实在的地方不到三十里；可是不然，一兜就是三千年，一转就是九万里！

其实我玩的戏法并不奥妙，你们一下子就拆穿了我的西洋镜。我这里先是揭出了罗马“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的英雄主义，怎样与耶稣“牺牲现在以为将来”的宗教精神不谋而合地奠定了现代文化的始基，其后说到各种因素的一起一落，此消彼长，耶教怎样专制了人类的性灵，漠视了现实的世界，于是激起了反动，而有资本的崛起、文艺的复兴、宗教的改革，形成了商人的第三帝国，其间虽有许多的福利，但有更多的悲惨。少数的个人是得志了，多数的群众是憔悴了；现世的快乐是圆满了，未来的信念却动摇了，何异重踏古希腊人的覆辙？新罗马精神，于是适应需要而起，为山穷水尽的现代文化，另辟柳暗花明的境地。是的，它指示了全世界一条新的途径，一种新的人生观，让我们牢牢记着这两句教训：锻炼个性以服务群众；努力现在以开拓将来。

呵，富于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罗马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