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作对联

小的时候，大人（主要是几个哥哥）经常讲对联。我也学了背对联，背的多半是曹丕的。到北京后，也喜欢作对联，特别喜欢把朋友们的名字嵌入对联，有时也因此得罪人。

梁思成、林徽因和我抗战前在北京住前后院，每天来往非常之多。我作了下面这一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思成听了很高兴，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林徽因的反应很不一样，她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我鼓掌赞成。

我也给老朋友兼同事吴景超和龚业雅夫妇作了对联。上联是：“以雅为业龚业雅非诚雅者”；下联是“唯超是景吴景超岂真超哉”。这里上联不只是拼凑而已，也表示我当时的意见。

金岳霖手迹。

这就追到唐擘黄先生同我的讨论。30年代相当早的时候，唐先生同我从晚8点开始讨论“雅”这一概念，一直讨论到午夜两点钟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东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得不到的东西。不知道唐先生还记得否？

以上说的对联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不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也有三次。一是送沈性仁女士的：“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蓝香静处风。”另一是送清华建筑系青年讲师的：“修到梅花成眷属，不劳松菊待归人。”第三次就是前面提到的给毛主席祝寿作的“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好了，我又想到过去的一副对联。太平军革命失败之后，曾、左手下的武官也发财致富了。自项羽、刘邦带头后，衣锦总是要还乡的。这些还乡的武官都成为乡下的大地主，这也就产生了一些专门“敲竹杠”的落第文人。这些文人自备抬着走的轿子，他们到了地主家，抬轿的人就走了，地主就得招待他们。有一个自称为流落在湖南的湖北江夏的文人，到了一个大地主家，抬轿的人走了，他就坐在轿子里，要求会见主人。主人见了他之后提出上联说：“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还算第一，还算第二？”那位“敲竹杠”（现在记起来了，那时叫“打秋风”）先生对曰：“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游士本儒人，亦不在前，亦不在后。”

英文也可以作对联，张奚若和我是好朋友、老朋友，但是有的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了。我说他真是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他马上回答说：你才真是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这两本书，我只喜欢p and p。

我喜欢山水画

我喜欢中国的山水画，其余的虫鱼鸟兽（齐虾除外）等我都不喜欢。我欣赏以大观小的原则，在画上执行这个原则就是怎样留空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布局中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比起来次要就不必提了。解放后，我当心山水画后继无人了，哪里知道这完全是杞人忧天。我认为，解放的时间虽不长，然而伟大的山水画已经画出来了。前些时我欣赏钱松喦先生的《密云水库》，最近我认为陈徽先生的《蜀江烟雨》更是伟大。直到现在，我天天都要看看这张画。说的是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尽管是报纸上剪下来的纸片，然而我看时仍然是最大的喜悦。这些时候天天如此，真是百看不厌。

留空白不是简单的事，在能者手里有非常之灵巧处理的办法。

齐白石像。

齐白石（1864—1957），20世纪中国杰出画家，世界文化名人。

金岳霖喜欢中国山水画，除了齐白石画的虾以外，虫鱼鸟兽等，他都不喜欢。

《人民日报》上印出戴慧文先生的木刻《晴雪》。我谈的是照片，不是木刻本身。照片就是一张印出来的画。作为一张画，它也有空白问题。奇怪的是它堆满了画，可是我看了又看，并不感觉到挤。黑白两颜色虽然是接连的，然而从观看者的感觉说，两山相隔至少也有几十里路。真是不画空间或不刻空间，自有空间了。多灵呀！

报纸上登了一些无山的水乡画，我剪下了两张。一张只有房子没有人，另一张有许多人在工作。头一张水乡画给人的印象很特别，我一想就想到那是地主的水乡。地主早已不存在了，可是我想到的仍然是地主的水乡。不但是地主的水乡，而且想到黄公望、黄鹤山樵、倪云林、沈石田、文徵明等，这又给我很大的愉快的感觉。尽管如此，这个水乡仍然是死的，水是死水。

另一张完全不一样，在水上或水旁的是劳动人民或小资产阶级，他们都在工作。这张水乡画充满了紧张气氛，画里的人都在劳动，他们当然也都是活泼泼地生活着。这张水乡画是活的画，水乡是活的水乡，水也是活的。

在报纸上我也剪下了一张可以说是完全宁静的画。画面是一湖水，远处有山，水上有两只渔船。这张画宁静得很，似乎可以听见下雨的声音。印象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味道。

我还剪下来黄树文先生画的《湖岩春色》。这张画给我的印象是，它完全忠实于它的对象。它是用笔墨把肇庆的风景画出来。从前对于人物有所谓“画影”（不知是否此两字）？我的父亲曾照过相，可是，他死后我母亲曾请人画了一张他半身官服的像。这张画是忠实于父亲的形象的。我的印象是黄树文先生的《湖岩春色》画的是肇庆的风景。不知对否，但是我的印象是这样的。从前有副对联说：“春水船如天上坐，秋山人在画中行。”看了黄先生的画，我也在画中行了。

在站立和走路都不方便之后，我没有努力克服困难，政治活动参加得越来越少，思想也越来越落后了。在这种情况下，参观画展这样的事情也就提不上日程上来了。

在艺术方面，中国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山水画。古人论山水画，确实有许多玄学。我认为，这许多玄学与山水画都不相干。这不是说山水画没有哲学背景或根源，这个背景或根源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个哲学有弊，也有利。弊很大，克服天地的能力小了。但是这个哲学也有有利的一面，它没有要求人自外于他自己的小天地（天性），也不要求人自外于广大的天。“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位童子对于他所在的山何等放心，何等亲切呀！比这更好的例子一定很多，不过我读的诗极少，想不出更好的例子而已。

我个人对山水画也是有偏爱的，来源主要是邓叔存先生。他收藏的画非常之多，山水画尤其多。我一有机会就到他家看山水画。故宫也有好些水印出来的古画，我也有，现在遗失了。邓先生懂山水画，如请教的话，他也乐于讲解。看来中国山水画和西洋的山川风景画不一样。它没有西洋画的“角度”或“侧画”，它有的是“以大观小”。叔存先生送给我一张他自临朱德润的山水画，这张画就是很好的以大观小的例子。我在夏天仍然挂着它。他讲南宗、北宗，自己倾向南宗，喜欢用笔的中锋，喜欢写画，不喜欢画画。他对画有这样的要求，我也跟着有这样的要求。这是就画本身说的。

山水画的中心问题是意境。这里看来有一个哲学问题，我没有很好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的初步看法是，一张画可能有两方面的意境，画者的意境和看画者的意境，二者完全符合恐怕很少。我们最好用钱松喦先生的最近的伟大的作品为例。

上面既然提到钱松喦先生，我要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敬意。我头一次看见他的画的印品，是在《人民画报》上，画的是密云水库。我看了那张画，也就看见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建设，既有长城，也有帆船乘风远去，既古老而又崭新，高兴极了。可是那张画远远比不上最近为了庆祝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而画的《山欢水笑》。我认为，这张画不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峰，也是顶峰之一。当中国的劳动人民举国同欢的时候，山山水水也沸腾起来了。这就是这张画的伟大意境。仅仅有了伟大的意境当然还不够，还要看画得怎样，执行得怎样。钱先生的执行也是头等的，也应该说是伟大的。先讲笔墨吧，钱先生没有把大块的墨汁涂在纸上，看来整张画是用笔的中峰写出来的。画中的空白怎样处理的呢？它既是空白，又是画，好些画家都能够这样用空白，钱先生所留的空白是水蒸气似的泡沫的飞扬。瀑布的声音虽大，若没有泡沫的飞扬，腾欢的气氛仍然得不到。声音靠瀑布，声势靠所留的空白。空白的意义和作用就和画家普通所留的空白大不一样了。最后，还要提一提那几只鹿。鹿在古时一直象征君民和睦，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君民”了。但是最高层的领导和最低层的干部，比起古时候要配合得多、密切得多的共同奋斗，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说了上面一大堆的话，只表示我的学习而已。

现在提一提作者的意境和看者的意境问题。一张山水画是一件客观事物，它对作者和看者说是一样的。但是，意境可不一定，它很可能完全不一样。画与意境的关系有点像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不过一般地说，除文学作品之外，要复杂得多。画者的意境看者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不能得到时，仍然有看者自己的意境。作者的意境因画已经画出，好像已经摆出来了，推动他画的动机也已经实现了，他没有什么话要说。看者不同，他没有画，可是他有意境。看者之间，可能因意境的不同而引起意见的不同，也可能因意见的不同而发展为争论。显然，这是好事。这很可能引起画家的努力，使山水画来它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这样中国山水画就得到复兴。

我对古树有兴趣

对于古物，一般地说我的兴趣非常之小；对于古人，有些我有很大的兴趣，包括汉武帝、汉光武和唐太宗，对武将的兴趣可能大于对文人，对孔子一点兴趣也没有。可是对于现在还活着的个体古物，兴趣很大。我说的是树，不是活的火山那样的东西。

头一类我注意的古树是银果树。北京有一棵相当大的银果树，在潭柘寺。现在到潭柘寺去很容易，可惜我不能去看它了，想来它仍然健康地存在。另一棵在山东莒县，有照片。据说还有一棵在日照，没有看见过照片。南方有没有同样大的，不清楚。

中国最古最大的树在台湾，它是红桧树。照《辞海》的条文说，它的尺寸如下：高58米，直径6．05米，按直径计算，身周应为20米。这确是庞然大物。年龄在3 000年以上，在孔子活着的时代，它已经是古树了。就现有知识说，它是中国最古最大的树。

湖北的神农架有很古的树，有些也是很大的，例如铁杉树。有一棵高46米，直径3．38米。这也就很大了。这种树在湖北还不少。别的地方多不多，不清楚。它有一特点，它的分枝向外伸时，同时也向下伸。这，我不觉得难看，反而好看。它有点像人伸出胳膊似的。南方樟树很多，也有很古很大的。有一位向昌明先生说，“湖南会同县有一棵樟树高40米，胸围13．1米，直径应为4．12米”。根据尺寸，这是特大的树。据向先生说，这棵树一百多年前已经上了会同县志。可见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它。樟树不是长得快的树，曾有人要把它砍掉，万万砍不得，应该承认它是国宝，同时它也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国的第三棵大树。

离这棵樟树不太远的地方，广西龙州县有一棵“橡树王”，高达12层楼那样高，胸径2．96米。橡树是硬木树，长得慢。它能够长到这样的尺寸，应该承认是很少见的。

最后，我们提到中国第二棵大树，它是西藏林芝县的一棵柏树。柏在中国是一种常见的大树，北京公园见到的就不小。山西的那棵“秦树”已经是少见的大柏树，可是，远没有林芝县这棵大。林芝这棵高52米，胸径4．5米，胸围14．2米。它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国的第二棵大树，可是年龄没有估计，但是一定很古，它也是长得慢的树。

1961年，金岳霖（右二）等人在黄山留影。

松与柏是经常并提的。我没看见过，也没听说什么地方有特别大的松树。古的可能有。北海前面的团城里有一棵白皮松，可能相当古了。有人曾说，白皮松，皮愈白，树也愈老。有没有根据我不知道，如果对的话，方才说的那棵就很古了。它不只是白，而且很美。“松年”有长寿的意思，但是究竟什么地方有两三千年的古老的松树呢？

我喜欢栀子花

多年不同花打交道，也没有从前玩花的条件；怕想它，也就不想它了。其实，从前我也没有玩花的条件，我不是房产或地皮所有者，因此对有些心爱的木本花，住在北京的人是没有办法的。例如，昆明龙头村李老师的那样的大红茶花树，在北京是无法养成的。邓叔存先生在安徽的老家，也就是邓完白先生在安徽的老家的黄梅树，在离家四十多里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见的，在北京也是没法办到的。我还有相当悲哀的经验。我在花市上买到一棵荷花玉兰，是盆中长大的。北京的玉兰是酒杯玉兰，花是酒杯形的。荷花玉兰形似荷花，叶的特点是面绿底棕色，香有acid的感觉。这盆花的问题是盆太小，树太大了。我想最好的办法是种在清华图书馆前面。有位姓金的馆员反对，理由是挡住了阳光，不能工作。有道理，没办法。看来在盆养的条件下，荷花玉兰迟早总要死去，不久也死了。

栀子花是我最喜欢的花之一。在南方因易活而贱，在北京可不容易养。它喜欢酸性的水和土，而这又是北京所不容易办到的。北京的水土都是碱性的。几个月之后，花叶就变黄了，花也不开了。茶花在北京容易活，可是不能在室外过冬，也就不能成大树。黄梅在北京易活，也可以在北京露天过冬。据说原在西城的广济寺就有两棵露天的大黄梅，但是我没有去看过，不敢肯定。我从前有两大盆，冬天开花时都是由两个人抬到客厅的。牡丹除姚黄外，我并不喜欢，而姚黄我也只喜欢起楼的或双层的。我买过一棵姚黄，有花房的时候好办，不然事就多了。在北京能把箭兰养好，那就是养花事业的大成绩。

我不是研究植物的，不敢说花有无社会性，但是种和养都是有社会性的。现在可能还有人住平房，平房将来总是要被淘汰的。私人不可能养木本花。木本花归国家后，养花事业会更加发达。北京可建好些花林，如玉兰林、海棠林、丁香林（紫白都有）、黄梅林（北京露天安家还要花工夫）。每一林区都要夹杂地种些紫藤，搭起棚架，俾游人喝茶休息。有些“林丁”（即办事员）同时是警察，折枝应成为犯法。

北京没有露天的大红色的花。我们应该请植物学家想办法让云南大红茶花和石榴花逐步北移，移到北京来。

北京有一种花不太大、色也不太红的海棠花，颐和园乐寿堂从前有两棵，很好。旧燕京大学西门对过的吴达铨花园里有几棵很好的海棠，不知道现在还在否。中山公园的海棠从前是不够理想的，现在怎样不知道。无论如何北京应该有海棠林。黄刺梅应保留，不要太多，小孩可能碰出毛病。榆叶梅，花不易落，容易变黑，可以淘汰。花的形只能用花形本身来形容，例如起楼的姚黄形或多瓣大花形，如云南的茶花形。用普通的“四方”、“三角”来形容花没有什么用。色不同一些，普通的字用处大一些。英国人的宝贝叫做rose的花，北京叫做“月季”，不是玫瑰，后者是京西妙峰山产的那样的花。我曾有过两盆很好的月季花，开花时我曾把它摆在睡房里。这办法不卫生，不要照办。那时比较难得的是黄的，现在这花养的人多，黄的可能不少了。虽然是木本花，然而是盆景，现在楼房条件下仍可以养。

1982年，金岳霖（前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同事们在一起。

后排右九为金岳霖的学生、本书的整理者刘培育。

花的色主要是红、黄、白及深浅方面的变化。有绿牡丹，我所看见的只略有绿意而已，并不真绿。有黑牡丹，据说从前的崇孝寺有很多。中山公园有一棵名叫众生黑，名字为什么带佛教味，我不知道，颜色只是深紫而已。我看见过的真正的黑花是在蜀葵上生出的。蜀葵的茎相当粗，也相当高，但是它是一年生的，应该是草，只是又高又粗的草而已。

花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香，可是形容起来很不容易。上海从前有些女人头上喜欢插几朵白兰花，人们习惯于把那些女人的俗气转移到花上。这不是“不白之冤”，恰恰是“白之冤”，白好像也俗起来了，白兰花的香好像也俗起来了。香不可俗，也不能雅。

这涉及箭兰。你把箭兰摆在旮旯里，你走到它的旁边，左闻一下，右闻一下，它不理你，只好回到座位上去；这时忽然间最美妙的香味来了。这香也不能说“雅”，最恰当的字是“幽”或“清”。

在楼居条件下不成大树的木本花仍然可以养。月季就有人养，据说黄的已经很多，我听了很高兴，当然大红的也很好。只要有高脚瓦盆，姚黄牡丹也可以养。云南的大红茶花也容易养，只是高大了，仍不能立地顶天。

从前秋天有菊花。这种花是我们的祖宗花了很大的力量，并且用很长的时间培养出来的。若提万紫千红，万黄千白，只有这类花能担得起。我同它的接触是偶然的。清华从前有一位学监杨先生，他的一个大兴趣是种菊花，并且每年秋天他都有一个小型展览，我每年都去参观，有时他也参加大的展览会。杨先生有培养菊花的嗜好。他在清华大学工作，又得到培养菊花的场地这样一个优越条件，所以他能做出很大的成绩。看来菊花事业也要公家来办理才行。

前清末年曾有过要唱清国歌，选清国花的问题。前清国歌定了，我也唱过，现在只记得头两句：“乌万斯年，亚东大帝国……”选国花不知道干什么，可能是制定国徽，无论如何要的是国花。我们现在没有国花问题。但是从我们一些人所爱的花说，我认为它是玉兰，酒杯玉兰，不是荷花玉兰。树也有类似的问题，同我们的历史纠缠得最多的很可能是银杏树。我们也没有国树问题。但是就我们看见树就好像看见了我们的古史时，我们也会是看见了银杏树，而不是什么别的树。作为树，银杏最能代表我们的国家。澳、新地区曾以桉树送给我国，这次总理访澳、新时以银杏回送，这是最妥当的事。

斗蛐蛐

斗蛐蛐（或斗蟋蟀）是中国历史上人们广泛地进行的游戏，我参加过这种游戏，这游戏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头一个好蛐蛐，我听见形容过的是萍乡煤矿局的职员养的，当其时有人形容它说：“它是乌鸦全身黑，好似恤侯张翼德，千员战将不能当，大小三军皆失色。”当时的想法是先打长沙。长沙攻下的话，不在武汉停留，直下上海。当然没有能够执行，财权和蛐蛐所有权的阻碍都很大。“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只是人有时的悲哀而已，蛐蛐——特出的蛐蛐，也可能有类似的遭遇。在北京，头一次养蛐蛐就得到一只红牙黑蛐蛐。它不算大，只有九厘八。可是，在试斗的头一天，它一口就打败了一个一分重的翅子（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完全分量平等）。不是乱斗的话，这个蛐蛐是有相当好的前途的。

1938年，金岳霖（右一）与梁思成、林徽因、陈岱孙等友人在昆明西华亭内住所。

次年又看见了一只很美的蛐蛐，是一个知识分子样子的青年拿了一只油光四射的黑蛐蛐，问我买不买，他要15块钱。我没有买，我疑心那是一条人工蜉出来的蛐蛐。究竟是否如此，不敢说。

我养蛐蛐的时候，传说余叔岩先生有一条一分六的大蛐蛐。一分一二已经了不得，何况一分六。这样大的蛐蛐得配对来斗，至少在北京是不可能的，它有点像印度人的大白象，非常尊贵，可是毫无用处。假如余先生有今天的飞机之便，他的大蛐蛐可以打到上海和广东，也可能成为中国那一年的“全国蛐蛐大王”。

车是极端重要的

下面我要谈谈我所接触到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小京官的生活，“接触”当然只能是极小、极小的面。

头一个是陆小曼的家庭。她的父亲是财政部的左右丞之下的小官。家里有一匹马、一辆四方的马车，这就是说，已经不是骡车了。母亲身体短小，能说会道，父亲不大说话。家里还有一个年轻的新姑娘，是预备作亲的。在徐志摩追陆小曼之后不久，新姑娘被解放回家了。

另一家是外交部的小官唐在章家。唐在章的两个哥哥，可能都是相当大的官。他的太太也是当时的有名人焉，好像还参加过民主革命。她是很能干、很有见识的人。家里有三个小孩，大姐、二哥、小“老薛”，为什么叫“老薛”？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

我和这一家的朋友关系时间长了，现在和“老薛”仍然是隔些时总要见几次面的老朋友。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公园中游玩。

陆小曼（1903—1965），画家，1926年与徐志摩结婚。

北洋军阀时期，陆小曼家里有一匹马、一辆四方的马车。

唐在章曾说我是她最老的小男朋友，我听了高兴极了。友谊的开始也很特别。小孩总是要听故事的，我那时能讲的故事最方便的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这可合他们的口味了。我没有记住讲的次数，总是不少的。

唐家很可能有一辆汽车。有一次唐在章先生约我到他家吃午饭，他是坐汽车来请我的。但是，是自备的汽车，还是临时叫的就不知道了。

在对这两家的介绍中，都着重地介绍了这些京官的车。在北京，车是极端重要的。从交通工具与速度说，面积如此之大的现在的北京市，比起封建的清朝末年的北京城可能还要小些。我到北京来考清华的时候，住在西单北边不远的一个学堂里。我的六哥住在金鱼胡同的税务学堂里。我到他那里去，要坐车经前门、北大清门南的棋盘街才能去金鱼胡同。据说更早的时候就更麻烦些，要出宣武门进崇文门。我这样的学生可以坐从日本介绍来的洋车，路远一些的话，洋车也就不行了。我考取了之后，是坐骡车到清华学堂的。那时候，要从清华进城的话，我的习惯是骑驴到海淀，然后从海淀坐板车到西直门，板车只是没有罩而可以多坐一些人的骡车而已。（那时候，从清华进城也可以坐火车到西直门，可是时间很不方便，我没有坐过。）

中国菜世界第一

我在北京的日子长，旧北京是无奇不有的地方。在清华教书的人大部分住在学校，也有一些因种种理由住在城里，我就是住在城里的。下面我先提“食”或“吃馆子”来谈谈。早期馆子不太多，可是有能同时开出几十甚至百多桌酒席的。隆福寺街就有这样一家馆子，名字忘了。前门外大栅栏也有一家。隆福寺的那一家，我在那里吃过饭，不特别好。小馆子却有特别好的，例如前门外的恩承居，再往南一些的春华楼。还有很特别的正阳楼，它是小馆子，但是螃蟹上市时，它似乎有一种优先或甚至垄断权，无论如何最好的螃蟹就到它那一馆子去了。

金岳霖回忆录还有一种是小官僚家庭，家里的太太或者姨太太，能够做一些很特别的菜，如果你认识或你的朋友认识这一家庭，你可以在他家请客。谭家菜就是这样出名的。

最后，还有单枪匹马的厨师。林宗孟先生遇难后，他家的厨师失业了。知道他的人还是不少，还是可以请他做菜。胡适就请他做过菜，地点在北海董事会堂。我在座，很好吃。这位厨师后来一定回福建去了。

中国菜世界第一，这是毫无问题的。中国菜中很可能是北京菜或在北京的山东菜第一。广东菜、四川菜、福建菜都是各有专长，而又各自成体系的中国菜，能与北京菜比美。别的地方的菜虽有专长的，可是不成体系，只是独特的菜而已。例如湖南菜中有谭延闿先生的“鸡油冬笋泥”，油少泥多特别好吃。这只是独特的菜而已。湖南的腊肉好吃，并且相当靠得住的好吃，但是我们也不能开出湖南的腊肉席来。所谓“席”，就是请客的主人就当时所请的客，特别是主要的客所考虑到的、最好能起招待作用的一桌菜。席在从前是分等级的。所谓“满汉全席”可能是最高的，余生也晚，没有看见过。除此外，最高的是烧烤席，主菜是烤得焦黄的、无头的、无内脏的、无尾的、一尺左右长的小猪。这个菜的的确确的好吃，可现在又的的确确的不能提倡，这显然是极端的浪费物资。现在主要的席看来是鱼翅席，在50年代或60年代我所参加过的国宴，差不多都是鱼翅席。在湖南，从前还有次等的席，如海参席、蛏干席。我小的时候没有吃过鱼翅，我最讨厌海参，可是话要说回来，北京出名一时的谭家菜中主要之一是焖成溶质的海参，蛏干还不坏。北京馆子里似乎不分什么席，而是用钱来衡量，有一时期八块钱是最低的。

谭延闿书法手迹。

谭延闿（1880—1930），湖南人，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他好美食，混了一生，落下“混世魔王”的诨号。

金岳霖认为湖南菜中谭延闿的“鸡油冬笋泥”，油少泥多，特别好吃。

关于中国菜，有两点我要提出谈谈。首先，它一直是各地方的菜，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趋势是仍然各自发展下去。我看这是好事，应该鼓励。另一点是现在还没有的，要有意识地创造的比较可以代表全国的中国菜。这不只是汉族的菜而已，而且包括少数民族的特别好菜。有一次，我记得是周扬同志安排的，我们在民族文化宫吃了一大碟烤羊肉，真是美味呀！在外国时，我特别喜欢到土耳其馆子去吃那里的烤羊肉，喝他们所特有的浓咖啡。没想到在文化宫又吃到了那样好的烤羊肉。这里说的只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好菜之一而已，别的民族一定也有他们的好菜，我们也可以加以推广。这样人民大会堂的厨师，天长日久之后，在招待各国元首或其他领导人的时候，就能展出真正代表中国的中国菜。

回忆录中提到饮食的地方很多，下面还有。这是有理由的，古人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本文不提男女，一是因为男女是神圣的事情，不能随意谈；涉及别人，并且异性，也不应随意谈。饮食是大家所关心的，也是大家所经常谈论的。我第一次出国（那时叫“出洋”）后，也和其他的青年一样感觉到洋饭难吃，星期六晚上总要到中国饭馆去“过瘾”。可是，吃洋饭不到半年，好些人都长胖了。这就是说味不行，营养还是好的。

其实，当然也不只是营养而已，英、法、德、意、美的伙食都有专长。比较起来法国最突出，在巴黎，我只提我的两次经验。一次是在法国总统府附近的海味馆。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大龙虾的美味，那一次也是所吃到的最大而又嫩的大龙虾。以后我一有机会就吃龙虾，可是没有一次可以和那次比美。另一次是在圣米歇尔广场吃到马塞的特别菜，名字写不出来，声音读如“布呀贝斯”，这个菜可与四川的鱼头豆腐比美。德国菜似乎无特长，最可靠的是烤鹅。这个菜到处都有，也到处都可口。英国的早饭很好。有一家很特别的烤牛肉店，客人要牛肉，堂倌就推出一车整个牛来，要你挑选你所要的那些部分的肉。那个馆子的烤牛肉特别好吃。可是，英国人把蔬菜或青菜埋葬在“煮”这一手术中，青菜的好味都没有了。

我只会吃菜，不会做菜，烹饪这一艺术无法谈论，可是，有些手术我听见厨师说过。西菜的主要手术是烤，中菜的长处很多，但是别于西菜的手术是炒。法国有一种近乎炒的手术，看来不完全是炒。但是有两种蔬菜，法国人做得特别好，一种是生吃，另一种有点像百合似的，一片一片地吃。

我有次想“自寻短见”

提到喝酒，想起醉。解放前喝黄酒的时候多，醉也大都是黄酒的“醉”。黄酒的“醉”有恰到好处的程度，也有超过好处的程度。前者可能增加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超过程度就只有坏处。白酒的“醉”我就不敢恭维了。就“醉”说，最坏的“醉”是啤酒的醉，天旋地转，走不能，睡不是，坐也不是，吐也吐不了。

上面说的是因酒而醉。

我从前是抽烟的。水烟抽过，不太喜欢。纸烟抽得最多，曾有瘾。好的抽惯了，贱的简直抽不得。斗烟我很喜欢，并且把烟斗作为美术品来欣赏。烟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国，我曾抽过一支其大无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在抗战困难时期，四川人曾在“得”字、 “不”字、 “了”字三个字上做文章，说当时的日子“不得了”，可是将来的日子会“了不得”。烟醉只是“不得了”而已。

我这个人从来乐观，唯一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

我更注意衣服

上面说食。其实，在生活小节中，我比较更注意一些的是衣服。这不是怪事。我的父亲是清朝的小官，我不直接知道他属几品，可能是三品，因为我母亲后来被称为“金母唐太淑人”。据说“淑人”属三品，据此可以推出父亲可能属于三品。他的官虽小，衣服可多。其中有特别怪的，例如用切成了一寸或半寸长的空心小竹，用丝线穿连成三角形或四方形的图案织起来的贴心小褂。穿上这样一件小褂，当然等于不穿。可是在这样一件衣服上面可以穿上蓝的铁线纱袍，黑的铁线纱马褂，这两件衣服也都不会沾上汗水。冬天的衣服没有特别怪的，可是数量多。其中袍子和普通袍子不一样，它的袖子是马蹄袖，下部不只开左右两衩，而是左右前后共开四衩。我特别欣赏花衣。花衣是上面有盘龙图案，下面有海水图案，左右前后都开衩的马蹄袖长袍，冬夏都有。衣服看得多了，也就很早产生了对衣服的辨别。我爱母亲，从来没有反抗过她，可是也有例外。有一次她带我出去做客，要我穿上绿袍红马褂，我大哭一场硬是不穿。就这样我从小就注意衣服了。

辛亥革命后，类似花衣、马蹄袖长袍、套子那样的衣服不能穿了。可是，在北洋军阀割据和蒋介石军阀专政时代，长袍和马褂都保存了下来。不但是保存了下来，而且成为这一时期的礼服。徐志摩同陆小曼结婚的时候，我是他的伴婚人。那时候我本来就穿西服，但是不行，我非穿长袍、马褂不可。我不知道徐志摩的衣服是从哪里搞来的，我的长袍、马褂是从陆小曼的父亲那里借来的。

礼服的构成部分只是马褂。那时在北京，长袍是冬天里必备的衣服。皮的长袍我就有两件。有一件是我在冬天里日夜穿着的，它是所谓萝卜丝羊毛制成的。另一件是以喇嘛红色的局绸为面子，以白的猞猁狲为里子的皮袍子。这里要特别提出讨论的局绸，我买袍面的时候，卖料小伙子就告诉我说“这是局绸”。我要他解释，他说他“不知道”。我后来问沈从文先生，他说：“江南织造局本局制造的叫局绸。”这才知道那袍子的袍面是古物。我本来是穿着它到处跑的，包括到北京大学去兼课。知道了之后，我就不穿它了。

局绸是古物，古物当然要保存下来。敬古物而远之，当然也好。但是，是古物的只是局绸而已，并不是一般的宁绸。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一起。

沈从文（1902—1988），作家。1946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

金岳霖曾向他请教局绸的知识。

我认为我们应该恢复宁绸的生产。这种料子不像缎子那样发亮，也不像湖绉那样站不起来。素的男人可以做制服，女人可以做上衣，也可以做裙，并且可以利用有花的宁绸做各式各样的衣服。宁绸也和别的丝织品一样可以出口。

我养过黑狼山鸡

旧北京，每逢一四七，或二五八，或三六九有庙会。我经常去的是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北城的护国寺的庙会。有一次，我买到了一对黑狼山鸡。养了不多的时间，公鸡已经到了九斤四两，母鸡也过了九斤。这对鸡对我虽然是很宝贵的东西，可是我没有让它们过夜的房子。冬天来了，我怕它们冷，找书做参考，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我用灌墨水笔的管子灌了它们一管子的鱼肝油，结果它们很快就在窝里寿终了。这是头一次养鸡。

到了昆明之后，我有一个时期同梁思成他们住在昆明东北的龙头村。他们盖了一所简单的房子，我们就在这所房子里养起鸡来了。这一次不是玩，养的鸡是我们的唯一荤菜。尽管如此，我仍然买了一只桃源的黄色毛腿公鸡。它也是油鸡，不算大，可是比起柴鸡来还是要大得多。

金岳霖（右四）在西南联大时期，与朱自清等同事一起郊游。

公鸡这东西生来就是霸权主义者，这个黄公鸡一战就把人家的柴公鸡打败了，从此小黄就在这村子里称霸起来了。我看这并不碍事，可是谢家的人不同意，管家出来，一棍子把小黄打死了。

回到北京后，类似的经验重复了一次，又是我的公鸡逞凶被人家打死了。

这里我想就鸡发一点议论。从吃鸡说，北京从前有很好的条件。第一有两种油鸡，一是小一点的，二是大的。小一点的油鸡特别好吃，它容易辨别，差不多全是绛红色的。就家庭说，现在的家庭都是小家庭，小油鸡最适合于小家庭。如果已经绝种，最好想法子进口一些，恢复起来是很快的。

大油鸡还是有用，用处应该说很大。国家招待外宾，如此频繁，大鸡更是不可缺少的。十只大种鸡的肉可能等于几十只小种鸡的肉，各机关的食堂都可以用大种鸡。

同时，中国的大种鸡非常之多。东北和山东有寿光鸡，江北有狼山鸡（即北京从前的“九斤黑”），上海有浦东鸡，也有养了多年而成为中国种的波罗门鸡，湖南有桃源鸡。好些大种鸡在云南保存了下来，恢复大种鸡好办。

关于鸡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主张所谓线鸡。我的了解在这里“线”是动词。“线”这个字代表我小时形容这一手术时说出来的声音，是否写时应该写“骟”，现在我也说不清。我看见过好些次线鸡。手术很简单，把小公鸡的某一（不记得是左是右）边的翅膀下的皮切开，把生殖器取出，然后把切处用线缝上。线过后的小公鸡有一天的时间不好过，第二天就好了。这样线过的公鸡，即令属于柴鸡种，也可能长到六七斤，甚至更大些，吃起来又肥又嫩。

这种处理鸡的办法，并不只是限制到长江以南而已。长江以北的安徽有，江苏可能也有，河南有没有不清楚。黄河以北，好像都没有。笼统地说，广大的北方没有。在广大的北方，农民只要学会线鸡，市场的鸡肉量是可以大大地增加的。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呢？

方才说的鸡是就多余的公鸡说，无论是大种鸡还是小种鸡，油鸡还是柴鸡，线了都可以增产。我小的时候，只看见过线公鸡。长沙有没有线母鸡的，我不知道，云南有线母鸡的。线了的母鸡没有什么好吃，连头上都长了一层厚厚的黄油。谭延闿先生所发明的鸡油冬笋泥确实好吃。所谓“鸡油”是否就是方才说的那样的黄油，不清楚；如果是的，这个菜就不是日常所能吃到的了。

我认为鸭也有问题。在北京提起鸭似乎就只有北京烤鸭，烤鸭很好吃，但不是唯一吃法。我们说“烤”，美国人也跟着说“烤”，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烤”是在有高温而无火的箱子里成熟，所烤的东西并不直接挂在火中。北京鸭是直接在火中成熟的，这在美国应该说是barbque。这又是一个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东西的例子。

1941年，金岳霖从云南昆明到四川李庄看望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在镇子里买了几只鸡来喂养。这是金岳霖（右五）与梁思成（右一）及孩子们在喂鸡。

我吃过一次姜丝炒鸭丝，“二丝”当然是以鸭丝为主，非常之好吃。这里用的就不必是北京的白鸭了，也不必是江北的淮鸭了，可能只是江南常见的小鸭。我小的时候，长沙有一个官僚地主式的人，在北门外的新河里养了一大群鸭。无巧不成故事，他的大名叫陈海鹏，喜欢弄文墨的人就作了一副对联：“欲吃新河鸭，须交陈海鹏。”

我回国后，没有吃过鹅。在德国的时候，经常吃鹅。烤鹅很好吃。人们有一个很怪的先入之见：“那么大的东西好吃吗？”有这一奇怪思想的人所假设的前提，是禽兽愈小愈好吃。所谓“小”有两个意义，一是与“老”相对的，一是与“大”相比。就家禽说，“老”的大都不如“子”的好吃，这并不是说“大”的一定不如“小”的好吃。一只大的线鸡和一只小的公鸡，味会有些不同，可是同样好吃。大的鹅和北京白鸭味会不一样，可是都好吃。我建议北京大量地吃鹅，也建议除直接在火中烤鹅外，也在高温烤箱中烤鹅。

我最爱吃“大李子”

上面说的是鸡、鸭、鹅，事情好办。我个人的兴趣主要在水果、蔬菜方面，这一方面的问题要麻烦得多。它涉及区域、气候、水土等等问题。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一种水果，卖水果的人把这种水果叫做“苹果”（那时长沙没有苹果）。在美国四五年之后，忽然在纽约第五街看见了这种水果。它是用盒子装着的，每盒六个，一盒价两元四角美金。那时候我每月只有60块钱（美金），可是拒绝不了，还是买了吃了。美国人叫它做plum，我就叫它“李子”，不过形容它为绿皮红肉的“大李子”。那是1919年或1920年的事情，以后我都没有吃过这种“大李子”。在60年代的头几年中，有一个8月间休息的机会，我到大连去休息。在8月底正预备回京的时候，在大连的大街上有许多农民样子的人卖这种“大李子”。我高兴极了，买了四篓，在大连就吃起来了。大连的这种“大李子”，比美国的大多了，每个大都是半斤以上的。这东西就是我最爱吃的水果。我最爱吃的水果，我一生只吃过两次，小时吃的不算。

芒果也是我喜欢吃的，但吃的次数也不多。苏东坡一天要吃“三百颗”的东西，我也爱吃。这件事我们要谢谢飞机和人造冰。假如我们过的是何绍基的日子，非到广东去吃不可的话，过迟过早的问题，仍然避免不了。

关于水果（我把瓜也算在一起）我也曾发点议论。某些事情我们非坚持统一不可，例如行政、领土，吃的东西的种类就大可以不必。我们现在供应的鸡，从照片看来似乎都是来亨鸡，或由它产生的白鸡，有人不喜欢吃这种鸡，我就是一个。现在供应的西瓜好像全是绿皮上有黑花样的西瓜。我喜欢吃“三白”西瓜（白皮、白肉、白子）。“三白”停止供应之后，我就不吃西瓜了。这对我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也是不受欢迎的改变。

我又想到一种很特别的果，这种果名叫“火拿车”。它有点像苹果，可是从我的感觉说，比苹果好吃多了。它的名字本身就怪，暴露了它是按声音翻译过来的。好像曾有一位先生或女士名字叫傅乐焕的写过一篇考证文章，说这水果是金人占领北京时引进来的。果然如此的话，这水果不只是水果而已，就历史说，它有文物的身份。我们应该搞清楚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树还在，只是果太小、太少，进入市场不合算，那不要紧。要是树也毁了，那就真糟。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重要的实际问题。如果发现有农民把这种树保存了下来，那确实是好事，要鼓励他保存下去。如果事实上树已经毁了，那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做了一件对不起祖宗的事。

我欣赏的甜

蔬菜问题，更麻烦些。有一次我在上海碰见郑铁如先生，有人问他到上海干什么事，他说他来吃塔姑菜的（这里是按声音写的，究竟应如何写，我不知道）。郑先生当然只是在说俏皮话，可是，这也表示，某些蔬菜，只是限于某些地方，别的地方吃不着。后来我在上海也吃了这个菜，它确实好吃。回北京后，我打听过几次，回答总是没有。

甜是大都喜欢吃到的味，但糖的甜是一件相当直截了当的事，西洋式糖果的甜非常之甜，似乎是一种傻甜，好些人欣赏，我不欣赏，我欣赏的反而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大李子”的甜、兰州瓜的甜都是特别清香的甜，“清”字所形容的品质特别重要，可能只有生吃才能得到。芒果和荔枝都甜，我都喜欢吃，可是它们似乎在“清”字上都有不足，虽然它们也是生吃的。

1959年，时任香港中国银行经理的郑铁如在员工大会上讲话。

郑铁如（1887—1973），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香港中国银行行长。

金岳霖有一次在上海碰见郑铁如，他说来上海吃塔姑菜。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两种炒菜中的甜。一是炒胡萝卜丝的甜，说的是丝，不是片。炒菜总是有汤的，炒胡萝卜丝的汤是甜的，这种甜我很欣赏。另一种是炒丝瓜的汤的甜。这里说的都是炒菜的甜，不是煮菜的甜。

我对猫的认识

回忆录中难免要夹杂一些议论，我现在就特别提出一种没有发展开来的议论。我好像听见过这样的议论——资产阶级爱动物，给它们盖房子、穿衣、吃肉，就是不爱人。我不同意这个论点。论点涉及的只是猫、狗、马，也不是猫、狗、马类，而只是这一或那一猫、狗、马而已。

在历史上，马居很特别的地位。中国历史上名马很多。我读书太少，只在一本书上见到元世祖有一匹很好的黑马。 《三国演义》说关羽有匹好马。这可能是有根据的。那时没有照相，样子如何，不知道。直到1944年，美国有匹差不多全国知名的名马，本名译音大可以不必，别名叫“大红”。 “大红”为它的主人赢了好几百万美金，主人也优待它，让它在一个地方养老传代。我们大概不需要个别的特别的马，但是好马还是需要的。十多二十年前，我看见一匹套车用的英国种的大马，在东单商场外面，这种马在农村里可能还有用。私人养马的时代大概已经过去了。

狗的命运最差，专门看家的狗看来是没有用了（附带地说，杨布杨居白衣黑衣的故事大概是不正确的，狗靠的主要是鼻子得到的气味，不是颜色），不但城市里这样，农村里也是。但是猎狗还是要，可能品种还要增加。我看我们还应该引进一些专门猎狼、猎狐、猎野猪、 猎禽鸟的狗。猎狗是要训练的，而训练只能在使用之中才能得到。这些猎狗无论有无本能，训练总是需要的。打猎总是业余的吧，在城市养狗不好办。就打猎说，最好似乎是城乡合作，工农合作，猎狗仍然可以养在农村。

在现在居住的条件下，私人能养的只是猫了。我小的时候住在长沙，家里有一只黑母猫，对它我一点好感也没有。隔壁屋里有一只黄公猫，黑猫经常找黄猫谈情说爱，黄猫不大响应。可是，家里后院鸡房底下经常有一尺长的老鼠，晚上就出来了，它也不管。对猫的认识，只是近几个月才得到的。原来猫的生活同人的生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综合的家庭，成员现在只有五人：梁家共有三人——梁从诫、从诫的爱人方晶、他的女儿梁帆，我的护士和厨师倪镜兰，我本人。家里养只猫，据说这只猫对方晶的感情最好，其次可能是梁从诫，又其次是梁帆、倪镜兰（或倪镜兰、梁帆），最后是我。近来它对我的感情有进步，我对猫的态度也完全改过来了。

1963年金秋，金岳霖在张奚若住所前。

现在是7月了。今年6月间有一天，我正在写回忆录，猫一跳就上了我的桌子，并且站在我的稿子纸上。从前的“江城五月落梅花”说的是音乐，我现在说的不是音乐，而是绘画，我把猫赶走之后，才发现它老先生已经在我的稿子纸上“首都六月落梅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