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庭
我的老家庭是清朝后期的洋务派的官僚家庭。父亲是浙江人，在湖南做小官，可能是一个知府级的官。他官虽小，可是后台有人。不然不会到黑龙江穆河去当金矿局的总办。在总办任上，他被抓到俄国的圣彼得堡。后来很快就回到了长沙。
他培养他的大儿子的办法完全是传统的，走入学、乡试、会试、廷试的路。可是，大哥只走到举人这一阶段就打住了，死了。父亲要他自立，他就到外县去当家庭教师先生，不久死于住所。二哥呢，父亲把他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去读书。这是明显的转变。更突出的是，父亲把我的三哥送到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显然是要三哥去学些工程技术性的东西的。他是十足的洋务派。
四、五两个哥哥可能是我的母亲去安排他们的前途的。这我不清楚了。
青年时代的金岳霖。
金岳霖的老家庭是清朝后期的洋务派的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是浙江人，在湖南做官，后来到黑龙江穆河当金矿局的总办，任上被抓到俄国。后来又很快回到了长沙。
虽然我的母亲、舅舅、舅母都是湖南人，我可不能因此就成为湖南人。辛亥革命之后，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政府很快就颁布了一部法律，内中有一条说在什么地方生长的就是什么地方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我是湖南人是毫无问题的。
封建制度之下的兄弟不能成为朋友，六个年纪比我大的哥哥当然都不可能是我的朋友。这也就是说，年纪相差最小的哥哥——六哥也不能成为朋友。六哥比我只大几岁，淘气的时候也让我参加，在雅礼学校读书的时候也是同学。尽管如此，我们不是朋友。他比我大，管我。1913年，他在当时北京东城外的二闸淹死了。事实上，在这一年我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
我出生在有被瓜分恐惧的时代
清末有两个由南到北的政治运动：一是改良的，一是革命的。后来改良的失败了，革命的成功了。有一个文化移动，早就发生，可是清末时加速了。这个移动是由东向西的，很可能是由于长江水运加速而文化移动也加快了。加上武汉的影响，湖南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地区。这时湖南人的雄心壮志是了不起的。
我们房子的西边就是玉皇坪广场。在这个广场上经常有学生结队做体操，同时也唱歌。头一首歌是：
学友们，
大家起来，
唱个歌儿听，
十万军人，
狠狠狠，
好把乾坤整。
下面还多得很，更有甚焉者，有人唱：
中国若是古希腊，
湖南定是斯巴达；
中国若是德意志，
湖南定是普鲁士；
若谓中国即将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上面说的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这时，湖南是在对英、日的恐惧之中。航运交通差不多完全为英、日“火轮船”所垄断。我的大哥和二哥的分别是最好地反映了时代的分别：大哥是清朝的“举人”，二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二哥是经常要坐轮船到上海去的。可是那时候轮船都是洋行所有的，不是英国的就是日本的。英国的船公司叫怡和公司，船停的地方叫怡和码头。日本的船公司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大概二哥坐的主要是英国船。这时候，就产生了对英、日瓜分的恐惧。中国已经被瓜分成为各国的势力范围。湖南和长江下游都属于英、日范围，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和山东好像是以后的事。
我的小学和中学
那时候，学校和教育好像还不是一个势力范围，学校是私立的。我小的时候进的是私立的明德学堂，是胡子靖胡九先生办的。他办这个学堂很吃力，很费工夫。胡先生花自己的钱可能就不少，但是，总还是要靠捐款，有的时候学生也参加捐款工作。我就参加了欢迎大官僚袁海观的会，据说那一次袁海观就捐了1万块钱。
胡先生有时也浪费。他盖了一座三层木头架子的楼房，我们这些小学生要到三楼去上课。那个楼房有点摇摆，后来只得放弃。可是，在那个楼上可以看见英国和日本的火轮船。
上面有一句话，“学校和教育好像不是一个势力范围”。这句话当然是有文章的。学校和教育当然也是一个势力范围，而美国人就到湖南来占领这个势力范围，在中国的雅礼大学（以后改称为雅礼学校）就在这里开了张，校址是在坡子街。学校有圆柱大厅住房，好几进，并有楼房的旧住宅。人多一些的体育运动要到湘江中的水陆州去。跑百米最快的是周琦。监督当然是美国人，他住在偏院的楼房上。还有一位美国教员住在住房最后一进的后楼上。医生不住在坡子街，住在南正街。这三个美国人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建立了一个阵地。建立这个阵地是美国一个大学的事，是民间的事。从法律上说，似乎应做这样的理解。这个阵地的教会或宗教气味很重。但是办学校总是好事不是坏事；是花钱的事，不是赚钱的事。有一次监督要回美国去，李昶同学写了一篇长诗送行，最后两句是：“何时玉胝兮□□临乎敝邑，欢迎而歌兮响震乎千山之穴。”显然这不是开火轮船赚钱所能办到的。
在清华学堂
学校教育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头一点要强调，它的对象是青年，不是老年。老年就是争取到了也没有用。要占领的是青年的什么呢？意志、情感、思想，或者两个字“灵魂”。古人对于这两个字是有某种迷信的，这里的意义只是前三者的代名词而已。前三者非常之重要，占领了它也就是占领了整个的人。这也就是说，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制造了许多黄脸黑头发而又有中国国籍的美国人。当然这只是极其初步的美国人，单靠在中国办学校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后来，美国政府也加入了这个势力范围的占领。这可能是老罗斯福——长岛（纽约东边的长岛）的罗斯福，不是纽约州黑德笙公园的福兰克林·罗斯福。老罗是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在古巴打过仗，在非洲打过猎。可是有武也有文。很可能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美国退回赔款，办留美预备学校。清华的最初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预备学校（那时候叫学堂）。外交部设立了留美学务办事处，以该部的左丞（或右丞）周自齐为督办，学部（当时的教育部）的范源濂为总办兼学堂监督，外交部的唐国安为会办兼学堂副监督。入学考试由周自齐“点名”，到的学生站在广场，唱到学生名字时，相应的学生就高声喊“到”。周自齐就在那个学生的名字上用银珠红点一下，如此，他就“正式”入场了。
重要的东西是头一场考试：国文、算学、英文。英文我觉得不怕，算学靠运气，怕的是国文。我在湖南考过留美预备的中等科，湖南的国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不知道这是唐朝裴行俭的话。落选。北京考场的国文题目是《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议》。这就好办。算学的运气好，题目极难，考生大都做错，我当然也做不出。题目是一位顾先生出的。我考取了。第二场考试的题目很多，可是，显然不重要。头一场考试得第一的是侯德榜。此公后来学化学，在天津工作，解放后仍在天津工作，并且还随团体到外国去过。
那时候清华学堂的伙食（即现在称之为饭菜的那东西）糟得很，四大碗、四大盘全是肉。外省来的学生吃不惯，富裕一些的学生不食，等学监走后，炒鸡子（鸡子即蛋，那时不叫“蛋”）。我讲实话，还受到批评。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来参观。学堂的监督已经是周贻春。
青年时期的金岳霖。
胡美问我伙食吃得来吧？我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周贻春还狠狠地批评了我。这一段说的事要晚一些，可我说不清晚多少。范源濂做监督的时间不长，他很快就成为大人物了，成为南北和谈中的使者了。
提起范先生，使我想到一件很特别的事。这就是地方话的问题。在清末民初，方言问题相当大。一般地说，福建人或广东人学北京话学得最好。发音相近的反而成绩差些。从前曾有流行的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山东人说北京话”。也有成绩不高而自负的人。范先生说一口的湖南长沙话，可是他对我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说一口的北京话。”
我到清华教书不久，有一次开学典礼是教务长郑桐荪先生主持的。用现在的话说，“报告”是他作的。礼毕，我们走在一块，他问我听得清楚否？我说“清楚，虽然你说的是上海话”。他大惊：“啊！我还有口音呀！”这句话仍然是用上海口音说的。
在清华没有多久，南方革命了。清华的学生走光了。我是高等科的最后一个。学校不开饭了，我非走不可。我到税务学堂我六哥处。做事情不考虑时机也是怪事。我把辫子剪掉了。进城我要经过庆亲王府，大门外的兵盯着我看，但是也没有管我。到了城里，才知道税务学堂没有停办。六哥留京，我应回湖南去。路费怎么办呢？想法子，找长沙郡馆。我们这些人就聚集在街旁一块空地上，派三个代表去找郡馆负责人。后来知道他是湖南的小京官郑沅。我的六哥是三个代表之一。不久六哥就回来了，说：“他们要我回来，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只好耐心等。”等了好久之后，那两个人还不回来。我们又要六哥去找那两个人。六哥跑了回来说，那两个人走了，钱也拿走了。看来六哥同我都是既容易欺以其方，又容易枉以非其道的那时候的知识分子。
那时候，非常之乱。我只知道离北京的乱，没有经验过由南回北京的“乱”。离北京时乱得出奇。从北京到天津的途中，我同一群马在一个露天的车厢里，彼此相安无事。海船上只开两次饭，饿得难受，只好每次吃两份，吃了一份之后马上就从另一门进去，再吃一份。从上海沿长江而上，在城陵矶下船。下船就吓坏了，岸边挂了一个人头。无论如何很快就到了家。那时候，我家已乡居，打听消息不好办。不久后，有一消息说，“孙大总统南京坐殿”。这样，我也进了城。在城里碰见雅礼同学张逸。他肩上挂了一条红绸长条，说“巡逻巡逻”。不久我又回到清华。可是，北京是什么样的北京，我说不清。只能说一点，北京仍然是清朝的。一个证据是，我在高等科食堂前看见了孙宝琦，他是外交部的大官，可能是尚书，也可能已改成“大臣”。特点是他穿了一身英国官员的礼服。
回到清华之后，情况和上次完全两样了。英国来的教员很多，他们差不多全是年龄不大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他们都住在东北角的小房子里，除了教课外，当然教我们学习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后者，特别是星期六晚上的会。在这些会上很多次是学生用英文辩论，或者用英文进行演说竞赛。
孙宝琦在外交场合上的留影。
孙宝琦（1867—1931），1924年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
金岳霖在清华高等科见到他时，他穿了一身英国官员的礼服。
美国人占领了教育这个势力范围，而又能使中国人不感觉到它是占领。甚至本来是美国替中国培养知识分子的事，到了“美籍华人”时代也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中国替美国培养知识分子的事了。也许有人会说，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是在美国得到的，不是从中国带去的。不错，就知识的来源说，确实如此。但是，知识分子的头等重要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就阶级说，问题是清清楚楚摆着的。有些美国人听见“阶级”两个字就不高兴。不摆阶级吧！就这一或那一听讲受教的人说，他们也不是姓赵钱孙李的人，而是dick或hass。显然，现在的美籍华人是中国替美国培养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他们是美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从优招待是应该的。
到美国留学
1913年我六哥的死，对我是很大的打击。他在我的兄弟中是我最好的朋友。
1914年我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费城后不久，我就幸运地住到故德瑞利区goodrich家里。她家那时只有她这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丈夫曾经在一家保险公司供职，早已过世。女儿是大学毕业生，比我大十岁，有对象在纽约。这家的房子是三层小楼，底层大房间是客厅，二楼临街的一间好房子租给学生，已住有人，我住三楼一间小房子。老太太对我可以说很优待，总说我远离父母，可怜。我也待她像母亲一样。我从1914年秋到1917年夏天毕业，都住在她家。我那时以为她们与政治不相干，其实那是错误的，她们只是不“玩”政治而已。她们常接待的朋友有两家。
1917年至1920年，金岳霖（右三）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与胡适（右二）、张奚若（右一）等人在一起。
胡适（1891—1962），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张奚若（1889—1973），政治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曾任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曾建议新中国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
1917年夏天，金岳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14年秋到1917年夏，金岳霖住在故德家，他了解了美国社会的许多情况，这样的家庭在美国具有一般的代表性。
一家是一位律师，也是“怪”律师，他教我们唱歌，我现在还记得他教我们唱的一首歌。另一家也是母女俩，住得很近，差不多完全是那一家来做客，故德家从来不到那一家去。女儿一来就唱歌。我能装模作样地哼一哼的美国歌，除校歌外，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1915年没有什么特别，过去了。1916年袁世凯要做皇帝，我坐在故德家临街走廊上大哭了一阵，没有告诉她们。1917年夏天我毕业了，暑假没有完我就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去进研究院了。到了1918年，故德全家搬到芝加哥去了。故德老太太不久也去世了。
她们这一家是有特点的，这也就是说她们是有一般性的。她们有文化，可是不是文化人；她们有相当多的知识，可是不是要推动知识前进的知识分子；她们没有多少钱，租房子给学生，可以帮助零用，可是她们也不靠房租过日子；她们没有势力，老太太娘家的侄子只是市政府的小职员，不是官。美国参战后，女儿和一个临时的海军军官结了婚，生了几个男女。看来这个新家庭和旧家庭差不多。
那时候的美国，这样的家庭何止千万，所谓“白领子奴隶”就是这种家庭的人。他们可能在工厂工作，可是他们不是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穿着很厚的蓝布裤子行动快速的工人，而是慢条斯理的普通人。这样的家庭是那时民主美国的背脊骨。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在近代最接近于他们的总统可能是第一次大战期间的总统魏尔巽。这位总统在当选前是一个大学校长，在华盛顿衣冠楚楚的人当中难免有些土头土脑，后来他到欧洲去当美国的议和代表，比较起来，差不多就成为乡下人了。但是，在代表中曾有人想到要把世界变成一个对民主人民没有危险的世界，可能正是他。当然他失败了，他可能不只是失败了，而且自以为成功了。这就不只是可笑，也可悲了。
由学商业转学政治话
还是要说回来。我到美国去，开头学的商业。这玩意引不起兴趣，转而学政治。
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我着重选了两门课，一门是比亚德的美国宪法，一门是邓玲的政治学说史。前者不是简单地讲宪法的，而是讲宪法的经济理解。这门课不为学校的权势所容，教授也只得辞职。我对政治学说史发生了最大的兴趣，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邓玲老先生指导之下写的。这位先生的头光得可以照人，嘴唇上两片白胡子往上翘，出门时戴一顶圆顶硬壳礼帽（久矣乎不存在了）。冬天里在讲台上，在办公室里都戴一顶中国式的瓜皮帽子。出门上街时，冬天里总是穿一件chesterfield式的外套，夏天里他也穿一套黑衣服。喜欢讲笑话。张奚若和我都在他的班上。老朋友张奚若可以说是不写文章的，可是在那时候，他却写了《主权论沿革》一文，刊在上海印的《政治评论》上。我认为主权论仍应该强调，我们的宪法里应该有主权论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主权的，台湾没有，台湾一直被美国的海军、空军包围了，无法行使我们的主权。
毕业后，我转而学习政治思想。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英国一位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那时我反对写中国题目，因为导师无法指导）。在1918年到1920年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这仍然是基本事实。
上面我曾提到我反对留美学生在写博士论文时写中国题目，尤其不要用英文写古老的中国古文格式文章。有一位先生用英文翻译了“闵予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教师说：“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要知道那个，干什么！”这里说的是七十多年前的事，现在这类的事想来没有了。
在1918年或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也起了变化。charb beard和jame robinson不满学校的陈旧办法，在市中心设立了一所研究社会的新学校。这个学校请了三位英国人来讲学。第一位是最年轻的，已经在哈佛大学讲学的拉斯基。他可能比张奚若还小一岁。可是，张奚若非常之佩服他。第二位是从英国请来的瓦拉斯（graham wallas），费边运动中心人物之一。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之可亲。看来这些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不一样。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金岳霖与张奚若（右二）、徐志摩（右一）在一起。
徐志摩（1897—1931），诗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31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金岳霖和张奚若、徐志摩同在美国留学，后又一同到英国。
他们的希腊文似乎是家常便饭，瓦拉斯每年暑假要读一遍柏拉图的《共和国》。最后来讲学的是拉斯基的老师巴克（earnect barker）。这为我们“三个人”以后到英国去，打下了基础。
这里说的“三个人”，除张奚若和我之外，加了一个徐志摩。他和我们很不一样。头一点是阔，我只有60美元一月，张大概也差不多。徐是富家子弟。他来不久，就买了一套72块美金的衣服。不久裤子不整了。他不知从哪儿借来了熨斗，烫裤子时和别人争论，把裤子烫焦了一大块。只得另买一条灰色裤子。
资产阶级学者费力研究的学科
社会科学方面有三门学科是资产阶级学者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的。一是经济学，一是政治学，一是社会学。
我没有学过经济学，唯一靠了一点边的是上了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所讲的课。可是，这位教师所讲的那门课碰巧又不是经济学，而是英国农民史。他所着重讲的是烟囱。我在英国的时候也正是凯恩斯出风头的时候，可是，我不认识他。他好像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和平（第一次大战之后的和平）的经济后果》。罗素说“凯恩斯本人就是和平的经济后果，他本人已经成为富人”。
这门学问最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它确实发现了一些规律，随时运用也能得出一些结论。其余两门都赶不上。
政治学，我在美国读书的时代就叫做政治科学，其实它离科学甚远。可是，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政府的材料，因此也大量地集中了这方面的知识。
凯恩斯像。
约翰·凯恩斯（1883—1946），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金岳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也正是凯恩斯大出风头的时候，罗素认为“凯恩斯本人就是和平的经济后果，他本人已经成为富人”。
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最好的一本关于美国政府和政治的书是james boyo写的，而他是英国人；关于英国政府和政治的最好的书是lowell写的，而他是美国人。
我的印象是社会学最坏。教我的教授是当时鼎鼎大名的yidinop。在一次讲演中，他大骂了俄国革命，可是大大地恭维了列宁。他说：“列宁行，列宁是贵族。”这真是胡说吧！他认为社会就是同类的自觉。英国的斯宾塞耳也是一个社会学家。此人专搞老生常谈，连篇累牍，书写得很多，可是毫无真正建树。据我的记忆，他的坟离马克思的墓很近，现在去瞻仰马克思的墓的人，早已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曾经有斯宾塞耳这样一个人存在过。
当然，社会学和别的学科一样总是有几本好书的。我的印象willim graham sumera的一本书就是好书。书名我忘记了。
在英、法两国曾出现一种学说，叫社约论。持此论的人有霍布斯、洛克，而主要的人是卢梭。看来这是一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根据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提出来的关于社会起源的学说。对于它，马克思主义可能早就得出科学的结论，不过我不知道而已。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它，因为我们这里还是有喜欢它的人。从前有一位马君武先生，他就喜欢这一学说的人。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张奚若也是比较喜欢卢梭的。我有时还听见他朗诵卢梭书里头一句话：“人生出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又是用铁链子锁起来了的。”（可能译得不妥。）
到英国我进入了哲学
在英国我也有以老师相待的人。
一位是瓦拉斯，我在美国听过他的讲。他住在伦敦，找起来很方便。看来英国人不大喜欢人到他家去，他要我找他的地方是他的俱乐部。他那时候喜欢谈心理与政治。看来他谈的时候多，既没有发表文章，更没有写成书。他读书还是相当勤的，每年暑假他都要读一次希腊文的柏拉图的《共和国》。
另一位是巴克，我也是在纽约听过他的讲。他本来是在牛津大学教书的，我到伦敦的时候，他已经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他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英、美、欧洲闻名的专家学者。要他做院长，可惜。1958年，我又有机会到英国去，在剑桥看见了他。我说我有机会就要拜访老师。
休谟像。
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1734年，休谟第一次到法国，开始研究哲学，并从事著述活动。主要著作为《人性论》。
金岳霖到英国后读了他的书，思想发生了转变。
巴克已经是八十以上的人，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他见了我大流眼泪。无儿无女，也没有人理他，日子是不好打发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及时作古，无论有无儿女，日子总是不好过的。儿女总是要摆脱父母的。
到英国后，我的思想也有大的转变。我读了休谟的书。英国人一向尊称他为“头号怀疑论者”。碰巧那两三个月我不住在伦敦市中心，没有逛街的毛病。就这样我比较集中地读了我想读的书，从此我进入了哲学。这是在对逻辑发生兴趣之前的事情。我说“从此进入了哲学”，是说我摆脱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学的意思。显然，我找瓦拉斯的时候，我还没有摆脱政治学说思想。到了读休谟的时候，政治思想史已经不是我致力的方向了。脱离政治学说史，也就是离开伦敦大学的经济学院。但是，走牛津的道路呢，还是走剑桥的道路呢？
回国后教逻辑
有一次，有一个美国姑娘同张奚若和我在法国巴黎圣米歇大街上边走边争论。哪一年的事我忘了。他们彼此都说不通，好像都提到逻辑，我也参加了争论。但是，我可不知道逻辑是什么，他们好像也不大清楚。
可是，不久同逻辑干上了。回到北京以后，赵元任本来在清华大学教逻辑，不教了，要我代替，就这样，我教起逻辑来了。我也只好边教边学。1931年，我又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一年，就到哈佛大学的谢非先生那里学逻辑。我告诉他说，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他大笑了一阵。这时怀特海也在哈佛大学教书。这样，我这个本来同牛津思想关系多一些的人变成与剑桥思想多一些的人了。（怀特海本人不是剑桥大学的，可是罗素和穆尔都是。）无论如何，我走上了比较着重在分析的哲学了。
1943年，金岳霖在美国哈佛大学与赵元任在一起。
赵元任（1892—1982），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金岳霖接替他，在清华大学教授逻辑。
参加《哲学评论》的工作
我在北京或北平也参加了《哲学评论》的工作。我当然写了些形式逻辑或哲学的文章，形式逻辑的文章可能多些。但是，哲学文章也有，主要是关于休谟的文章。“休谟”这两个字不是我英文念错了，而是故意的。有些英国人称休谟为“特级怀疑家”，“休谟”两字的用意是他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英国的哲学家通常是把霍布斯、洛克和休谟联在一起谈的，因为他们都涉及社约论。这就把培根排除出去了。这三人中洛克的知识论或理性论是最有体系的，但是，他的影响不限于哲学，而主要是政治。休谟的影响反而最大。康德曾说过，休谟使他（康德）从教条主义的酣睡中惊醒过来。
那时候，我对于休谟是有兴趣的，我还开了休谟的课，主要是读书。
1982年，在金岳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56周年庆祝会上，金岳霖与贺麟见面，握手问候。
贺麟（1902—1992），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受到梁启超的影响。1926年赴美国留学，1930年转学德国。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195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论著有《文化与人生》。
金岳霖和冯友兰、贺麟参加了《哲学评论》的工作。
有一个学生，后来曾在政法学院的曾秉钧先生，我们经常是以推敲的方式读书，这对我的益处也是很大的。
参加《哲学评论》的人有冯友兰、有我，以后有贺麟。但是，特别重要的两位先生是瞿菊农和林宰平。具体的事情，主要是瞿先生去办的。钱是尚志学社提供的，而这就靠林先生。这里说具体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大堆琐琐碎碎的事情，不知道瞿先生是如何处理的。这使我非常之感激。他是学教育的，对哲学很有兴趣。不知是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他参加过定县乡村工作。抗战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了。
《哲学评论》是在北京出版的，在北洋军阀时代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后来问题发生了。南京要我们去开会，瞿、林都没有去。那时候贺麟和沈有鼎先生都回国了，都预备去开会。我们的安排是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的人打交道。我的任务是坐在沈有鼎先生的旁边，阻止他发言。南京的人出来讲话的是陈大齐先生。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或教务长，这时是南京的大官，可能是考试院的副院长。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见。沈先生果然有两三次要发言，都是我把他的衣服抓住，阻止了他发言。在这里我借回忆的机会向他道歉。为什么有这个安排的必要，我不太同意，可我还是执行了。这件事有机会应同贺、冯两先生谈谈。他们碰到了什么伤脑筋的事，我不知道，要他们自己写才行。
清华琐忆[1]
清华很早就是以科学为重点的。“五四”时候是这样，我回到清华教书后，也是这样。我所谈的是综合性的、多科性的，像现在北大一样的、历史上的清华大学。
对自然的各方面，或工程技术的各方面，清华的教学与科研的成就都是相当高的，有时可能是国内先进水平的。在这一方面，我能说的话很少，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当时为“政治科学”服务的政治系。
政治系的教授有两人，变动少，时间长，一是浦薛凤先生，一是王化成先生。后来加入的有张奚若，和有时在有时又不在的钱端升。有一天物理教授吴政之（他对清华是兼有教研之外的功劳的）说了一句极特别的话：“怪事，清华的政治系好像不懂政治。”这句话指的是浦、王两先生。吴先生大概没有意识到流行于美国的“政治科学”，而同时又认识许多国民党的中级干部和他们的斗争。吴先生之所长正是浦、王二先生之所短，而他们之所长又是吴先生之没有意识到的事。
应当承认，由于阶级意识的限制，真正的社会科学是当其时这方面的在校的先生们所得不到的。社会科学虽然得不到，社会方面的学科还是保存了。
我不记得教授大会是怎么开始流行起来的。我记得一两次我参加过的教授会。有一次是在科学馆大楼召开的，那时候师生已经有对立思想，可是感情没有破裂。朱自清、张奚若同我是看门的，有好几个同学要进来，可是我们都拒绝了。讨论什么事，我不记得了，第二天还要开。我答应了张奚若，我要去。可是第二天他找我时，我不愿去了。我在逻辑方面或哲学方面碰到了困难。他很生气，只得一个人去了。看来从那时起师生意见开始对立起来了。
可是对立的时候不长。学生的意见是进步的。同时，先生家里的小成员也开始长大了。
梁思成那时不在清华教书。在城里他同我是分居前后院的。他有位内弟，姓林，我们都称他为“三爷”，我的印象他是到北京来预备考清华的。有一天中饭晚饭林三爷都没有回来。约晚上9点钟时，梁思成接电话要他去领回学生一名。三爷被领回来了。他的计划也改变了，进了空军，后来在保卫成都的空战中壮烈地牺牲了。
约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金岳霖（右六）与清华大学的同事们在一起。
上面说的已经是“一二·九”运动了。看来这时清华已经不只是在科学，而且也是“五四”时所说的民主地成长起来了。长沙临时大学本身不值得谈，我还是要提到，因为它是西南联大的出发点。我是单身汉，我最富，我是从香港、海防、河内到昆明的（在昆明几年之后我又穷考第一，现在仍在北大的温德第二）。另外有些人是坐公共汽车经广西那条路到昆明的。可是大部分的师生是徒步经贵州走到昆明的。走路的人，因为要特别预备，可能是最后出发的。看来闻一多先生是唯一卷裤脚穿长袍走路的教师，他们可能是人数最多的学习党的长征的一群师生。
我没有在长沙送他们，可是我当然参加了在昆明迎接他们的人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满脸胡子的闻一多先生。
走路的师生到了以后，西南联大可以开学了。
西南联大是各种斗争最激烈的场所。我是一个落后分子。斗争情况我没有全面的了解，根本谈不上。我只是跟着大家的进步，也得到一点进步。我记得离昆明的时候，我在会计处碰到黄子卿先生。他问我，回到北京后，共产党来了，怎么办？我说：“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黄先生说：“达！”听我的口气，他可能已知道我只是“知命”而已，没有更多的热心。事实也恰是这样。
回到北京，不久果然解放。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是参加了美术设计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市政工作， 也忙得不亦乐乎。我不只是闲着，而且好像局外人。
1950年，林徽因与病中的梁思成在商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
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推动者。
林徽因（1904—1955），中国第一任女建筑学家，被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他们二人是金岳霖最好的朋友。
理由很简单。解放前一些人士一直是骂形式逻辑的，这件事当然不好办。骂可以，可是要骂得言之成理，又要引用形式逻辑。因此骂也只得乱骂一阵。
可是乱骂的事在解放后并没有广泛地发生。有一次在怀仁堂，我见到毛主席。有人介绍之后，他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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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单篇文章，原不属于本回忆录之列，今一并收入。
谈谈我的书
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三本书。[1]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后面这本书中介绍一个逻辑系统那部分简直全是错误，我也没有花工夫去改正我的错误。我的学生殷福生先生曾系统地做了更正，也不知道他的改正正确与否，竟以不了了之。理由是我错误地认为我既没有数学才能，形式逻辑就搞不下去了。这里说的只是介绍一个逻辑系统那一部分。
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可能是12或14日）完成了，寄给商务印书馆了。这时书局也就不忙了，因为北京已经在解放的前夕了。
《论道》是我比较满意的书，当然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甚至写了相当一部分的时候，我才下决心把“间”和“时”分开来提。现在用“时间”两个字表示分割了的时间，用“时”一个字表示“洪流”的“流”。要很好地利用时间这一对象，我看我们非分开来讨论不可。“时间”非分割开来不可，不然用处不大。无论是就分、秒、点说，还是就年、月、日说。例如1982年，它一来就置当不移，不属于它的挤也挤不进去，属于它的逃也逃不出来。可是，好些重大的事情，可以安排在这一年里，使它们得到历史上的确切的位置。
但是，《论道》那本书的重点仍然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我只写了三本书。
金岳霖的著作《论道》，这是金岳霖自己最满意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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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49年以前“只写了三本书”。
我的客厅
这里要说说湖南饭店。所谓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也就是我的活动场所，写作除外。房子长方形，北边八架书架子。我那时候是有书的人，书并且相当多，主要是英文的。院子很小，但是还是有养花的余地。“七七事变”时，我还有一棵姚黄，种在一个八人才抬得起的特制的木盆里。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在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30年代，我们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个聚会，称为“星（期）六碰头会”。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
梁思成（右一）、林徽因（右三）和美国友人费慰梅（右四）等人到金岳霖家做客。这是他们和金岳霖在客厅。
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有的时候邓叔存先生还带一两幅画来供我们欣赏。就这一方面说“星（期）六集团”也是一个学习集团，起了业余教育的作用。
我不知道洪深先生在哪一年翻译了oscar wiede的lady whilimere’s fan。我猜想他有困难，lady这个字怎么办呢？中文里没有相应的字。我想洪先生虽然多才多艺，也没有想出好办法，只是用“少奶奶”这个名称应付应付而已。
在30年代里，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少奶奶的客厅》。这样一来可真是把英国乡居富人的社交情况形容出来了。英国的乡居富人请客时，大吃其牛肉，吃完之后，男的进入他们的雪茄烟和whisky酒的房子里去了，女的则进入她们的客厅去聊天。她们当中虽然也有老太太，但总还是以少奶奶为主。这篇文章确实有这一好处。但是它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了，“国”很不简单。当其时的中国就有两个不同的国，一个以江西为根据地，一个以南京为首都。少奶奶究竟是谁呢？我有客厅，并且每个星期六有集会。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我的活动场所。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不过批判者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没有打听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以为星期六的社会活动一定像教会人士那样以女性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厅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里知道我这个客厅的主人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呢？
我忘记了自己的姓名
在30年代，我头一次发现我会忘记我的姓名。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陶孟和（东局56），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我忘了，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求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东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就提醒我了。
有人告诉我说，潘梓年在重庆的某一签名场合上，恍然起来了，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边的人说他姓潘。可是，他还是想不起来，并且问“阿里个潘呀”？这就是说，说一个字还是不够。
我做吴宓的“思想工作”
解放前也有思想工作，那时候不叫“思想工作”，叫“劝劝”。吴雨僧先生有一时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有一个饭团的同事觉得这很不对头，要我去劝劝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我去，现在想来，更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去了。我对他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这下他生气了，他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我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现在我觉得我的话确实不妥当。我同张奚若的来往中，有几次他当面批评我，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没有理会。
1938年，金岳霖（右七）在西南联大时期，与林徽因等友人在昆明文津街院内。
现在看来，他批评我的情况，就如我同吴先生的对话一样。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回忆看来是有益的事情。不回忆的话，我不至于发现上面的错误。
我坐办公室而“公”不来
解放后调整到北大，周培源先生说要我做北大的哲学系主任。我说我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我。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得做。”我就做起系主任来了。不久就有人当面大骂我一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
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也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
到哲学所不久，我就听见汝信同志说：“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我那时候是同意他的观点的，我自己就是不能办事。到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冯先生，我办不了事。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唯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
20世纪50年代，金岳霖（右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同事们会见苏联专家（右三）。
到了哲学所，另一副所长张镛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道“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这以后没有多久，哲学所的同志做出决议，解除我的行政职务[1]，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我到哲学所后，曾听见同事讨论级别问题，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哲学所的领导小组曾解除我的行政工作，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我想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高级干部。可是，一次在首都医院住院，他们把我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我是怕光的，带眼罩子带了几十年的人住那样一间房子真是苦事。要单间房，首都医院不能照办，据说是因为我不是高级干部。后来我住到邮电医院去了。病好出院我向梁从诫提及此事，他说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我看他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样，我这个自以为是高级干部的人，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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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查，哲学所没有做出过解除金先生行政职务的决定，只是决定金先生不必天天到所坐班了。
我接受了革命哲学
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仍然如此。在宇宙观方面（也可以说世界观，不过不局限于人的社会而已），我仍然是实在主义者。解放后，我有一篇实在主义的文章，即《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1]。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这两位先生都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变成了马赫主义者。罗素还著书立说（《物质的分析》、《心灵的分析》）宣传马赫主义；穆尔没有著书立说，但是他上维特根斯坦的课，曾同我一道听讲。看来他们都放弃了实在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实在主义和实在主义者，我不知道。
1936年，金岳霖参加中国哲学会时，与冯友兰（右七）等人在一起。
冯友兰（1895—1990），中国哲学的“一代宗师”，他的名著《中国哲学简史》享誉中外。
金岳霖和冯友兰长期在北大、清华共事。
我那篇文章是实在主义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如石沉大海。只有钱锺书先生做了口头上的反对，但是他没有写文章，我也不能反驳。我还是要谢谢他，至少他读了我那篇文章，并且还反对。至于平日搞逻辑学的人，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也许他们认为这篇论文是一篇哲学论文。但是它总仍然是一篇逻辑论文。昨天我有机会看见倪鼎夫同志，我问他，他说我当时说那篇文章是唯物主义的。想起来了，那时说实在主义没有人懂，说唯物主义也没有大错，列宁曾说过实在主义是害臊的唯物主义。尽管如此，那篇文章应该是受到讨论的。它既没有受到讨论，我就难免大失所望。
我写的文章比较得意的有三篇：一篇是解放前写的《论手术论》[2]，写后有点担心，因为批判的对象好像是叶企荪先生的老师。后来知道他并不在乎。有两篇是解放后写的，一篇是对实用主义的批判[3]，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忘记了（不是《新建设》，就是《人民日报》）。得意点是找到了杜威在他的论达尔文文集中某一页的页底注中，直截了当地反对物质存在的赤裸裸的表示。另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的文章。
有生之年已经到了八十八，比较得意的文章只有三篇，并且在这里也只是“老王卖瓜”。
1982年，在为金岳霖举行的从事教学和科研56周年庆祝会上，胡乔木、胡愈之、钱昌照、周培源、于光远等人向金岳霖表示祝贺。
解放后，《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我读了之后很高兴，写了一篇学习《实践论》的文章，很可能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4]我的文章提到了学习新思想的涓涓之水可成江河，《新建设》把“涓涓之水”印成“渭渭之水”。本是小事情，可是，我仍然生气。
提起《实践论》，我又想起钱锺书先生。英译处要我多负一点英译责任。我碰到“吃一堑长一智”，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我向钱先生请教，他马上翻译成：
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
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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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客观事物的确实性和形式逻辑的头三条基本思维规律》，发表在《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
[2] 发表在《清华学报》1936年1月第11卷1期。
[3] 此文为《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发表在《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
[4] 即《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发表在《新建设》1951年8月第4卷第5期。
我对政治是“辩证的矛盾”
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
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我接受了一些英、美学者对共产党，对斯大林的态度。1943年我在华盛顿碰见了罗素。我说：“现在打起来了，我们一定胜利，对局势你总满意了吧？”他头向西翘，卷嘴东指，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办法！”我当然知道“他”是谁，我那时候也有类似的想法。
解放后，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质问艾思奇同志：“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头一天艾思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
罗素在bbc电台做节目。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43年，金岳霖在美国华盛顿与他交谈。
第二天上课时，他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理由很简单。我们同罗素的分别只是民族上的分别而已，在阶级立场上，我们同他完全是一样的。
可是到了1953年，思想改造（或“洗澡”）运动之后，并且是在院系调整之后，我们的思想改了，无论如何，我们不恨斯大林，也不恨共产党了。我还加入了盟，也入了党。
人是要有自知之明的。这是多么美妙的品质呀，可惜这品质不是经常有的，更不是老有的。有时它会悄悄地离开你而你不知道。用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的语言说，我这个人根本没有改造世界的要求，只有要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的要求。我基本上没有拥护旧世界的要求，也没有打破旧世界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努力打破了那个旧世界，我非常之拥护，并且愈学习愈拥护。但是在我自己的头脑里，我仍然只是在了解世界上绕圈子。请注意，在最后这句话里“世界”两个字，说的实在就是宇宙。
上述这样一个人，最好不加入党，不加入盟。我有时有这个看法，认为这是自知之明。我这个搞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搞政治。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有“政治”。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仍然如此。不过，解放后的“政治”不叫“政治”，而近来叫做“开后门”了。
1982年，金岳霖（右二）在寓所与刘培育、欧阳中石等人在一起。
现在，再回顾一下解放前在我家开的“星（期）六碰头会”吧！如果那时候你说我们在搞政治，我们会否认。我们确实不搞“政治”。有一次我们碰头时，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来了。他坐了很久。过后不久，他成了中国驻南美一个国家的大使，我很不高兴，不知道他利用了我们的碰头会否（想来不会，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不搞政治呢？显然也不是。我们那时候都反对共产党。很明显，我们不搞“政治”，可是我们搞政治。
解放后，我们花大工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
民盟与我的思想改造
我虽然不是好的民主同盟的盟员，可民盟对我的思想改造有过很好的帮助。
这里说的不只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该斗争在现在似乎已经认定是一个错误。尽管如此，这不等于说参加到这一斗争里去的人也一定得不到益处。我看我就得益匪浅。政治斗争，我从前也参加过，都是在别人后面跟着行动。有一次，我曾一马当先自动地行动起来，地点就在罗隆基家里，主题是学术自由。在会上，我主张采用京剧办法，进行学术亮相，亮相之后进行讨论。
这样一次在罗家的小会，怎样变成为一场主要在民盟举行的反“章、罗联盟”的斗争，我不清楚。无论如何，以后的斗争面广了，参加的人多了。起先，有一部分的斗争是在沈老[1]家里进行的，后来改了。这一斗争维持了多少时候，我也不知道，也忘了。以后我参加了小型的座谈会。一次是晚上举行的，主要是朱光潜先生同我进行了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彼此都得到益处。这次讨论的地点已经是民盟现在的所在地，只不过是在最后一进的大房间而已。
老朋友黄子通先生也同我争论过，他好像认为我不应该公私不分。可是具体的是什么公私，我不记得了。
但是，民盟对我的帮助主要不在这些特别的场合上，而是在经常的小组讨论会上。这种小组讨论会或学习会实在好得很，它是先进带后进的。史良同志就在这一组，萨空了同志有时也参加，胡愈之同志不在，他可能到别的组去了。这种小组会可能一直开到“文化大革命”为止。
尽管如此，我不是好盟员。民盟的内部工作，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民盟作为统战党派之一的工作，我也没有参加过。
下面，我要谈谈我在民盟学习的愉快日子。首先，我认为民盟现在在“四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或所尽的功能，或所负的责任都是头等重要的。针对知识分子来说，九三学社是自然科学家的民主党派，而民盟是社会科学家的民主党派。这两类科学的不同产生了它们的工作者的两样。当然，这里说的不同点不能绝对化。自然科学工作者所研究的对象除少数科学（如医学）外都是自然，对象问题大都不会成为政治问题。社会科学的对象问题本身就可能成为政治问题。无论如何，民主党派的主要工作是政治思想工作。这是非常之重要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一方面的工作打住了。我极力主张恢复起来。我认为，我从前的民盟生活无论是在民盟中央或本所都是愉快的、有益的。我也要承认，我没有充分地利用当时的优越条件，批评别人的意见多了些，自我批评少了些。我主张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要恢复他们的民主党派，我估计这对我这样的人的思想改造会有莫大的好处。
提起思想改造，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该用学习小组的政治学习讨论会的方式进行，不能让他们独自个人学习。所谓“自学”，实实在在就会成为“不学”。我就是这样因年老体弱而打住了“学习会”的人。“会”特别重要，“无会”或早或晚总要成为“不学”。在不断的“不学”中，已经有了思想改造开端的人就会回到老的思想上去，而就我说，这也就是回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去。新近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哲学所所长和党组书记到家来看我，我不假思索地向所长要钱，我说“我要钱”。
1951年，金岳霖（右四）和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右一）、邓以蛰（右三）等人在一起
然后我说，大学《逻辑》我不要钱， 《论道》那本书我也不要钱，可是《知识论》那本书我要钱。所长还替我解释一下说“是要稿费”。“稿费”这两个字好听一些，其实还是“钱”那个东西。在这个对话中，我又躺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窝里去了。这一次的爆发是在哲学所负责同志面前的爆发，平时的爆发一定就更多了。前不久，我曾向一位帮工同志小桃拍桌子。我后来向她赔了不是，但是桌子我仍然拍了。思想不纯到了我的程度，可能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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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老”可能指沈兹九先生。
我没能成为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
我是党员，可是很明显，我没有能够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者所能既敬且爱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在这里，我也无法谈自然法则式的因果关系式的原因与后果，只能谈缘因与现在的结局。我的基本情况是，我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的改变。从饱暖方面说，我的饮食衣着没有多少改变。我的日常饮食，几十年来都是一荤一素。衣服在冬天仍穿清朝时的长袍。曾有人在王府井善意地批评过我，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再穿你的长袍了。”可我仍然没有改。我特别怕冷。（解放前有时西装革履，现在很少了。我有很厚很暖的外套，真正的西式外套无法穿在棉皮袍上。）工作与睡眠的生活，改变也不大，只是后来的工作时间要长些。我从前下午是不工作的。说的是不工作，不是不看书（夏天常常打网球）。
金岳霖（右六）与林徽因、费慰梅等人在一起。
改变大的是应酬与交通。我从前虽没有汽车，可是汽车是常坐的。应酬场合上喝酒经常过多，解放后我曾多次承认过“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这说的主要是喝酒。
我的生活一直是优越的。即令是在昆明，也仍然如此。在昆明有一个时期我的工资是最少的，温德先生“考”第二。但是，我们不是最穷苦的，因为我们都是单身汉。温德先生能够同我们共甘苦，应该得到我们的衷心的表扬。
我的肉体和上面说的各方面的生活构成我这个人的物质基础，这样一个物质基础的思想是不是能够彻底改造呢？从因果关系说，应该承认是可能，但也只是可能而已；从事态因缘说，大概不会。简单地说，我这样一个人虽然可以成为好的共产党员，然而大概不会。
上面说的理由，同样使我不能成为好的政治协商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