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毛主席吃饭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四次饭。
第一次是在怀仁堂晚会上，时间是1957年。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就给我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1957年还有两次午饭，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开的小会。看来毛主席是在亲自参加一方面反章、罗，一方面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次可以说是湖南同乡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两位老人。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散后，在归途车子里想到章先生那句话不是可以对“东里子产润色之”吗？当其时若想到了，说出来，主席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惜我想得不够快，失去了当面作对联的机会。
听说毛主席是不让人为他祝寿的。我们朋友之间有几个人商量商量，认为这只是不让大家公开地祝寿。我们几个朋友私自聚集起来，庆祝庆祝未尝不可。这事就交我办。
在这以前，梁任公曾为他的老师康有为祝寿。寿联中有上联的后两句“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中有“亲受业者盖三千焉”。我想这个调调可以利用。我就主张联文如下：“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是“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叔存邓以蜇起先没有说什么，大概有点不满。后来我也想到“年”字硬邦邦的，是不是可以改为“已七十矣”，叔存高兴了，看来他有同样的看法。叔存写了两副，一是用楷书写的，另一副是用他的特长篆字写的。定稿是：
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
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向周总理学立场
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这些只是小的接触而已。
大的接触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了。我作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满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1948年12月间的北京就处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人就离开。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刘崇鋐先生可以算是年纪大的。走的大都是中年人，并且是容易到美国去谋生的。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一叶凋零，深秋将至，季节如此，风尚亦然。在上述时期以前，青年人就说起下面这句话来了：“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进攻。”事实是北大和师大都是中国味重，本地味重；清华、燕京洋味重。重洋轻中，早已成为风尚。
1964年，金岳霖在图书馆。
不但青年学生有此风尚，居民有时也暴露这一风尚。我自己没有看见，据说春节时有人在西交民巷住宅的大门口贴上门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里虽说“与鬼为邻”，可是仍“望洋兴叹”。
文章歪到“洋”上面去了。我们还是回到立场上来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天一同事向学部[1]一派的头头问关于对待大领导的看法问题。这位同事第一就提出总理，那个头头说：“总理么……总理么……”连“么”了几声。这位同事又问：“林彪呢？”那个头头很快就回答：“他行。”我听了之后马上贴出一张大字报，拥护总理。我从总理学立场，连拥护总理的立场都没有，那怎么行？
* * *
[1] 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简称。
最好的榜样艾思奇
解放后的头一年多的样子，我接触最多的是艾思奇同志。我非常之喜欢他，也非常之佩服他。他到清华讲演时，前一时期对形式逻辑的成见看来还没有取消。我是主持讲演会的。他骂了形式逻辑一两句话之后，就讲辩证唯物主义。讲完之后，我和他边走边说话。我说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一点错误。他说有那样的怪事。张奚若在我的旁边，扯我的衣服，我也没有打住。我是在“找错”的思想指导下听讲的，他的讲演确实逻辑性很强。
院系调整以后，全国的哲学系都集中到北大来了。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课的，开头也就是艾思奇同志。哲学系全系师生都特别欢迎他，很可能讲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艾思奇像。
艾思奇（1910—1966），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著有《大众哲学》等著作。
金岳霖非常喜欢他，也非常佩服他。
理论不是短期内可以改造的，主要的是榜样。艾思奇同志是最好的榜样。他实事求是、公正、和蔼可亲，好像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先进于马、列的感觉。而这也就是当其时最需要的。
我当时就作了下面的对联：
少奇同志，思奇同志；
湖南一人，云南一人。
“大人物”章士钊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
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做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那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15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这道理的确很简单。
章士钊（右二）与家人在一起。
章士钊（1881—1973），学者、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长。晚年大部分时间投入文史研究，其研究心得辑为《柳文指要》一书。
金岳霖把他看做“大人物”，背过他的文章。他也是金岳霖的乡前辈。
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
我虽然是“光棍”，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打发日子”四个字来形容生活；现在不用了，可见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打发日子”了。但是，这里所回忆的生活是很多“打发日子”的生活。我当时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发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从来不是“打发日子”的生活，对于他们，日子总是不够用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园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已。
在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男低音声音叫“老金”，赶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给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然如此的话，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到上海去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拍摄的结婚照。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他有过旧式的结合。所谓“旧式的结合”是把彼此不认识的双方经媒人说合成婚。张奚若的头一次结婚是怎样了的，我不知道。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这个结合是自由式的。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假如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y woman（女子女子），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萧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杨景任这一方面的性格虽然突出，然而她总是支持张奚若的。从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显然是勇于负责的事。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权论沿革》，登在《政治学报》月刊或季刊上。这个刊物只出了一期。据我的记忆，经手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杨景任女士。那时候她在上海读书。以后没有多久，她也到苏格兰念书去了。
张奚若的主要点是民主革命，至少开头是这样。他曾同我说过，“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这大概是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胡适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帮助过张奚若学英文，胡适一直说张奚若是他的学生。而张奚若并不承认。他的英文也不是从胡适那里学的，同盟会中帮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
金岳霖与张奚若（右一）、陈岱孙（右五）等人在一起。
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将军。他确实得到扎实的书本知识，但是，忽略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乡的老办法去办。例如要裁缝给他做一身新衣服（美国的低收入的人不缝衣服，买衣服）。裁缝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缝仍不肯改。我说，“找我们的律师去”，旁边有一个人听了就说，“哪里不合身，让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确实应该改，也容易改”。问题在于“我们的律师”。这表示中国学生是有法律顾问的，不只是临时找律师而已。
从那个时候起，奚若认为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样一个“认为”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到了昆明之后，才打住了。
有一天傍晚，约6点钟光景，年轻小伙子唐二哥来了。这里说的是昆明。他说他早就到了西南联大广场，张伯伯已经在那里讲演。他站在那里听，他说张伯伯要求蒋介石辞职。这是我离开上海之后，头一条好消息。我可惭愧不堪，我不知道奚若要做如此重要的政治一步。真是对不起朋友。后来我要唐二哥到奚若家里去了次，我很高兴唐二哥得到了大后方的政治气氛。
30年代中期，送张奚若回西安，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
敬启者朝邑亦农公奚若先生不日云游关内，同人等忝列向墙，泽润于“三点之教”者[1]数十礼拜于兹矣。虽鼠饮河不过满腹，而醍醐灌顶泽及终身，幸师道之有承，勿高飞而远引，望长安于日下，怅离别于来兹。不有酬觞之私，无以答饮水思源之意，若无欢送之集，何以表崇德报恩之心。兹择于星期六下午4时假座湖南饭店开欢送大会，凡我同门，届时惠临为盼。
门生杨景任
再门生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成、林徽因，陈岱孙，邓叔存，金岳霖启
* * *
[1] 张奚若讲话总喜欢说：“我要讲三点……”金先生跟他开玩笑，称他为“三点之教”者。
我和钱端升家常来往
钱端升先生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同我是否常见面是要分阶段的。他有时是北大的，有时是清华的，有时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
西南联大时，梁家和钱家都住在昆明东北郊的龙头村。我先住在梁家；梁家走后，住在钱家。幸而是住在钱家。1943年美国开始约请大学教授到美国去讲学或休息。我有一个幻想，想请在美国发了大财的湖南同乡李国钦先生捐10万美金帮西南联大买补药（即现在的维生素）。所以我要到美国去。那时候要到美国去是要通过许多关卡的，钱先生也大力地帮助了我过关卡。也许因为我就住在他家，我从来没有谢过他。只得在回忆中谢谢他。
李国钦先生是我年轻时有些来往的朋友，并不是交情很深的。到美国去找他捐10万美金的大款，本来就是异想天开的事。可是，到纽约后，我仍然去找了他。他只笑了一笑说：“哪里能有这样的事。”他还是客客气气请我到他的乡间别墅去吃了一次饭。以后我也没有再看见他。可能他早已作古，不然一定也会回国观光的。
钱端升和陈公蕙在结婚酝酿过程中出了一点小岔子，陈公蕙突然到天津去了。钱端升请求梁思成开汽车追。汽车中除梁思成、林徽因外，也有我。还好，到天津后，陈公蕙还在天津。陈、钱和好了，他俩一同到上海去结婚了。汽车回来时我还参观了梁思成早已发现的古寺观音阁（即蓟县独乐寺）。这个寺的建筑规模宏大美观，不愧为古建筑师的伟大作品，不怪梁思成那么热爱它。
在西南联大时期，钱、梁两家都在昆明东北乡间盖了房子，房子当然非常简便，木头架子竹片墙壁。目的只是不逃警报而已。
男女分工是女的做饭，男的倒马桶。我无事可做，有时也旁听一些倒马桶的精义。女的做饭的成绩惊人。林徽因本来是不进厨房的人。有一次在几个欧亚航空公司的人跑警报到龙头村时，林徽因炒了一盘荸荠和鸡丁，或者是菱角和鸡丁。只有鸡是自己家里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报的人带来的。这盘菜非常之好吃，尽管它是临时凑合起来的。
林徽因（右一）和冰心在美国时一起野餐。
林徽因本来是不进厨房的人。有一次在跑警报到龙头村时，她炒了一盘菜，这盘菜却非常好吃。
做饭的成绩特别好的是陈公蕙，她是能够做大件菜的。新近住医院时还吃了她的红烧鱼。她做的白斩鸡非常之好吃，把鸡在香油姜丁里蘸一下，味道就特别好了。她还告诉过我，到市场上买母鸡，应该注意些什么。我还是不能照办。我年轻时虽然买过养着玩的大黑狼山鸡，从来没有买过预备吃的鸡。公蕙的特别小品是她的煮鸡蛋。煮出来的鸡蛋，就蛋白说，有似豆腐脑；就蛋黄说，它既不是液体，因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体，因为它不硬。看着是一个小红球；吃起来，其味之美，无与伦比。
上面谈的是副食品，主食也有很讲究的。张奚若家有时可以吃到绿面条。这东西是美味。面条是绿色的，里面有菠菜汁，面揉得很紧，煮的时间也不长。因此吃起来有嚼头，要用牙齿咬着吃，吃起来配上一两大勺肉末，味道美得很。
周培源、王蒂澂要同时写
我的时代已经进入通家时代。所谓朋友，十之八九是男女都是朋友。对于好些朋友，我是分别回忆的，对周培源、王蒂澂要同时写。王蒂澂女士是吉林人，对马天人的斗争中，锻炼出相当突出的机智与灵活。周先生是很好的物理学家，在清华他很快就当上了行政人员，我想好些人觉得可惜。王女士不只是觉得可惜而已。她知道周先生不笨，学问很好。但是，是不是太“傻”了一点呢？王本人是否真有此思想我不知道，我认为她有。根据这一看法，我就解释说，这不是傻，是急功好义。学校有要紧事，总是周公出来办理，他总是从保护学校出来办的；这是出于公，不是私。王蒂澂知道有人有此看法，也就不太当心了。
周培源一家抗战时期在昆明龙头村。
周培源（1902—1993），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周培源夫妇是金岳霖的老朋友。
陈岱孙很能办事
哲学所从前有一位青年同事曾大声说：“我发现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我没有多少知识，可是，早已被安排在知识分子之内，而我又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就证实了他的话。但是，还是要承认有非常之能办事的知识分子，陈岱孙先生就是这样一个。
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住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给他写的条子如下：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是有条件办伙食。
1939年，金岳霖（右三）与陈岱孙（右六）、周培源、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西南联大郊游时。
陈岱孙（1900—1997），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是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一代宗师。
金岳霖认为，陈岱孙是能办事的人。
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
陈岱孙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成员之一。认识了这样长久的老朋友，他能办事，并且能办大事，我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怪事！
到了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住在昆明北门街唐家家庭戏园的后楼上。这五个人是朱自清、李继侗、陈岱孙、陈福田、金岳霖。那时虽有教学，很少科研，经常吵吵闹闹。对陈岱孙先生，我可以说更熟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能办事。可是梅校长知道，他知道陈岱孙先生能办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华园以前，他派陈先生回北京做恢复清华园的麻烦工作。
清华校园受到日帝军队的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为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原先一样，重办大学。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
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儿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 ja 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我有好几次利用了“东西、春秋”四个字在中文里的特别用法。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寅恪先生教给我的，当然他教时，材料丰富得多，涉及宋朝语言方面的历史。我对于历史没有什么兴趣，历史上重要的东西反而忘记了。
抗战时，他不在昆明的时候多。有一短时期他也来了，当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寅恪看来也是喜欢作对联的，他作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
不久以后，他好像是到英国去了一次。
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轻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后，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郭老（即郭沫若）曾去拜访过他。郭老回到北京后，我曾问他谈了些什么学术问题。郭老说，谈了李白，也谈了巴尔喀什湖。这在当时一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问。无论如何，两个国故方面的权威学者终于会见了。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体。
陈寅恪和妻子、女儿在一起。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早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其学问被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金岳霖在纽约、柏林就见过他好几次，后来向他学到很多东西。
郭老还把他们凑出来的对联给我，对联并不好。郭老扯了一张纸写了出来给我。我摆在裤子后面的小口袋里。有一次得胃溃疡，换衣裤进医院，就此丢失了。
陶孟和领我吃西餐
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作为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为当时的人所钦佩，也是应该为后世的人所纪念的。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王朝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他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
陶孟和在北京长住在北新桥，他的电话是东局56号，房子号码不记得了。这所房子很特别，南北两头是房子，中间是一个大花园。花可能主要是海棠、丁香。北屋是中国式的，南屋是北京特有的早期西式的房子，它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
西南联大时期的金岳霖。
整个房子的布局很特别，我觉得应该保存，也可以用此来纪念陶先生。
陶孟和也是介绍我在北京吃西餐的人。那时候，有不少的人在前门外京汉路终点站（简称西站）吃西餐。孟和领我到那里吃过饭，那里的西餐似乎还可以。另有大的西餐馆，似乎叫撷英番菜馆，菜只是中菜西吃而已，似乎无此必要。
黄子通最得意董其昌的画
我在清华教书不是一、三、五的课，就是二、四、六的课。我总是头一天晚上就到了学校，一、三、五居多。遇到这样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总是到燕京大学去找黄子通先生。我们虽然都是教哲学的，然而谈的不是哲学。他有些中国山水画，其中有一张谢时臣的。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董其昌。我喜欢的是谢时臣，有机会就要去看看它。因此，我同黄先生也成了朋友。
可是，黄先生同燕京大学的权威们打了一架，走了，到湖南大学去了。在燕京接替他的是张东荪。
董其昌的作品《青弁图》。
黄子通（1887—1979），哲学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20世纪50年代，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
金岳霖常到黄子通那里看他收藏的一幅谢时臣的画，他喜欢的却是董其昌的画。
我与张东荪的好与不愉快
我同张东荪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
先说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得点钱过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有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多少时候，现在忘了。
另一件对我来说是极好的事。我加入民盟是张东荪安排或帮助安排的。以后我会有一段讲民盟帮助思想改造的特别作用。对我来说，那是极其有益，也是极其愉快的。这我应该感谢他。
这个人是一个“玩政治”的。这里所谓“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件事。
张东荪一家在北京大学。
张东荪（1886—1973），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曾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后加入民盟。
金岳霖与他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
“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狠抓机会……是“玩政治”的特点。林宰平先生曾同我说过，“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可快”。
儒者林宰平
林宰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我认为他是一个我遇见的唯一的儒者或儒人。他非常之和蔼可亲，我虽然见过他严峻，可从来没有见过恶言厉色。他对《哲学评论》的帮助可大，这个“评论”要靠自己的言论过日子是不可能的，宰平先生背后有尚志学社基金，维持《哲学评论》的存在主要靠宰平先生。
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如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是一个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
《哲学评论》时代，他一直是鼓励我的写作的。我一直也以他为长者看待。他过去时，我曾私作以下挽联：
林宰平的著作。
林宰平（1879—1960），哲学家、佛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金岳霖认为，林宰平是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也是自己遇到的唯一的儒者。
攻读鹄形，空添马齿；
氋鹤翅，有愧羊公。
能用与否，不敢自信，未写出送出。
最雅的朋友邓叔存
邓叔存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的参加者。他参加的方式和张奚若、梁思成、陶孟和的方式不同，这三家都是男女一起参加的，邓先生只是单独地参加而已。原因是他家仍然维持了男女分别活动的原则。“星（期）六碰头会”谈话的内容，除每次开始时有一小段时候谈谈政治情况外，主要的是谈美术，有时邓先生还拿一两张山水画来。他不只是欣赏美术而已，而且是美术家。他的字可写得好，特别是篆体字；他也能画。在一篇哲学论文里，我说“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这里说的画就是叔存先生的画。
叔存是我们朋友中最雅的。雅作为一个性质，有点像颜色一样，是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的。例如“红”，就我个人说，我就是喜欢，特别是枣红、赭红。雅有和颜色类似的直接呈现的特点，一下子就抓住了。可是，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大都不知道，我个人就是不知道。愈追本质，我愈糊涂。
邓以蛰的书法作品。
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与宗白华有“北宗南邓”之称。他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
金岳霖认为，邓以蛰是自己最雅的朋友。
“红”那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家解决了它的本质问题。“雅”的问题，他们大概不会过问。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社会科学方面的或文学艺术方面的先生们来解决。
叔存去世了，我曾作挽联如下：
霜露葭苍，宛在澄波千顷水；
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
但是没有写出，更没有送出。
嗜好历史的黄子卿
黄子卿先生不久前过去了，我失去老友很悲哀。他的身世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和我有类似的情况。我原籍浙江，老家在湖南做官，说话仍带湖南音，他可能比我更厉害一点。他原籍广东梅县，可是，说一口的湖南话。在我们住在唐家家庭戏园后楼的时候，他到楼上来谈话的时候特别多，谈的常常是秦皇、汉武，特别是汉武。对秦皇，可能只是对他统一中国有大功，得到“车同轨、书同文”的局面。对汉武则有点崇拜英雄的味道。他好像曾说过汉武时中国版图同清康熙全盛时期的同样大。这可不是一句容易说的话，这涉及古地理学。显然，他下了许多功夫才得出这一结论来。我好像不大容易同意这一论点，也没有理由反对这一论点。无论如何，历史是子卿先生的嗜好，不是他的职业。
1963年，黄子卿（右七）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与北京大学的同学在一起。
黄子卿（1900—1982），中国物理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曾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时，同他同住在唐家家庭戏楼后院，他们的谈话特别多。
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中有“车同轨、书同文”这样的好事。“车同轨”可能是整个的好事；“书同文”应该说是一半好事，另一半是字，而字不同音。从前看见药铺里挂着油漆得很讲究的木匾，上面刻着“屈成士……”这匾我就不懂了。经解释后才知道这是广东人用广东音翻译过来的译音写出来的匾。书虽同文，字音不同，仍有隔阂。有些笑话，并不是各省的人都能懂的。
我不大懂胡适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
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1948年，金岳霖与胡适一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图为胡适（前右四）等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一起。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按照我的记忆，胡绳同志告诉我说，他和毛主席曾谈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毛主席说对资产阶级，这二者是有分别的；对无产阶级，情况不同。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以后，世界观就是它的人生观，它没有独立于革命的世界观的人生观了。这是很重要的指导思想，现在也仍然是。
1944年，赵元任、杨步伟、饶树人同我都在纽约胡适家里，讨论胡适到哈佛大学去讲学的事。赵主张胡租住一所有设备并可找临时厨师的房子，为期三个月。胡适说三个月不到。赵说，那就找一个人顶替房子。我说，这样一个人不好找。赵问为什么？我说，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打算一番。赵说“替自己打算为什么不行”。我说：“他大概会认为太……”说到这里，我做难说姿态。赵追问“太”什么？我说：“太伊于胡底了呀！”我们四个人都大笑。赵笑得特别厉害，说好得很，完全是临时想出来的。胡适没有笑。
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1]。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
“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
胡适答不出来。
那位考官先生说：
“《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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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9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刊行的英文本底稿的标题是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并有中文标题《先秦名学史》。198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以《先秦名学史》书名出版了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