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格 局 无 定

我们到此，大体已经将各种修辞现象说完。普通往往还要提出所谓格局或结构问题来。这在以前，名叫“布格”，也叫“布局”。格局固然也很重要，但实际是随语文的体式、意旨以及各人的设计而变，没有什么应用无碍的一定方式可说，除非原来照填程式的应用文。我们知道一向对于格局有所谓“三准四法”说。“三准说”道：“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见《文心雕龙·镕裁》篇）。“四法说”道：“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见范梈《诗法》）。这或许可以说明一部分的语文，但决不能范围古今一切语文的格局。就再加多些节目，为起、承、铺、叙、过、结六法，又加多些伸缩性，为“或用其二、或用其三四，可以随宜增减”（见陈绎曾《文筌》），也仍不能尽格局的变化。这在过去，也曾有人说过。章学诚论“古文十弊”中有一条说：“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给事成性志传。性以建言著称，故采录其奏议。然性少遭乱离，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见文辞。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于终篇，全录其文。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前载如许奏章，若无《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鹢首重而舵楼轻矣。今此婪尾，可谓善谋篇也。’余戏诘云，‘设成君本无此篇，此船终不行耶？’盖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见《文史通义》五）古文尚且如此，何况不像古文那样板板的。所谓“无定之中，有一定焉”，或许便是刘勰所谓“首尾圆合，条贯统序”，但这也是“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的自然结果。至于所谓四法、六法等等刻板定数，在东方是有一个公用绰号，叫做“杓子定规”，而学诚却也替它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井底天文”。我们既然无意研究所谓井底天文，那就不必再加考较了。修辞现象大体已经说完。现在列一简表于下：

二　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

这些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就像选词，我们现在是以平易做标准。而不久以前，却以所谓雅洁做标准。雅洁便是桐城派的所谓义法之一。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曾经说过：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见沈廷芳《书方望溪传后》）

又姚鼐也曾经说过：

鼐又闻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辞气不能远鄙倍，则曾子戒之。……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然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尔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辞，此何取哉？愿先生凡辞之近俗如“语录”者，尽易之，使成文，则善矣。（见《复曹云路书》）

从此以后凡是直属或归附桐城派的，没有一个不奉雅洁两字做选词的标准。从清康熙年间直到“五四”前后，占据文心几乎有二百多年。便是在译述界颇有贡献的严复、林纾，也不能不受它的牢笼。严复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见所译《天演论》例言）。最后一定要提出一个雅字来，也是由于所谓雅洁义法在那里捉弄他。这种义法，直到白话文学运动起来，才被攻破。白话文学运动是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那时虽然林纾还是纛着雅来反攻，也已经不济事了，不能不惨惨地败走了。这便是近年来显而易见的变易之一。严复以为不止“行远”须要讲雅，就是“求达”也要讲雅。他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也见同书例言）。这种感觉，多半不是从语言文字的意义上头来，只是从我们所谓辞趣上头来。因为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人比较地看得多，读得熟，每见一词往往不但知道它的字义，还知道它的历史。即如所谓尔雅一词，我们知道有过《尔雅》一书，书的《疏》里有过“尔雅”两字的解释：“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尔雅”两字又曾经用于《史记·儒林传序》：“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注上说：“谓诏书文章雅正。”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便当的便是这等历史光辉可以照耀上来，把字罩上了一层闪烁不定的光彩，使人看去，真像“深厚”不可测度。但这种“尔雅”，实际是同行远有碍，而于所谓达却无关系。像《儒林传序》里公孙弘的奏语便说：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参用）

所谓“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便连小官也不能懂，还说什么“行远”？而所谓词的历史色彩又不单是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有的。我们倘也像留心汉以前的字法、句法那样，真肯留心现代的语言文字，将见现代语言文字的历史背景更为丰富，而且更为亲切，就要利用辞趣，也不见得便无辞趣可以利用。大概过去的辞人多半带有高蹈的气息，隔离社会，又把社会看作自己脚下的尘世，故于辞趣也常常把所谓文坛的辞趣和所谓社会的辞趣分得极严。有人说：文坛的辞趣是文坛惯用的字句所专有的情趣，这种字句常带有文坛的背景，能使读者发生雅感及好感，而无粗野的刺激。而所谓社会的辞趣，却不如此，故往往同文坛的辞趣发生矛盾。这种分法非常奇妙，你或许要吃一惊，以为他们的“文坛”是建筑在“社会”以外的。其实他们也不过把意思老实说出来罢了，意思并不是他们所独有的。像严复所谓“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还不是一样的意思？他们虽不在社会以外，却也不在社会之中。他们高高地躲在“象牙塔”上，深深地藏在“艺术宫”里。他们厌恶尘嚣，不愿我们这种“引车卖浆者言”吹进他们的耳朵。这种语言是他们所不惯听不惯说的，他们自然说不上口，故也不妨说是“则求达难”。而其实是不愿上口的成分居多。所以严复曾经去问吴汝纶，说“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怎么好呢？吴汝纶教导他的是：“与其伤洁，毋宁失真！”（见吴汝纶《与严几道论译西书书》）“求其尔雅”至于要“毋宁失真”，可见也是“抑义就词”，不见得便是“为达易”。总之，当所谓雅洁一种义法支配着人意的时候，是一切都可以为它牺牲，又好像一切都是它所成全的。雅洁的选词标准既经攻破，彼此所谓“毋宁失真”云云将真殉雅的惨事便不至于再发生了。这在手法方面，是脱离形式拘缚内容那一种狭窄义法的大解脱，而在意识方面，也是从超出社会转为投入社会的一个大转变。

三　修辞现象常有上落

辞格方面，也常有上落，有的是自然演进，有的是有意改动。像藏词由并用歇后藏头渐次演进为专用歇后，又从凭借《诗经》、《书经》等书上成语渐次演进为直用口头上的成语，又像复叠，从“灼灼”“依依”等叠字渐次演进为“随随便便”“不不少少”等叠字，都是不声不响地在那里进展。都可以看作自然演进。这种自然演进，在发动的个人想必也是有意的，不过它既不曾出名，我们也就难以考查它的经历罢了。只有几种积弊极重，改革也颇费力的，我们还能知道那是有意的改革。例如对偶。对偶本来不必排斥，假如事意有自然成对的，自然也可以用成对的语言去表达它，但从魏晋以后，竞尚纤巧，往往以为文辞一定要对，那就成为措辞的镣铐。所以唐代曾经有过一度激烈地反对，不久以前也曾有过一度激烈地反对运动。又如引用。引用本来也不必排斥，假如前人的成事成语真有足以补助或代替我们自己的说话的，引用也是不妨，甚至还是有益，但过去往往借用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来代话，又往往借用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来解话，有时晦涩费解，简直等于做谜猜谜。而刻削不自然的体态也往往教人看了生厌。这于意趣两面，都是有害无益。最大的效用，不过是借此矜奇炫博，就是所谓掉书袋。清周寿昌所著《思益堂日札》（九）曾载有“掉书袋”一条：

凡人摘裂书语以代常谈，俗谓之掉文，亦谓之掉书袋。掉书袋三字见马令《南唐书·彭利用传》。利用自号彭书袋，《传》中所载掉文处真堪绝倒。《传》有云：或问其高姓，对曰：“陇西之遗苗，昌邑之余胄。”又问其居处，对曰：“生自广陵，长侨螺渚。”其仆常有过，利用责之曰：“始予以为纪纲之仆，人百其身，赖尔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废，侮慢自贤，故劳心劳力，日不暇给。若而今而后，过而勿改，予当循公灭私，挞诸市朝，任汝自西自东，以遨以游而已。”时江南士人每于宴语，必道此以为戏笑。利用丧父，客吊之曰：“贤尊窀穸，不胜哀悼。”利用对曰：“家君不幸短命，诸子 口四方，归见相如之壁，空余仲堪之棺，实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见。”遂大恸。客复勉之曰：“自宽哀戚，冀阕丧制。”利用又曰：“自古毁不灭性，杖而后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虽则君子有终，然而孝子不匮。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歔欷。吊者于是失笑。会邻家火灾，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向迩，自钻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扑灭乎？”又尝与同志远游，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诘旦或问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犹倚陈平之户，窃恐数钧之重，转伤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类如此。

平常用典虽然不至可笑如此，但使人感到不自然处，往往也和听彭书袋掉文不相上下。所以不久以前，也曾有过一度激烈地反对运动。像这些都是有意的。有意的运动，自然效力更大，可以把平常看作当然的现象的缺点提到眼睛前头来，教人触目惊心。但这种运动大抵只是病象极重极显的时候才会发生，其余大都是不声不响地在那里进展改动。而那进展改动，往往也是竭力利用语言文字的各种可能性来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境，有时反比有些纯凭主观，不顾实际的鼓吹还周到得多。如文法上语词的多音节化过去未见有谁提倡，早已逐渐加多，把“马”加上“儿”，叫做“马儿”，把“鸭”加上“子”，叫做“鸭子”，这是为的声音加多更容易听得清楚的缘故。而修辞上的节短，虽然曾经有人优侗排斥，却也仍在逐渐加多，例如把“五月四日”节做“五四”，把“左翼作家联盟”节做“左联”。这又是为了大家熟悉，无须繁说详举的缘故。像这些根据经验的自然改动，虽然不像大张旗鼓的主张改革那样有名，或许不为一般学者所注意，但在成分上却居多数。我们要注意少数出名英雄的改革业绩，我们更要注意这些稳札实打多数无名英雄的改革业绩。这就是我们比之注意成说更要注意古今一切实例的最重要的理由。就像错综，是反排偶的最有效的手法，但在几次反排偶的运动中，都不曾有谁提挈它，把它看做可同对偶排比比并的辞格。而实例却早已存在。我们倘不注意实例，必致遗落了这种极可注意的修辞现象。

四　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

辞格的项目，也不是一定不易。现在已有的或许要消灭了，现在未有的也许要产生出来。就现有的例来说，如出奇的造作的回文便已经要消灭了，而藏词却是从汉代以后才产生的，如今也已消歇了一半，不过发达了一半。能知此种变动的状况，然后能够对于古来已说的敢于抛，古来未说的敢于取，也就是对于旧来用烂了的敢于避，而对于从来未见有人用过的敢于创。一九二四年八月我在答某君《论辞格论效用》的一封公开信上曾经说过：“据我看来，辞格论的用处，约有四项：（一）让我们明白每格全体的条理，读书或讲书时容易通晓或解释作者的真意；（二）让我们明白每格全体的条理，作文时尽可在通则里回旋，不致拘拘去摹仿别人的一点一画；（三）让我们统观已有的一切格，修辞不致偏于自己偶然留心到的一面；（四）让我们周览现在已有的一切格，进而创造现在未有的多少格。”我们的憧憬，原本不是在守成，而是在创新。所以第四项，可以说是我们的理想。第二第三项就不过是写说的学习，第一项更不过是读听的学习。假如对于读听也是无用的，那就无论前人说得怎样热闹，都可以不必留意。前人有时因为方法不密，分析不精，往往见有一点细节不同，便把一样东西看成几样东西，又见到一件东西，往往就把其他没有重要关系的事项也拉拢来说。往往看去头绪极繁，而实际极其简单。就像陈骙《文则》卷上丙节条举十种譬喻的话，也不免有这种毛病。我们不要因为他们说过一大串，便连实际无用的，也大加惊叹，而他们未曾说过的，又连实际有用的也毫不注意。总之，不当注意空谈，而当注意实际；不当偏重过去，而当偏重将来；不当单看固定，而当留心进展。

辞格的论述，无论中外，向来都很留意。因为它不但同创新有关，也可以做了解旧有的门径。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所以承一般人看重，也是为此。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更上一层的扶梯，不是传统的桎梏。像现在有些人开口讲“律”，讲“成规”，把由前例归纳出来的条理误认作为律作为条规来规限我们后例，对于我们实系无益有害。

还有人幻想定出几组运用辞格的所谓原理来，想把什么结体增义或什么正反虚实，详简单复，缓急轻重，平直曲折，整齐错综，来支配辞格，那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玄谈。同所谓起承转合说一样，都是抓住一些语辞的末梢现象，而且是不概不括的末梢现象，来对人滔滔说个不休。我们应当注意一些更重要的现象，就是各个辞格的构造和功能。这等于文法以前单讲所谓反正虚实，而今要说各个品词的构造和功能一样。当然，修辞的现象比文法的现象更繁复，更飘忽无定，我们往往会有无从说起之感。但决不应避难就易，专去留心那些末梢现象。至于分类，更不过是为说明的方便，除非真有必要，是不必条分缕析乱人耳目的。辞格的大分类极难，因此也就最不一定。就是本书，也曾修改过好几次。这次是将原有分类完全废弃，改为下列四类：

（甲类）材料上的辞格——指就客观事象而行的修辞；

（乙类）意境上的辞格——指就主观心境而行的修辞；

（丙类）词语上的辞格——指一切利用词语成素的修辞；

（丁类）章句上的辞格——指一切利用章句结构的修辞。

理由不过是这样分类，

（1）能包摄一切辞格——辞格不过是修辞上几种重要的模式或代表。此类模式既因时尚而不同，也随地域而殊异。无论如何渊博的修辞学家必不能把古今中外一切的模式尽行搜集了来，也无论如何详尽的修辞学书必不能把古今中外一切的模式尽行罗列在一书之中。故辞格数目，可依著者见解，自行去取。但其分类必须能够包摄一切辞格，使要增设几格时，随时可以安插，不必改动类别。原来的分类，在这一点上颇有缺陷。例如要增设飞白一格，便不知归在哪一类好。自经此次改动之后便不致有此缺陷。因为此次系就语文的构造功能而行分类。语文构造无论如何不出（1）用为中介的词语；（2）集合词语所成的章句；（3）材料；（4）意境四项。故如此分类应该可以包摄一切辞格。

（2）可表明辞格的性质——如关于词语类的修辞是随词语而变的，汉文的谐音不一定能凑巧译成日文或俄文英文的谐音，而汉文的离合却容易流为日文的离合，便是因为汉日两种语文的字音各异，而字形却有相同地方的缘故。又如关于材料类的辞法是随材料而变的，中国人可以用“裙”作女子的借代，而在日本，“裙”却只可为男子的借代（除了时式的女学生外），用新分类便有容易说明此类现象的便利。

但实际也还有困难，如双关便是介在材料与词语中间的一种辞格，两面都可以插入。现在因为与一般单讲词语的不同，又颇有侧重材料的倾向，把它归入甲类。这自然也可以说不大自然，但这种大分类，除非你去抓那末梢现象是再也找不到一个简明切实完全无可批评的分类的。这固然不像文法那样单讲形式组织的比较容易提出妥善的分类，但文法上一涉及这种大分类时也便会发生异议，例如文法上究竟应该分为几种品词，这些品词应当如何归为虚字实字两大类，现在几乎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说法。这就由于现象本来繁殊多变，不容易成全你做成那高级的综合的缘故，并非一定是人力不济。好在这种大分类，多半只同排列的顺序有关，我们只要还便说明又不致引起误解，便可认为满足了。至于辞格的区分，在国外是略有一定，而且颇有积重难返的形势，不像我们中国积习不深。我以为我们不妨趁这时机，根据古来的实例及现有的习惯和自然的条理，略加并合分析，使它成为比较容易了解，容易记忆，而又同国外辞格容易对照的一种区分。像本书所列，便是这样区分的一个小小的尝试。中间分合的情况只要把本书所说的辞格，同那几乎全然依据国外辞格区分法的《修辞格》所说的辞格去一比，便可知道一个大概。现将本书所说的头两格，就是譬喻和借代，同《修辞格》所说的，列一对照表于下：

本书对于我们中国旧有的修辞说也曾运用同样的分合法。有留心国外的或旧有的修辞说的可以互相参看。

五　适应更是形形色色

以上所说大都关于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的利用方面。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利用已经是纷歧错杂，变化多端。对于题旨和情境的适应更是形形色色。最近有人以为能够彻底分析这种适应，就可以具体地真切地看出写说者思想意识的全领域，写说者经验生活的全分野；而一个写说的性质，就可以给它一个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那自然未免说得太夸大。但是写说者思想意识的部分，经验生活的部分，确是可以从这种适应中间看出来的。例如“积谷防饥”，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上同养儿没有什么关系，而养儿又同防老没有什么关系，而谚语却拿“积谷防饥”来譬喻“养儿防老”（例见“譬喻”）。又如地名“柏人”为什么就会“迫人”，小菜上用了鱼为什么又就会“富贵有余”（例见“析”字），舟行为什么一定要讳“住”讳“翻”，要把同“住”音相近的“箸”说成“快”（例见“避讳”）。这些在我们都觉得没有意思，而在过去的有些写说者却往往有着一种语感，而且往往极强，以为非用或非避不可。从这些例子看来，我们便约略可以看出写说者思想意识的影子。而用之既久，却往往能够压倒原有的语言，使向来以为没有意思的也不能不跟着那样说。即如所谓“快”，便是一例。“快”字现在已经加上竹头，成为“筷”，也叫“筷儿”或“筷子”。在一般人的口头上，已经取了“箸”字而代之，成为日常的语言了，不再是修辞的现象了。但在有些人，或许还要认它是“口采”。日常语言有从头便用“口采”来做名称的，如把盛水防火的缸叫做太平缸，把陈尸待殓的房叫做太平房，把准备应急的门叫做太平门，都就是利用倒反辞做避讳来满足所谓讨口采心理的一些实例。

在这种适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写说者地位的不同。例如一样的避讳，在触詟对赵太后的口里，就要讳言自己的死为“填沟壑”，而讳言太后的死为“山陵崩”，而在司马迁的口里，对任少卿说恐怕他不久要死，便只讳说“恐卒然不可为讳”，又可以看出立场的不同。例如一样的夸张，刘老老是用它去奉承贾府，而《儒林外史》的作者却用它去讽刺儒林。此外还有对人的态度不同，有时用讽喻婉说，有时用反语激劝，有时却又用析字、藏词、飞白等等开玩笑，而有时又只用感叹辞长吁短叹。还有对事的态度不同，有时是慢吞吞地说折绕话，有时却又急口地说跳脱语。倘就全部的适应来看，将见那现象的复杂也就像人事一样的纷繁。

至于利用的材料不同，更其不必说。例如，譬喻例六用钢丝做喻，例八用铜丝做喻，这决不会发见在尚未能够把钢和铜做成丝的时代，更不会发见在未用钢未用铜的石器时代。又如，例四和例十五都用田猎做喻，这也不该发见在田猎已经消灭了的时代。此外如“春歌”里说“黄檗向春生”，“夏歌”里说“藕异心无异”，都用当时见到的事物做双关，又如吴歌里常用蚕丝，粤讴里常用蜘蛛丝，都用当地容易见到的事物做双关，这些也是随题随境的技巧，随境随题的适应。

六　变 化 的 统 一

能够把这些具体的适应上的形形色色给它一个极细心的注意，我们便会在方式的常有上落生灭之外知道还有适用上的繁杂纷歧。其原因是由于写说者各人的天分、气质、性格、年龄、职业、性别、经验、学问、见解、趣味等等的不同，因而对于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的利用固然不能相同，对于题旨和情境的对应，更是不能一致。前人有“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话（见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上）。倘使所谓人是指一个人的生活意识等等一切说的，而所谓文又是指一切的写说说的，那在现在，也还很有意义。便是可以指出语文随着个人而不同的性质，同时又可以指出语文随着个人而类同的性质。倘若一个人的生活意识，前后并没有十分不同，那于语言文字的利用，于题旨情境的适应，往往大致会相仿佛。在纷歧繁杂的修辞现象之中，它便是一种统一的线索。——至少在一个作品或一场说话之中，它是一个统一的线索。故如《老残游记》的前二十回和后二十回措辞手法那样的不同，我们大抵可以相信不会是一个人做的。

其次，各时各地的社会环境、关系、需要不同，适应也不能不随着而有不同。又各时各地的遗产的累积不同，对于可能性的利用，也不能不随着而有差别。遗产的累积越多，可能性便越大。如有乐府起来，便有受乐府影响的可能。有佛经输入，便有受佛经影响的可能。有欧洲文学输入，便有感受欧洲文学影响的可能。这种可能是否见诸实际，固然不能预定，要看当时当地的需要。但若没有这种可能，我们总不会见有需要和可能的错综结合。所以时地不同，也往往就是修辞现象歧异的一个原因，而同时又就是统一的一个线索。

此外，如语言的成色不同，格律不同，目的不同，也往往就是这一个单体所以别于别一个单体的一个因素，而同时又就是本单体中互相统一的一个线索。如口头语有口头语的特征，文言文有文言文的习惯，叙述大体有叙述的体式，诠释也大体有诠释的类型。

从这统一类同的一面着眼，我们便又可以在那变化无定之中，得到一种大体可以分门别类的头绪。这便是语文的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