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　early career

晚唐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自南京向东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五代军事混乱和政治动荡时期，许多在内陆和长江上游任职的下级士大夫，都选择定居在现在的江西省。江西重山复岭，土地也较为贫瘠，却相对免受外界干扰。正是在这里，由下游低地地区移民带来的传统文化的种子，又重新绽放出璀璨光华。11世纪中叶，来自江西的一群个性鲜明、充满活力且目光远大的学者们在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打破了北方人对朝廷高官的垄断。来自宋朝发源地黄河流域的北方人，自100年前宋朝初建以来一直牢牢掌握着高阶官职。在这些最为著名的南方学者中，除了欧阳修和众所周知的改革者王安石之外，还包括首位南方人宰相王钦若、第二位南方人宰相晏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和欧阳修的首席门人弟子曾巩。所有这些人的家族史都一脉相承，显示出这样一种轨迹，即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从相对默默无闻的文人背景逐渐迈上政治与社会阶梯的顶端。

欧阳修为其家族编纂的族谱图序显示，欧阳家族起源于唐朝时期几位杰出人物。这一说法疑点重重：其家谱中存在几处明显的空白，而这些空白完全无人知晓或几乎不曾被提及。实际上，欧阳家族直到欧阳修本人的前一代一直籍籍无名。他的三位叔父都在宋初为官，他们是家族中最早获得官职的人。欧阳修的父亲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开端，却在担任长江上下游地区数个低级职位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撒手人寰。欧阳修的母亲据说“世为江南名族”，鉴于其家族不可考，其显赫地位很可能是夸饰。

虽然根据习俗和法律，从父系血缘角度来看，欧阳修是江西人，但他并非真正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欧阳修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父亲去世后，母亲携同欧阳修来到叔父欧阳晔任职的随州（今湖北随州），并在那里将他抚养长大。欧阳修仅在安葬双亲时对祖籍庐陵进行过一次重要访问。虽然他当时写下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泷冈阡表》，表达了最深挚的孝子之情，却从未像虔诚的孝子应该做的那样，返回祖籍祭扫先人之墓，而是让一些道士照看祖坟。欧阳修更加眷恋颍州（今安徽阜阳）美丽的湖光水色。他在颍州购置田产，并最终致仕后归老此地。在对待祖先的问题上欧阳修貌似背离儒家思想的行为，使其在后来数百年间遭受到相当尖锐的批评。然而，欧阳修的批评者们在批评时却未能将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考虑在内。在宋初，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大，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的迁徙，这种现象在宋初要比之后普遍得多。很多出身相对卑微的官员在全国各地任职多年之后，都选择在他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而不是返回祖籍。与欧阳修一样，他的叔父及其亲眷也从未返回庐陵居住。

有故事描述了欧阳修的童年，这个故事是根据《宋史·欧阳修传》中的一段描述编写而成，这个故事在今天甚至还会出现在中国的童书中。根据这个故事的说法，欧阳修幼年家贫，他只能用芦苇秆在地上练习写字。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并不真实：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进士出身，还是政府官员，因此不可能是贫穷之人，而欧阳修是在叔父的庇佑之下长大成人的。但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又是真实的，而且这也正是官方历史编撰者的本意，他们想要强调这样一种隐含的意义，即欧阳修从根本上来说是自学成才。欧阳修从未在正规学校求学，而且就像他自己证实的那样，在相当落后的随州地区，当地也没有知名学者教书育人。欧阳修是个聪敏好学的孩子，而且他学习极为刻苦。根据苏辙的说法，尽管欧阳修近视，但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可以一目五行。欧阳修年轻时，自称拥有的书籍寥寥无几，他有一位富有的李姓朋友，其家藏书颇丰。在登门拜访这位李姓朋友时，欧阳修在一个破旧的筐中发现了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韩愈是唐代伟大作家，又是新儒学的先驱。欧阳修被韩愈的古文深深折服，并暗下决心，自己也要掌握这种文体。虽然早年对这一文体的接触对欧阳修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当时，他只能暂时放弃理想，因为古文根本无人知晓，更说不上受人尊重，在科举考试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时文。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16岁（周岁）的欧阳修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因押韵错误而落榜。天圣五年（1027年），欧阳修再次应举，运气仍然不佳。唐时旧俗，年轻举子可以通过向拥有文学权威的高级官员进呈其作品寻求认可（指行卷。——译者），宋时，人们仍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种旧俗。天圣六年（1028年），欧阳修便带着自己的一些作品前去拜见翰林学士胥偃，胥偃当时待在随州附近的汉阳。胥偃喜爱古文，当时结交了几位文人朋友（比如柳开），这些朋友强烈反对当前的文风。胥偃发现欧阳修才华卓著，故而邀请他留下。次年，胥偃带着欧阳修前往开封，并将其引见给其他喜爱文学的高级官员。欧阳修在都城开封受益良多，变得更为引人注目。天圣七年（1029年），欧阳修通过了解试，并于天圣八年（1030年）高中进士。

按照当时的风俗，前途远大但出身卑微的金榜题名者会被显宦择为乘龙快婿。依照这种风俗，欧阳修迎娶了胥偃之女。胥氏三年后去世，没有为欧阳修留下一儿半女。景祐四年（1037年），欧阳修续娶了另一位高官薛奎的女儿。婚姻关系通常会加强个人的政治联系，但并非绝对，欧阳修的婚姻就属于后者。景祐三年（1036年），改革者范仲淹抨击宰相吕夷简，胥偃支持好友吕夷简，然而，一直受胥偃栽培提携的欧阳修却站在范仲淹一边。对欧阳修来说，政治原则先于戚谊之私，但胥偃至死都没有原谅他。胥偃的辞世使欧阳修遭受了锥心之痛，因为他报答恩师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通过第二次婚姻，欧阳修与王拱辰成为连襟，王拱辰同样于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第并迎娶了薛奎的女儿。但王拱辰在其仕宦生涯中一直强硬反对所有改革者。

中进士第后，欧阳修被派到洛阳任职西京留守推官。数百年来，洛阳一直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之都。作为政府低级官员，欧阳修工作清闲，故而拥有大量时间进行写作并参与社交活动。几位享有文学盛名的同僚对他帮助极大。欧阳修向杰出的作家和史学家尹洙学习如何写作优秀的古文，在这一过程中，欧阳修既在精神上追随韩愈以及其他早期古文大师，同时又发展了自身的写作技巧。梅尧臣或许是当时最为杰出的诗人，在他的鼓励下，欧阳修不仅在传统诗歌形式而且在日益流行的宋词创作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欧阳修在散文和诗词两方面的进步非常迅速，以至于他的文学盛名很快就与其友人不相上下。

除文学以外，欧阳修还与朋友们一起研究和探讨了多个主题：儒家经典、哲学（他们偶尔会与一些高僧进行讨论）的阐释以及一些实际问题，尤其是军事问题。宋帝国在北部边境从未取得过优势，在欧阳修及其友人看来，由于朝廷的和议政策，国家在北部边境的力量正日渐羸弱。年轻的欧阳修怀揣着有朝一日投笔从戎的梦想，渴望与所有了解军事问题的人交友。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富有潜力的军事统帅石延年（表字曼卿，更为人知）。石延年博学多才且威猛刚健，洒脱奔放且令人振奋，同时他又酒量惊人，嗜酒如命。石延年因为太过离经叛道而无法取悦大多数人，尚未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就英年早逝。石延年的至交好友是僧侣释秘演，在为释秘演所作的诗集的序言中，欧阳修对由于乏人关注而空负一身才华的石延年深表痛惜：

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

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颠倒而不厌。

欧阳修一直未能实现其年轻时的军事抱负，但他却一直乐于交友，并从中发现“天下奇士”。任翰林学士时，欧阳修随身携带数十张空白拜帖，每当听到某个陌生人备受赞誉，欧阳修就会打听此人的住址，递交拜帖，然后前去拜访。欧阳修保持了这一习惯多年。若确定某人极具潜力，即使是辗转通过友人得知的消息，只要觉得友人的判断可靠，欧阳修就会把这位新人举荐给能够提供帮助之人。欧阳修用这种方式帮助了整整一代年轻才子，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儒学宗旨，即君子是国家与社会的基本财富；从心理上来说，欧阳修乐于助人的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他在孤独的青年时代进行过的种种奋斗。无论如何，欧阳修似乎是一个既开朗外向又精力充沛的人，既喜欢生动的交谈，又热爱严肃的探讨。

在洛阳的数年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对欧阳修来说，学习与写作似乎和美酒佳人及欢歌笑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然而，据说他和娼妓往来亲密，妨碍了履行公务。上司们接连劝说他放弃这段关系，以免生出丑闻，但欧阳修依然我行我素。当时，欧阳修的放纵并未产生严重后果，但数年之后，他的政治对手却利用这件事对欧阳修发起了攻击。

欧阳修的远大抱负和活跃个性很快就使其卷入了政治争议，即庆历新政之前，发生在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冲突。这实质上是新儒学与宋朝既定秩序之间爆发的首次冲突，当时新儒学正在蓬勃发展，而既定秩序此前从未遭遇过挑战。虽然范仲淹的出身比欧阳修还要卑微，但他通过努力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示了他不懈奋斗的精神。范仲淹无所畏惧地反复跨越种种常规限制，抛开对仕途的担忧，公开指出国家存在的弊病，并从文人的角度对他认为朝廷偏离儒家学说的诸般做法提出批评，而他所跨越的这些限制通常会阻碍低级士大夫这么做。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在范仲淹入仕早年，他反对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及宰相，坚持认为年轻的宋仁宗不应如百官一样，在皇太后寿辰之日向她行跪拜之礼。这次大胆的抗议行为备受瞩目，引起了广泛关注，范仲淹被贬黜离京，但那些钦佩他勇于捍卫帝王尊严的人将范仲淹被朝廷贬黜视为“荣贬”。明道二年（1033年），已经亲政的宋仁宗将范仲淹召回，并让他担任谏官。对宋仁宗的感激并没有让范仲淹缄口不言。不久之后，他就批评宋仁宗废黜皇后的做法有失公允，并含蓄地指出吕夷简在此事背后推波助澜。范仲淹此举的直接后果是他第二次被“荣贬”。

范仲淹的抗议为其他类似争议埋下了伏笔。从表面看，这些争议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范仲淹及其他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士大夫们与皇帝及其宰辅大臣之间的斗争，这些争议的背后却是阶级与地区的对立。大多数宰辅大臣都是出身高贵的北方人，而很多直抒己见的士大夫却是出身卑微的南方人。但导致这些争议的根本原因，是宋朝这个儒教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理想主义者们想要在政策制定中获得正式发言权，而国家需要的是由既有能力又忠心耿耿的官员去执行其既定政策。

范仲淹被贬至苏州，在那里他向世人证明了自己从政极为成功，特别是在水利发展方面。景祐二年（1035年），他被召回都城，任权知开封府，尽管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可以上朝议政的职位，却便于他入朝。次年，范仲淹向皇帝进呈“四论”（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四论推委臣下。——译者注），劝谏皇帝必须重视贤德官员的价值；选拔学识与能力兼备的官员在朝廷任职；接受这些官员的建议在思想上所具有的权威性；根据他们的职责赋予其相应的权力，而不是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或其宰相手中。范仲淹还向皇帝进呈了《百官图》，该图显示了吕夷简在官员任命中偏袒私人。宋仁宗认为范仲淹的这些上疏和这张《百官图》是在指责他本人及宰相治国失当，第三次贬黜了范仲淹。仁宗的这一做法在官僚内造就了一个反对阵营，那些同情范仲淹的士大夫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思想独立性而紧密团结在了一起，而且他们还相互鼓励，继续批评吕夷简主导下的政策方针。

吕夷简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文官典范。凭借家庭背景和长年仕宦经验，吕夷简熟悉政府错综复杂的各项事务，作为一丝不苟的长官和老练的政治家，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重。吕夷简的主要政绩之一是编修行政手册，概括了所有官僚机构的规章制度和先例，目的是防止有人利用后来的制度来规避之前的制度。吕夷简尤其擅长处理朝堂上的棘手问题。正是他悄悄告诫皇太后要善待养子仁宗，以免其家人在她百年之后遭到报复。后来，仁宗亲政时，皇后向仁宗提议，吕夷简和刘太后走得过近，不应得到信任。仁宗暂时将其罢相，但很快就意识到，由于吕夷简拥有长期朝堂问政的经验，他可能是宰相的最佳人选。复相之后，吕夷简支持仁宗废黜了皇后，此举一半是为了取悦仁宗，一半是为了报复皇后。尽管吕夷简因在废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饱受批评，但他当时的其他一些行为并不为人所知。皇后被废之后，吕夷简慎重地说服皇帝立即另立了新后，因为吕夷简清楚地看到，如果不马上另立新后，仁宗与多名嫔御的情爱关系，很快就会给朝堂带来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分歧与阴谋。吕夷简可能对朝堂生活过于投入，因此他在政策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建树，而范仲淹及其他理想主义新儒家却对政策问题最为关注。

直到景祐三年（1036年），吕夷简一直牢牢占据着保守的北方官僚公认的领袖地位。在吕夷简看来，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南方士大夫是对现状的威胁，但他依然决心要维持现状。北方人牢牢控制着国家行政机关，这足以妨碍范仲淹及其友人在行政部门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展示卓越的学术水平成了范仲淹等人扩大影响力的唯一方法，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对儒家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性解读，或者巧妙利用士大夫们在向政府提出反对意见时所享有的批判特权。这种批评滋生了朝廷企图让批评者噤声的企图，双方最终形成了两个羽翼丰满的朋党；他们之间的冲突变成了激烈的斗争。

欧阳修很快就卷入了这场党争的暴风骤雨中。范仲淹遭遇第二次贬谪时，欧阳修从洛阳写信给他，鼓励他不要丧失信心。在洛阳任满后，欧阳修被委派到学士院。当时，范仲淹也再次回到都城任职，两人自此逐渐成为至交好友。两人一致认为，为了取得成效，或者至少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范仲淹必须用批评来突破传统的官僚渠道。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恰恰就是这么做的。权知开封府，范仲淹无需对皇帝及其宰相处理政务的方式提出批评。他这样做，无视了正当程序的相关规则。吕夷简意识到，绝不能容许范仲淹的这一行为成为先例。因此，不仅范仲淹受到了贬谪，朝廷还发布了一项禁止谏官之外所有官员越职言事的特别禁令。这一举措引出了行使批评特权这一问题。一方面，此项禁令在传统儒家价值观中有服从等级秩序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又与同样重要而典型的新儒家信仰相抵触：忠诚要求士大夫们开诚布公地提出意见。在欧阳修看来，禁令是压制贤士的一种举措。大多数同僚奴颜卑膝的沉默和软弱无力的反应令他倍感愤慨。但他如何才能采取行动？禁令问题远远超出欧阳修卑微的职责范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评论，那他本人就会违反这项禁令。最后，欧阳修抨击了吕夷简的主要支持者高若讷，指责他没有出面反对这一禁令。高若讷是北方人，作为谏官，他有权就这项禁令公开发表意见。欧阳修用极具污辱性的措辞致信高若讷：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身惜官位……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且希文果不贤邪？……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

高若讷泪流满面地携带这封信入朝觐见，哭诉他所遭受的蓄意羞辱。吕夷简因为自身权威受到间接挑战而不得不采取行动，但他意识到，像欧阳修这样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有朝一日必会身居高位，因此不想表现得过于严厉，所以他只是将欧阳修贬谪到夷陵县。夷陵县位于长江三峡下游，距离欧阳修长大成人的随州不算太远。

欧阳修遭遇的这次挫折也算是塞翁失马。首先，欧阳修在南方阵营中的声望得到了极大提升。著名士大夫蔡襄作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来赞扬范仲淹、欧阳修及其老友尹洙和余靖的独立立场，上述几人几乎均在同一时间受到了贬谪。这首诗还将高若讷痛斥为毫无羞耻心的不肖之徒。欧阳修没有因为此次贬谪而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他把自己在夷陵的数年光阴都投入到学习和思考之中。由于许多学者一直都对《旧五代史》深感失望，他开始争分夺秒地撰写一部《新五代史》。这本著作最终使欧阳修被誉为杰出的史学家，该书被正式纳为正史，而这对于私人作品来说绝对是一种殊荣。欧阳修还对政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很快得出结论：作为出色的行政人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实践方面掌握的实际知识，以及执行政策可能用到的各种方法与手段，单凭儒家理论和崇高理想难以成功。这一结论使他拟定了一套新的行政制度，其相关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一结论也改变了欧阳修的政治观点。回想起来，欧阳修意识到自己在攻击对手时确实有失冷静，而且在批评对手的政策时应该更积极有效才行。以后他会用现实主义来缓和理想主义，充分考虑相反意见，考虑到实际存在的困难，会实行温和的改革，而不是做出言辞浮夸但缺乏实效的姿态。

康定元年（1040年），宋帝国的属国西夏宣布独立，并开始入侵宋朝的西北边境地区。当时，景祐三年（1036年）激起的朝廷官员的对立情绪已基本趋于缓和，外部军事威胁的出现也使人们希望缓解内部的政治分歧。在两派和解过程中发挥最大作用的人是韩琦。他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北方人，也曾在南方度过了漫长岁月。无论是作为地方官还是言官，他均有上佳表现。韩琦既与当权者有着共同的背景，也怀抱反对派的崇高理想，故而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当西夏开始入侵时，韩琦建议将守卫西北防线的重任交给范仲淹这样有勇有谋之人。韩琦承诺，如果最后证明选择范仲淹是一个错误，他本人甘愿受罚。对于这一提议，吕夷简表现出他特有的温和态度。他了解范仲淹及其朋友们，自遭受挫折以来，他们历经多年的岁月磨砺，已经获得了极高声望，决不可能被永远压制。此外，他们极有能力，在与日俱增的危机中，让他们为国效力将尤为重要。或许吕夷简也一直在考虑为他几个儿子的未来仕宦生涯提供保护，因为儿子们与他的许多政治对手年龄相仿。无论如何，吕夷简不仅支持韩琦的提议，而且建议给范仲淹的职位比韩琦提议的还要高。接下来范仲淹需要表明和解态度了。走马上任伊始，由于远离朝堂而无法自辩，范仲淹几乎不能给对手留下在朝堂上攻击他的机会。范仲淹正式修书给吕夷简，为双方之前的冲突致歉，他称赞吕夷简心胸开阔，不计前嫌。范仲淹甚至还表示，希望双方以后可以精诚合作，并举出了唐朝的先例，当时两位长期不和的官员郭子仪与李晟为了国家的利益弥合了彼此之间的分歧。

范仲淹的几位友人也被授予了新的职位，他们也向吕夷简做出了和解的姿态。欧阳修希望任武职，却未能如愿。范仲淹举荐他任掌书记一职，但欧阳修拒绝了。在写给范仲淹的信中，欧阳修说道：

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

欧阳修的拒绝为他赢得了众多赞誉，他们将此解读为欧阳修虽甘愿与范仲淹一起遭受贬谪，却不愿通过范仲淹的影响来获得升迁，这两者对欧阳修来说都是原则问题。实际上，就像欧阳修写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所言，他不介意为范仲淹工作，也没有受到其他人所说的欧阳修与范仲淹一起共事会引发朋党之争这种不实之说的干扰。但他绝不会担任区区文书之职，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职位是对他能力含蓄的低估。不管怎样，欧阳修还是从政治氛围的变化中得到了好处。显而易见，欧阳修的学术进步得到了认可，很快被任命编修《崇文总目》。在这项工作完成时，他又再次获得了升迁。

在本章的结尾部分应该提一下多年以后发生的一件事。范仲淹死后，范氏家族请欧阳修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欧阳修撰写这篇碑铭耗费了长达两年的时间，中间进行了多次修改，并与范仲淹的好友尤其是韩琦进行了反复沟通。其中主要困难是如何描述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和解。范仲淹在那时不仅被视为完人，还是道德“君子”。他的仰慕者依照儒家思想对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将吕夷简视为“小人”。他们因此认为，范仲淹从未向吕夷简做出过和解的姿态；如果范仲淹曾做出和解姿态，就意味着他无懈可击的完美道德形象大打折扣。欧阳修拒绝遵从这种观点。回首往事，欧阳修并不认为吕夷简是卑劣之人，而且他也不打算掩盖重要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欧阳修还曾听范仲淹在晚年亲口表示，他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持久的怨恨。对欧阳修来说，这种人生态度彰显出一种真正伟大的精神。于是，欧阳修为范仲淹写的神道碑铭手稿中出现了如下非常中肯的一段话：“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

范仲淹的儿子们删除了神道碑中的这段话，还删除了范仲淹文集中写给吕夷简的和解信。范仲淹的老友富弼单独为范仲淹撰写了墓志铭，暗示欧阳修出于政治考虑，未能“明白其词”使“善恶焕然”，欧阳修则据理力争：“范文正公神道碑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于吕公事各纪实。”

在其后一代又一代的众多学者眼中，范仲淹的地位甚至更为崇高，而他们发现欧阳修的叙述令人非常苦恼，故而经常质疑其准确性。只有几位思维异常敏锐的士大夫方能理解欧阳修的写法。比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就指出，欧阳修善解人意，值得尊重。北宋末年的叶梦得则写道：“文忠盖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实际上，范仲淹的和解姿态并未带来真正的合作，他继续谨慎行事，而吕夷简也安排其他官员在他身上找茬挑错。

虽然朱熹经常对欧阳修持批评态度，但他也称赞欧阳修的这段叙述基于“大节”，并驳斥了关于欧阳修由于与吕夷简之子交好而不对吕夷简予以批评的猜测：

欧阳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二者各记其实，而美恶初不相掩……所书但记解仇之一事，而未尝并誉其他美，则其斥逐忠贤之罪，亦未免于所谓欲盖弥彰者。

欧阳修并未作出任何暗示，表明和解实际上已经达成；毕竟神道碑在提及双方的合作承诺之后立即指出，尽管如此，朋党之争仍在继续。欧阳修没有对吕夷简作出过高评价，但后来一代又一代抱有狭隘教条主义思想的许多新儒家学者却如此认为，其实他们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虽然吕夷简是政治对手，欧阳修依然以一种博大宽广的胸怀、公平公正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理解态度来简单描写吕夷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