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the historical setting
在8世纪中开始的中唐（约766—835年），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分水岭。从8世纪至宋朝（960—1279年）建立，中国的统治阶级由门阀世家缓慢地向职业官僚转化。世家大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藩镇割据的情况不复存在。由职业官员掌控的政府有效实现了从都城到每个城镇的集权，大多数职业官员需要通过充满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并凭借资历才能一步步得到升迁。大部分官员仍是拥有土地的士绅，其待遇主要来自作为政府官员的俸禄，而不是来自其与生俱来的地主身份，作为士绅，他们自动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造成了统治阶级由门阀世家向官僚的转化：商业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活字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普及化，科举考试为普通人化身精英提供了机会。从宋初到20世纪初，这一系列情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国的特色。
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处于何种重要地位？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朝是新的社会形态与文化模式的形成时期。一些史学家将这种新的发展称为某种“文艺复兴”，这是对这个被滥用的术语一种非常特殊意义上的使用。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宋朝是“早期现代”的发端。以上种种论断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它们都试图把中国历史装进欧洲历史的参考框架内。其实，两者之间最多具有相似性，不能用欧洲历史的框架去解释中国历史。这些论断无助于解释中国在经历“文艺复兴”后为何没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在“早期现代”之后为何没能走向“晚期现代”，或者这种新的模式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中国国家秩序，并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
要想较为全面地认识宋朝，我们既不能高估这些变化带来的前进势头，也不能低估历史连贯性带来的稳定惰性。毕竟，连贯性与变化的力量并非彼此排斥，而是相互作用。虽然变化的力量改变了连贯性，连贯性决定了可能发生的变化的类型。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较强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根深蒂固且得到了有效传承，并一直延续至唐，因此唐宋之际的变化必然是渐变而不是突变，是部分变化而不是完全改变。这些变化创造出取代旧模式的新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鼓励发生更多改变。因此，我在其他著作中提出了“新传统”(neo-traditional)发展阶段的概念，这一阶段始于晚唐，定型于宋初，前后持续了近一千年。所谓新传统，本质上是指将特定古代文化传承与变化因素相互融合形成。这一新传统并未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贯穿了整个中国社会，并触及广大民众，比旧传统更难被加以改变。由于这种新传统是通过新旧两种因素柔和交织而成，它总是阻碍突然而彻底的改变，更遑论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了。最终，新传统的保守取向导致了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当然，宋初远没有停滞不前，新传统此时朝气蓬勃。具有前瞻思想的人才层出不穷，欧阳修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才用旧传承来定义新问题，提出新思想，尝试用新方法来解决旧问题，并用新方法来应对当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宋朝自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军事上，这个农业帝国虽不能说软弱，但其军事实力确实无法匹敌其北方邻国。宋朝统一了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唯独在统一北方地区时遭遇失败。紧贴长城以南的中国北方大片地区被牢牢掌握在辽帝国手中。辽国的契丹统治者在治理北方游牧领地的同时，非常善于控制这部分农耕地区。而该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传统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宋朝统治者无力收复该地区，导致了全国上下不断滋生出屈辱和怨恨的情绪。雪上加霜的是，景德元年（1004年），宋与辽达成和议（即澶渊之盟。——译者注），向其缴纳岁币。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主义外交政策逐渐成形并一直持续下去。随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危机，对宋朝愈加不利。
11世纪，宋朝面临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从西北到内蒙古沙漠地区以南，由党项族建成的新国家西夏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入侵宋朝。辽朝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局势，对宋朝趁火打劫。同时，宋朝内部还发生了多起暴动。上述危机催生了1043—1044年间小规模改革——庆历新政的出台。由于国内外秩序很快恢复，改革搁浅了。1069至1085年，宋朝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改革——熙宁变法，重塑宋帝国的军事力量是变法诸多大力举措之一。宋在与位于南方的安南以及西北地区的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但半个世纪后，悲剧发生了。来自长城东北满洲地区的新势力女真人灭辽，并建立了金帝国。金曾短暂与宋结成名义上的盟友（指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海上之盟。——译者注），但随后在短短几年内就南下至黄河并灭亡了北宋。宋帝国的残余势力维持着淮河流域以南，大致位于中国中南部地区，其建立的政权被称为南宋(1127—1279)。最终，蒙古人到来，征服了金与南宋。
虽然饱受摧残，但南宋在蒙古人的攻势下顽强坚持了大约半个世纪，远远长于金朝存续的时间。南宋能坚持这么久主要是因为内部团结一致。唐帝国与短命的五代(907—960)诸国均毁于藩镇割据，宋朝政府吸取了这一教训，小心掌控着军事力量，将最精良的部队大部分集中于都城附近，且有意弱化边防军队的力量，以致于有时边防军队甚至无法应对当地的动乱。任何军事指挥者被授予的权力都很有限，而且这些权力还总是受到约束。无论这项政策有何缺点，它都很好地服务于维护国内安全的目的。由此一来，地方分裂主义从未出现，也没有篡位者威胁到皇位。金朝入侵者暂时扶植的两个傀儡皇帝（伪楚的张邦昌和伪齐的刘豫。——译者注）也不例外，他们难以自立，这是宋朝得到坚定支持的又一证据。促成宋政权稳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士大夫们的忠心耿耿与对入侵者的同仇敌忾。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同仇敌忾，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数量格外少。宋朝政府不时减免农民的税收，向农民发放救济粮，还在控制腐败、限制贵族滥用权利方面做出不少努力。最重要的是，持续发展的经济带来的普遍繁荣，使大部分贫民的不满情绪降到了爆发点以下。
宋朝的财政状况一开始就运行良好：中央集权管理确保地方税收足以满足政府的经费需求；财政收入随着总体经济增长而增长；政府支出谨慎而合理，确保财政保持盈余状态。支付给辽与西夏的岁币并未给宋朝的财政造成太大困难。如果不考虑维持战备状态的高额军事成本，据估计，11世纪宋朝每年用于维持和平的总成本不足国家预算的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高的费用来自维持文官政府的运行。尊礼文官是宋朝的基本政策。最终，出现了类似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的现象。繁荣也并非没有负面影响。官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催生了城市生活的奢靡之风。需求扩大又导致了物价不断攀升，生活成本增高。
到11世纪中叶，宋朝的财政情况开始出现恶化的迹象。财政入不敷出，且政府收入持续低于预期。虽然城市地区的收入在增加，部分弥补了财政赤字，但可能由于行政管理不善、逃税以及政府把财政重担转移到无助的贫民身上，而他们根本无法上缴新增加的税收，农村地区的收入在不断减少，这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此后，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希望能精简开支。当这些紧缩措施收效甚微时，政府的财政政策转向强硬，尤其是在贸易与财政领域。在1069—1085年重大改革期间推出的新法中，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强有力措施，诸如通过农田水利法重塑财政结构，根据新评估办法调整土地税使之更为合理，通过市易法更新收缴运送税收的方式，使政府在适当范围内参与商贸活动，青苗法让农民可向政府申请有息贷款，募役法还将从前的差役改为募役等。这些改革措施确实大幅增加了政府收入。不幸的是，新增加的收入很快又萎缩了。让精英阶级颇为不满的是，大改革虽然消除了一些阶级不平等现象，普通人的税收负担却更为沉重。如果改革措施真能按照计划被有效执行，也不至于带来灾难性结果。但政府的新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为滥用权力与腐败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官吏和与其勾结的商人大发横财。更为严重的是，改革计划带来的短暂成功让宋朝沉浸在自我满足之中，使皇室更加无所顾忌地奢侈浪费，并毫不明智地发动军事冒险（指宋、金联合灭辽。——译者注），这两者最终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而南宋的财政状况一直欠佳，赋税沉重且税收程序不规范的弊端日积月累，使得腐败横生，纸币大量发行又导致了通货膨胀，宋朝的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饱受诟病。
较为发达的农业采掘业赋予了宋朝基本国力，使宋朝经济免于崩溃。宋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宋朝的农业蓬勃发展，在其南部与西南边境，不断开垦出来新的土地并进行耕种，逐一克服了山地与土地贫瘠的问题。在人口密集区域，旧土地得以重新开垦，一些边角土地被重新加以利用。引进了更优良的种子，尤其是引进了早熟稻（即占城稻。——译者注）的种子；水利灌溉和许多农耕先进技术逐渐从经济发达地区扩散到经济落后地区。粮食、丝绸、茶叶与棉花的产量都得到大幅提升。加工业产品（盐、铜、金、银、铅、锡、铝等）产量也显著上升，为整个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此外，煤炭与冶铁业的技术进步尤其引人注目。虽然不合理的税收以及一定的国家禁榷给产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宋朝经济仍在持续地蓬勃增长。加工业与制造业贸易繁荣，生产出大量纺织品、金属器皿、纸张、印刷品、漆器等。宋代的艺术品，尤其是瓷器非常有名，加之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以至于当时的中国逐渐发展出地区专业化的商业模式。
无论在集市、地方市场还是在地区与长途贸易中，商贸都在蓬勃发展。商品主要通过水路运往海岸线和海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信贷与银行系统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纸币的广泛应用，都促进了商贸繁荣。对农业社会来说，宋朝经济多元化与货币使用的广泛程度令人惊叹，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富足的社会（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城市变得日益繁华。整个北宋的人口大约不足6000万，都城开封与其他几座大城市均大约有100万居民。人口较少的城市居民在10万人以上。一幅优美的宋时画卷《清明上河图》（今天看到的主要是后世的复制品）生动展现了开封当时的面貌，画中河运繁忙，穿过虹桥可见店铺林立，艺人们给大人和孩子们表演各种技艺，小商小贩则在兜售杂货。街道旁边矗立着精英阶层雕梁画栋的宅院。在这幅画卷的背景中，可看到被隔离起来的规模宏伟的皇宫大内。可以说，这幅画卷从诸多方面详细记录了当时的都城生活。后来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大都市，蒙古的入侵并未给这座城市带来太多破坏。繁华的临安给马可·波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马克·波罗游记》中对这段旅程的描述，让临安惊艳了世界。
城市化必然影响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它使得精英与普通民众更加接近，丰富了这两个阶层的生活。精英阶层对他们享受到的多元高雅文化倍感自豪，这些元素包括古典文学，以及吸收了大量流行元素的其他复杂的文学形式，如文学评论、创造性哲学、绘画以及其他精美艺术，此外，精英们在城市中还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和珍馐美味。
接触到精致生活的较低阶层的百姓被其深深吸引，许多人开始模仿精英的品味。而上层精英则认为城市中的大众娱乐生活充满趣味，尤其是戏剧和说书表演。通过这种融合，旧的阶层壁垒逐渐瓦解。因此，通过科举考试的普通人有机会成为统治精英中的士大夫便合情合理。此外，商人数量不断增多，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他城市团体也逐步走向繁荣。城市生活方式从大都市的中心地带逐渐向小城市扩散。官员履新让宋帝国的偏远地区也可以接触到印刷书籍，甚至在偏僻的小城镇，贸易网络也在不断扩大，集市、市场、饭馆、酒肆以及茶馆的兴盛，各色艺人的游走等因素促进了这种扩散。简而言之，城市化进程促进了文化在整个宋代社会的传播。
士大夫矗立在宋朝社会的顶点。在政治上，他们手握大权；在社会上，他们是不容挑战的精英；在文化上，他们还是领袖，沉浸在自身的文化中，以之为荣，也乐于不断努力使其尽善尽美。从经济角度看，大多数士大夫出身地主家庭，虽然很多人也是从相对卑微的阶层中通过不断奋斗才崛起。一旦入仕，他们将获得丰厚的俸禄与优待，在国家节日这样的特殊日子里，他们还会获得来自政府馈赠的礼物与各种奖赏。官员自身享受到的各种优待与补贴，除了封赠和价值不菲的致仕赏赐，还有惠及其家庭成员的其他优待。他们可将盈余的收入用于购置土地，而官员拥有的土地是免税的，当然也有一定限制。还有一些人入股亲戚朋友经营的生意。只有少数商人能够和最有钱的士大夫一样富有，但经商带不来声望。在宋代，身份地位主要来自官职，其次才源于财富。富商想要提高其声望的唯一办法就是结交士大夫，更好的办法是让儿子加入士大夫的行列。
宋朝皇帝对节度使和世家大族的不信任，导致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相比依赖这些传统上野心勃勃、存在潜在颠覆性的势力，宋朝统治者更愿意选用职业文官。科举大门对所有具备资格的举子们开放，其中还包括那些平民出身的考生。科举中第之人不仅风光无限，还能获得俸禄优厚的稳定官职。昔日名门望族的后人别无选择，只能适应机会均等的新系统，而那些出身卑微却凭借科举考试崛起之人则对科举制感恩戴德，并对其死心塌地。
官员拥有的所有权力都源自其所任命的官职，这受制于文官规则，而最终的决定因素则是皇帝的意愿。官员是皇帝的傀儡，他们自身并没有任何权力，官僚权力的这种衍生性质是其忠君的最佳保证，而儒学思想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忠君思想。
宋朝政府像一部机器，乾纲独断的皇帝拥有这部机器并加以指挥，官员则负责操作这部机器。官员升迁一般是根据业绩、资历、举荐，尤其是保举，而裙带关系与私人偏袒的概率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除非是在腐败的官府衙门。贬官的主要原因包括负面报道、明显错误、审查人员的指控以及有时候的政治陷害等。一般情况下，政绩考核的标准较为公平，尤其是在宋初。在宋代焕发了新的活力，并获得新力量的儒家道德规范强化了这一标准。在当时不断发展改良的社会习俗中，这一标准被建立起来，品行高尚的士大夫们对这一标准更是勤勉躬行。
最开始，宋朝皇帝在治国时听取宰辅们的建议后再做决策，随后再指示宰辅大臣们具体执行。然而，到了11世纪中叶，一些秉承理想主义的士大夫们开始大胆要求被赋予更多权力。他们这一要求是基于儒家思想，即大臣需匡扶皇帝的道德标准。即位前后，大臣都是皇帝的导师。大臣们拥有这一特权，且从理论上讲，皇帝行为失当时，大臣们有义务提出异议。事实上，言官的义务就是指出皇帝的错误。这一举措来源于士大夫最善治国的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皇帝应该选择最优秀的士大夫为宰辅或言官，并赋予他们充分的权力以便辅佐皇帝治理国家。
儒教国家的本质，在于作为意识形态权威的儒家学说与作为权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基本对立。既要尊重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权威，又要谨慎地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这让皇帝的态度十分矛盾。如果众多士大夫们能团结一致，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威与权力。毕竟，一旦失去士大夫们的集体支持，帝国将面临巨大危险。不过，士大夫们彼此不和的政治天性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个人野心、个体利益的冲突以及毫不隐晦的意见不合都会起作用。一旦有重臣的影响力超乎寻常，其他人就会影射他图谋篡夺权力，或者干脆说他不忠。一旦一伙官员长期掌权，那些被排除在权力圈之外的人便会指责他们结党垄断朝政，蒙蔽天听，让皇帝无法兼听则明。在朋党斗争中，两派都会尽力争取皇帝的支持，这使得皇帝的绝对权力进一步上升，士大夫们手中的权力最终减少，甚至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被削弱。如果团结起来，士大夫们会得以立足，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做。如果分裂，他们只会衰落，而士大夫们最终确实走向了衰落。对他们来说，11世纪似乎是黄金时期，他们本可以在政治上达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的高度，荒谬的是，他们却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机会。
在非官僚系统的意识形态领域，宋代士大夫们的影响力更为持久。他们不仅复兴了儒家思想，还丰富了其内涵。在宋代之前的近一千年中，儒家思想已经在新道教尤其是佛教面前失去了优势地位，而新道教和佛教在普通百姓中极受欢迎，受过教育之人甚至也成为它们的追随者。例如在唐朝，许多士人都在佛寺中学习，那时佛寺是一流的学习中心。但到了宋代，儒学研究再度兴盛，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的科举考试。教授儒家思想的学校快速涌现。富人们给私人学术机构捐田捐房，地方官员使用政府经费兴办了一些学校，还为学校的兴建募集私人捐款。到11世纪中期，在所有州府以及重要的县建立官学已经是宋朝的基本国策。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书籍的价格日益低廉，因而经济情况一般的人也能买得起书。太学、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感兴趣的士大夫、学校以及许多城市的书商开始出版越来越多的图书，且图书种类各式各样。严肃著作、纯文学、经典文学和新文学著作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便携式参考书在应举时尤为有用。受教育人群迅速扩大，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儒家学术取得了超越过去的成就。这就是新儒学的起点。
自耶稣会之后的欧洲汉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新儒学”这一术语时采用其狭义定义，主要是指由朱熹在12世纪创立的儒家正统哲学，中国人习惯称之为理学思想。根据近年来其他学者对该词的使用情况，我决定在本书中使用这一术语更为广义的定义，来泛指一种知识体系与生活方式。这一体系以儒家主要思想为基础，发端于11世纪初，是为了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变化而出现的。简而言之，“新儒学”这一术语所指的就是新传统社会在思想和道德方面的内容。这是经典儒家思想的延伸，并不具有独立性：它与经典儒家思想一同构成了中国的新正统思想。尽管如此，这两种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
新儒学有四大特点，伦理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历史思维与人文主义。伦理原教旨主义认为道德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性，人应该严格遵从古代文本关于道德的训教——这是所有儒家流派的核心思想，但新儒学最为系统而细致地阐述了道德的哲学支撑，还制定了广泛而细致的行为准则。复古主义认为人们应当努力恢复上古黄金时代。这一黄金时代是新儒家学者们根据他们认为的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理想原则而重构的乌托邦。历史思维则是通过培养一种比早期儒学家对上古以来所发生的实际变化更现实的认识，平衡这种认为上古更优越的信念。人们研究历史也是为了了解社会是如何退化、为何退化，以便防止重蹈覆辙，还可找到使社会变得更好的办法。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人文主义，是强调人，强调自我修养，强调人的潜力与人的极限。经典儒学更注重教育贵族阶级，认为社会其他阶级也会受到他们的道德感召，而新儒学人文主义则与此不同，它对精英与普通人一视同仁，这更适用于一个需要通过竞争性考试来获取精英地位的社会。但新儒学并非主张人人平等，同经典儒学一样，它同样认为适当的阶级划分必不可少。它延续了每个人根据身份不同需遵从不同行为准则的儒学思想。
新儒学在中、晚唐时期有几位先锋人物，但其主要发展是在宋代。宋初的新儒学拥护者对其热情甚至超越了对仕途的追求。他们完全是出于自身兴趣而学习儒学，且坚信自己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前人，还相信这能帮助他们与先贤大师建立起直接联系。他们相信能够重新掌握孔子本人的正宗思想。无论在信仰上还是气质上，他们都是活跃分子。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运用儒家观点来修正自己的观点，以使社会变得更好。这种改革精神在11世纪的新儒学领袖中尤其普遍，甚至可被描述为一种儒家使命感。
这些新儒学先驱们涉猎的学术范围非常广泛。他们在哲学上是创新者，在伦理学上，他们达到了前辈们未曾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心理深度，宇宙学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兴趣，但这一学科的实践仍然并不引人注意。古代经典既要经过文本批评，还要根据现实情况对其进行实用性阐释。“如何治国平天下”这一问题引发了诸多哲学思考：大部分学者强调通过修身提升个人道德水准；少数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主张改革政府机构与政策；当然还有些学者提倡从家庭、家族与社区层级重建社会。新儒家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他们编撰了多种类型的历史著作，其中包括朝代史、编年史、机构史、方志、主题史以及类书，这促进了考古学、史学以及文献学的发展。学术的新进步还体现在文学方面：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诞生了。这种文学形式的名字非常具有迷惑性，叫作“古文”，实际上它虽然遵循了古代写作模式，在精神上却是一种巨大的创新。此外，宋代的大诗人们不仅可以与唐代的前辈们比肩，还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词”，这是宋代的巨大成就。
能够不断丰富自己是新儒学的一大特点，它在儒学的大树上嫁接了新枝，并且结出了新的果实。新儒学重新重视了孔子的思想，并试图对其加以利用来改革时人的生活。新儒学援引上古思想的权威并非要真的回到过去，而是在继承古代思想精华与当前创新之间达到最大化。如我们所见，欧阳修体现了儒学理想和现实考量之间的平衡。另一个突出的典型案例是王安石，他是宋朝重大改革的领导者。王安石对儒家经典非常推崇，尤其是《周易》，但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践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证明其新法的合理性，毕竟许多新法措施都是史无前例的。新儒家形而上学的五位创始人（指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译者注）也是一样。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因重建哲学正统而被后世铭记，这是在孔孟之后都没有出现过的功绩。然而，新儒家们最大的贡献是形而上学，在这一领域，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未曾涉及太多。
新儒学是在面临巨大阻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虽然大部分人接受尊重过去的习俗，但很少有人乐意让这种思想影响眼前的利益。无论是重塑还是创新，每每涉及变化都有人站出来反对。反对者称这些沉寂许久的东西无法在不同时代中重新焕发活力，或者说这些缺乏先例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新的离经叛道的行为。还有一些阻力来自新儒家内部。在如何合理阐释儒家经典，政治与社会改革应该采取何种方向上，或者同时在这两个问题上，新儒学领袖们的意见常常相左。
关于政治思想的争论尤为激烈。宋初，大部分士大夫的思想都较为传统，甚少有人对政治理论感兴趣。但不足百年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对理想信念的向往，驱使一批颇具声望的学者们对此发出严厉批评，并主张各种改革，他们的做法有时甚至以牺牲个人仕途为代价。在某种程度上，11世纪政治思想的多样性与中国古代哲学最为活跃的诸子百家时期相似。相比之下，宋代思想是在新儒学的保护之下产生的，其多样化自然逊色很多。尽管如此，宋代还是自先秦以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政治风暴与理论分歧的中心问题是何为正统。一些先驱者热情饱满，以致于他们经常用自己对儒学的阐释取代早期儒家的阐释，并坚持认为只有自己的阐释才是正确的。这种自称正统的做法引来不少非议，尤其是来自持不同观点的新儒家们。在意识形态上给庆历(1041—1048)新政提供支持的学派就是这样自称正统的一群人。这一学派及其支持的改革带来的党争旷日持久，最终导致政治与学术环境的恶化。1069年，重大改革落实，此后，大规模的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大体上看，根据对改革支持和反对的态度，士大夫们分成了两个对立阵营，不少人自称正统。党争持续了数十年，政局来回摇摆，双方都通过不遗余力地施加政治压力，来确立自身思想的真理地位，而滋养不同思想生长的相对自由的精神已一去不返。
南宋政治思想的活跃度较北宋更逊一筹；社会因传统而僵化，对已有秩序的批判都会受到质疑。南宋初，朱熹及其追随者称自己的思想为理学，而对手则正式称之为“伪学”，并罢黜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实权。尽管如此，新儒家们卓越的学术成就、高标准的行为准则以及大量著作，最终为其在学术圈中赢得了无上的尊荣。他们在社会改进与个人修养方面的大量观念被广泛接受。政府权重如山，却无法阻止朱熹及其追随者成为思想与社会的领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3世纪末蒙古统治时期，新儒家的思想终于被官方认可为正统儒学。这一学派创立的精致的新儒学哲学系统毫无疑问具有持久的重要性。然而，意识形态霸权的长期斗争已经削弱了这一学派曾经拥有的任何政治活力。其政治理念开始变得平淡、狭隘与保守。新儒学的重要矛盾之处在于，北宋时，它一直是国家事务强烈的意识形态卫士，时常与皇帝以及意识形态立场不鲜明的士大夫们产生分歧，最终它却成为国家主张的思想体系，被用来遏杀质疑与评判。
宋代有着辉煌的成就，为后世建立了新的传统模式。虽然许多新儒家时常有意见分歧，新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成功地将新旧思想结合为一种富有活力且有效的传统。因此，对于后世士大夫来说，宋朝是一段近乎能够满足他们共同理想的时代。诚然，他们对宋朝的仰慕使其忽视了当时的文化倒退现象：尚武意识淡漠、妇女地位下降、佛教衰落以及民族优越感倾向抬头等（还可以举出一些），使后世官员认为这些倒退是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权力滥用以及农民普遍贫困造成的。尽管如此，对这一伟大时代怀有感情的不只是精英阶层。正如在流行戏曲与话本中保持鲜活的口述传统中所听到的那样，后世百姓总体上是偏爱宋代的。直到今天，宋代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仍具有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