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r　the minor reform

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或发生了异常情况，否则中国历史上鲜少发生改革。庆历新政是宋朝的首次改革。传统历史对此次改革的记载往往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由于韩琦和范仲淹组织得当，有效抵御了西夏入侵，且两人在改革中展现出杰出能力，因此被召回朝堂，还被赋予了对整个国家体制进行改善的全权。实际上，触发这次改革的原因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

西夏在西北的入侵引发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局势，而北方的辽帝国趁火打劫，威胁要对宋朝开战。不仅如此，宋帝国内部也危机四伏：盗贼日渐猖獗，有些甚至就出现在都城附近。由王伦领导的暴乱在宋朝历史上首次达到了叛乱的规模。在许多地方，胆大妄为的盗贼和叛乱分子，无论规模大小，几乎都未在当地遭遇到有效抵抗。他们轻而易举地“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宋朝一直以来秉承将最精锐的部队集中于几个战略要地的政策，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许多地方政府官吏不但没有竭尽所能地组织开展相应防御，反而恬不知耻地试图收买盗贼，以便保全自己，“或敛物献送，或望贼奔迎，或献送兵甲，或同饮宴”。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王伦发动暴乱后，韩琦和范仲淹立即接到了入朝为官的任命。这一时间顺序的描述经过了深思熟虑，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欧阳修去世不久，《神宗实录·欧阳修传》中将这种联系阐述得十分明确。“是时西师久，京东西群盗起，中外骚然。仁宗既进退大臣，欲遂改更诸事。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皆辅政。修屡请召对咨访，责以所为”。召回那些成功抵御边境入侵之人并让他们守卫朝堂，完全是自然之举。

即使如此，在皇帝采取行动之前，此举仍然引发了尖锐的批评，有人还反复举荐他人。康定元年（1040年），废除了景祐三年（1036年）颁布的禁止官员越权言事的禁令，直到那时，一些官员才开始在奏疏中对那些当权之人表达不满。普通百姓也进呈了强烈批评政府的请愿书。吕夷简备受打击，最终于庆历三年（1043年）春辞去相位。由于皇帝一直都很信任吕夷简，便授予其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这种半致仕特权，而吕夷简的批评者们，尤其是蔡襄，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吕夷简罢相后不久，欧阳修被任命为言官，他上任伊始进呈的札子中声称，吕夷简享受到人臣的大富贵，但将天下的大忧患留给皇帝。欧阳修认为，不应给予吕夷简参与讨论朝廷军国大事的特权，从而让其有机会继续操纵朝政。欧阳修的这次进谏说服了宋仁宗免除了吕夷简的这一特权。

随着吕夷简被彻底罢黜，朝堂上的权力暂时被数名高官瓜分，而他们全都不愿尝试改变。他们当中的晏殊最初曾提携范仲淹，现在却觉得范仲淹好言取名，而且他认为欧阳修“论事频数”。另外，章得象假装未曾听到关于改进的建议。他告诉朋友们，那些“勇于事”的人就像“跳踯戏剧”的小儿，“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章得象虽然没有公开反对这些改革者，却试图在幕后加以破坏，从而确保自身政治生命更持久。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宰相贾昌朝是保守的北方人，他与后宫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与内侍交好，但他对要求改革的官员毫无同情之心。

起初，韩琦和范仲淹都被任命为经略安抚副使。两人一再拒绝这些任命，因为他们不愿在当时的掌权者手下任职，最终却不得不服从命令。就在他们前往都城的途中，朝堂之上正在酝酿阴谋。安抚使夏竦过去曾多次与韩琦和范仲淹产生分歧，吕夷简的致仕给了夏竦担任宰相的希望，但他在两个朋党之中都有政治对手，这些对手都在采取对他不利的行为。支持已经引退的吕夷简的王拱辰，连上十八道奏疏，不遗余力地攻击夏竦。著名学者石介非常钦佩韩琦和范仲淹。他固执己见且脾气暴躁，夜以继日地向言官们进言，大肆抨击夏竦，并成功说服其中数人公开反对夏竦。夏竦对这些所谓过失进行了坚决否认，但根本无济于事，他被调到另外一个地区任职。接替他成为安抚使的杜衍对韩琦和范仲淹心怀同情。石介备受鼓舞，写诗庆祝朝廷对韩琦和范仲淹两位“进贤”和对夏竦“退奸”，并将这首《庆历圣德颂》大肆传播。在韩琦和范仲淹到达京师之时，夏竦命人将石介这首诗抄下来交给他们，同时还传达了一条对他们半是抗议半是警告的口信。在夏竦看来，像石介这样鲁莽的支持者，绝不会让人感到舒适。就像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夏竦的警告竟一语成谶。

同时，韩琦和范仲淹的支持者们因胜利而备感兴奋，他们现在可以尽可能地发挥自身优势。韩琦和范仲淹履新仅数月，蔡襄和欧阳修就上书建议再次擢升他们担任宰辅大臣。当时，宋仁宗高度重视直言进谏，并在庆历三年（1043年）夏天赋予包括欧阳修在内的谏官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权力，允许他们每日上朝，参与政策审议。同时，仁宗还任命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并且自此之后，他就像对待宰相一样对待范仲淹。因此，宰相之职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荣誉。欧阳修很快又再次进谏，称皇帝应下令让范仲淹和韩琦将他们的政策目标和盘托出。仁宗再次应允。范仲淹和韩琦奉诏进入天章阁，写下了他们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于是他们写下了这篇著名奏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就包括欧阳修的一些想法。

这篇奏疏提出的十点建议如下：

(1)明黜陟。严明官吏政绩考核，以便清除树大根深的无能官吏。

(2)抑侥幸。警惕徇私舞弊行为，首先要减少高官子嗣亲属通过恩荫特权获取官职的数量。

(3)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标准，由注重诗赋改为重视策论。

(4)择官长。谨慎选择地方官吏，因为他们有责任推举和保荐下属官员。

(5)均公田。增加地方官的职田数量，确保地方官拥有足够收入，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贿赂与压榨的诱惑。

(6)厚农桑。促进有益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开垦和堤防修复，并采取措施提高粮食运输系统的效率。

(7)修武备。在农民之中创建地方民兵组织，以便加强内部秩序与外部防御。

(8)覃恩信。采取措施确保赦令得到充分执行，使得到此类赦免的人民对政府心存感激。

(9)重命令。消除制敕中的矛盾、漏洞与不公，并且自此之后坚持严格执法。

(10)减徭役。省并州县，减轻百姓负担。

《答手诏条陈十事》为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与25年后的熙宁变法相比，庆历新政只是一个温和的施政纲领，旨在于现有框架内实现改良，不主张对法律或政策作出任何重大变革。其目标是更为有效地控制官僚机构，以及任用更为合格的官吏。官吏们将获得更为丰厚的收入，以此激励他们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政绩。尽管如此，此次改革仍然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完善宋朝国家体制的首次尝试，而这一体制自宋朝开国以来基本保持不变，并且从未遭到抨击。此次改革的启动是宋帝国首次公开承认国家体制已经严重腐朽，官僚们也变得树大根深，尸位素餐，思想僵化并一心逐利。

作为改革的关键人物，欧阳修事先告诫皇帝，必会有很多官僚反对改革。招致最多反对的改革建议，当然是减少恩荫官员的人数。此前，每年将近有1000名年轻人不是通过科举制度而是通过关系入仕为官，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有权为其子嗣（甚至在其子嗣尚未成年时）以及亲戚、门客奏请官职。根据范仲淹的提议，这一特权仅限于一个子嗣，并且仅在皇室庆典之时方可奏请官职。其他亲戚仅赐官衔，并无职位。此外，那些通过各种此类恩荫为官之人，永远没有资格担任御史或翰林学士等高级职务。

困扰这些树大根深的官僚们的另一项措施是科举考试标准的改变，欧阳修在其中出力颇多。改革者们当时鼓励人们重新阐释古代经典，以儒家思想指导日常实践，还鼓励人们对古文散文进行热烈讨论，而欧阳修主导的对科举考试标准的改革，正是这一改革潮流的一部分。这一举动被很多反对派视为对其无能的暗讽。很多反对派的子弟和门生长期以来并未接受太多关于散文写作与治国之道的学习，难以适应新的考试标准，因此他们原本畅达的前途变得充满不确定性。而且，据反对派称，科举考试的新标准实际上是对那些不了解政务的考生的批评与讽刺。

还有一个黜陟问题。改革的反对者们指责改革者提拔同道的做法本身，正属于他们正在假装消除的徇私舞弊行为。这些反对者声称，尽管像欧阳修这样的谏官举荐那些对他人猛烈攻击并夸大其词的人，理由是这些攻击彰显了他们的率直与勇敢，但这种举荐根本毫无道理可言。此外，有人认为，依赖举荐会降低士气。投机取巧的官员在急于向当权者献媚讨好的过程中会丧失所有尊严与诚信。

欧阳修特别关注大量政绩不佳的地方官吏。即使在改革之前作为谏官第一次上殿时他就提出，有必要在每个地区任命专门的按察使，以便核查地方官吏政绩，“纠举年老、病患、赃污、不材四色之人”，然而，直到改革启动后，欧阳修的建议才得以实施，而且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反对派在暗中设法阻碍这项举措的执行。这些新任命的按察使虽然对有关官员作出了负面的政绩考核，但其可信性受到了严重质疑。欧阳修回应称，此类质疑本身很可疑。他说，“按察之任，人所难能。或大臣引荐之人，或权势侥幸之子……今按察者所奏，则未能施行，沮毁者一言，则便加轻信”。另一种批评称，按察“长奔竞之路”。欧阳修反驳道，这种批评毫无公正可言；只要涉及黜陟，任何国家体制都会遭受这种批评。当这些反对意见出现时，改革者们已经丧失了权力。欧阳修的反驳被置之不理，朝廷随后下达命令，要求对地方官吏的核查既不能严苛，也不应蓄意挑剔，用典型的官僚措辞来说，这项命令意在避免违背“朕忠厚爱人之意”。欧阳修赢得的最大收获，是他亲自按察黄河以东的河东路地区的建议得到批准。在那里，他纠正了许多行政方面的弊端，并罢黜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员。欧阳修评论道：若能“择官吏以办职事，裁侥倖以减浮费”，将会大大降低其他改革措施的必要性。

至庆历三年（1043年）冬，虽然改革计划几乎停摆，仍然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改进。财政状况开始出现好转，朝贡运输系统有所改善。但正如欧阳修事先告诫的那样，对改革计划的抱怨和批评很快开始令仁宗忧心忡忡，到庆历四年（1044年）夏天，有迹象表明，仁宗关于改革的想法逐渐发生了转变。仁宗决定与西夏和议导致反对改革的呼吁占据了上风。大多数官员都赞同这一决定，几位改革者的反对意见未能产生影响。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人员洗牌。范仲淹受命被派往西夏边境地区任安抚使。另一位改革者富弼被派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化解辽国的入侵威胁，而欧阳修本人则前往河东地区任职。随着国家安全不再面临外部或内部的威胁，皇帝似乎对改革失去了兴趣。同年冬，关于朋党之争的指控再次指向了改革者，范仲淹、韩琦、富弼及其他几人接连被从各自的重要职位上罢黜。庆历五年（1045年）春，改革措施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全部废除，但朋党问题仍未平息。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改革者自身应对其失败负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未曾预见到，理论上可行的纲领实际上可能难以执行，且一旦执行可能会产生相当复杂的结果。此外，他们往往局限于自以为是之中，从而忽略自身的偏袒之失。他们的过度自信导致了过高的预期，并因此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推行过多变革。他们自以为是的另一种表现是不能审慎地容忍其他观点，这在政治上是一种障碍，尤其对一个少数群体来说更是如此。例如，范仲淹“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欧阳修、富弼和尹洙总是旗帜鲜明地区分官员中的君子、小人。他们自然而然地陷入仇恨与敌意之中。韩琦是唯一的例外：他性格沉稳，“只说情理，不自以为君子”。他也不会像很多改革领导者那样，摆出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至少在政敌们看来，这些领导人的做派就是如此。韩琦的这些性格特点，再加上其完美的个人操守和卓越的北方人出身，使他最终得以东山再起，并提携了部分改革者。改革的许多追随者有着与改革领导人同样的缺陷，批评他人时几乎毫不克制，以致于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其中以石介为最甚，就连好友欧阳修都认为他过于自负与严苛，随时随地摆出一副自负的态度高高在上，罔顾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自以为是和不容异己导致了徇私偏袒。例如，地方长官滕宗谅使用公使钱无度，朝廷派人开始调查，他竟公然烧毁相关记录。欧阳修最初坚持认为滕宗谅应该受到弹劾，范仲淹竭力为滕宗谅争取宽大处理，并说服欧阳修改变了立场，结果滕宗谅仅被降级并改任他职。

改革者的这些行为和态度为反对者指责他们结党营私提供了充分理由。他们的死敌谴责改革者们对皇帝不敬甚至不忠。仁宗本来非常敬重和信任改革者，即使在庆历四年（1044年）夏天开始转变想法时，他仍然非常信任范仲淹，并直截了当地问他，他与朋友们是否如别人所言已结为朋党。范仲淹的回答很直率，或者说毫无策略。他说，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未尝不各为一党，至于这个党是忠是奸，需要皇帝明察。他的回答明显并未令仁宗感到满意。欧阳修在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之后，迅速进呈了他著名的奏疏《朋党论》。由于范仲淹没有否认改革者已自成朋党的说法，欧阳修也很难否认这一点。相反，欧阳修辩称，基于忠信和同道而结为朋党并无过错。鉴于朋党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故在此仅点到为止地指出，虽然欧阳修对朋党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但皇帝对此仍不满意。

仁宗仍在思考时，内侍又使他想起了蔡襄于景祐三年（1036年）写的那首诗，该诗颂扬那些反对范仲淹第三次被贬的官员。内侍还声称，这首诗就是改革派结党已近十年的书面证据。内侍提醒仁宗，改革派现在遍布皇权左右，并控制了大部分行政机构；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之中改革派的追随者将占据所有关键职位，届时将无人与之对抗，甚至连皇帝都无法打破它对国家的控制。这种阴谋论的指控显然是诽谤，却令仁宗深感不安。他越是询问改革者们的忠诚度，越是能听到针对他们的诸多指控，这也使他变得更加多疑。欧阳修就是在这时被派往河东地区的，而且另外的政敌也给了他们沉重一击。由于要为改革者崛起让路，夏竦之前受到降职处理，因此他早就计划一雪前耻。一年多来，他一直命婢女模仿石介的书法风格，书如其人，石介的书法明显具有标新立异的风格。如今夏竦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书信，信中密谋策划推翻皇帝。夏竦清楚地知道，仁宗虽不相信此信的真实性，但景祐三年（1036年）流传的言辞模糊的传闻称，范仲淹包藏着此类祸心。在累加作用下，这封书信和这些旧时传闻动摇了仁宗对改革者的信任。雪上加霜的是，又有几个内侍因富弼在其升迁问题上态度严厉而心存不满，故而继续含沙射影地诽谤范仲淹和富弼不忠。这最终导致仁宗派两人前去执行临时任务。

虽然几位改革领袖于庆历三年（1043年）年底被贬出京，他们的追随者仍然具有影响力。但在庆历四年（1044年）冬，苏舜钦、王益柔及其他几位年轻的改革支持者举行宴会，一番觥筹交错之后，他们吟诗唱赋，其中有几句无心之语似对皇帝有不敬之意。趋炎附势的李定因为没有受邀参宴而心怀不满，听闻这些歌赋之后，为了报复，他四处散布此事。此事很快就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耳中。王拱辰之妻是欧阳修第二任妻子的姐姐，不过他既反对夏竦也反对改革者。在王拱辰这位专家的指导下，他手下的御史将此事罗织成对皇帝大不敬的案件，改革的支持者们很快就被逮捕入狱。贾昌朝（名义上的宰相）及其他几位公卿大臣主张对这起事件进行犯罪调查，在韩琦的阻止下作罢，韩琦提醒他们说，年轻人醉酒之后行事荒唐似乎不算大罪。因此，这几个年轻人仅被降职，而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但无论是韩琦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缓解皇帝对整个改革派的愤恨情绪。朝廷颁布诏令警告道，“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王拱辰口出狂言道：“吾一举网尽矣。”

显而易见，这是不祥之兆。远在西北地区的范仲淹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间接攻击，并感到自己应当辞去参知政事一职。一直暗中反对改革的章得象巧言陷害范仲淹，他提议，范仲淹“素有重名”，他一上奏请辞朝廷马上就批准，“恐天下皆谓陛下黜贤臣”，会留下恶劣的印象。“不若且赐诏不允”，看范仲淹是否诚心辞职。如果范仲淹就此向皇帝上表谢恩，则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不过是“挟诈要君”，惺惺作态而已，“乃可罢”。范仲淹直接落入已经铺就的陷阱中，“果奉表上谢”。仁宗从此不再信任范仲淹，当即将其贬为低级的知州。

范仲淹的贬谪标志着改革的失败和改革者们名誉扫地。皇帝选择的接替他们的几位宰辅大臣均为保守派，这些人根本无意于在政策问题上脱颖而出。他们仅仅只是以常规方式进行例行行政管理。

然而，真正的稳定并未实现。官僚体制重新陷入停滞状态，朋党问题却仍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