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迄宋，变迁孔多。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板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化之迹焉。

唐之藩镇之祸，自安、史始。

《新唐书·藩镇传》：“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献于朝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论者谓由于节度使之制不善。

《廿二史劄记》（赵翼）：“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恶者有都督，后以其权重，改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号，此文官之统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则设大总管；无事时，镇守边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犹第统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开元中，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故节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威，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盛，方镇愈骄。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

然立国之道，初非一端。或困于法，或劫于势，或歉于德，或缘于才，其为因果，盖也多矣。大抵秦、汉以来，辖地太广，民治既湮，惟恃中央一政府，其力实有所不及。故非君主有枭雄过人之才，其所属之地，必易于分裂。无论唐法之蔽，酿成五代之乱。

《廿二史劄记》：“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兜鍪积功，恃勋骄恣，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隶藩镇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为之。欧史《郭延鲁传》谓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薛史《安重荣传》亦云自梁、唐以来，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狱，割剥蒸民。诚有慨乎其言之也。”

即宋之改制，亦仅能救一时之弊，而于经营全国之法，初未能尽善。

《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镇受代，先命近臣谕旨，且发兵备之，尚有不奉诏者。帝即位初，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以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夏四月，诏设通判于诸州，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事得专达，与长吏均礼，大州或置二员。又令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得自奏事，不属诸藩，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三年三月初，置诸路转运使。自唐天宝以来，藩镇屯重兵，租税所入，皆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镇益强，率领部曲，主场务，厚敛以入己，而输贡有数。帝素知其弊。赵普乞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悉送汴都，无得占留。每藩镇帅缺，即令文臣权知所在场务。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虽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皆不预签书金谷之籍，于是财利尽归于上矣。”“八月，选诸道兵入补禁卫。先是帝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拣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至是命诸州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复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佚。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皆赵普之谋也。”

故对内则财权、兵权悉操自上，而对外则力多不竞。辽、夏迭兴，无以制之。其中因果得失，盖难言矣。

唐室中叶，汉族势力日衰，沙陀、契丹、党项诸族并兴。

《中国民族志》（刘师培）：“沙陀为突阙别种，居天山东北，服属吐蕃。后东徙代边，款关内附，为唐平乱，立功中原。据汾、晋之疆，拥甲兵以自固，而沙陀势力日盛。”“契丹处潢河附近，残食邻封，其属土包满洲、蒙古。唐末率众南侵，营、平之州既沦，榆关之险遂失，而契丹势力日盛。”“党项处西川边徼，服属唐廷。以苦吐蕃之侵，徙届灵、夏，部族渐蕃。其酋长拓跋思恭助唐讨乱，据夏、银、绥、宥、静五州，称靖难节度使，而党项势力日盛。”

五代之君，既多西戎族种。

《新五代史·唐本纪》：“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明宗本夷狄，无姓氏。太祖养以为子，赐名嗣源。”《晋本纪》：“高祖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臬捩鸡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汉本纪》：“高祖姓刘氏，名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

契丹、女真之南侵，摧残中国之文化，尤甚于刘、石之乱华。

《通鉴》：“开运二年，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三年，契丹主大举入寇，至洛阳，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祸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契丹主发大梁，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宫女宦官又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宝以行，所留乐器、仪仗而已。”

《辽史·太宗纪》：“大同元年三月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伎、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所归顺凡七十六处，得户一百九万百一十八。”

《宋史·钦宗纪》：“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帝及皇后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

《南烬纪闻》（黄冀之）：“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京城陷，北兵入城。十二月初五日，遣兵搬运书籍及国子监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户口图籍赋役及宗室玉牒。初九日，又运车辂、卤簿、太常乐器及钟鼓刻漏，因是朝廷仪注法物，取之无遗。”

而汉族之混乱迁流，亦为从前所未有。

《中国民族志》：“辽金南下以来，其影响及汉族者有三：一曰汉族之北徙也。自契丹南征，朔方沦陷，汉民陷虏，实繁有徒。或归于虏廷[1]，或见俘于异域[2]，而契丹民族遂向华风[3]。及金人南伐，汉民罹祸尤深[4]，此实汉族迁徙之一大关键也。加以汉族不振，浸染夷风，祖国山川，弃之如遗。甚至偷息苟生，右虏下汉[5]。影响及汉族者，此其一；二曰异族之杂处也。金皇统五年，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民，皆自本部徙中土，计户受田，与民杂处，号明安穆昆[6]，凡数万人[7]。驱游牧之蛮民，适中华之乐土，是直以中国为牧场矣。《金史》天会六年，禁民汉服，令民削发，汉族之礼俗，无一不变于夷矣。影响及汉族者，此其二。”[8]

义儿养子，胡汉杂糅，

《五代史·义儿传》：“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李嗣昭，本姓韩氏，汾州大谷县民家子也。太祖取之，命弟克柔养之为子。……嗣本，本姓张氏，雁门人也。世为铜冶镇将，嗣本少事太祖，太祖爱之，赐以姓名，养为子。……嗣恩，本姓骆，吐谷浑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骑射，赐姓名以为子。……存信，本姓张氏，其父君政，回鹘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骑射，能四夷语，通六蕃书，从太祖起代北，遂赐姓名以为子。……存进，振武人也。本姓孙，名重进。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存贤，许州人也。本姓王，名贤。少为军卒，太祖击黄巢于陈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

巨室世家，没为奴隶。

《容斋三笔》（洪迈）云：“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王子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而昔之标举门第，崇尚族望之风，由兹而隳。南北文化，亦以迥殊焉。

《中国民族志》：“江淮大河以北，古称膏腴之区，文物之国者，何今北省诸地，人才湮没，文化陵夷，等于未开化之壤耶？则以与蛮族同化之故也。”[9]

自唐以降，汉族不振，固有各种原因，而妇女之缠足，亦其一也。按俞正燮《癸巳类稿》、赵翼《陔余丛考》，皆以弓足盛于五代及宋元之时。

《癸巳类稿·书旧唐书舆服志后》（俞正燮）：“刘昫等作志，时言妇人贵贱履舄及靴，略本《开元礼序例》下及《唐六典》内官尚服注。皇后太子妃青袜舄，加金饰，开元初或着丈夫靴。”“迨后妇人足弓，于南唐渐成风俗。”“南唐裹足，亦仅闻窅娘，《道山新闻》言之最详。”“弓足之事，宋以后则实有可征。《鹤林玉露》云：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徐积《睢阳蔡张氏诗》云：‘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尘泥。何暇裹两足，但知勤四支。’已以足大不裹为异。《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错到底’。元时亦有之。张翥《多丽》词云‘一尖生色合欢鞋’是也。”“《辍耕录》云：‘元丰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此南宋时事。而《岭外代答》云：‘安南国妇人足加鞋袜，游于衢路，与吾人无异。’所谓‘吾人’，今广西人，是宋时岭外皆不弓足。《辍耕录》云‘程鹏举宋末被掳，配一宦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是其时宦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枫窗小牍》云：汴京闺阁，宣和以后，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今虏中闺饰复尔。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是金循旧俗，而元时南人亦有不弓足者。《湛渊静语》云：‘伊川先生后人居池阳，其族妇人不缠足。’盖言其族女子不肯随流俗缠足也。《野获编》则云：‘明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是反以裹足为贵，今徽州宁国小户亦然，积习所以难反。”

《陔余丛考》（赵翼）：“妇人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周达观引之，以为唐人亦裹足之证。尺减四分，尚未纤小，第诗家已咏其长短，则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至于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渊静语》谓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犹未远，必有所见闻，固非臆说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皆不裹，滇、黔、瑶、苗、僰、夷亦然。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足种田，尚不缠裹。盖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

女子缠足，则身体孱弱，所生子女，必不强壮。此正汉族不及他族之弱点，而后世反以此为中国特别之风俗，取其与他族妇女有别，或且严禁而不能实行，斯则事之至可怪者也。

《陔余丛考》：“康熙三年，诏禁裹足。王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子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其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10]。康熙七年，礼部奏罢此禁。”[11]

中国古人，皆席地而坐，其坐或与跪相近。

《陔余丛考》：“朱子《跪坐拜说》谓古者跪与坐相类。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蹠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云。又《后汉书》：向栩坐板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蹠与不着蹠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则谓之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其两足如箕形。’佛家盘膝而坐，则谓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

虽战国时已有高坐者，然尚未为普通之俗。唐、宋以来，始有绳床、椅子、杌子、墩子诸物，是亦俗尚之大异于古者也。

《陔余丛考》：“古人席地而坐，其凭则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应劭《风俗通》：‘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此为后世高坐之始。然汉时犹皆席地，文帝听贾谊语，不觉膝之前于席。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具，其名仍谓之床，又谓之榻，如向栩、管宁所坐可见。又《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敩登榻坐，敩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此皆高坐之证。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则其时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是也，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铚《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宾主礼，铉辞，引椅偏坐。’张端义《贵耳集》：‘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此又近日太师椅子所由起也。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近代乃改从椅，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宋史·丁谓传》及周益公《玉堂杂记》。”

古人行路多乘车，以马牛曳之。自晋以来，始有肩舆。

《晋书·王羲之传》：“子敬乘平肩舆入顾氏园。”

《梁书·萧渊藻传》：“在益州乘平肩舆，巡行贼垒。”

唐宋大臣年老或有疾者，始乘肩舆，余多乘马。

《唐书·崔祐甫传》：“被病，诏肩舆至中书。”

《宋史·舆服志》：“神宗优待宗室，老病不能骑者，听肩舆出入。”

宋室南渡，仕宦皆乘舆，无复骑马者。

《癸巳类稿》引丁特起《靖康纪闻》云：“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籍马与金人，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驴乘轿，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马，搜括无遗矣。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权贵女子于金，搜求肩舆赁轿之家，悉取无遗。”

张端义《贵耳集》云：“渡江以前，无今之簥。”

《却扫编》云：“汴京皆乘马。建炎初，驻跸扬州，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

《东南纪闻》云：“思陵在扬州传旨百官，许乘肩舆。”

《朝野杂记》云：“故事百官乘马，建炎初，以维扬砖滑，诏特许乘轿。”

《演繁露》云：“寓京乘轿自扬州始，其后不复乘马。”

居处行动，皆求安适，人之文弱，盖缘于此矣。

* * *

[1]　许元宗《奉使行程录》言幽民苦刘守光暴虐，逃入契丹，契丹建滦州而处之，其证也。

[2]　金《地理志》言辽以所俘望都民置海山县，以所俘安喜民置迁安县，以所俘定州民置昌黎县，皆汉族为契丹所俘之证。又宋人《儒林公议》云太宗征契丹后，河朔之民数被其毒，驱掠善民入国中，分诸部落，鞭笞凌辱，酷不忍闻。亦汉族见俘之证。

[3]　契丹用汉族之民，为汉族所化。观金人以契丹人为汉人，而以宋人为南人，可以知汉族多与契丹族相合矣。

[4]　《大金国志》言卢益奉使时，言国主自入燕以后，所虏中原士大夫家子姝姬凡二三千北归。

[5]　《儒林公议》云：始石晋时，关南山后初莅虏，民既不乐附，又为虏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国，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关南，功不克就，岁月既久，汉民宿齿尽逝，新少者渐便习不怪，居常右虏下汉。其间士人及有识者，亦常愤然，无可奈何。

[6]　自燕南至淮陇以北，皆有之。

[7]　金曹望之《论便宜疏》云：山东河北，明安穆昆与百姓杂处，民多失业。此明安穆昆害民之证。

[8]　第三段汉族排外思想，略之。

[9]　按《陔余丛考》：宋南渡时，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如韩肖胄、侂胄，皆琦之曾孙也。王伦，旦之裔孙也。吕本中、祖谦、祖俭、祖泰，皆公著后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复，殊之后也。曹友闻，彬之后也。叶石林记南渡后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听于寺庙居住。又李心传《朝野杂记》：渡江后将帅，韩世忠，绥德军人。曲端，镇戎军人。吴玠、吴璘、郭浩，德顺军人。张俊、刘琦、王燮，秦州人。杨惟忠、李显忠，环州人。王渊，阶州人。马广，熙州人。杨政，泾州人。皆西北人也。刘光世，保大军人。杨存忠，代州人。赵密，太原人。苗传，隆德人。岳飞，相州人。王彦，怀州人。皆北人也。据此，知宋室南渡，不惟文人学者从之而南，即将帅武人之生长西北者，亦多居于南方。举各地优秀之人，皆居江、淮以南，宜江淮以北之民族，遂渐退化也。

[10]　事见《蚓庵琐语》。

[11]　事见《池北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