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书籍，代有进化。由竹木而帛楮，由传写而石刻，便民垂远，其法夥矣。降及隋、唐，著作益富，卷轴益多，读书者亦益众，于是雕板印书之法，即萌芽于是时焉。

《中国雕板源流考》（孙毓修）：“《河汾燕闻录》（陆深）：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敦煌石室书录》：大隋《永陀罗尼本经》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顺一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宋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本。”“柳玭《训序》：中和三年，在蜀阅书肆所鬻书，率雕本。”“《国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小学字书。”“《猗觉寮杂记》（朱翌）：唐末益州始有墨板。”

然隋唐之时，雕板之法，仅属萌芽，尚未大行。故唐人之书，率皆写为卷轴，而印刷成册者流传甚希。雕板大兴，盖在五代，官书家刻，同时并作。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制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

《五代会要》（王溥）：“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生徒，收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钞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制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又《和凝传》：凝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册，分惠于人焉。”

《挥麈录》（王明清）：“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常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贵显于蜀，乃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兴。”

度其情势，似以蜀中刻板为早。自唐季及五代，时时有雕板印书者，故毋昭裔必就蜀中刻之。而唐《周官》板所刻既多，费时亦巨，自长兴至广顺，历四朝七主二十四年乃成，可知创始之不易矣。

北宋之初，雕印书籍，先佛藏而后儒书。

《大藏经雕印考》（常盘大定）引南宋僧志盘《佛祖统记》曰：“宋太祖开宝四年，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至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板成，进上，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十八卷。”

以其所刻藏经之数，与五代所刻儒书之数校之，则《九经》一百三十册，历二十四年始成；《佛藏》五千余卷，仅十年而成，可以见雕印之法之进步矣。嗣是赓续刻书，经史注疏皆备。

《玉海》（王应麟）：“太宗端拱元年，敕司业孔维等效勘孔颖达《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行之。”“真宗景德二年，幸国子监，历览书库，观群书漆板，问祭酒邢昺曰：‘板数几何？’昺曰：‘国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万，经史义疏悉备。’帝褒之。因益书库十步，以广所藏。”

后世官书，多雕印于国子监，号称监本，亦历史上相沿之例也。

刻板之法既兴，视抄写为便矣。然犹必按书雕之，不能以简驭繁也。于是又有活字排印之法。

《皇朝事实类苑》（江少虞）：“庆历中，有布衣毕昇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一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

庆历当西历纪元后1040余年，距西洋人之发明，盖先四百余年。

《西洋通史》：“关于活板之发明，荷兰人谓始于可斯特（coster），德人则谓始于葛登堡（gutenburg，1397—1468），其他异说尚多。要以可斯特发明刻板于1420年[1]之说为近。葛登堡则由访问可斯特之工场，见其木板，后于1438年[2]，始改良而为木制活字：其后更与佛奥斯忒（johan fust）等共制金属活字板，时在1452年[3]。”

西人多称其印刷术得自中国，殆即毕昇之法。惜昇之生平无可考耳。

古书多作卷轴，后始变为单叶。宋人之书，多作蝴蝶装，即今西书式也。

《中国雕板源流考》引张萱《疑耀》曰：“秘阁中所藏宋板书，皆如今制乡会进呈试录，谓之蝴蝶装。其糊经数百年不脱落。”“孙毓修曰：按清季发内阁藏书，宋本多作蝴蝶装，直立架中如西书式，糊浆极坚牢。”

惟其书甚长大，不便翻阅。故宋时又别有巾箱本，以今日所传宋本书考之，其小者板心高不过三寸许，宽二寸半，一页刊三百二十四字，几如今之石印缩本。而字画清朗，不费目力，此可见宋时刻工之精矣。刻书多而书肆兴，不第售官印之本，且自刻而自售焉，是为坊本。宋时书肆有名者，如：王氏梅溪精舍、魏氏仁宝书堂、秀岩书堂、瞿源蔡潜道宅墨堂、广都裴宅、稚川世家传授堂、建安刘日省三桂堂、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王懋甫桂堂、建安郑氏宗文堂、建宁王八郎书铺、建安慎独斋及建安刘叔刚宅，皆有书传于今，为研究宋板者所称。而建安余氏自唐已设书肆，至宋益盛，有勤有堂、双桂堂、三峰书舍、广勤堂、万卷堂、勤德书堂等名，盖刻书、售书之世家也。建安书肆，皆聚于麻沙、崇化二坊，其板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惟校勘不精，故世称书板之恶劣者曰麻沙板。

《天禄琳琅书目续编》：“《仪礼图》，是刊序后刻‘余志安刊于勤有堂’。按宋板《列女传》，载建安余氏靖安刻于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焕，始居闽中，号勤有居士。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余氏世业之，仁仲最著，岳珂所称建安余氏本也。”“孙毓修曰：按余氏勤有堂之外，别有双桂堂、三峰书舍、广勤堂、万卷堂、勤德世堂等名。《平津馆鉴藏记》《千家集注分类杜工部集》及《分类李太白集》，皆有‘建安勤有堂刊’篆书木记。”

《福建省志·物产门》：“书籍出建阳麻沙、崇化二坊，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

《老学庵笔记》（陆游）：“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若监本，则坤为釜也。’”

印售之书既多，藏书者亦因之而多。考宋初崇文院著录及宣和馆阁《嘉定书目》，其数虽不迨隋、唐，

《文献通考》（马端临）：“祖宗藏书之所，曰三馆秘阁，在左升龙门北，是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录总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景祐三年，诏购求逸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庆历初成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骙等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后搜访，部帙渐广，乞仿《崇文总目》类次。五年，书目成，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后参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诏秘书丞张攀等读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

《宋史·艺文志》：“徽宗时，更《崇文总目》之号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乃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而士大夫家以藏书名者，所在多有。其逾万卷者，如荣王宗绰，《史略》（高似孙）称濮安懿王之子荣王宗绰，聚书七万卷。王钦臣，《宋史新编》（柯维骐）称王洙，字原叔。泛览传记，无所不通。子钦臣，字仲至。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徐度《却扫编》称王仲至家书目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册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宋敏求，《宋史新编》称宋敏求，字次道，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李淑，《郡斋读书志》（晁公武）称李淑撰《邯郸图书志》，载其家所藏图书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卷。田伟，《郡斋读书志》称田伟居荆南，家藏书几三万卷。《荆州府志》亦称宋田伟，燕人。为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书三万七千卷。苏颂，《嘉定镇江志》（罗宪）称苏丞相颂，家藏书万卷。李常，《宋史·李常传》称李常，字公择。少读书庐山僧舍，留所抄书七千卷，名曰李氏山房。《齐东野语》（周密）称李氏山房藏书之富二万卷。晁公武，《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称《晁氏读书志》二十卷，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称“吾家旧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蔡致君，《夷门蔡氏藏书目序》（苏过）称蔡致君喜收古今之书，手校而积藏之。凡五十年，今二万卷矣。叶梦得，《挥麈录》（王明清）称叶少蕴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郑寅，《澹生堂藏书训》（郁承璞）称莆田郑子敬，藏书卷帙，不减李献臣[4]。陈振孙，《齐东野语》（周密）称陈直斋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周密，《杭州府志》：周密，字公谨。官义乌令，著有《齐东野语》。书中谓“吾家三世积累，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皆以藏书为世所称。其最富者，至逾十万卷，盖超过于宋之馆阁矣。得书易，则读书者不甚爱惜。其学力转不逮印刷未兴之先，宋人之文多有论之者。

《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文献通考》：“叶梦得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书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难，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

然宋时博闻强记之士甚多，皆由刻书藏书者之众所致。未可以“束书不观”及“诵读灭裂”概全体之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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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永乐十八年。

[2]　明正统三年。

[3]　明景泰三年。

[4]　李淑，字献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