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吾是乡约保甲合用的第一人，刘蕺山便是乡约保甲合用的第二人，吕新吾草创规模，自然不能十分完善，刘蕺山师事成规，自然易于斟酌损益。不过吕新吾的官职大，时代好，所以成绩也比较优良；刘蕺山起初施行乡保的时候，只是一个府尹，后来襄赞朝廷的时候，又到了崇祯的末年，乡约保甲固然不能挽回明末的劫运，时机也没有允许他们去挽救。所以我们研究吕新吾乡甲制度的经历，是吕新吾一段成功的历史，一段得意的历史；我们研究刘蕺山乡保制度的经历，是刘蕺山一段失败的历史，一段伤心的历史。
刘蕺山在明儒理学的地位，自然是十分超越的，虽然赶不上王阳明先生，然而也在前五名以上，和顾宪成高攀龙齐名。他所作的人谱，阐明太极阴阳动静的道理，和周濂溪的太极图，有同样的价值。“人谱”见《刘子全书》卷一。他主持的证人社，虽然不及东林书院的声气浩大，然而在明末学术界里，也有相当的地位。社人会约的办法，有约言，有会讲，颇有乡约的遗意。明末学者组合的会约极多，证人会约由蕺山主持，在侪辈中自然是比较有声有色。“证人会约”见《刘子全书》卷十三。他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理学先生，并且是一个第一流政治家，一个第一流经济家。他作官的职分不大，日子不久，本来可以不必多所论列，多所参奏，然而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作“行人”的时候，便实行《周礼》行人的职掌，去讨论藩卫封建的问题。见“敬循使职，咨陈王政之要，恳祈圣明，端本教家，推恩起化，以裨宗藩，以治万田治安疏。《刘子全书》卷十四。他自己知道是使署冗员，分不得论列天下事”，然而以为世教人心之责，又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所以他一则疏论“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再则疏论“躬礼教以端法官之则，以化天下”，三则曰“参正孔庙祀典，以为万古师道”，乃至学校，选举，兵事，财政，莫不有恳切的呈请，精确的论断。不过他的根本主张，总不外教化两个大字，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心的主张，惟一的主张。他初任顺天府尹的时候，便请修明京兆职掌，大者击断贵戚，小者翦戮豪强。崇祯二年清兵围困北平都城的时候，他正是顺天府尹，有守城守土的专责，蕺山乃编排保甲，安插流亡，并力辟迁徙之议。他的“保民训要”，寓乡约于保甲之中，寓教化于刑法之内，便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他作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时候，便更要执行御史的弹纠，图谋风纪的严肃。他的“乡保事宜”，寓保甲于乡约之中，寓刑法于教化之内，便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他对于赋役方面，也有不少的见解和工作。治理京兆的时候，清汰赋役，裁革冗额至一万六千余金。他归隐田里的时候，对于地方徭役不均，每于攒造黄册的时候，提倡均役的办法。因为浙江旧例，缙绅大家不在里甲之内，所以细民百亩而役，大家万亩亦不役。崇祯十四年又值攒诰黄册的日期，蕺山愿以身作则，率领缙绅大家参加里甲，以分平民徭役。后来蕺山应召北上，邑令欲专排刘姓缙绅尽入里甲，计地八千亩合为二十甲，其他姓因族人反对，故仍不列入。刘姓本仅应役十甲，因为蕺山提倡的原故，增至十四甲。蕺山地近百亩，依缙绅例无役，依平民例役一年，而蕺山因分布两里，故以百亩之地，而应二年之役。可见蕺山对于均役问题的以身作则，也可见均役办法的不易通行。见《年谱录遗》页十至十一。
他不但对于人民赋役十分关心，主张平均，并且对于其他国民经济，社会福利，也作过不少的工作。他的本乡山阴县天乐乡，因受浙江、西江、麻溪三水合流影响，潦时常为泽国，因受麻溪坝隔绝影响，旱时亦成荒乡，所以民生异常困苦。故老相传，以为“天付吾乡乐，虚名实可羞，荒田无出产，野岸不通舟，旱潦年年有，科差叠叠愁，世情多恋土，空白几人头”。蕺山查察山川形势，依照历代进展，才知道“碛永不可塞，麻溪永不可开”的厉禁，已经失去当时的原有效用。他提出三个主张，上策移坝，中策改坝，下策塞坝洼。移坝者移麻溪坝于猫山，专备横决之浙江、西江，而不备细小的麻溪。改坝者加大麻溪旧坝，使麻溪得以畅通而免水患。塞坝洼者，使坝内外居民，旱年皆可分润麻溪之水，而不为坝内居民所独占。以上见“天乐水利议”，在《刘子全书》卷二十四。猫山闸本来是大水关闭，小水开启，以避浙江、西江二水的倒灌，而闸夫贪利，大水亦开闸通过船只，以致天乐常遭水患。所以蕺山又作猫山闸议，主持更闸制，使大水时闸低不能通舟；更闸夫，使大水时为民而不谋利。见《刘子全书》卷二十四。
他不但关心水害，也关心民食，预防方面他提倡社仓，实际方面他参加赈济。崇祯十二年秋收不佳，十三年春收无望，浙江发生饥馑，乡绅乃极力筹捐，一面赈济，一面平粜。蕺山以为“年年议储米，年年议平粜”，结果总是无成。所以主张提出一部捐款，办理社仓，以为百年长久之计，并引孟子“制田里，教树畜，为王政本”，而以社仓为“近世之田里树畜”。见“社仓缘起”，在《刘子全书》卷二十四。当时惟有友人钱钦之赞同，在昌安厢一地实行，后来全府也采同样办法，令行三十九坊限坊储米，以备荒年。蕺山也和同里朱邢各君，醵米二百石，成为昌安社仓，并作有昌安社仓记。《刘子全书》卷二十四。里面有“储米于今日，即社仓之虚著，储米于他日，即社仓之实著”，“不狃于目前可喜之功，而必为千百世无穷之虑”，并且提到蓝田吕氏，关中横渠氏，称道他们联属乡人的功劳。社仓事宜有入例，有出例，有平粜，有赈粥，有周恤，每年推老成殷实者一人，掌管一切出纳，以三年为任期。“社仓事宜”见同书。至于实际赈灾的工作，他也行过多次。他作京兆尹的时候，因为京师被危，难民千万，流离失所，乃以地方长官的资格，会同缙绅尽力赈济。崇祯八年天乐，桃源，紫岩等乡被水，蕺山募银二百四十两，米十五石遣诸生赈之，其后政府亦拨米一百八十石助赈。崇祯十年嵊县旱灾，蕺山募集银六百三十七两，米一百七十一石，又募本地八百九十余石，遣诸生分设粥厂一百三十七所，日赈四五百人。夏季又募三千余金，赈饥民四万二千一百三十口。
此外乡约保甲，更是他的政治根本办法，没有一地不如此设想，没有一时不如此设想。他作京兆尹的时候，曾实行过乡约和保甲，并作有“保民训要”一篇，描写他的乡保制度。崇祯七年他乡居的时候，邑令提倡乡约，他便作乡约小相篇，比“保民训要”更加详明，可惜令不能行。他的乡约理想既不行之乡里，他便作“刘氏宗约”，转而行之宗族，正和吕新吾乡居的工作一样。他作都察院的时候，又有“乡保事宜”，要把乡约保甲方案，行之他的旧蜀京兆地方。后来都城沦陷，崇祯殉国，浙绅有举蕺山担任浙东团练乡勇事务者，蕺山又作乡书，广乡书；乡书言乡保积储城守义勇诸务，广乡书则兵农里甲合议，并于朔望会士民讲乡约，习武艺，以谋守御。见《年谱录遗》页十二至十三。然而都城是失陷了，崇祯是殉国了，南京又失陷了，连他们浙江的杭州也失陷了。蕺山知大事已去，独木难支，一方面自愧不能挽救国难，一方面又怕被迫失身异族，所以绝食二十余日——顺治二年六月十五绝食，二十五日投水未死，七月初八绝命——先生的饿食，比起文天祥，方孝孺，又不觉有“慷慨从戎易，从容就义难”之感。他这种学术，他这种精神，为什么不能挽回明末的劫运，自然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这样的提倡乡约制度、提倡保甲制度，乡约制度，保甲制度加上他的学术，加上他的精神，仍然无补明末的大局，更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不过在没有问答上面两个难题以前，我们必需先来分析他的乡保制度内容，研究乡保制度的环境，以及乡保制度的进展，才敢有一个具体的答案。他实行的乡保制度共有两个，一个叫作“保民训要”，以保甲为主，乡约为辅，一个叫作“乡保事宜”，以乡约为主，保甲为辅。“保民训要”是在崇祯二年（公历一六二九年）任顺天府尹的时候颁布的，“乡保事宜”是在崇祯十六年（公历一六四三年）任左都御史的时候奏呈的。十四年前的乡保制度，是教化寓于保甲之中，十四年后的乡保制度，是以乡约行保甲之法，名义虽然不同，而根本原则，主要办法是一样的。他颁行“保民训要”的时候，是一位顺天府尹，京师为帝都所在，五方杂处，所以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地方治安。并且那个时候，流贼遍地皆是，清兵出没近畿，尤其不能不讲保甲，不讲守御。所以“保民训要”开宗明义，便是“为通行保甲以安地方事”，并且以为“弭盗安民，莫善于保甲”。“保民训要”里面的名称，也是什么“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备”，“保甲之禁”等等。“保甲之籍”是普通的户口编查，还可勉强说是保甲的工作，“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便近似乡约的工作，“保甲之养”，近似社仓工作，只有“保甲之备”和“保甲之禁”才是真正的保甲工作。我们现在先将“保民训要”里面的内容稍加分析，然后再去讨论“乡保事宜”的内容，以及这两种制度的异同优劣。
保甲之籍共分军民两种，军有屯军、营军，民有土著、流寓以及士、农、工、商、庶人在官、道、僧、优人、乐户、流乞十种的分别。军人除战守有事外，都要听有司（地方长官）的节制；不过因为军人本有名籍，本有编制，所以“保民训要”并没谈到军人的名籍和编制。民人如士、农、工、商、庶人在官五种，是没有问题，一体编查。下面的五种，则“妖道有禁”“游僧有禁”“合班梨园有禁”“土娼有禁”“奸细有查”尤其是流乞的管理，弄得特别周到。“凡流乞总甲收之各铺房，查其来历，冬月以官糈养之，至春遣还原籍收管，驱以力农”。不过无家可归，或离家太远的流乞，也可通融办理，流寓京师。民人的编制，自然不外乎十户为甲，甲有长，十甲为保，保有长的旧法。不过十保的上面，蕺山加上一个乡的阶级；若干乡的上面，又有一个坊的阶级，五坊的上面为城，五城的上面为畿，五城的外面为郊，郊的外面为都鄙。他这个乡保制度，虽然有乡长的名称，虽然有都鄙的名称，有近似吕氏乡约的六条，有洪武乡里的六谕，然而老实说起来，大部是城市的工作，不是乡村的工作。乡村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自然的社会单位，彼此互相认识，彼此互相信托，奸宄才容易查察，教化才容易推行。拿乡村的办法去推行到城市，去推行到五方杂处，万恶会萃的京师，无怪乎地方治安，人民风俗只能纠正于一时，不能传留于永久。然而保甲到底是保甲，乡约到底是乡约，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移到城市，便不去研究他们，更不能因为他们在城市不易实行，便不去研究他们。蕺山也知道彼此认识，彼此了解，是保甲乡约的基本条件，所以一甲之内，“各户互相亲识，以听命于甲长；一保之内，各甲互相亲识，以听命于保长”；一乡之内，各保互相亲识，以听命于乡长……一甲之内只有十户，自然彼此熟识；一保之内共有百户，还可勉强相识；一乡之内共有千户，便没法认识，乡的上面人户更多，认识更谈不到了。也许蕺山的原意，不是指人民的认识，而是指领袖的认识，譬如一保之内，十个甲长互相亲识，一乡之内，十个保长互相亲识，便没有什么困难了。不过单有十户里面的人民相识，十户以外便只有领袖相识，而没有人民相识，治道或者可以维持，教化实在是不容易推行的。因为教化的推行，完全根据情感的放射作用，人民彼此不相认识，情感关系也便无从发生，乡约之所以为乡约者以此，乡约之所以不为市约亦以此！
因为“保甲之籍”管的是人民户口，所以一定要有一种户口表格，去登记每户的人口状态。“保民训要”的后面，附带有四种保甲牌式，第一种是民户用的，每户一纸，下面的三种便是甲长、保长、乡长用的，每人一纸。民户用的牌式，和普通的保甲牌式相差不远，由乡长给与，并加盖乡长私记。内容无非是某城某坊某乡某保某甲人，某业某籍，何时迁来，何处迁来，父某，母某，兄某，弟某，妻某，子某，客某，仆某等等。不过人口记载的后面，还有一个附录，说明成丁、门面、户税、行税、月粮、器械的数目，以便有事的时候，可以征发人夫，筹画饷械。甲长的牌式前面有甲长个人的登记，也是某城某坊某乡某保某甲甲长，某业某籍，何时迁来，何处迁来。牌式的中部，专载本甲十户各户长的姓名和职业。牌式的后部，添上几句有趣的文字，“火烛相诫，盗贼相御，忧患相恤，喜庆相贺，德业相劝，过恶相规”，极像吕氏乡约的条款，也就是蕺山所谓寓教化于保甲的办法。保长、乡长的牌式，和甲长是一样，都是由政府发给的，当然下面所辖的阶级名称，自然要跟着更改的。不过乡长牌式的里面，又有两个小小的问题，值得我们的讨论。一个是本籍的申明，“必用土著士绅”，在甲长、保长牌式里面是没有的。这是不是说甲长，保长可以不用本籍人士，而乡长必需用本籍人士？甲长、保长是按照住宅的次序排列的，举到某人便是某人，所以不能分别本籍客籍。并且甲长，保长的关系比较轻一点，所以寄籍也可充任。第二个问题是乡长的名称，在“保甲之籍”的本文原作“乡长”，在乡长牌式的前后也作“乡长”，不过到了中间便叫作“乡约长”，把乡约的意味又加多了一点。乡长不但有牌式，并且有专札，里面的文气，便乡约多而保甲少，我们不妨转录在这里，以资参考：“某府县为乡约事，照得京师首善之地，保甲王化之基，积甲成保，积保成乡，厥任弥重，实惟吉人端士，乃克胜之。咨尔学行老成，众所推允，兹特立尔为一乡约长，约尔一乡之民，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风，永效君亲之戴。尚有异数，俟尔殊能，须至札者”。
“保甲之政”名为保甲之政，其实是乡约之事，纲目六款像上面保甲牌式所载的一样，“一曰火烛相诫，二曰盗贼相御，三曰忧患相恤，四曰喜庆相贺，五曰德业相劝，六曰过恶相规”。因为保甲注重治安，所以吕氏乡约患难相恤的火水，盗贼另立专条，并且放在前面。第三条忧患相恤便是吕氏四条的患难相恤，第四条喜庆相贺便是吕氏三条的礼俗相交，第五条德业相劝和吕氏一条是一样的，第六条过恶相规和吕氏二条只差了一个字，这些事业的实行，“一户有事，九户趋之，一甲有事，九甲趋之，一保有事，九保趋之，一乡有事，各乡趋之。一甲十户的合作，自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一保百户的合作，便比较的困难；一乡千户，认识尚且不能，又怎么能通盘合作；一乡以上，便更不消说了。不过下面又有一个相反的意见，“小事听乡长处分，大者闻于官”，甲长保长又是干什么的，保甲组织又是干什么的？从前的保甲组织，都是什什伍伍的组织，从前的保甲工作，都是提纲挈领的工作；如身之指臂，臂之使掌，掌之使指，只顾上面指挥的灵便，而不顾人民合作的困难。府尹为五城总领，由皇上擢用，去指挥监督五城的乡保；城司为五坊的总领，由府尹与城院会荐，去指挥监督五坊的乡保；坊官为各乡的总领，也由府尹和城院会荐，去指挥监督各乡的乡保。由此而下，乡长指挥保长，保长指挥甲长，甲长指挥户长，完成上下相维，大小相承的保伍组织。组织固然是十分严密，然而未免太机械一点，太人为一点，对于反面的防制工作，自然不无小补，对于正面的教化工作，是没有什么帮忙的。
“保甲之教”完全根据在洪武六谕上面，各甲每日一申饬，各保每旬一申饬，简其不肖者教之，保长累赘还少，甲长岂不是一天到晚都要忙死？此外又照洪武最初的办法，以木铎徇于道路，且行且击，且击且读，以惊悟民众。朔望的会集还是照旧，由各乡会同官府共同宣读六谕，并且申饬不肖，或旌善，或记过，以儆其余。凡本乡终岁无讼者，旌其乡曰“仁里”，乡长特予记录；早完官税者旌其乡曰“义里”，乡长也有记录，息讼是仁，完税是义，蕺山也未免太牵强一点；凡民六德（指六谕）俱备者，乡里选举其善；能具三德者，门旌以扁；高年有德者，乡饮酒时荣以宾位；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便申请朝廷，特加旌表。济恶不才者有罚，三犯则书门以辱，俟改过乃为除去。这个赏罚的办法，和其他乡约赏罚相差不远，不过又多加了“乡举里选”乡饮宾礼，朝廷旌表之类，都是名义上的赏罚，心理上的赏罚，而不是实质上的赏罚。上面讲的都是成人教化，所以偏重乡约；不过儿童也应当有相当的教化，也应当有乡学的设置。所以“保甲之教”里面，便有这样一条；“凡乡立乡学，举乡师，教其子弟诗书礼乐射御书数，达于成德”。其实“保民训要”的后面，还有社仓的设备，所以刘蕺山的乡保制度，也和吕新吾的乡甲制度，以乡约保甲为主，以社学社仓为辅，几乎成为一个整体的乡治系统。
“保甲之礼”冠婚两项，完全依照“文公家礼”，丧祭两项，便只参酌“文公家礼”。朱子的家礼在明代乡里，早已发生效力，刘蕺山便正式把他放在乡保制度的里面了。其实冠婚丧祭完全是家礼而不是乡礼，所以朱子叫作家礼，后人也叫作“文公家礼”，放在“保甲之礼”里面，似乎有一点勉强。除了冠婚丧祭以外，还有三种真正的乡礼，就是《周礼传》下的乡饮、乡射、读法。乡饮共分春秋二次，大小两种，一乡由保长甲长共出饮资，先祭土谷之神，然后再行会饮之礼；一甲只由甲长会集各户聚饮于私家。乡射每月朔望皆有，所以练习武事，士人习射于学宫，齐民习射于别圃，庶人在官者习射于公署，都是由技术高明的人教导，官长只负提督之责。读法就是宣讲圣谕，只由各乡“约长”率领保长、甲长参加，而没有普通的人民参加，倒是一个特别的先例，乡约宣讲的地方叫作“乡约所”，也有圣谕牌，也是朔望举行，也有善恶报举，同朱子的月旦集会读约之礼相差不远，不过一个是领袖的聚会，一个是人民的聚会，差别虽少而关系颇大。因为乡约宣讲是乡约里面一个主要部分，也是教化人民的一个重要方法，只是领袖参加，没有人民参加，教化的功效自然会减低不少。“保甲之礼”后面，并且提出几个上下高低的原则，“凡家庭尚亲”“凡公庭尚贤”“凡乡社尚齿”“凡讲约尚贵”，作为日常生活的标准。甚至行路的男左女右，来往让避，以及饮酒的程度，菜肴的数量，都有一点解释，作为日常生活的参考。
其实“保民训要”里面最特别的一纲，还是“保甲之养”，关系农田、水利、树木、粮食、仓库、赋税、养济、义冢，施棺等等，完全是物质生活里面的事项，为现在社会所重视，而为乡约保甲所忽略的。吕氏乡约第一条的德业相劝，虽然也有“治田”的字样，然而地位极小，关系极轻，不能和精神方面的事项，道德方面的事项相提并论的。作者分析吕氏乡约的时候，对于德业相劝的业字，总觉得发挥不足，总觉得有补充的必要。“事父兄，教子弟……”这一大段，似乎是德而不是业，并且前面已经列举。真正的业，只得“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而读书和礼乐书数还不能真算作业。现在有了蕺山的补充，吕氏乡约的缺憾，当然可以弥补了。农业的提倡，共分“农田”，“树宅”两部，农田包含稻、黍、稷、麦、菽五种，树宅包含桑、麻、木棉、枣、杨以及其他蔬果。春天“令民毕出在野，有事于耕”，夏天“令民毕出在野，有事于耔”，秋天“令民毕出在野，有事于获”，冬天“令民毕入在户，有事于盖藏”，都是在每月朔日，由“坊厢承旨转相传谕”。这完全是农民自己的工作，不知京师乡保为什么要弄上这些农业工作，也不知社会乡保为什么要弄上这些私人工作。这和上古时候的村落社会（village community），现在俄国的集团农场（collective farm）十分仿佛，不过私有产权还没有打倒罢了。农业知识的推广，农业技术的介绍，在现在农村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工作，不过农业实际的工作，实在用不着承旨，也用不着传谕。
关于粮食调节，灾荒救恤的办法，刘蕺山也有一个特别的办法，又破除了朱子社仓的成规。他的办法不是每村有仓，每仓有谷，丰年则收入，歉年则放出的老法。他的办法是每甲有一二户蓄粮，每保也有一二户，每乡也有一二户，坊司买米积煤，州县常年积谷，一层一层都有预备。每甲推一二户，预蓄杂粮一年，煤刍一年，遇欠则以时价分卖于本甲，每保也推一二户，预蓄杂粮煤刍二年，每乡则蓄三年之粮煤，似乎算是充分的预备。不过这一二户如何推出，他们是不是愿意预蓄；预蓄的资本是否由私人自出，私人是否有这许多资本；将来出卖的时候，什么是时价，歉年所得的钱是归谁，丰年所赔的本又归谁，都是刘蕺山没有回答的问题，还有“杂粮一年，煤刍一年”是否指一户一年的煤刍，或是十户一年的煤刍；一户一年的煤刍无补于其他九户，十户一年的粮煤又似乎太多。因为每甲有人预备一年，每保有人预备二年，每乡有人预备三年，假使是指他们自己的粮煤，一甲只有一二人，一保只有一二十人，一乡只有一二百人有煤有粮，其他的大多数还是没有法想，假使指全体一年，二年，三年的话，一共预备了六年的粮煤，还有州县和坊司的接济，又似乎是太多。不过蕺山这种分家积蓄的办法，比起社仓共同积蓄的办法，以觉得易得人民的信仰，易于在各处实行。此外“保甲之养”还谈到赋税、养济、养塚、施棺的设备，赋税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其他便是乡里的义举，也是不可少的。
刘蕺山闹了半天保甲长，保甲短，保甲这个，保甲那个，其实只有这个“保甲之备”，是真正保甲的工作，是真正防卫的工作。器械每户备兵器一件，木棍一条，每甲备锣一面，每保备牛三只，骡三头，每乡备马四匹，弓矢二十副，以资应用。壮丁每甲挑选三名，每保共有三十名，另加艺士二名，每乡共有壮丁三百名，艺士二十名，另加鞱略士一名。无事自相团练，只由每乡火夫一人，鸣锣直夜，并口宣火烛相诫，盗贼相御，忧患相恤，喜庆相贺，德业相劝，过恶相规，以资警劝。有事壮丁艺士集合，由鞱略士部署，受命于司城，以相守御。郊外有警，士民先运粮食入城，寇至则相率入城，各依亲戚借住，或至寺院聚居，以完成坚壁清野的政策。这个办法假使能够实行，千百人民便可以自守，千万土匪都没有办法，明末如此，就是现代也还如此。最后一条“保甲之禁”也有一点保甲禁暴安良的意思，一共有十三目，无非是什么停丧娶妻，同姓为婚那一类违反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事件。禁约的举发，普通保甲是连坐的，这里也是如此，“一户犯禁，九户举之；一甲容奸，九甲举之；一保容奸，九保举之；一乡容奸，各乡举之；司坊容奸，上官举之”。
上面讲的那个“保民训要”，是地方官吏分内的事情，地方自治应有的工作，不过刘蕺山对于乡约保甲特别重视，屡次加入奏章，几乎视为国家根本政策之一。王阳明，吕新吾不能不说是提倡乡约保甲十分努力，十分认真的人物，然而他们只认为地方的工作，而不认为国家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奏章里面，是不讨论这些东西的。蕺山“再申人心国势之论，以赞庙谟疏”，题目何等重大，里面的内容倒有一半是鼓吹保甲和乡约。全疏共分四点，一曰安民心，令民立为保甲，编成义勇，岂不是在那里谈保甲吗？三曰安士心，以为乡约保甲之法相为表里，既有保任之法，则不可无约束之法，既有人民团结为保甲，则不可无老成行谊之士为约长，岂不是在那里谈乡约吗？“敬陈地方善后事宜，以祈圣鉴疏”，也有“十家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为乡，乡择贤者一人立为长，以约束其众。朔望读法，诵高黄帝六训……”，岂不是又在那里鼓吹乡约保甲吗？蕺山立朝不久，屡以梗直忤旨革职，奏章本来不多，关于乡保的奏章自然也不会很多的。不过到了崇祯十五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时候，他的乡保政策，又成为施政的根本。因为都察院的职责是风纪，而京师又为首善之区，所以蕺山又有“申明巡城职掌，以肃风纪，以建治化疏”的奏呈。他以为先王之治天下也，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不过现在良法美意、荡然无存，只有这个“乡约保甲二事，犹有先王之遗焉”，乡约保甲经过这种的称赞，这样的抬举，真是不胜荣幸之至。所以蕺山毅然决然，令所在地方特设乡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训，务以其时讲明之。而即以乡约行保甲之法，使比闾而居者有善可以相长，有过可以相规、平居而亲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御即为千城。这位大好皇帝，也看上了乡约保甲，以为“讲明乡约保甲，尤得安民要领”。所以蕺山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将“乡约保甲，二事通为一事”，编成“乡保事宜”，一面奏呈皇帝，一面施行地方。这个“乡保事宜”，就是我们上面所说两种制度之一种，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来分析比较的东西。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保民训要”是以保甲为主，乡约为辅，所以内部的款目，便叫作“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备”“保甲之禁”。“乡保事宜”是从整肃风纪下手，是都察院下来的章程，又得改换一番面目，所以内容便叫“约典”“约诫”“约礼”“约制”“约法”“约备”。“乡保事宜”不单是题目简短，内容也比较简短，“约典”只有洪武六谕，“约诫”只有吕氏四条，便算完了两部。约礼每逢朔望，有集会读约之礼，由地方官为主，约正为宾，保甲以下为居民追随行礼。这个宾主的办法，是从乡饮酒礼抄下来的，前此一切的乡约集会，都是没有的。当然开会的时候，也有序拜，也有开讲，也有举善，也有纠过，像普通的乡约集会一样，不过仪节比较简单一点。朔望有普通的乡约读法，初八二十三又有特别的乡约读法，称之曰“小讲期”，由约正为主，保长为宾，照常行礼，农忙则辍。此外“岁节有会”，“饮射有会”，都依普通的习俗举行，蕺山不像在“保民训要”一样，替他们详细规画了。约制就是户籍的编制，等于“保民训要”的“保甲之籍”；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为乡，合乡为坊，合坊为城。甲长、保长、约副皆以才充，约正则以德充，或以齿以爵亦可。约法相当于“保民训要”的“保甲之禁”，一户有事，一甲举之；一甲有事，一保举之；一保有事，一乡举之；一乡有事，坊官举之；一坊有事，城御史举之；匿而不举，举而不实都有罚。不过“保甲之禁”纯粹是反面禁约，“约法”则有正反两面；正面有劝善条例，反面有惩恶条例。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良士皆有赏，赏以花红，以粟帛，以冠带，或则给扁，或则题旌，都随善行的大小而定。惩恶条例所查禁的，共有失火、斗殴、酗酒、赌博、拿讹、盗贼等二十一款之多，皆有罚，或笞或杖，或枷号，或题参，或径自拿问，或径行驱逐，完全是乡约纠过以外的办法，法律惩恶里面的范围。最后的约备，也是保甲分内的事情，所以和“保民训要”里面的“保甲之备”相差极少，无非是器械，守望，巡逻之类，我们自然无需一一比较，一一讨论。
刘蕺山对于乡保的提倡，他还以为不足，所以当他接到钦颁宪纲的时候，他又大书特书的来鼓吹乡保制度。本来圣旨叫他们力行，不必徒托敷陈，然而蕺山以为宪纲对于都察院巡方之职，说得不很详细，所以又上了一个“责成巡方职掌，以振扬天下风纪，立奏化成之效疏”。他仿周官六计之说，提出下面六个原则：一曰风吏治以廉善，二曰风吏治以廉能，三曰风吏治以廉辨，四曰风吏治以廉法，五曰风吏治以廉正，六曰风吏治以廉敬。“善以言乎怀保之德”，所以蕺山第一主张招抚流亡，编入保甲。“能以言乎其才胜也”，蕺山以为才能之所经理，莫先于农事。“辨以言乎其智胜也”，蕺山以为心计之纤委者，莫如赋役。法自然是一切民刑诉讼，蕺山主张由“乡约处分回报，一概不科罪名”。上面这四条哪一条不同乡约保甲发生相当关系，哪一条不是在“保民训要”可以找得出来；下面的二条，便是更和乡约保甲打成一片了。“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蕺山的引经据典，开章明义。要是照寻常的说法，便是风俗，便是教化。俊秀士子，有学校训练，有师儒董正。普通人民便有乡约读法，“因得修其孝弟忠信之行，使民日迁善改过而不自知也”。敬指“临事而敬”，即“近日所行修练储备四者”，“诚风吏以廉矣，于是乎议备御请即自保甲法始”。所谓修练储备四者，蕺山也有很好的解释：“众志成城，修之至也；以民寓兵，练之至也；制挺以挞坚利，备之至也；又听民间各置社仓，以行其相友相助之义，则储之至也”。他讨论了上面六个原则以后，又附带一个“六计类要”，和上面并行相较，一曰招抚流移，二曰开垦荒芜，三曰清理赋役，四曰节省词讼，五曰申明教化，六曰修饬备御，里面分成一条一条，注明某省某府某县，对于某种工作的成绩。
上面说的各种办法，各种制度，虽然不见得都曾实行，都有成效，不过不是拿官吏的威权发表的，便是经皇帝的威权承认的，事实上或者没有效果，法律上自然是有地位的。他们并不是空言，也并不是理论，他们都是已经成立的法规，已经成立的制度。我们要看蕺山的乡约保甲理论，恐怕《乡约小相篇》《刘氏宗约》《乡书》《广乡书》里面，更要详细一点，更要完备一点。《乡约小相篇》我们还没找着，据年谱所载，是崇祯六年编辑的，编辑的动机，是扶助邑令提倡乡约，编辑的内容，是“首载高皇帝圣谕六言，衍释大意，次乡约事宜，次乡约类训”。《乡约类训》大约是《乡约小相篇》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像“保甲训要”的“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一样，有“乡人守望之约”，有“乡人读法之约”，有“乡饮之约”，有“乡射之约”，有“乡学之约”，有“乡举之约”，有“乡储之约”，把古代的读法、乡饮、乡射、以及学校、选举、保甲、社仓都包罗在里面，所以年谱称其“视保民训要更加详明”。可惜邑令不能施行，致使乡村组织不能根本改造；更可惜原文未能找出，致使蕺山整个乡村组织理论，不能彻底了解。
《刘氏宗约》是在崇祯七年，《乡约小相篇》草成以后一年实行的。约有宗长一人，总宗教，以约九族之众，宗翼二人，左右宗长举宗教；如宗长年龄不大，还要另举宗老一人，以表率宗族。此外办理约事，有宗干一人，司钱谷出纳事宜，宗纠一人，任纠绳纲纪的责任。宗约和乡约一样，也有彰善簿以彰善，纪过簿以纪过；也有月朔告庙之会，也有祖训讲解之礼。不过另有息讼和讼办法，比乡约更加积极，凡族人未经宗长处分，而輒兴词讼者至以罪论。又置族中义田百亩，以周恤宗族，一恤贤，二恤鳏，三恤孤，四恤婺，五恤丧，六助丧，七助婚。年谱称刘宗事无大小，无不取裁蕺山，蕺山亦“示以尊祖敬宗之道，联以收族合涣之谊”，所以“服习既久，风尚一变，二十余年，通族莫有讼公庭者”，乃至蕺山没后，“犹尊行其教不衰”。
《乡约小相篇》我们不易找得，《刘氏宗约》不知道有没有成文法则，我们对于蕺山乡约理论的了解，自然是非常遗憾。幸而《刘子全书》载有《乡书》，使我们明了蕺山乡约的理论，最后乡约的理论；不幸而《刘子全书》略去《广乡书》，使我们对于蕺山的“兵农里甲”大计，不能有相当的认识。好在《乡书》讲“乡保积储城守义勇诸务”，和我们的题目接近一点；《广乡书》讲“兵农里甲”，和我们的题目离远一点，我们有了乡书的理论，乡书的主张，也可以窥见蕺山全部的主张，最后的主张了。《乡书》虽然是“在乡言乡”，迹似乎小人自谋，然而只要“子言孝，弟言弟，士服诗书农力田，相与无即于慆淫”，“而伍两卒徒之众，厉兵讲武之法，已寄于此”。只要能如孟子所说“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便可“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更“何忧乎外患”。只要“君子之教”闻风兴起，自乡而国，自国而天下，“秦晋梁楚，总属门庭，霜露日月，同流血气”内宁外攘，也不过我们这些“乡人之政”。所以《乡书》这种主张，《乡书》这种办法，小之可治一乡，大之可治一国，可治天下，农业国家的政治，大约都是如此的。
上面所说的见解，是《乡书》开宗明义的前题，自责责人的约言，约言的后面，便是《乡书》的本体。《乡书》本体仍然是乡约保甲合用的局面，约言前序也提出乡约保甲的主张，不过标题是“乡约事宜”，似乎又在那里偏重乡约了。蕺山初任顺天府尹，清兵不时入关，不时攻城，治安的维持，流民的安置是他的重大问题，所以保甲的色彩要浓厚一点。编辑《乡约小相篇》的时候，隐居乡里，实行教化，自然会向乡约一面走。所以后来升任都察院御史的时候，便用乡保事宜，现在预备乡书的时候，便用乡约事宜了。“乡约事宜”的内容，和“乡保事宜”相差不远；乡保事宜有“约典”“约诫”“约礼”“约制”“约法”“约备”六条，乡约事宜便有“约训”“约法”“约礼”“约备”四条，他们两个制度相同的地方固然是不少，相异的地方也是很多，所以我们不能不拿他们来比较一下。
乡保事宜的“约典”，只引洪武六谕；乡约事宜的“约训”，便在洪武六谕的下面，加上许多蕺山自己的注解。明太祖不好意思自己捧场，所以只提“孝顺父母”，刘蕺山硬要说“忠孝一理，在家以父母为严君，在国以元后为父母”，正和梁延年的康熙圣谕像解一样。见下章。“尊敬长上”加上“子弟敬父兄，百姓敬官长”，大约长的解释是年老的父老，上的解释是位高的官长。“和睦乡里”只加“息争为上”，“教训子孙”只提到“在世家大族，尤当诫戢僮仆”，“各安生理”只说“以士农工商为常业”。毋作非为的下面，便分别列出赌，盗，私娼，容留来历不明等人，讹言，夜行，抢火，台戏，迎神会赛，纵妇女入庙烧香，溺女，锢婢，健讼，斗殴，行使假银等十五项。乡约事宜的“约诫”，只吕氏四条；乡约事宜的“约法”，便在吕氏四条的下面，加上许多蕺山自己的注解。至于乡保事宜的事宜，也大半容纳在吕氏四条的“过失相规”里面。其实蕺山不惟删去吕氏原有的细目，不惟不用朱子的增损，并且连“德业相劝”也改成“德义相长”，倒和他的徒弟黄梨洲改“德业相劝”为“德业相励”遥遥相应。德义相长的内容，完全根据洪武六谕，分为孝、敬、睦、训、生理；过失相规的内容，便是洪武六谕的反面，不孝、不敬、不睦、不训、不安生理。以上德行，过端，都是由甲长、保长、乡约长举发，大则政府旌罚，小则本乡励惩，奖励有时用粟帛以资贫乏，惩罚一等一两，二等五钱，三等三钱。礼俗之交不是朱子本来面目，没有什么“尊幼辈行”“造请拜揖”“请召送迎”“庆吊赠遗”；只有春秋社、私宴、贺正、贺冬、致端、贺娶妻、贺生子、贺高年、贺进取九种，由士绅作法，乡人仿行，都以省俭为主。春秋社的举动，不单是彼此交往，而有洪武里社乡厉的意思，以祀土谷之神，以为饮宴之会。患难相恤一条最近吕氏原约，只略去孤弱一条，贫乏一条，而新添灾荒一条。蕺山以“相”字为中心思想，孤弱，贫乏完全是被助而不是相助，所以不在患难相恤范围以内，而只有“水火相救，盗贼相捍，疾病相问，死丧相吊，诬枉相白，灾荒相济”“贫者出力”“富者出财”，都以厚重为主。
乡约事宜的“约礼”，没有乡保事宜的“约礼”的详细，只分“讲约公会”“讲约私会”两种办法，公会由上官主领，私会则士绅约长主领，没有宾主的分别，也没有大讲期，小讲期的分别。乡保事宜的“约制”，在乡约事宜没有提出专条，不过在各条的前段，有十家为甲，十甲为保，众保为乡的办法，和乡保事宜的“约制”相差不多。甲有甲长，保有保长，乡有乡约长一人（有时称乡长或约长），约副一人，总甲一人，木铎老人一人，夜巡四人；保甲长以才选，乡约长便以德选。“约备”双方相差不远，无非是预备食粮、人丁、兵器、灯笼、水缸、铜锣、木铎之类，以作城守团练的准备。至于城守的方案，乡勇团练的方案，另有“城守事宜”，“乡勇团练事宜”附于“约备”的后面，“乡勇团练事宜”是蕺山好友祁世培所作，“城守事宜”大约是蕺山自己作的。因为本书的主题，是施行教化的乡约，而不是施行捍卫的乡守，所以“城守事宜”的内容，“乡勇团练事宜”的内容，我们便不去多事分析了。此外乡书的后面，还附表格四种，第一种是记载保甲人名，第二种是记载户籍状况，第三种是记载队伍人名，第四种是记载善恶劝惩。保甲人名每保一张，保分十甲，甲分十户，只有人名而无其他事项。户籍状况每甲一张，共分十户，每户载明户主年龄，籍贯，生理，子妇，亲识，米粮，器械等等。队伍人名是为乡勇用的，哨分十队，队分二伍，每伍各载乡勇五名。劝惩善恶的表格叫作“劝惩格”，大约是每人一张，共分十二个月，连闰月十三个月，白圈注善，黑圈注恶，仍然是朱子善恶簿的余意。《乡书》见《刘子全书》卷二十四。
以蕺山先生那样的学问，那样的人格，那样的热心提倡，乡约保甲应该有相当成绩。乡约保甲要是可以办到蕺山所期望的程度，不要说明末流寇无法蔓延，就是满清雄师，也不易自由来去。然而流贼是在哪里，清兵是在哪里，乡约又到哪里去了，保甲又到哪里去了？这是社会趋势不可挽回，崇祯皇帝不可救药；还是乡保制度的徒法不行，或是蕺山先生的空言无补？明末的大势自然是不好，不但流寇蔓延乡里，并且小人满布朝廷，有一点气节的人物，有一点学识的人物，杀的杀了，跑的跑了，正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一个时代。魏忠贤当国的那些年头，屡兴党狱，先有杨涟等六君子之狱，后有高攀龙等七君子之狱，因为那时蕺山尚少，不然他也是没有了。嘉宗虽然是偏听奸竖，不可救药；思宗倒是一个有思想，有作为的贤君，蕺山在思宗殉难以后，曾有几句精确的断语，很能代表当时的大势。他说“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时局如此，思宗皇帝不能挽救，满朝文武不能挽救，蕺山个人当然不易挽救，乡约地方制度尤其不能弥补。蕺山的乡约保甲制度，照我们的眼光看起来，和其他的制度比起来，不见得哪一点不如。吕新吾处治世，所以乡甲约容易发生效果，王阳明征反叛，他是拿军事作主，民事作辅，才能削平各洞，擒获宸濠，蕺山在这种时代，一定要在外任，一定要有兵权，才能够攘外安内。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只作了一次顺天府，一次都察院，并且每一任的日期非常的短，叫他的乡保制度，怎么能够发生效力？我们很可惜乡保制度没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证实他的力量，我们更可惜蕺山先生没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证实他的理论。不过反过来想一想，乡保制度没有机会，蕺山先生没有机会，也未尝不是他们的幸福。我们知道蕺山先生的学问，我们知道蕺山先生的操守，然而他这个人，是一个守经而不从权，能静而不能动的先生。他是一个天字第一号思想领袖，他是一个天字第一号的精神领袖，然而讲到实际的社会，实际的工作，他便有一点格格不入。他没有机会，没有成绩，我们可以原谅他；他有了机会，没有成绩，我们便不管他的学问，不管他的人格，要去骂乡保制度的不行，蕺山先生的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