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乡治理论，是从《图书编》开始，经过吕新吾刘蕺山的修改，而完成于陆桴亭的《治乡三约》。《图书编》已经看出乡治的整个性，保甲乡约社仓社学的相关性，然而编者找不出一个概念，找不出一个名词，去代表那个整个性，那个相关性。所以前也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后也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只知道相提并论，而无法冶为一炉。吕新吾的乡治理论，单从“乡甲约”这个名词看来，便已有了初步的团结，至少是乡约保甲的团结。刘蕺山的乡保制度，前面那一套“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备”“保甲之禁”，是寓乡约于保甲之中；后面那一套“约典”“约诫”“约礼”“约制”“约法”“约备”，便是寓保甲于乡约之中。不过社仓和社学的地位，还不十分显明，还是十分糊涂，所以吕新吾的乡甲约，刘蕺山的“保民训要”和“乡保事宜”，只能说是乡保混合制度，而不能说是乡治整个制度。
只有陆桴亭的乡治系统，才是整个的乡治系统，陆桴亭的乡治理论，才是整个的乡治理论。他的系统既不叫作乡约，也不叫作乡治，而叫作治乡三约，意见是说乡约是乡治的总称，保甲、社仓、社学是乡治的方面，保甲是乡治的第一约，社仓是第二约，社学是第三约。陆桴亭是崇祯末年的人物，他的《治乡三约》是在崇祯十三年（公历一六四〇年）草成的，一方面虽然也顾到乡治当时的趋势，一方面完全是他个人复古的理想。他的序文里面虽然讲的是乡约、保甲、社仓、社学等时代的组织，他的系统里面便只有教约、恤约、保约、教长、恤长、保长那些仿古的名词。他对于古代的制度，是十二分的信仰，对于现行的制度，便是十二分的怀疑。他在崇祯十六年所作的“治通”，完全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学校三大旨，而尤以学校为致治之本。《论学酬答》卷一“答郁仪臣论学校书”。他最相信三代以前的儒治，而不信秦汉以后的吏治，因为儒治于教化上做起，吏治从刑政上做起，所以要恢复三代的儒治，非从学校教化上下手不可。《论学酬答》卷一“答郁仪臣论学校书”。他对于封建井田也是同样的深信，并且有具体的方案，去恢复封建井田的精神，去保存郡县阡陌的利益。
他当然知道封建井田的过于陈旧，不易恢复，所以自己不站在封建一边，而站在封建和郡县的中间。“左郡县者偏于徇今而不识古来致治之原，左封建者偏于徇古而未尽当今制治之妙”，他以为这两种学说都是不对的。因为“封建之制，虽足以维持永久，然其主仅存，而中原之民无日不争地争城，肝脑涂地”“郡县之制，虽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贼一讧，而天下瓦解”。所以他要会合古今之制，变通封建郡县，使“有封建之实，无封建之名，存郡县之利，去郡县之弊”，达到一个“专柄之任”的地步。封建之制传子，陆桴亭主张传贤，郡县之制任守令，陆桴亭主张任诸侯。其实这个封国传贤的办法和他的井田方案，是一个连串的东西。他要清理疆界，均平地亩，不过怕地主们的反对，才想出这个封国传贤的办法。凡原有地主，仍辖原有土地，并得正式封号，使他们的富上加贵，他们自然没有不乐从的。这一次的封国，完全是以经济情形为基础，使有钱的地主，再加上正式的封号，似乎是火上加油，助长地主的威势。不过第二次的封国，便完全以贤能为标准，地主的儿子也许可以受封，也许不能受封。这样一来，佃租制度可以打倒，井田制度可以复兴，封建制度也可以复兴，倒是一个一举三得的简易方案。当然在民治的现代，井田问题或者还有讨论的余地，封建问题大约是谈不到了。
陆桴亭的基本政治思想，虽然注意在封建、井田、学校三大主张，然而他对于乡约的兴趣，也是十分浓厚。他有一点日记——《志学录》，是在崇祯十四年，《治乡三约》完成一年以后写的。他的乡约思想，便可以从这个日记里面，找得充分的证据。我们且看：
三月二十九，下午记乡约说二条。
四月一日，州县大会乡城约正副于海宁寺，前往观礼并有批评。
四月十四日，在端士斋与登善谈封建乡约诸事。
五月十一日，新论经济理学，以为治国治天下须一贯，封建井田治天下一贯之道，乡约治国一贯之道。
五月十九日，阅阳明集中载乡约法甚妙，其赏罚善恶，皆乡老以酒行之，于乡约之中，寓乡饮之礼，较近今所行之赏罚，似为过之。
六月十六日，“记乡约新说十余条，编户，选择一正三长曰社，正长户口，察封，编民户口。思得赋役之法，并悟设法多端，不可执法之妙赋役出于乡约，甲长当粮里，小民任力役，乡间点田开河，城河役城中大户，富民任雇役。”
六月十七日，记乡约新说二条编亩，分乡。
六月二十六日，小注中有约王爵禄。
六月二十七日，记乡约新说一条。
六月三十日，户帖法即黄册之始，与予乡约法造册意合。
七月初三，归晤虞升士，共论赋役出于乡约之法。
上面所引的几条，已够表现陆桴亭对于乡约的兴趣，不过这里所指的乡约，到底是普通乡约，还是治乡三约？旁的日子他并没有写出细目，我们无论揣想，不过六月十六日的记载，所谓一正三长，明明是指治乡三约的领袖，六月三十所指“与予乡约造册意合”，以及六月十七的编亩分乡，也都似是治乡三约的口气。只有四月初一所指约正副大集会，才是真正当时的乡约，他虽然也还赞叹，不过表示很不满意。他对于治乡三约的信力，从《志学录》的记载，以及《治乡三约》的本文，我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他对于当时乡约的不满，也正好志学录日记里面，载有一段很好的材料，可供我们的参考，我们再看：
四月十三日，闻约副信，甚恶之，尽思君子作事之不可不慎也。
四月二十三日，归坐少顷，忽有青衣至，予以为邻友之误入予家者，既而知为阴阳生，袖出州尊名帖，命予为州前铺约正，予心中颇觉不快，仪文语言之间，便多率略，不与之揖，不命之坐，但直言予决不能任斯事，幸为我辞。已而思月来约正之役，辞之甚难，乃更令希定邀阴阳生至，且与曰夏商，姑以远出辞之，徐为辞免之计。
四月二十四日，作书与登善，话辞约正。
四月二十六日，闻州事下午欲往崇明，恐约正事迟则无及，乃具揭往辞，力言不能胜任之故，州事不允。
四月二十八日，与登善同至张受考处，辞约正之任，以有妨读书为言，受考首肯，命予择一人以自代。先是城中报约正者甚难辞，予亦深虑之，至是予见受考相亮，不觉深喜。……
四月二十九日，早起至何叔熙先生家，约同往辞约正。予约正之任，受考处虽辞，归晤王完老云，州中册簿已请予名，因欲予同壻其何叔考至受考处核实，往受考为新事闭门，未扎而归。
陆桴亭对于他自己的治乡三约那样热心，对于当时的乡约，又那样冷淡，视为差役，多方推诿，必欲辞脱而后快。他不是在那里空谈高调，便是在那里自高身价，无论如何他总逃不出二者之一。陆桴亭的善述颇多，理论亦高，不过他的身世，除了求学，讲学以外，从没有一点实际的工作，真正的贡献。所以治乡三约的理论虽然很好，治乡三约的实施，问题自然不少，前途不必可以乐观！“秀才作事，三年无成”，已成中国文人的通病，上自老庄孔孟，下至周程朱张，哪一个不陷落在这个圈套里面。真正能知能行，能收能发的人，据作者个人的意见，还只有王阳明和曾左胡罗那一批人物。当时的乡约，或者普通视为贱役，然而以陆桴亭的学问地位，去充任本县约正，不独陆桴亭的谦退为人敬服，而约正的地位也许从此可以提高。即不然，他可以和州尊商量，提高约正的地位，改订乡约的组织，使之日趋完善，不能提高的时候，不能改订的时候再辞不晚。并且谋事在人，地位很低，工作很少的乡约，加以整顿，加以提倡，又焉知不可以渐次达到治乡三约的地步。不晓得一步一步的去迈进，只知道我的理想，只要行我的理想，中国古代的学者如此，中国现代的学者又何尝不如此！到了顺治十一年，《治乡三约》完成以后十一年，他还偕同他的老师文介石先生到蔚村讲乡约，只知口谈，不会力行，无怪乎陆桴亭不能成为中国民治的前锋，只能称为中国乡治的论者。
我们暂且不去多管陆桴亭全体的工作，而单去讨论治乡三约局部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主要的论点，一个是三代的治理，一个是乡村的治理。“以三代之治治天下，其要在于封建”，封建的重要，他已屡次申述。“以三代之治治一邑，其要在于书乡”，便跑到我们乡治的范围来了。所以他说“乡者王化之所由基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他又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见《辨录前集》。因为一邑的人民虽然不多，然而还不是一个守令所能周虑，所以一定要“什什伍伍，分节而制之，总纲而系之”，可以治一邑，可以治一国，也可以治天下。他知道三代的比闾族党不能恢复，他也知道明末的厢坊里甲可以应用，然而今不如古，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依他个人的分析，他以为有两个道理：一个是“自用用人之法殊”一个是“繁简疏密之制异”。因为《周礼》所谓乡大夫、州长、闾胥、党正之类，都是乡官，都以士大夫为之，一方面是乡村的真正领袖，一方面又是政府的基本职员。明末的“耆正、里排、地方、保甲”，不是勉强富民充任，便谓无赖滥竽充数，政府奴役他们，人民贱视他们，怎么能讲到治乡，怎么能讲得乡治。因为人民不能自治，领袖不能导治，所以政府自然会越俎代庖，实行官治。乃至政令繁多，目不暇给，结果只能扰民，而不能利民，只能病民，而不能安民。
他以为当时的法则，有四种颇近于古，颇合于今，那就是乡约、保甲、社仓、社学。这四种法则，在明末已经尽人皆知，各处皆行，然而还是不能达到“三代之治”，又是什么道理？第一，他还是归咎于用人，并且引孔子教仲弓举贤才，子游问孔子得人才，证明“得人之为用不浅矣，得人之为治不难矣”。第二，他以为一班人士对于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的意义不明了，关系不清楚，“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纲者目之，目者纲之，此其所以孳孳矻矻，而终不能坐底三代之治也”。什么是社学保甲社仓，他以为是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什么是乡约，他以为是“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四者的关系，他以为“乡约为纲而虚，社学保甲社仓为目而实”，乡约理论的整个性，才彻底发现。从前的乡约理论是乡约、保甲、社仓、社学，道德、政治、经济、教育各不相谋，各自为主；《图书编》的乡约理论，是保甲、乡约、社仓、社约四者并重，四者并立，而没有虚实纲目的关系；吕新吾的乡治理论是以乡约保甲为重心，社仓社学为辅佐；陆桴亭的治乡三约，才把乡约的基本精神，主要地位认清，作为乡治的纲领，作为乡治的总称。
乡约的始意，从吕氏兄弟的眼光看起来，只是“乡人相约，勉为小善”，所以道德的观念，善恶的劝戒，在吕氏乡约里面，成为中心理论。不过道德，善恶都是空空洞洞的名词，怎么才是道，怎么才是德，怎么才是善，怎么才是恶，不同人事发生关系，是没有法子评定的。孝敬父母是善，读书治田是善，水火救济是善，盗贼追捕是善，总逃不了家庭、政治、经济、教育种种事业范围。举行乡约专讲道德，推行宗教专讲圣经，整个的乡村社会就可以改善吗？不讲经济建设人民没有财力，不讲心理建设人民没有知识，不讲政治建设，人民没有秩序，空洞的道德，个人的道德，又有多大的效果！当然道德也是不可少的，有金钱没有道德，人民会骄奢淫佚，有知识没有道德，人民会欺诈盗伪；有政权没有道德，人民会鱼肉乡里，乡村社会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道德中心的政治学理，乡约中心的乡治系统，是纯正的乡治系统，是整个的乡治系统。乡约的实际工作，是保甲、社仓、社学，保甲、社仓、社学的基本精神是乡约，一纲三目，一虚三实，相辅而行，相互为用，这就是《治乡三约》的乡治理论。
至于《治乡三约》的详细办法，陆桴亭一方按照《周礼·地官》的乡治系统，一方按照吕氏乡约的考德纠恶，一方按照明末实际的农村组织，草成本文和注解两种。本文并不很多，完全仿照《周礼》的笔法，采用周礼的字句，简直是一部小周礼。每段本文的后面，有十倍以上的注解，用当时的笔法，用当时的名词，去解释古色古香的本文。第一段“治乡之法，每乡约正一人”虽然只有寥寥十字，然而治乡三约的基本组织，便都包含在这十个字里面。依照原来的注解，城外都图为乡，城中坊铺亦通称乡，《治乡三约》不惟包括乡治，并且包括市政。古时社会幼稚，组织简单，都市与乡村分别不大，乡村的组织可以行于城市，城市的组织也可行于乡村，不过现在的都市的发展已经到了极度，市政的发展也随着都市的繁荣而上升，乡治和市政就截然成为两个法则，不能渐为混同了。约正要由人民公举“廉平公正宿儒耆老”的人士三四人，由官吏细心采访，精加选择，不可概凭里甲开报。陆桴亭的用人主张，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所以对于主持一约的约正，尤其是十分认真，“宁择而后用，毋用而后择”。这班约正不像从前的里甲，他们是乡官，里甲是差役，他们是人民的领袖，里甲是官吏的爪牙。陆桴亭要打破近代差役的习惯，恢复古代乡官的礼制，所以约正的选用，一定要“誓于神，诏于众，隆其礼貌，优其廪给，委之心膂而用之”，人民安有不乐从，领袖安有不尽力，乡治安有不兴盛的道理。
治乡三约的第二段，“约正之职，掌治乡之三约，一曰教约，以训乡民，一曰恤约，以惠乡民，一曰保约，以卫乡民”，把乡治的重大工作，都包含在这里。全乡共有三约，所以叫作治乡三约，一曰教约，就是当时的社学，现在的乡村教育；一曰恤约，就是当时的社仓，现在的农村合作；一曰保约，就是当时的保甲，现在的农村自卫，名词上的差别，当然没有重大的关系。不过普通的习惯，是约正专管乡约道德的事件，社师专管社学教育的事件，保长专管保甲自卫的事件。陆桴亭为贯彻他的“乡约为纲而虚，社仓保甲社学为目而实”的理论，所以约正成了上层领袖，掌理一切教约恤约保约，而另有教长恤长保长等三约副，去分别负责，去实际工作。陆桴亭以为这是一种“振裘掣领”的办法，“表正则影直，纲举而目张”，所以“凡乡之教事责教长、恤事责恤长，保事责保长”，只有“三长非其人责约正”。当然这并不说约正可以无为而治，不需参加任何实际工作，譬如治令读法饮射，约正率其属举行，民间平理词讼，约正和教长执行，土田买卖推收，约正签名证实，都是约正自身的责任，不过没有三长那么多罢了。
陆桴亭乡治工作，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普通的，一种是特别的，普通的为全约所共有或三约所同有，特别的便只有一约单独举行。第一种普通工作，恐怕是图籍的编制，在《周礼·地官》里面，在现代政治里面，也是天字第一号的工作。图籍共分三种，第一种关于户口和秀民，由教长负责办理，第二种关于常平役米，由恤长负责办理，第三种关于役民，由保长负责办理。图籍的编造，由“三长任其劳，约正主其册”，他的意思以为“职藏者不得记注，职记注者不得藏”，所以先由三长造籍，进于约正，约正藏之，年终则上于正册于官府，而仍留副册在本村，使各乡知各乡之事，官府亦知各乡之事。这同欧美的census，日本的国势调查，岂不是一样的工作吗？此外还有土地的图册，原文放在教长特殊工作的下面，“凡乡之地域广输，及沟涂封洫，皆图之”。他以为这个办法，就是《周礼》遂人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势之法，明代地图和鱼麟图册之类。不过土地清丈工作极繁，弊端极多，守令既不敢举办，亦不能举办，缓之则迟延无成，急之则敷衍塞责，中国有史以来，恐怕没有弄清过一次。他以为宜行张横渠经界法，“每三百步立一标竿，纵横四方成一井字，如今地图之书方计里，以绳约之，图其四至，散之则各成方形，合之则横斜曲直不失尺寸，不特地形有准，而每方之中步口一定，则田亩之数，有不待丈量而分毫难遁者”。
第二种普通工作，是“乡约之会”，所以《治乡三约》条文说：“岁时月吉，率其属而治会，教民读法饮射，考其德行而劝之，纠其过恶而诫之”。乡约之会自然是吕氏乡约的遗意，每月朔日，“约正自率其属于本乡宽大处所行之”，不过岁时正月，以及春秋二社州县还有大会，由约正率三长赴会，和本乡乡民没有多大关系。读法系《周礼》上面的名词，陆桴亭即以普通乡约讲约当之，不过以为专讲太祖圣谕，单调无味，主张将大诰律令，及孝顺事实与浅近格言等书轮流讲演，使耳目常新，乐于听闻，易于采纳。讲约的责任，按照治乡三法的原文，不在约正，也不在教长，而在社师身上。“饮射谓行乡射礼，而以酒饮之也”，不过要看风土所宜，“南方卑湿，筋角易弛，又价高，难概以强人”。绅衿子弟可自备弓矢，自组箭社，其余乡勇役民，则由恤长公费项下制备，以资练习。考德纠恶没有吕新吾那么详尽，小善小过在会中对众称奖训诫，大善大过则闻于官府，或于大会时行赏罚。
第三种普通工作，是上下的例行公事。下行公事如钱粮户役地方公事，由官府下于约正，约正会三长议行；上行公事则三长上于约正，约正上之官府。这种工作完全不在乡治范围以内，完全是附带的工作，照理应该只占极小的地位。不过因为中国历代户籍田籍的制度不良，所以旷持日久，百弊业生，唐宋元明以来，几乎成为乡村政治的惟一工作。钱粮户役成了主要的工作，惟一的工作，乡约有什么用，保甲有什么用，整个的乡治又有什么用？要想振作正面的乡治，一面要裁反面的乡治，要想增加建设的工作，一面要降低消极的工作，户籍调查，土地调查不彻底弄清，中国乡治那里有出头的日子。
第四种普通工作，是平理词讼，相当于现代的息讼工作，调解工作，也是消极方面的工作。“民有质讼大事决于官府，小事则官府下于约正，约正与教长平之”，陆桴亭的理论，以为民间之讼，官府理之则愈棼，平之则竟息。并且衙门判断，亦有冤枉，人民何苦诉讼。政府官吏军国大事甚多，因为词讼太多的原故，竟至无暇顾及，也是十分可惜的。洪武设立申明亭，令乡里老人处理词讼，或者是以为“终讼无益，而欲使民无讼耳”。由官府下于约正，似乎是已经成讼，已经诉之官府，没有事前止息，事前调解的好。最后“与教长共平之者，终欲教诲之不底于法也”。
第五种普通工作是验契，“凡乡之土田出入，谨其推收，掌其税事”。普通土田买卖，每几推收过户一次，秋冬纳税的时候，往往土田已经出卖，而税名仍在卖主。并且推收过户，由州县吏书直接办理，而无乡村领袖证实，往往弊端百出。所以陆桴亭主张由约正长签名证实，当场立契，“即行推收过户，使民间无产去粮存之弊，既推收后即完官税，使国家无漏税之虞”。这个工作自然也不是乡治本身的工作，不过和乡治根本的土地图籍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土地图籍的混乱，多半是因为过户作弊，以致每县产生数千户的民欠，无主可追，无税可收。因为这种中保佐证的工作，增加约正长的事务，增加约正长的责任，所以陆桴亭拟定以中金半数分与约正长，作他们的生活费用。这个生活费用的名词，陆桴亭叫作，“养廉之资”在前者一切乡约制度，乡治制度都是没有说明。大约古代的乡官，视为一种荣耀的义务，近代的乡役，视为一种卑劣的差役，前者是领袖对于人民应有的义务，后者是子民对于君主应尽的义务，所以没有任何公开的报酬。当然暗地的好处，也许是不免的，惟其没有公开的薪俸，惟其只有暗地的收入，所以士人君子避之不遑，而流氓地痞反求之不得。没有报酬的义务，只有两种人可以担负，一种是有饭吃的地主，一种是无饭吃的流氓，流氓固不必说，地主对于一班的农民，又有什么好感呢！
特殊的工作共有三种，教事由教长担任，恤事由恤长担任，保事由保长担任。教长以知书义者为之，恤长以富厚公廉者为之，保长以有智力者为之，由约正和一乡之人共同推举。三长平常的工作，自然由约正指挥监督一切，三长终岁的成绩，也由约正查明誊写，上之官府。教长的基本工作自然是教化，凡“教孝教友教睦教姻教任教恤”，都是教长的责任，务使人民“相爱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乡里有冠昏饮酒，祭祀丧纪，都由教长教其礼事，掌其禁戒。月朔集会的时候，教长襄助约正一切，并为书定善恶劝罚之籍。教长的第二种工作为户口秀民簿籍，那是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这些户口秀民不惟要一一登记，并且要一一编制，“十家为联，联有首，十联为社，社有师”。据陆桴亭的原注，这是《周礼》比闾族党的遗制，和后世保甲大不相同，保甲为究诘奸民，社联则为教化良民，所以联首一定要以诚实者为之，社师并要以学究知书者为之。编制的责任在约正教长，登记的责任便在社师联首，联首率编民就社师，社师乃质问真实，而后一一书写。土地的图册，也和户口清册一样，由教长负责办理，联首社师襄助一切。这个社师表面虽然有教化百家的责任，然而并不是寻常的塾师，也不开馆设课，命题作文。只在每月朔望，择宽大处所歌诗习礼，以和平其心知血气，颇合阳明社学理论。优秀的儿童，社师录为秀民，上之官府，参加考试，可以免除一切重点，诡名，冒籍，混存弊端。就是词讼的争执，也先令社师联首四邻查明，然后设法平解。所以教事一部由教长负责，一部便由社师联首帮同办理。
恤长的基本工作，只是“周贫乏，恤死丧”， 不过常平义仓的积储，也是由恤长管理。义仓还有周恤的原意，常平贵则粜出，贱则粜入，完全为的是均平农产价格，调解农村经济，似乎不应该是恤长的工作，或是恤长的名称似乎有一点太狭。不过陆桴亭的常平义仓，只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两个系统，常平为母，义仓为子，常平余粟转入义仓，义仓全部转为周恤，是常平虽无直接周恤，而实在是周恤的根本。陆桴亭以为“从来积储之法，惟常平，社仓，和粜，青苗四者而己”，而“四者之中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青苗”。不过他以为仓库积储的问题，有几个根本的原则，我们不能忽略的。第一制度固然要紧，而人才尤其重要，所以“君子为之，则青苗亦善；小人为之，则常平亦敝”。第二“官民之间，不可为市”，因为官民之间，发生琐碎经济的关系，不是官压民，便是民欺官，“官压民则民病，民斯官则官病”。第二社会的事业，只能由政府倡导，不能由政府强迫，只能由人民负责，不能由政府负责，所以“倡之以义使其自为则或有成功，督之以法强其从我则奸弊百出”。其实这几个原理，不单是仓库制度实施的原则，并且是一切农村制度实施的原则，尤其是第一个原则，几乎是任何事业的天经地义。
陆桴亭本着这几个原理，发明一种“常平权法，其意则常平，其迹似社仓，倡之于公而无收放出入官民互市之嫌，寄之于高大寺院可省建仓之经费，恤长司其事，领于约正，地方长官亲至寺中作兴开导，或量助俸银以为之倡”。提倡的是官吏，负责的是恤长，出米的是本地殷富，秋天收入，夏天粜出，本钱还人民，赢余转义仓，把常平义仓的好处都保留，常平义仓的劣点都删去，实在是一个进步的理论。因为单有常平则灾难无以为赈，单有义仓则物价不能调剂，常平官办人民不予合作，义仓民办政府不予提倡，顾此失彼，顾彼失此，惟有陆桴亭的混合方法，似乎能包罗一切。从实际上看起来，上面所说的积储工作，是恤长的基本工作，从名义上看起来，又似乎下面所说的周恤工作，才是恤长的基本工作。恤长的名称虽为恤长，而恤长的工作却少周恤，譬如鳏寡孤独四者，为社会的穷民，应由政府养济院养济，恤长只负开报之责，而不负周恤之责。秋入夏出，亦为常平基本工作，而非周恤工作。真正的周恤工作，恐怕只有两种，第一种在岁荒的时候，设粥赈济极苦穷人，第二种在粜贵的时候，以余米分给役民，岁荒当然是不常有的，役民又有保长共同负责，所以周恤的工作实在是不多。
保长的基本工作，是防御火水盗贼，不过土木，水利的事件，也要保长率同役民负责办理。陆桴亭以为寻常保甲的办法，其弊有三：“民不习兵，易生惊扰，一；强弱不等，二；多则无法，无法则乱，三”。所以民间虽然有壮丁之名，而无壮丁之实，不如只借贫而可役之役民，给以报酬，在社会可用役民之力，在役民亦可资社会之粮，岂非一举两得。这种办法自然不尽合寓兵于农或兵农合一的旧说，也不合国民武装或农民武装的新理，战兵参加战争，役民止供役事及城守之用。不过陆桴亭的原意，专顾事实而不顾名义，专顾实施而不顾理论，所以不唱国民武装的高调，而只用可用的民众，只用在火水盗贼的防御，土木水利的兴筑。保长的责任，虽然是保护全体人民，然而保长的工作，便完全在这些役民身上。役民也是五人为伍伍有夫，五伍为队，队有士，像普通的保甲组织一样。暇则练习弓矢刺击，有故则登陴守御，有土木工事则从事土木工事，有开渠挑河则从事开渠挑河。为报酬役民工作起见，每年五六七月日给一升，三月不过九斗，于社会用费不多，在役民不无小补，比起保甲的差役较为便民，比起警察的雇用又为省费，虽然有一点贫富阶级的悬殊，倒也简易可行。
上面讲的是治乡三约各部的内容，桴亭先生乡治的理论，自己并没有实践，人家也没有仿行，完全是纸上干戈，空中楼阁。不过他的朋友陈确庵（名瑚字言夏），倒在昆山的蔚村，有过一点相仿的工作。那正是崇祯末年，顺治初年，清兵已经占据了中原，指日就要来到江南。陆桴亭和陈确庵幼同乡里，长相切磋，所以自然关心到避地，防守等问题。陆桴亭是一位理论家，作了好些乡守乡治的书籍，二十七岁作《城守全书》，二十九岁作《桑梓五防》，又作《治乡三约》，三十岁创同善会，又作常平权法，救荒五义，三十三岁作《匡时臆论》，真是连篇累牍，著作如林。而他的朋友陈确庵便已于清兵入关不久的顺治二年，移家到昆山的蔚村，竖立孝弟力田为善三约，并用兵家束伍法导乡人筑岸御水，以达到隐居避祸的微意。陈确庵的三约名义上和陆桴亭的三约是不同的，内容大概也不一样。不过陈确庵对于陆桴亭的乡治理论，还有相当的信服，不然他不会请陆桴亭到蔚村去演讲他的乡约。可惜我们只能在《清史》列传和《太仓县志》窥见陈确庵三约的大概，而没有找到他的“蔚村讲规”“社学事宜”“讲学全规”“同善会语”“社学事宜”等书，不然我们对于陈确庵的蔚村试验，会有意外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