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王门后裔各树旗帜纷纷讲学的时候，出来一位特异人物张居正。张居正是一位大政治家，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我们还应该知道，他的政治建树实以学术为根柢，在思想史上我们不能不给他一个特殊地位。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谥文忠，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卒于万历十年（1582），寿五十八岁。年二十三成进士，在翰林者七年，归田修养者六年。三十六岁复出，历任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右谕德兼太子讲读、翰林院学士等官。四十二岁初入内阁，兼掌部事，先后与徐阶、高拱、李春芳等共同辅佐穆宗者六年。神宗即位以后，进为首辅，独掌政权者十年，其为政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一时内安外攘，号称富强。自从梁任公将他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近年来论述他的很多。但大概都是关于政治方面。兹专就其学术思想谈一谈：

本来江陵并不讲学，甚至毁书院，杀何心隐，和当时讲学家正立在敌对地位，所以他被人指为“不悦学”，而向来讲明代学术的也提不到他。但是实际上他自有一套学术。请看他说：

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

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榖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答宪长周友山讲学》）

人家说他不喜讲学，他认为诬罔，他偏说自己是“实好学”，是“直认本真”，不过不像那班讲学家的“虚谈”罢了。他对于那班讲学家的批评，他自己对于学术上的根本见解，大致见于《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那封信。他说：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觉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所以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谓事与职者而能之，故与七十子之徒切磋讲究。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究观其经纶大略，则惟宪章文武，志服东周。以生今反古为戒，以为下不倍为准。老不行其道，犹取鲁史以存周礼。如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从周而已。《春秋》所载，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岂不欲行殷礼哉？周官之法岂尽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为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时，为国子司成，则必遵奉我圣祖学规以教胄而不敢失坠；为提学宪臣则必遵奉皇上勅谕以造士而不敢失坠。必不舍其本业，而别开一门，以自蹈于反古之罪也。今世谈学者，皆言尊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明兴二百余年，名卿硕辅，勋业煊赫者，大抵皆直躬劲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每诋之曰，彼虽有所建立，然不知学，皆气质用事耳。而近时所谓知学，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树立又远出于所诋之下。将令后生小子何所师法耶？此仆未解也。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兔鱼未获，无舍筌蹄；家当未完，无撤藩卫，无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无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

他痛斥那班讲学家的流毒，骂他们为“虾蟆禅”。他教人就在自己职守以内去学，而不要舍其本事，别开一门以为学。他教人“足踏实地”，“崇尚本质”，“遵守成宪”，“诚心顺上”，真可谓卑之无甚高论。然而他却认为虽孔子复生也必须如此立教。他对于孔子另有一种看法，单从“生今反古”，“为下不倍”上发出一套大议论，简直和韩非、李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有些相类了。他这套议论很得意，在别处也时常提到。如《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就和这段文字差不多。尤其是在《辛未会试程策》中，大发“法后王”之义，议论特别精彩，态度特别鲜明。其大旨谓：

夫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时宜之，艮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后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则有司之籍详，而众人之智熟。道之而易从，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后王便也。往代无论已。明兴高皇帝神圣统天，经纬往制，博稽逖采，靡善弗登。若六卿仿夏，公孤绍周，型汉祖之规模，宪唐宗之律令，仪有宋之家法，采胜国之历元。而随时制宜，因民立教，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即如算商贾，置盐官，则桑孔之遗意也；论停解，制年格，则崔亮之选除也；两税三限，则杨炎之田赋也；保甲户马，经义取士，则安石之新法也。诸如此类，未可悉数。固前代所谓陋习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强之效，而建升平之业。故善用之，则庸众之法可使与圣哲同功。而况出于圣哲者乎？故善法后王者，莫如高皇帝矣。……夫汉宣帝，综核之主也。然考其当时所行，则固未尝新一令，创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饰而振举之，如曰汉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为称上意者，亦未尝以己意有所论建，惟条奏汉家故事，及名臣贾谊、晁错等言耳。当其时，虽五日一视事，而上下相维，无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诏书，则有责；上计簿徒县文，则有责；三公不察吏治，则有责。其所以振刷综理者，皆未尝稍越于旧法之外。唯其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信赏必罚，而真伪无眩，是以当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后世鲜及。故崔实称其优于孝文，而仲长统极其叹服，荀悦论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为非，良不诬矣。……成宪俱存，旧章森列，明君贤臣，相与实图之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祛积习以作颓靡，振绍纲以正风俗，省议论以行国是，核名实以行赏罚，则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矣。若曰：此汉事耳，吾且为唐、虞，为三代，则荀卿所谓俗儒也。

他断言主张法后王，指斥那班高谈唐、虞、三代者为俗儒。他对于秦、汉以后的制度，尤其是他本朝之制度，极力表彰。他极口称赞王霸杂用谓汉家自有法度的汉宣帝。他说明朝制度，“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这种鲜明的贵今主义，比陈同甫、叶水心辈所论还要痛快得多。他甚至说：

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虽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徒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者。（《杂著》）

这是何等大胆的翻案文章！他确乎有一种真知灼见，所以才能发出这样卓绝千古的议论。这些地方自然带些霸气，很接近申、韩。然而霸道本是他不讳言的。如云：

忆昔仆初入政府，欲举行一二事。吴旺湖与人言曰：“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仆闻而笑曰：“旺湖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国富兵强哉？”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唯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仆自秉政以来，除密勿敷陈，培养冲德外，其播之政令者，实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闾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仓卒意外之变，尚或难支，焉在其为富且强哉？（《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

综观江陵生平言行，尊主威，振纲纪，明赏罚，核名实，讲富强，重近代，孤立一身，任劳任怨，纯是法家路数。在他的文章中，有许多地方绝类商鞅、韩非的口吻，甚至明白袭用《韩非子》中的成语，如：“小仁，大仁之贼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浸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而致其所大利也。”（《显学》）由此可知其受法家影响之深。抱这样思想，他当然不讳言霸道。陆象山有言：“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事成。介甫慕唐虞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所以弄得王不成，霸不成。”从这一点上说，江陵倒是很近乎商鞅，比荆公爽快多了。

讲到这里，我联想起高拱。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互以相业相期许，虽然后来时移势易，终致乖离，但当初他们切磋共学的那段因缘，毕竟是不可泯灭的。我们现在看新郑所作《本语》，其中有些主张见解和江陵很相近。如云：

孔子宪章文、武，盖时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正不可妄意纷更。只将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而实心奉行之。纵有时异势殊，当调停者，亦只就中调停，处得其当便是，不可轻出法度之外启乱端也。此不惟分所宜然，祖宗聪明睿知既迈伦夷，而又艰难百战以有天下，苦辛备尝，经炼久熟，其所贻谋，为法既善，为虑更深，固非后世疏浅之见所能及也。夫岂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随乖天下之全，图以一时之便而遽梗万年之长计哉？

帝王创业垂统，必有典则贻诸子孙，以为精神命脉。我祖宗燕谋宏密，注意渊远，非前代可及。圣子神孙，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欤盛矣。迨我穆皇，未获有所面授。我皇上甫十龄，穆皇上宾，其于祖宗大法，盖未得于耳闻也。精神命脉既所未悉，将何以鉴成宪绳祖武乎？今日讲经书，后又讲《贞观政要》等书。臣愚谓宜先知祖宗家法，以为主本，而后可证以异代之事。不然，徒说他人，何切于用？乃欲于祖宗列圣实录所载圣敬事天之实，圣学传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务勤俭，如何察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进君子退小人，如何赏功罚罪，如何肃宫闱，如何御近习，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镇抚四方，撮其紧切，编辑成书，进呈御览。在讲筵则日进数条，在法宫则日披数段。庶乎祖宗立国之规模，保邦之要略，防微杜渐之深意，弛张操纵之微机，可以得其大较。且今日之域中，祖宗之天下。即以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须更费商证，而自无所不当。我皇上聪明天纵，睿智日开，必因而益遡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观耿光，以扬大烈，以衍万年无疆之祚者，将在于是，则特为之引其端焉尔。

圣祖罢丞相，散其权于六卿，而上自裁决。成祖始制内阁，以翰林官七人处之，备问以言，商榷政务，极其宠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后遂理机务谕旨。比其久也，则遂隆以师保之官，称辅臣焉。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然皆出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诸首甲与夫庶吉士之选留者。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他无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于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旧制固不敢议，而就中有以为之处焉，亦无不可者。诚宜于其选也，必择夫心术之正，德行之良，资性聪明，文理之通顺者充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职分之所在。如一在辅德，则教之以正心修身以为感动之本，明体达用以为开导之资，如何潜格于其先，如何维持于其后，不可流于迂腐，不可狃于曲学，虽未可以言尽，然日日提撕，日日闻省，则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辅政，则教之以国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详，古今治乱安危必求其故，如何为安常处顺，如何为通权达变，如何以定官邪，如何以定国是，虽难事事预拟，亦必当有概于中也，于是乎教之以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之以训迪播告之辞，简重庄严之体，以备代言；教之以错综事理，审究异同，以备纂修；而应制之诗文，程士之文艺，在其后焉。面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试之。养之既久，则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后，仍以旧业日加淬励，阁臣时时督课，与之讲论，试其所有之浅深，观其行履之实否。比其久也，则可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业必有可观者。翰林庶吉士未尝不可也。今也止教诗文，更无一言及于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贺寿以为文，栽花种柳以为诗，群天下英才为此无谓之事，而乃以为养相才，远矣。

他尊重本朝制度，尊重祖宗成宪，认为“时王之法不可不守”，认为各朝代都有自己祖宗创造的根本大法以为“精神命脉”。他要当嗣君的首先研究本朝大法，能深悉其“精神命脉”之所在，然后才拿“异代之事”来作参考，什么经书以至《贞观政要》之类，都算次要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新郑对于帝王教育的主张。他又认定翰林院是培养相才的机关，不应该专学些无用的诗文，而应该把当代典章制度以及辅相君主办理政治所必需的各种事项，都一一预先讲习，以备他日之用，这可以说是新郑对翰林教育或宰相教育的主张。从这些言论里面，分明可以看出他的贵今主义和实用主义。试把上面所引江陵那几段话拿来作一对照，一定可以发现其一致之点。他主张“明刑”，反对“赦”，反对“放纵”。他综核名实，特别注意官吏的考察法。他替刘晏辩护，斥胡致堂“徒以不言利为高，而使人不可为国”。这一切都和江陵为同调。《明史》称他“练习政体，有经济才”，实在不错。江陵有这样一位学侣，互相切磋了好几年，当然不能不受很大影响。这是论江陵学术渊源和进学历程者所不可不注意的。

以上所述，是江陵学术接近法家的一方面，然而江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家，或简单的事业家，他还自有一套“心学”，还很得力于“禅”。在他的文集中有好多处讲禅学，如：

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答高孝廉元谷》）可见他很会谈禅，对于此道确有所得。但江陵所得于禅学者还不止此。《袁小修日记》卷五载：

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立朝时，于称讥毁誉俱有所不避，一切利国福民之事，挺然为之。

这段话真能把江陵精神命脉心髓入微处表现出来。试看他文集中屡次提到《华严经》，如：

偶阅《华严经·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宏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此时惟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幸而念成缘熟，上格下孚，官府穆清，内外宁谧。而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躁殊途，其致一也。（《答李中溪有道尊师》）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吾亦欢喜施与。（《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可知小修的话确有根据。江陵一生，赤诚任事，置毁誉、得失、祸福、生死于度外。其精魂所寄，原来乃在《华严经》。旁人学禅，只学个遁世自了。江陵学禅，却学个宏愿济世。他还有句话：

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这样的禅真是普通人所梦想不到的。本来江陵也是个学道的人。他生平所最尊奉的老师徐存斋，是聂双江的门生，双江又是阳明的门生。当时的王学家，如罗念庵、胡庐山、王敬所、罗近溪、耿天台……都和江陵有来往，在《江陵文集》中有许多和他们论学的信。最有意义的如：

比来同类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庐山西蜀，公在宛陵，知己星散。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来知故我何似。闻公政致刑措，不言民从，盖皇农之再见。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此固罗近溪本来面目。然同志数君子，往来倡导，使人咸知有仁义道德，则所以助公道缘为不少也。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追，金体乃现。仆每自恨优悠散局，不曾做得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答罗近溪宛陵尹》）

从这信的前一段，可以使我们想见江陵当年和那班王学家在一块讲学的情形。他称他们为“同类”，为“知己”。这正是前引《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那封信中所谓“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的事实例证。至于后一段论学的地方，具见江陵学术的特色，真是精彩极了。他要“窥实际”，要于“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下工夫，要“从花中看花”，而反对“以虚见为默证”。这正是他和一般讲学家绝异的地方。他曾说过：

仆以寡昧，谬当重寄；别无他长，但性耐烦耳。（《答陵洋山》）

惟其“耐烦”，所以不怕“琐细”、“猥俗”、“纠纷”，而能从“人情物理”中切实磨炼。必须这样，才能“窥实际”，才算真得力，至于一般讲学家，只略略见得一个“头脑”，便要放手，所以只有“虚见”并非“默证”，其病正坐不“耐烦”耳。江陵最不喜欢虚见空谈，如云：

承教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然仆以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放其说屡变而愈淆。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诚虚诚寂，何不可者？惟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虚寂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审如此，岂惟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愿与同志共助之也。（《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

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皆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讵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坠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答周鹤川乡丈论禅》）

这两节表面上粗粗一看，好像冲突。前一节既然怕人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后一节却又怕人“略象忘诠”，那末无论你讲“虚寂”、讲“致曲”、讲“求仁”，既然都只是在“言语名色上缴绕”，以致“其说屡变而愈淆”；及一离“言语名色”，“略象忘诠”，却又陷于“妄意揣量”的毛病。左支右绌，终无是处。假使反过来说，你是“实好学”的，是“务实得于己”的，那末你讲“致曲”、讲“求仁”可以，讲“虚寂”也可以，“言语印证”可以，“略象忘诠”也可以。总而言之，全看你实不实。因为这样，所以江陵对于当时那班讲学家“离是非，绝取舍”，超然独处于各派纠纷之外，而冥心孤往，直寻本真。他说：

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答聂司马双江》）

不榖生平，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答藩伯周友山讲学》）

吾生平学在师心。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答朱按院辞建三召亭》）

这些话正得着王学的真精神。章太炎谓王学的长处在“内断疑悔，外绝牵制”。王龙谿至于说不怕“恶名埋没一世”。这种断然自信敢作敢为的精神，江陵真发挥尽致了。原来江陵当十三岁时，即受知于顾东桥，东桥乃曾与阳明论学者也。及在翰林院，正是徐存斋、欧阳南野、聂双江、程松溪会讲灵宫，王学声势最盛的时候，当然和这班讲学家往来的机会很多，而深受其影响。虽然江陵后来很反对那班讲学家，但所反对者是他们的“虚谈”，而他自己的精神命脉实际上仍是从王学中孕育出来的。说到这里，一定有人怀疑，江陵既然崇尚实用，走的是法家路数，怎么还会和王学拉在一起？王学不是最玄虚的一种学术吗？关于这一层，我们应该知道，王学虽然有它极玄虚的地方，却也有它极实用的地方。要说玄虚，它可以直入佛、老，要说实用，它又可以直入申、韩。只要看一看本书前三章，你就知道王学中含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成分。王学是经世的，主张“亲民”之外无所谓“明明德”的，是不拘故常而随机应变的。不过后来左派诸子既“承领本体太易”，而流于猖狂；右派诸子又转回李延平一路，而不免于枯寂。倒是江陵出来，有左派之阔达而凝其神，有右派之坚实而宏其用，既见“头脑”，更窥“实际”，亲体默证，把王学确实受用一番。他自称为“实好学”，我是绝对相信的。并且我确乎相信他能使王学得到新生命，能把王学中最粹美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