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为一实行家，而非理想家，为一躬行实践之大政治家，而非高谈主义之政治学者；故其学术上之造诣虽斐然可观，第皆于其功业方面为具体之表现，而非可于文字中求之。此以衡诸中外古今之伟人，殆莫不如是，固不独江陵为然也。公生平于为学之道，认为事之与学，二者乃合一而不可分，故除本身之职事而外，别无超然独立之学术。其言曰：

《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

又曰：

古之君子始终典于学：居则学于父兄宗族，出则学于君长百姓，莫非学也。夫欲舍学以从政，譬之中流而去其楫，蔑以济矣。故学无间于显晦，然后其志一；志一然后其神凝；如是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则其政精核。推此以言，则政亦学也。世言政学二者妄也。（《赠毕石安先生宰朝邑序》）

似此“政学合一”之主张，直以学为毕生从事之目标，未仕以前，固以学为从政之初基，既仕以后，更以政为所学之实验，政学二者乃成为一体。此与孔子所谓学优则仕仕优则学者相衡，似犹更进一步。公之作此主张，自系受阳明先生“知行合一”学说暗示之影响。惟公之所谓“即以其事为学”，所谓“政亦学”，若以与阳明所谓“心即理”者相较，则公之学为实践的，为社会的，为事功的；阳明之学为理论的，为个人的、为哲学的；阳明最后之目标只在独善其身，而江陵思想之鹄的则在兼善天下；其视野既有广狭之不同，而其成分则阳明系引儒就释，而江陵则系援法入儒，更属迥然互异。然当公之时，王学正弥漫天下，其末流所趋，遂至群溺于粗率空虚，流连忘返；公乃毅然一反其向，而务以敦本崇实为归。举世滔滔，公不且为中流之砥柱哉！

公之学术，无论自其思想之出发点或归宿点观之，与其功业几成为平行之动向。兹试即其生活历程中一探其究竟。公一生之历史，自其学术之立场而论，约可分为萌芽、变化及成熟之三大时期；自其功业之立场而论，又可分为孕育、挫折及完成之三大时期。自少年以至入仕，其学术之萌芽时期，亦即功业之孕育时期也。迨归田而养晦，其学术之变化时期，亦即功业之挫折时期也。自再起以至柄政，则其学术之成熟时期，亦即功业之完成时期也。在第一时期中，公之学术基础初经奠立。始则潜心举业，第视为干禄之阶，既乃驰鹜古典，始渐明修养之道。其于父母戚党之督教，与夫老师宿儒之激励，既足以高其自视，坚其自信，因而增进其修养；而服官翰林时，更获尽读中秘之书，并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之探讨，与夫政情世务之研求。至是公始由呫哔之小儒渐进而为通才硕学，其未来之“将相才”亦即奠基于此。吾所谓学术萌芽功业孕育之时期者此也。在第二时期中，公以磊落奇伟之才，扼于君庸臣奸之势，置身闲散，有志莫伸，不得已而遗世独往，引疾归田。虽以其具有积极之用世的人生观，未即遽萌消极出世之感想；然而一腔孤愤，积郁难平，使非因历游名胜，而顿生“不随物为欣戚混溟感以融观”之悟境，则其超然物外之观念终末由而产生，精神上之修养自亦末由跻于登峰造极之地步。此其于“博览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而外，殆必从事内典之研求也。观其集中谈禅警语，如所谓“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答李中溪有道尊师》）；所谓“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寄高孝廉元谷》）；所谓“此中灵明，虽缘涉事而见，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摄寂照之根，融通内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即可知其于佛学悟解之深矣。江陵生活过程中，惟此一时期之环境与心情最易接受佛学之影响；即其超然物外之观念，亦未始非因参悟佛学而产生。然则江陵于此一时期中，虽亦贯穿百氏，究心世务，但谓其所受佛学影响为最深，当不致有若何之错误。犹幸赖其具有积极之用世的人生观，始不至落于佛家虚空寂灭之歧径。由此可知其日后之幡然再起，诚为其毕生功业兴灭继绝之关键矣。吾所谓学术变化功业挫折之时期者此也。至其于第三时期中，初则备位成均，继复列身卿贰，终乃以潜邸侍从之旧臣，而特蒙知遇，简在帝心，竟一跃而跻于阁部之尊，寖假而复膺钧衡之任。身为元老，受遗辅六尺之孤，威镇群僚，锐意定一尊之制。其间虽以扼于群小，备受谤尤；最后终获集中相权，毕伸抱负。就个人言，则以一介儒臣，而为十数载安危之所系；就国势言，则以累世积弱，而挽百余年社稷于将倾。盖公于此一时期中，始获尽出其生平素所服膺之法家学说，一一著为政令，见诸实行，使之发为奇葩，结成异果。于是其幼时所读之儒书，壮岁所研之佛典，以及当代之文物典章，政情世务，凡为其往昔所探讨研求者，至是乃如百川归海，众星拱辰，悉成为其法治主义之附庸，而受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主张所支配。公虽以传统关系，仍不得不以儒者为标榜，以期见容于当时；顾其既已援法入儒，而以法治为施政之方针，则儒为其名，法为其实，自己毫无疑义。观其法治思想之迥异群流，固无怪其毕生功业之昭垂千古；唯其毕生功业之昭垂千古，更可见其法治思想之迥异群流。然则公之法治主义，盖即其十年政绩之理想；而其十年政绩，亦即其法治主义之实行。二者不特互为表里，抑且合而为一。此正与公所谓“政即学”，“即以其事为学”者若合符节，而其终成为一躬行实践之大政治家，亦固所宜然矣。吾所谓学术成熟功业完成之时期者此也。夫公之学术既历萌芽、变化、成熟之三大过程，公之功业亦经孕育、挫折、完成之三大阶段，两者之互相平行也有如此；然则公之十年政绩，如吾于前数章之所述者，谓为公之成功传固可，即谓为公之修学记亦无不可。呜呼！政学合一如公者，其敦本崇实躬行实践之精神，以视彼游谈无根之学者，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而以视彼不学无术之实行家，亦何可同日而语乎？

明乎此，乃可与论公之学术矣。公之功业既为其学术之具体的表现，然则其功业所表现之学术究何如？公之十年政绩，其出发点为援法入儒；其宗旨为法治主义；其方法为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其成绩为：纪纲由废弛而归于整饬，吏治由贪黩而归于严明，盗贼由宽纵而归于杜绝，武功由没落而归于振兴，财源由竭蹶而归于充盈，学风由空疏而归于质实，其尤著者，则为民生由凋敝而趋于顿苏，国势由衰颓而趋于复振。试按其一生功业，法家固为其思想之所宗，事功之所系；然公之学术固非仅限于法家，而于我国固有之学术，几无不兼收并蓄，融会而贯通之。如儒家之忠君事上，节用爱人，可见之于其为政；兵家之因势制宜，出奇决胜，可见之于其治军；佛家之广大含摄，解脱无碍，可见之于其处己立身；名家之正名定分，不竞不私（出《尹文子·大道篇》），可见之于其驭众使下。凡他人孜孜矻矻，殚其毕生精力而未由穷其一端者，公乃予取予求，左右逢源，而悉收为己用。由此观之，公之功业固多方发展，公之学术尤万象包罗。成功如彼，绩学如此，求之中外古今之大政治家中，岂易多觏哉？公诚可谓得天独厚，行己有方者矣！

至就其著述言之，清《四库全书提要》云：“《太岳集》四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张居正撰。居正有《书经直解》，已著录。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至文章本非所长，集中奏疏启札最多，皆在庙堂时论事之作，往往纵笔而成，未尝有所锻炼也。”（见《清四库全书提要》集部别集类）此中评论江陵著述之语，固有似乎贬词，而适亦成为赞许。盖公之学术，既以敦本崇实为归，而非可于文字中求之；则公之于文字，自非如呫哔小儒之斤斤于寻章摘句，舞文弄墨，而沾沾以自喜；充其极亦第以著述为其事功之辅助及补充而已。彼以庶政萃于一身，大权操之一己，亦奚暇于其文章有所锻炼，抑亦奚屑于其文章有所锻炼乎哉！

今按江陵之著述，有全集、分集及专书三大类。

全集于明万历四十年，即江陵殁后之三十年，始由其子嗣修编次刊行，定名为《文忠公张太岳文集》。据嗣修所为凡例云：“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后十余年，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为四种”。此项初刊本凡四十六卷，目次具如上述；卷首冠以沈鲤之序，吕坤之书后，公子嗣修之《编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题》及《书牍凡例敬题》，懋修之《先公致祸之由敬述》，及刘芳节之《太岳先生文集评》；卷尾附有马启图之《张文忠公诗跋》及高以俭之《太师张文忠公集跋》等。此即清四库全书本，国立北平图书馆亦藏有是本。其后又有江陵邓氏翻刻本，增《行实》一卷，共四十七卷。道光八年又有陶澍重刻本，以初刊本之原序别为一卷，合《行实》一卷，共为四十八卷，卷首冠有陶澍、陈銮之两序。光绪二十七年又有奭良依据明本、邓本及陶本重刊之改订本，卷数依明之初刊本，而编次则大加变动：首《奏疏》，次《书牍》，次《文集》，次《诗集》，次《女诫直解》；而以《行实》及前刊各本之序列及有关江陵之记载与评论，合为附录二卷；易名为《张文忠公全集》。湖北崇文书局另刊有《张文忠公集》。民国间又有重刊四十八卷本。此四十八卷本，亦即坊间之通行本也。

全集而外，复有分集，即全集之分刊单行本也。分集共有数种：（一）《张文忠公奏疏》，公殁后未几即有刻本行世，尚在全集刊行以前；（二）《张文忠公书札奏疏》，清无锡顾梁汾纂辑；（三）《张文忠公太岳先生诗》，明孔自来纂辑；（四）《张江陵书牍》，分上下二册，群学社近始印行。前三种现已绝版，后一种坊间虽有出售，亦不易得。惟此项分集多不出全集之范围，有全集在，分集之绝版固无关重要也。

专书系指公所主编之《帝鉴图说》《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谟训类编》《大宝箴注》《贞观政要解》《承天大志》等书而言。此类书籍，均系公为指导神宗而作，不外乎以为君之道，版本于明时俱存内阁，鼎革后已成《广陵散》。惟此类书籍初与公学术无关，其绝版自亦无足重视。

江陵所有著述中，最可考见其功业与学术者，厥为其《全集》中之奏疏书牍；诗文则居次要；而专书无与焉。盖奏疏为其对君上陈述政见治术之文书，书牍为其对师友僚属辩说指导之工具，其功业之消息，学术之造诣，胥可于此中见之。尤以公之书牍，公子嗣修于其凡例中谓为“虽名简牍，实同文移”，故与奏疏几占有同等之重要地位。此在江陵身后横遭谤讟缺乏可靠史料之方面言之，尤足予研究江陵功业学术史者以莫大之便利。不然者，以公之谤留身后，史有阙文，苟非有公之著述以资考证，则治史者虽欲扫尽浮言，别成信史，几何而不望洋兴叹；而旷绝中外古今之大政治家如公者，其横遭埋没，饮恨千秋之命运，又几何而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一日哉！此吾于叙述本章既竟，所不禁深致感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