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之一生，诚有如《四库全书提要》所云，可谓毁誉不一，迄无定评。就大体言之，其生前及身后之二百余年间，向皆毁多于誉；直至近数十年来，其功业始日渐脍炙人口；降至今日，则公之丰功伟业，已自有口皆碑，向之流言浮议，早随时代推移而扫除罄尽矣。溯公之生平，其少年时期之幼聪蚤达，为人艳称，及入仕时期之勤学广交，蜚声翰苑，固有似乎誉矣，而究无关于宏旨。及其归田养晦，与世隔绝，则家庭之觖望，师友之怜才，自必在所难免，而社会对之，则初无毁誉之可言。盖以公当功业孕育及挫折之两时期，学固未显，功亦未张，名尤未立；彼既未成为社会之中心人物，社会对之自亦无所谓毁誉也。迨其东山再起，复入仕途，更复受穆宗特达之知，经徐阶密疏之荐，其功业完成之时期于焉开始；于是其政治生命乃由兹而飞黄腾达，而其所受之谤讟怨尤亦遂随之而继长增高。自是其功业愈进而愈隆，其所受攻击亦愈趋而愈厉焉。方公之初入内阁也，以其“独引相体，倨见公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明史》本传语）于是因畏而毁之者有之矣。公之在内阁，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其政治之主张，而“遇事有执持”（《行实》），遂与同僚李春芳、赵贞士、陈以勤、殷士儋等多不合，物议渐起。于是因忌而毁之者有之矣。及高拱因得罪冯保而去位，疑公阴为主使，遂积其怨毒于公，虽至病榻弥留，而犹切齿为申申之詈。于是因疑而毁之者有之矣。洎公既柄国政，务反儒者因循宽纵之设施，力以综核名实为己务；因之好谈宽大之儒生，习尚自申之僚属，俱深感其不便。而余懋学、傅应祯、严用和、刘天衢、徐贞明、李祯、乔岩、刘台之徒，遂群起而对公大肆其攻击，此仆彼继，历久不衰。是则借口尊儒以毁公者又有之矣。及夺情议起，而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更假借名教之传统的观念，或则谓夺情为“过举”（吴中行语），或竟詈江陵为“禽彘”。（邹元标语）是则借口名教以毁公者又有之矣。其后，以御史赵应元托疾乞休之细事，王用汲竟借以攻击江陵，劝神宗当独揽乾纲，不宜委政于众所阿附之元辅，是则借口专擅以毁公者又有之矣。试考其致谤之由，则公之厉行法治，综核名实，赏罚严明，不少假借，在公视为施政要图救国急务者，顾以因循玩愒积弊已深之社会当之，安往而不大相凿枘群起而攻者乎？是以严办盗贼而盗贼怨，痛惩豪右而豪右怨，戒饬士子而士子怨，裁汰冗员而冗员怨，谴责言官而言官怨，督促僚属而僚属怨，纠察阁僚而阁僚怨，控制宦官而宦官怨，抑制外戚而外戚怨，更上而教导君主而君主亦怨。至是而举国之朝野上下，几无一非怨公之人，公乃以一身而为众矢之的。下焉者，怨毒所中，谤毁固随之而生；上焉者，怨毒所加，祸患且因之而起。因之公殁未及两年，佥人宦官张诚其人者，乃以公家拥有多金，故耸神宗之听闻，神宗亦以心艳公家多金而予以籍没。于是公遂以盖世之大勋，而蒙削官夺谥之冤，几罹身后戮尸之祸。呜呼！怨毒与谤毁之加，固有如此其不测者。吾人了然于公致祸之因，能无道高一尺魔深一丈之感乎！

虽然，语有之：是非自有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公之蒙不白之冤，遭飞来之祸，在今日固已大白于天下；即在当时，阴谋下石者固不乏其人，主持公道者亦大有人在。方籍没公家之旨既下，刑部右侍郎邱橓奉命偕宦官张诚赴江陵原籍查抄。橓等“籍其家恐不中程，乃拘其诸子，备极搒笞”（周圣楷所撰公本传）。大学士许国曾致书邱橓云：

明旨无罪及云云，愿推罪人不孥之义，以成圣主好生之仁，且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也。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辞其责？（见《全集》附录一《高以俭《太师张文忠公集跋引》）

申时行亦云：

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同上）

侍讲于慎行亦遗橓书，略曰：

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连株，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之后，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卻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周圣楷所撰公本传）

凡此皆不失为公道主张，殊属差强人意。但橓得书，俱不听，仍多方罗织。潘季驯以治狱太急，疏请恤之，又为言官李植劾去。自是逢君之恶以毁公者，更复信口雌黄，肆无忌惮，几不知人间有所谓公道是非矣。迨历时既久，张四维等务以宽大之政迎合上意，结纳人心，一反公之所为，以求保持禄位，朝纲因以大坏，而江陵毕生殚精竭力以惨淡经营者，几尽归于乌有。于是世人始渐追念公之政绩，而稍稍加以称许。万历十八年，蔡时鼎疏劾申时行有云：

夫居正之祸，在徇私灭公；然其持法任事，犹足有补于国。今也改革其美，而绍述其私；尽去其维天下之心，而巧私其欺天下之术；徒思邀福一身，不顾国祸。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见《明臣奏议》）

此犹寓褒于贬，不敢直颂其功，然已足为公吐气。及万历四十年公子嗣修搜集遗著，刊次行世，然后江陵之功业乃渐为人重视。如沈鲤序公遗集所云，即已极尽颂扬，大申正论。鲤之言曰：

太岳张公集若干卷，即公之相业也。当时主上（指神宗）以冲龄践阼，举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嫌怨不避，毁誉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凛凛，盖无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无格焉不行之法。十余年间，海内清晏，蛮夷宾服，不可谓非公之功也。惟是人情惮检束而乐因循，一旦以法绳之，若见以为苛。而公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有一二非常之事，有众人未易测识者，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纯任霸术，似与金革变礼终未尽合。上一时虽优容，实已不能无疑。此公既谢世，言者益诪张为词，上眷宠既移，而公家之祸遂不可解矣。至今观场者犹多烦言。顾其先法后情，先国事，后身家，任劳任怨，以襄成万历十年太平之理，我明相业，指固未易多屈也。（见《全集》附录一沈鲤《张太岳集序》）

鲤为公所取士，作序时官大学士礼部尚书，而所言质直如此，且亦不因师谊而于公有所隐徇，殊属难能可贵。同时公另一门下士吕坤为公遗集书后，于公之功业及精神，尤有精到之批判，略谓：

先生……丰功伟绩昭揭宇宙，至今不可磨灭者，则一言以蔽之曰：任。……今上以十龄御九五，……当是时，两宫有并后之尊，诸珰操得肆之权，外戚有夤缘之藉，宜大值那吉之入，两广兴怀远之师，海内多颓靡之政，当斯任者，顾不难欤？先生念顾托之重，受圣主之知，以六合重担荷之两肩，以四海欣戚会为一体，无所诿托，毅然任之。顾任天下之劳易；任天下之怨难。先生以一身系社稷安危，爱憎毁誉等于浮云。以君德之成败责经筵，故帝鉴有图，日讲有规。以监局之纵畏关治乱，故付之主者，严其约束。立考成以督抚按，节驿递以恤民穷，限进取以重学校，核地亩以杜分欺，额举刺以塞私门，并催科以绳势逋，重诛谴以儆贪残，申宗藩之例，裁冗滥之员，核侵渔之饷，清隐占之屯，严大辟之刑，俾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横议之士息邪说而尊王，事可安常者，不更张以开后衅之端；时当变通者，不因循以养极重之势。维泰山而捧金瓯，俾内难不萌，外患不作，北无敌国之乱，南无擅命之雄，五兵朽钝，四民安康。此之为功，伊谁功哉？则先生肯任之心，胜任之手，断断乎其敢任之效也。设先生避难险，计身家，藉一人殊眷，结四海欢心，国家威福尽足以供之，其谁不悦？即不然，而优游暇逸，循敝辙，守陋规，上下习而安之，其谁生怨？而先生不为也。噫，伊尹之任，宁是过乎？（见《全集》附录一吕坤书《太岳先生文集后》）

自是以后，私家对于江陵之评论乃渐入正轨。惟以慴于专制淫威，终神宗之世，迄无敢为公声诉沉冤者。降至天启年间，始由邹元标为之奏准复原官并赐予祭葬。至是公之有功无罪，始重获朝廷之认可，然距公之殁，已历四十年之久，而明祚亦且岌岌垂危矣。（按：邹元标在公生前，曾对公肆行攻击，詈为“狗彘”——见本编第十章——且因之而被杖责放逐；乃于公身后竟以直报怨，代雪沉冤，亦一有心人哉。）及崇祯末年，国事愈败坏不可收拾，国人乃益追思江陵之功，尚书李日宣等于崇祯十三年上疏，言：“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神宗）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此时公殁已五十八年，明亡垂在旦夕，至是而始追颂江陵功德，不亦晚乎！此诗人所以有“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之慨也。（王启茂《谒张文忠公祠诗》，见《全集》附录二）明社既屋，世事变迁，公身后之谤原可随时代以消逝，乃复以史稿出于反对者之手，“而挟私者快其报复，徇声者务为深文”（见《全集》附录二沈鲤《张文忠公论》），以致是非未明，功罪仍无从判定。其中如《明史》，如《明纪》，如《明鉴》，对公多未能秉董狐之直笔，雪千古之奇冤；而谷应泰之《明史纪事本末》尤复逞偏见之私，为诛心之论；胥不足以当信史之目。《明史》虽经公孙同奎于清康熙时《上六部禀帖》，沥请厘正，而获将“荒谬架诬之语”删去（见《全集》附录二张同奎《上六部禀帖文后附记》），但于公之功绩，究仍语焉不详，且多微词，此在《明史》本传，几于俯拾即是，必须合同时诸人传赞读之，始能略窥梗概。其后虽有林潞、袁枚等人略申公论（林潞有《江陵救时之相论》一文，本编第十三章曾节引一段；袁枚《答洪稚存书》曾论及吴中行劾其座主江陵之不当；两文均见《全集》附录二），第仅片断论列，未足转移视听。于是公身后沉没于《四库全书提要》所谓“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者，几历二百年之久。直至道光年间，陶澍为重刊全集，其序文有云：

明至嘉、隆时，上恬下嬉，气象苶然，江陵张文忠公起而振之……其精神气魄实能斡旋造化，而学识又足以恢之，洵乎旷古之奇才，不仅有明一代所罕觏也。惟是精能之至，近乎刻核，劳怨不辞，疑于专擅；恶声所蒙，遂至巢倾而卵覆，其亦可哀也已！夫危疑之际，圣贤所难，舄几如周公，而不免于流言，卒至缺斨破斧而后已，历数百年，犹有执仁智未尽，以议其后者。世无孔、孟，安得有真是非？况江陵地非周公，而欲以天下之重，自处于伊尹之任，岂不难哉！（《全集》附录二陶澍《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

始能以公允之批评，正天下之视听，可谓公身后第一知己。而同时陈銮亦为公申辩，谓：

世之议公者，大抵谓夺情也，结冯保而倾新郑（高拱）也。今试平情论之，夺情一节，诚君子所不与；然中世以来，宰辅习为故事，主少国疑，受恩深重，出处之际，人所难言。至谓公不欲去，讽部院留之，此文致之说，不足凭也。（按：此下系论公结冯保之出于权变，已见本编第八章引，不再赘）呜呼！仲尼没而天下无定评，《春秋》亡而天下无信史。……公之料边防，察吏治，千万里外，洞若观火，英略如李赞皇（德裕）；处两宫幼主之间，深心大力，不激不随，干济如吕文靖（夷简）。然赞皇为党人（谓李宗闵、牛僧孺等）所排，文靖亦不悦于范（仲淹）富（弼）诸君子。甚矣，慷慨任事之难，而大臣谋国之心之不易白也。（见同上又序）

王闿运之《江陵书院记》，复谓：

昔闻曾文正公言：“张公与唐李太尉文饶（德裕字）皆以恢瑰负俗谤，而李承强固之后，张当窳盬之极，其功尤伟。”（见同上）

又有官主事之监利人王柏心，除将江陵遗著进呈朝廷外，并作《悯忠赋》以志向往。赋中警句如：“繄夫子之枋政兮，实身崇而地逼。夫岂不知亢龙之悔兮，恐皇舆之败绩也。振蛊极之颓纲兮，怫众情而不惜也。犯危机而履深穽兮，夫唯党人之激也！”“功则隐而罪彰兮，福已盈而祸基。朝阿衡而夕浑敦兮，怨者又构之以南箕。”“勋烈轻于纤埃兮，衅罪积于邱山。怀忠信而攘垢兮，固自古而已然。”（见同上）顾为一时所传诵。柏心又致书御史朱琦，称江陵之功，琦复书有云：

江陵，愚忠者也。盖明知其害于身而为之者也；明知害于身而利于国，又负天下后世之谤，而勇为之者也。呜呼，是真所谓愚忠者乎！（见同上《朱琦答王子寿比部书》）

琦之此数语，正与明海忠介（瑞）评公为“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见周圣楷所撰公本传后《毛寿登附识》）者，不谋而合。江陵地下有知，亦当引为知己矣。自是世人对公之观感遂不复为史书所囿，而渐于公之遗著中求之；而公身后二百年之沉冤，亦渐以昭雪。降至近代，名流如梁氏任公、李氏岳瑞等，折衷泰西之学说，对我国历史人物重新估定其价值，于公更备致赞扬，许为明代惟一之大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