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援法入儒，以用威为其施政之主要手段，吾固尝屡言及之。其所以力主用威者，固在实行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一贯的主张，而其时代环境之客观条件，亦有以使其不得不出于用威之一途。盖自世宗崇信道教以还，对于狱囚力主宽厚；其于轻囚固无论矣，即对于触犯刑章罪在不赦之重囚，如杀人越货忤逆悖乱诸犯，亦多不依例按年处决，有时甚或滥施法外之恩，曲加赦免。刑罚之不公既至此极，则彼懦弱者何恃而不冤沉海底，彼强悍者又奚惮而不横行无忌者哉？江陵深知斯弊，故于治囚乃力主从严，借以矫正前失。其关于此一方面之见解，具见于《论决重囚》一疏，盖当万历五年神宗将次大婚时，慈圣太后谕令暂免行刑，公乃乘机上此疏以力争也。公之言曰：

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赏予夺，皆奉天意以行事……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夫文王视民如伤，古所称仁圣之主，而于此等（不孝不友）之人，亦必刑之而无赦者，良以为恶之人，彼自蹈于刑辟，虽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稂莠不锄，嘉禾不茂，冤愤不泄，戾气不消。今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独奈何不忍于有罪之凶恶，而反忍于无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况此等之人，节经法司评审，九卿大臣廷鞫，皆已众证明白，输服无辞，纵令今年不决，将来亦无生理，不过迟延时日，监毙牢狱耳。然与其暗毙牢狱，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犹足惩奸而伸法乎？（《论决重囚疏》）

观公此疏之恺切陈词，即可知其于素所服膺之法治主义，推行不遗余力，而数十年来姑息养奸、法令不行之积弊，亦且因以扫荡无余矣。

至关于盗贼方面，公于其起因虽认系由于贪吏之驱迫，而力主惩贪以安民（见本编第十一章）；即其请蠲逋赋，亦因大江南北大饥，民或相聚而为盗，故公引以为忧而屡为是请；然不轨之民既已挺身而为盗，公对之则仍一本除恶务尽之精神，厉行犯则必诛之禁令。故其言曰：

抚按（应）严督兵备等官，整饬武备，时当体访，如有盗贼生发，务要即时从实申报，重大者奏闻，宽限设法缉捕。（《答应天巡抚孙小溪言捕盗》）

由此可见公治盗之严。至其所以主张治盗从严者，则公固自有其说。公曰：

杀以止杀，刑期无刑，不闻纵释有罪以为仁也。“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时鲁失其政，宠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谓徒不欲可以弭之，无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纵情恣意，有所欲而无不得者，莫逾于为盗；而秉耒持锄，力田疾作，束缚以礼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自苦，无所惧而自不为非者，惟夷由曾史为然。今不曰吾严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释其所乐，而从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后可也。……异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盗也，以盗获而未必诛也。不诛，则彼且剚刃于上，以毒其雠而合其党。故盗贼愈多，犯者愈众。今则不然，明天子振提纲维于上，而执政者持直墨而弹之，法在必行，奸无所赦。论者乃独用懦者姑息之说，衰世苟且之政以挠之，其毋乃违明诏而诡国法乎！（《答周友山言弭盗非全在不欲》）

“杀以止杀，刑期无刑”；“法在必行，奸无所赦”。此与韩非所谓“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商鞅所谓“以刑去刑”者，殆互为表里。治囚治盗之要诀存乎此，法家之极则亦莫不存乎此，于以见公法治主张之坚决矣。而其结果究何如？则《明史》固已言之。曰：

时承平久，群盗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库，有司恒讳之。居正严其禁。匿弗举者，虽循吏必黜。得盗即斩决，有司莫敢饰情。盗边海钱米盈数，例皆斩，然往往长系，或瘐死。居正独亟斩之，而追捕其家属。盗贼为衰止（江陵本传）。

夫公之于盗贼，既以惩贪安民清其源，复以极刑严治遏其流，则盗贼之因以衰止也固宜。观乎明代盗贼之跳梁为祸，几于史不绝书，而明室且终为盗贼所覆灭。是则当公柄政之时，盗贼得以肃清，闾阎因之安谧者，谓非公惩贪安民极刑严治之功耶？“夫婴儿不剃首则腹痛，不?痤则寖疾，而慈母之于爱子，必剃且?之者，忍于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公之行为，固以用威而近于严酷矣。然公固以严治为善爱，欲以忍于其所小苦者，使成其所大快。然则公之动机，以视彼姑息养奸者，其仁之大小为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