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宋
按《孟子於卫章》，是孔子去鲁去卫之後，过宋而後至陈也。《世家》亦记过宋於去卫之後，如陈之前，盖本之此。今从之。
“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孟子》）
△过宋未必入宋都
按孟子云“过宋”，则是孔子未尝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云“不悦於鲁、卫”，其下文云“主司城贞子”？则是孔子由卫至陈，经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国也。曰“将要而杀之”，曰“微服而过宋”，则是知孔子将过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徽服而行则人不知其为孔子，故获免也。“其如予何”之言当在此时，事理甚明，无可疑者。《世家》乃云：“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树下，拔其树，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犹曰“其如予何”，不亦迂乎？故今不载。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
△“天生德”谱之词气失真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词婉，此章之词夸。盖圣人言之，圣人原未尝自书之，弟子以口相传，其意不失而词气之间不能不小有增减移易以失其真者，学者不可以词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辨见宋君之说
《家语贤君篇》有孔子见宋君相问答之事，称宋公为“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说苑》，以为梁君；春秋时未有梁也，汝《家语》改之为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战国策士之馀，申、商名法之论，孔子固无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诬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语》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过宋。”则是孔子未尝立於宋之朝也，乌得与其君相问答也哉！“主君”之称，自韩、魏、赵分晋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时尚无是称，亦不得以之称宋公也。且其文本韵语，《家语》少窜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数语又独浅陋，与前後文不类。然则是《家语》录《说苑》，而非《说苑》之录《家语》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犹信《家语》，何耶？
【附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
“子畏於匡，颜渊後，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篇》）
△辨状类阳虎及弹琴解甲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孔子去卫，将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甯武子臣於卫，然後得去。遂过蒲，月馀而反乎卫。又月馀，然後去卫过宋而至於陈。”余按：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至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馀年，甯氏之亡亦数十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虽朱子亦采之，其亦异矣！《家语》云：“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余按：此言本之《庄子外篇》；《庄子》本不足信，而《家语》之采之也又并失《庄子》之意。《庄子》云：“孔子游於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是歌自歌，围自围也，歌不因於围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孔子欲以歌退敌矣。《庄子》云：“无几何，将甲者进词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匡人真以歌退师矣。而岂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临河读孝经以退敌者，未必非此言之误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过欲明安命无为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会之，以自伸其说耳。《家语》以为实然，误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矣，何以《论语》云“颜渊後”乎？此必孔子闻匡人之将杀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仓卒避难，故与颜渊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围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为所拘所围矣，生死系於其手，而犹曰“其如予何”，圣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则此事当与微服过宋之事相类，不得如《世家》、《家语》之说也。孔子既欲陈则陈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卫月馀而後始陈也。灵公既不召孔子，孔子无故去而复返，不但为其所轻，吾恐其疑将加甚焉。然则孔子果以陈之故过匡，当在後日去卫过宋之时，不得云自匡返卫而後去也。故附次於过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语》之文概不载焉。
【畏匡过宋似一事】
又按：定公六年《传》云：“侵郑取匡，往不假道於卫。”是匡在郑东也。“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是匡在卫南也。鲁虽取匡，势不能有，杜氏疑为归之於晋；《庄子》、《荀子》皆以匡为宋邑。郑东卫南，则去宋为近，去晋为远。晋之灭τ阳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时，宋方事晋，匡归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与过宋之事相类，又与其时相同，若匡又宋地，则似畏匡过宋实
本一事者。吾恶知非闻孔子陈，将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误分之为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二章语意正同，亦似一时一事之言，而记者各记所闻，是以其词小异；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难即为是言也。然则畏匡之与过宋绝似一事，恐不得分以为二也。然於经传皆无明文，故今不敢遽合为一。姑两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说并见前《不悦条》下。
△《世家》记陈由郑之谬
《世家》於孔子过宋之後，云：“郑，与弟子相失，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云云）。”余按：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陈，必不由郑。且子产，郑相，其卒不久，郑人或犹有及见者；尧、禹、皋陶千七百馀年矣，郑人何由知其形体之详，而分寸乃历历不爽矣乎？至比圣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说者，皆圣门之罪人也！此乃齐东野人之语，故今皆削之，而并为之辨。
○厄於陈蔡之间
“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孟子》）
△陈侯之名
《世家》，孔子至陈之时，陈侯为公越；而《孟子》作“陈侯周”。《史记》多误，当从《孟子》名周为是。
△辨吴子问大骨之说
《国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出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时方在陈，吴使安能发币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吴使於鲁廷哉！孔子不语神怪，《论语》言之矣，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况吴使原未明问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远征神怪以夸之，岂圣人之所为乎！《尧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窜三苗於三危，殛鲧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戮之，禹亦残忍矣哉！且防风氏人耶，神耶：人也，则与“致群神”之书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载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陈，又云“吴败越王勾践会稽。”夫会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则定五年又何得预载之？然此本无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说并见前《或谓条》下。
△辨陈侯问苦矢之说
《国语》又云：“仲尼在陈，有隼集於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云云）。’”余按：肃慎氏之去陈也远矣，隼为石所贯，安能飞数千里至於陈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语，而《国语》所载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语怪焉，一似孔子生平专以语怪为事而他特其馀者。则何以《论语》二十篇中从未载其一事；《左传》之艳而诬，亦从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盖称圣人者欲见其博，而不知其以诬圣人，小圣人也。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葬陈惠公”，孔子至陈之时，据《史记》当为陈公；而云惠公，亦谬。
△辨观凌阳台之说
《孔丛子》云：“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十人，又执三监吏。夫子见陈侯，与俱登台而观焉，曰：‘美哉斯台！自古圣王之为城台，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陈侯默而退，掳赦所执吏。”余按：谈言微中固足解纷，然特滑稽之雄阵於髡、东方朔辈之所为，不但孔子屑层为此，春秋时尚未有此等语也。盖滑稽者所。故不录。陈惠公之误，说已见前条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左传》哀公三年）
△闻火亿中事可疑
按：《论语》孔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而无亿中之事。《左传》所载列国大夫多亿中，能预决人之成败生死，窃疑其皆出於事後附会之言而不足为据。夫圣人固有先见之明，然观入庙而每事问，谦慎小心，盖知而常自处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轻而易也。故余不敢尽信。姑存之於此。
△辨冉求自陈归鲁之说
《世家》云：“季桓子病，谓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将召之，公之鱼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云云）。’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此後乃有蔡之事。余按：《论语》《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词，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从孔子反卫，则必无自陈归鲁之事矣。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记者因记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与焉。《记》云：“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历观所云，皆似冉有始终相从於陈、蔡间者。然则冉有归鲁当在反卫之後，不当在桓子甫卒之时也；冉有为季氏臣，不可谓之“大用”。冉有、子贡，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请归孔子，不必待子贡之诫；子贡之颖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辞，不足信。而孔子思归之叹，亦当在将反卫之际，不当在未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归与条》下。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篇》）
“叶公问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篇》）
△孔子无至州来及叶之事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云云）。”余按：《左传》哀公二年，蔡迁於州来。四年，叶公诸梁致蔡於负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乱，叶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叶公兼摄令尹司马；国宁，乃老於叶。则是孔子在陈之时，叶公在蔡不在叶也。蔡既迂於州来，去陈益远，来往当由楚境，孔子未必远涉其地；而《论语》、《孟子》、《春秋传》中亦俱无孔子与蔡之君大夫相与周旋问答之事、则是孔子所谓“从我於陈、蔡”者，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镁也。叶公本楚卿贰，与闻国政，不当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镇之，而孔子在陈、蔡之间，因得相与周旋；及其请老，乃归於叶。《史记》但见《论语》、《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误以为州来之蔡；又因叶公有“问政”，“问孔子於子路”之事，欲别出“自蔡如叶”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误分一事为两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叶公之问於在蔡之时，而无孔子如州来及颡之事。
【存疑】“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篇》）
【存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从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筱。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接舆》、《沮溺》、《荷筱》三章叮疑
《世家》载沮、溺丈人之事於自叶反蔡之时，而载接舆事於在楚。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庄子》，与《论语》他篇之首不伦，以《晨门》、《荷篑》两章较之可见；而此篇杂记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门人之手者。後两章末虽载孔子、子路之言，然於圣人忧世之深心无所发明；而分“行义”与“行道”为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阳岂得概谓之乱伦乎！恐系後人之所伪，姑存之，以俟有识者决之。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时代先後为序，则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论语》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无盖不可知，亦无庸深考也。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篇》）
△厄於陈、蔡非一日事
此事无年可考。《世家》置之迁蔡之言。朱子据《论语》文，以为当在去卫如陈之时。按：孔子言“从我於陈、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陈、蔡之间”，则是孔子往来於陈、蔡间原无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陈南，自蔡反卫亦必由陈始达，则是孔子至蔡之後盖尝复归於陈而後反卫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为“无上下之交”，而过宋之役主司城贞子，不得谓之无交。然则《论语》或统言之，未必其事陈在於问陈之後也。故次之於叶公问答之後。
△辨陈、蔡大夫围孔子之说
《世家》云：“孔子迁於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於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於野。不得行，绝粮。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说世多信之，余窃疑焉。《论语》曰：“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见礼以至於贫乏耳，初未尝云有兵以围之也。匡人之难两见於《论语》，宋桓司马之难一见於《论语》而详载於《孟子》，而皆不言陈、蔡之围。若如《世家》所记，两国合兵围之，其事大於恒、匡人之难多矣，而《论语》、《孟子》反皆不言，但谓之“绝粮”，谓之“无交”，岂理也哉！楚，大国也，陈、蔡之畏楚久矣。况是时吴师在陈城下，陈旦夕不自保，何暇出师以围布衣之士？陈方引领以待楚救，而乃围其所聘之人以撄楚怒，欲何为者？哀之元年，楚子围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请迁於吴；二年，迁於州来。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围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吴，陈方事楚，楚围蔡而陈从之，陈围蔡而吴伐之，陈之与蔡，仇仇也。且蔡迁於州来，去陈远矣；孔子时既在蔡，蔡人欲围孔子斯围之耳，不必远谋之陈；比陈知孔子之往，则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者，妄也。陈、蔡合兵而来，当不下万馀人，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围而杀之，如反掌耳。围之七日，至於绝粮而不肯杀，又不肯絷之以归国，老师费财，意欲何为？设使楚竟不救，将坐俟其饿死而後去乎？其为谋亦拙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使之绝粮，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时势之所必无，人情之所断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异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独其於陈、蔡也，则曰“无上下之交”。盖古之他国者，其君大夫必馈之饣气，而陈、蔡皆无之，以此致厄，如晋重耳之不礼於郑、卫，乞食於五鹿者然；乌有所谓“发徒役以围孔子於野”者哉！《春秋传》云：“陈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国语》亦言陈之道路不修，宾旅无所依，故单子知其必亡。盖陈之国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宾旅，孔子亦不乐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务富国强兵，非能尊贤养士之国，虽有贞子、叶公之辈，度亦暂与相依而未必遂久与相处，是以往来两地未有定居，其窘饿穷乏盖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陈、蔡之间”，言其非一时，非一地也。其反卫也，曰“公养之仕”，言其仅能免於昔日之绝粮也。後之人但闻有绝粮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国大夫之相厄者，因附会而为之说，而不知其舛也。故今昔不载。蔡乃楚境之说，详见前《叶公条》下。
△陈、蔡之围为庄子寓言
又按：陈、蔡之围，经传未有言者，独《庄子》书数数言之。後人相传之言盖本於此。不知庄子特讥孔子之好言礼义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陈、蔡一事，遂附会之以自畅其毁礼灭义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则其事亦安得遂以为实事也！《世家》、《家谱》之文采之《庄》、《列》者半，当其在《庄》、《列》也，犹见有一二人以为异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谱》也，则虽名儒亦信之矣。呜乎，阳辟其名而阴袭其说而不之觉者盖不乏人矣，岂独姚江之徒乃为阳儒而阴释哉！故凡不见於经传者，余概不敢妄录。
△《史记》绝粮说不信者多
又按：孔氏注《论语绝粮章》云：“吴伐陈，陈乱，故乏食。”说与《世家》不同。赵氏注《孟子厄於陈蔡章》亦不用《世家》说。是司马迁虽载之《史记》，而汉人固不以为然也。朱子《论语序说》云：“是时陈、蔡臣服於楚，若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安敢围之！”是朱子固亦尝辟之矣。自明季讲家矜言博览，且为科场逢世之计，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为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见其非先儒之说。
△《论语》“愠见”一事之敷衍失真
《世家》：“孔子以固穷告子路，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贡，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贬焉？’告颜回，颜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余按：子路愠见而曰“君子亦有穷乎。”虽不能无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尝有信道不笃之心。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其自信果决如是，乌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贡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又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孟子曰：“子贡智足以知圣人。”若欲孔子自贬其道，识趣之卑陋甚矣，何以为子贡！南宫问於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颜渊之言固当，然遽欣然而笑，欲为之宰，毋乃近於好谀矣乎！余观《论语》所载诸弟子未有不尊信圣人者，而孔子常有谦逊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则是诸弟子自颜渊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琐琐然自明其过之不在己也，何其与《论语》相反乃尔耶？此必无之事，不待详辨者。至於《论语》“多识”、“一贯”之文，与“绝粮”、“固穷”之义毫不相蒙，自当别为一章。今朱子《集注》分之，是也；《世家》连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见於《韩诗外传》及《说苑》，而文复与《世家》互异；但有与子路问答语，而不及於颜渊、子贡。然其文尤繁碎，决系秦、汉文字，不足缕辨。其谬最显而易见者，孔子以鲁哀公六年自陈反卫，至十三年，吴夫差始赐伍员属镂以死，而《外传说苑》述孔子之言并有“子胥抉目於吴东门”之语；孔子以鲁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灭吴，已後越始通於诸夏，而《说苑》述孔子之言复有“句践霸心生於会稽”之语。未来之事，孔子何由预知之而预告之乎？盖此三书之文皆本《论语》“愠见”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词，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闾巷所传之《三国》、《残唐》、《东西汉晋》演义，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语，加之以枝叶，以悦世人之耳目，彼固不问其义理时势之合与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误采之耳。至《家语在厄篇》则又兼采三书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乱杂无章；且於“勾践”、“子胥”二语亦存之而不删，正与阮逸所作《伪文中子元经》以隋人而避唐庙讳者同。其为伪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觉而信为实也？故今一概不载。
△辨子西沮封之说
《世家》云：“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卫。”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季康子问“由、求、赐可使从政也与”，当是时，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犹不敢信如此；况於陈、蔡之时，予贡尚未出使於诸侯，颜渊、宰予皆无所表见，子路亦未尝为将帅，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称，然未尝有嫉贤妒能之事，白公之复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虽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肖也。而是时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吴师，竟卒於军，亦非议封孔子时也。且书传皆无见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无之，则此必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至所称“书社地七百里”者，语亦误。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盖古之禄邑多以社计，故《春秋传》云：“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荀子》云：“与之书社三百。”旧说盖言楚欲以书社七百为孔子禄邑，《史记》误以书社为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则《戴记》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即之楚也。吾恶知其谓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传有至楚之事，故疑以为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为子西之沮之也。吾恶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会而为之说乎？故今皆不载。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篇》）
△思归之年
《世家》载此语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叶，反乎蔡；居蔡三岁，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卫。夫孔子既思归矣，乃反南辕而蔡楚，又四五年而始反卫，何为耶？然则此叹当在反卫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绝粮之後。
【附论】“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附论】“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孟子》）
△【反卫之年】
《史记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过宋至陈，哀四年迁於蔡，六年反卫，而迁蔡之前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年表》则以定十四年至陈，哀三年过宋，十年自陈反卫，其年皆与《孔子世家》不合，而亦无再往来之文。《陈》、《卫》、《宋》世家略与《年表》同，而多阙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当鲁哀之二年，则《年表》所无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鲁，卫灵公以哀二年卒，则以为定十五年去卫至陈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陈，则不应复於哀之三年过宋。《论语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是二手皆尝从孔子反卫也。哀七年《传》云：“吴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是子贡於反卫後先归鲁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卫，则子贡不得於七年已在鲁，故以为哀六年反卫者近是。此皆当从《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据也。孔子曰“从我於陈、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皆连举之而无所分。孟子谓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亦不言陈、蔡。大抵陈、蔡不能尊贤礼士，不可依以久处，是以孔子往来其间，初无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缕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谓反卫而再至陈者似无其事，当从《年表》。说已见前《卫篇》中。
△《年谱》置《世家》五年事於一年中之谬
《年谱》误以孔子自陈反卫之後复有如陈而再反卫之事，与《世家》同。其至陈去陈之年，亦与《世家》颇异。最可异者，六十三岁“自卫如陈，自陈如蔡，自蔡如叶，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来聘，陈、蔡围之；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卫”，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国？行万有馀里，往来如传舍然。较之《世家》，尤为疏脱。
○反卫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人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卫君为出公辄
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词意，良然。按《春秋传》哀公七年，公会吴於曾阝，太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十一年，冉求为季氏宰，及齐师战於郊，则是孔子至卫之後，二子自卫先归鲁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为而遂去耶？然则此章问答，当在孔子反卫之初，哀公六七年间。故次之於此。
【附录】“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
△正名之论似为辄发
《世家》以此章及《鲁卫之政章》皆为卫君辄之时。余按：卫自灵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叹不可必其为辄；而鲁、卫连及，又似初从鲁来焉者，其说未可据。唯此章正名之论似为辄发，《世家》之说近是，先儒亦多从之。然无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辨脱骖赙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习！’”余按：孔子之用财，如子华之使齐，原思之为宰，颜路之请车，或与或不与，皆因乎人与己之本量所当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犭旬一时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应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恶涕之无从”之故而脱骖赙之，则是可以偶然与之，亦可以偶然不与，圣人之用财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记》之文本多附会；此或别有其故而传者失其真，或本无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录。
“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左传》哀公十一年）
△拒孔文子问较答卫灵为得实
按此文“胡簋”四句与《论语问陈章》“俎豆”数语相类，其事亦相类，未必两事相符如此而又皆在卫，盖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问陈之失小，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如以“临事，好谋”戒子路者然，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此文为得其实。故两存之，以俟夫有识者删其一焉。说并见《前卫灵公》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孟子》）
△卫孝公即出公
《史记》卫无荐公，而孔子反卫在出公辄之时，故朱予以孝公为辄。余按《春秋经传》，哀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十六年正月，卫侯辄来奔（《传》在十九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养之为辄无可疑者。辄亡在外，故称出公。出，非谥也，辄之谥盖史逸之矣。卫人既以蒯聩得罪於灵公而辄之拒之为是，则谥之为孝亦无足怪者。故从朱子之说。
△在卫为孔文子所留
孔子之於卫孝公，其详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传：“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哀十五年《传》：“大子与五人介，迫孔悝於厕，强盟之，孔悝立庄公。”则是灵、孝之世孔氏实执国政。孔子之在卫，文子实留之，故有“择木”之喻；若文子非执卫柄，不过卫诸大夫，孔子不答所问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其为人必好贤礼士者，是以孔子为之留连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传记所载从无孔子与卫孝公问答之语，则是孝公年少，尚未知与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饔饣气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谓之“公养之仕”，明非立其朝而贪其禄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辅孝公以行道，不然则疑孔子之苟利其养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为之解。
○归鲁上
△辨冉有荐孔子之说
《世家》云：“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余按：所载冉有之言浅陋不足以称圣人，必後人所伪无疑，故今不取。而《春秋传》言“师及齐师战於郊”，《世家》云“郎”，亦误。
△辨息驾河粱之说
《家语》云：“孔子自卫反鲁，息驾於河粱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圆流九十里，鱼鳖不能道，鼋鼍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问焉（云云）。”余按：此书本之《庄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观於吕粱，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数百步而出，被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则《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无为之旨，故设为丈夫孔子问答之言以畅其说耳，非实事也。《家语》以为实然，愚矣。庄周书中，玄蛇、河海、光景、无有，皆有问答之语，亦将谓光景、无有皆能为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无伦理。吕梁之水，县三十仞，可也；自卫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县之！孔子观於吕梁，可也；自卫反鲁，去河绝远？安得河梁而息驾焉！丈夫游之而复出，孔子问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则与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与之语乎！呜乎，《庄子》之言之必无者，《家语》皆以为诚有也；《庄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语》则又改之使之必无；此何为耶？又按，《列子黄帝》、《说符》两篇亦载此事，一与《庄子》文同，一与《家语》文同。盖《列子》亦後人之所伪撰，──故柳子厚谓其书多增窜，高氏亦谓後人会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两采之；较之《家语》尤不可信。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
△《国语》记田赋
《国语》亦载此事，而文颇与此异：盖《国语》皆後人所推衍，非当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内传》而多与诸经不合，不如《内传》为近其实。故弃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於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聚敛即用田赋
按《论语》、《孟子》所称乃一事而其文小异者。既云“赋粟倍他日”，则所谓“聚敛”者即《左传》“用田赋”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详略，故并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
△归鲁之年
正乐与用田斌未知孰为先後。然孔子之归在孔文子访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葬滕隐公之後，则是孔子岁暮始归鲁也。田赋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间当无几时。故次此文於用田赋之後。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
△正乐
按：“语乐”即“正乐”之事，“盈耳”即“得所”之验，故并次之於此。
【附录】“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篇》）
△雅言
此孔子平日事，不仅归鲁以後为然。以其与正乐之事同类，故附次於此。
△辨删《诗》之说
《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说。孔氏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也。”而宋欧阳氏修云：“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馀君而取一篇着。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诸侯千有馀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则又皆以迁言为然。余按：《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诃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後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是十五国之外本无风可采；不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常删也。“丝麻菅蒯”之句不逊於“缟衣茹芦”之章，即华室远”之言亦何异於“东门不即”之意；此何为而存之，彼何为而删之哉？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颂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馀年而又逸其七。古义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尚书》百篇，伏生仅传二十八篇，逸者七十余篇；孔安国得多十馀篇，逸者尚数十篇。礼之逸者尤多。自汉以来易竹以纸，传布最易，其势可以不逸，然其所为书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势之常，不必孔子删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删《诗》之说悉不敢载。
△辨删《书》之说
《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常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而下。”《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为《简书》。”後世多以其说为然。余按：《传》云：“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圣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农、黄帝之书传於後世，孔子得之当如何而爱护之，当如何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详，而皆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则高辛氏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唯《春秋传》颇言上古时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诡，与《尧典》、《禹贡》大不类，盖皆出於传闻，必非当时之书之所载也。《三坟》、《五典》之名虽见於《传》，然不言为何人所作，故杜氏《注》但云“皆古书名。”若《书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不注耶！《虞书》曰：“慎徽五典。”又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者。安知《传》之所云非此五典欤？古者以竹木为书，其作之也难，其传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则遂取是而考订整齐之以传於门人耳，非删之也。《世家》但云“序《书》”，亦无删《书》之文。《汉志》虽有《周书》七十馀篇；然皆後人之所伪撰。刘向但云“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亦未尝言孔子之所删也。故今於删《书》之说悉不敢载。
【附录】“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数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
△学《易》之年
此语无年可考。观其词意，盖在归鲁以後。故附次於“正乐”之後。
△辨作易《传》之说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说。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後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系词》、《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於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遗馀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後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於时仲尼造之於鲁尚未播之於远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无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於彼处为宜。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得遂以为“善之长”“会”者“合”也，故前云“嘉之会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礼”；若云“嘉会足以合礼”，则於文为复，而“嘉会”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干事，是以虽随无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语之上，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然则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非孔子所为也。《论语》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所自言；而《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为，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为《序卦》，而以前“序《书》传”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义，初无孔子作《传》之文。盖其说之晦有以启後人之误。故今皆不载。
【附录】“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与吊。”（《左传》哀公十二年）
【附录】“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後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