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司寇上
△为宰为司空事有无不可知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世家》云：“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家语》云：“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也，何但鲁国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时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由司空为司寇（云云）。”余按：孟子称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考其时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为宰，则是再仕，非“初仕”也。阳虎作乱，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阳虎始败；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会。中间为时无几，安得为宰二年始为司空，由司空乃为司寇乎！《春秋传》云：“周礼尽在鲁矣”，鲁之制非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为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谓“四寸”、“五寸”云者，谓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之语，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与《檀弓》之文不类；而治天下之语尤夸大，非圣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据《左传》在为司寇时，非为司空时事；而“别五土之性”云者，语亦肤廓，无实事可指。然则《家语》所载皆出於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又按《左传》，鲁之孟孙世为司空，未尝失职；而都邑之宰其职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为政”之问，阳货有“怀宝迷邦”之讥。鲁人固欲得孔子为大夫，但孔子以鲁乱故不仕耳。阳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当仅以为宰也。然则孔子固不能为司空，即有为中都宰之事亦当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说也，又按《春秋经传》，鲁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谓“中都”者；既谓之都，不宜泯泯无闻如此。且《檀弓篇》所记舛谬殊多，而此章所载曾子“速贫”“速朽”之语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则事之有无盖不可知，而为宰为司空又俱不见於他传记，故今皆不录。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传》定公元年）
△为司寇之年
孔子为鲁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於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後，夹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辨《新序》为司寇时事
刘向《新序》云：“鲁沈犹氏旦饮其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恶。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鬻牛马者善豫价。孔子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走，鬻牛马者不豫价（云云）。”《家语》亦采此事而词小异。余按：此数事皆理之所有；然圣人盛德感人，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化当不止此。此皆狐偃、子产辈之所能为；纵有之，亦不足以为圣人重。且其事不见於经传，其有无不可知。故今不录。
【辨父子同狴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赦之。季孙不悦。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废刑，则大乱之道也。况於元恶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语》此文本之《旬子》，而《韩诗外传》亦有之，所载又与此异，云季孙欲杀而孔子止之云云。且以季孙为康子，而不言孔子为司寇，则是其事固在自卫反鲁後也。详玩其语，盖即《论语》“如杀无道’之问，而传之者过当；若《荀子》则又所闻异词者也。原其意皆不过欲明圣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审，遂流入於异端而不自知。呜乎，说经引古又乌可以不惧乎哉！
△辨进众议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识者之所能；即有之，不足为圣人重。且其语殊鄙陋，显为後人所撰。故今不取。
【附录】“孔子之仕於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孟子》）“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同上）
【附录】“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篇）
此事无年可考。包氏云：“孔子为鲁司寇，以原宪为宰。”说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於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左传》定公十年）
△夹谷之会不因孔子得政
《世家》云：“齐大夫犁θ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若孔子己得政於鲁者。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见用未尝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当会夹谷之时，孔子不过为司寇耳，非有事权，安能危齐！若孔子於此年已听国政，至十二年，逾“三年”矣，何不闻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尽知孔子之能兴其国，何至终其身而不见用？况犁θ狙诈之人，尤不足知圣人，安有遽以“危齐”为忧者乎！且《传》所谓“相”者，谓相礼也，非相国也。相国者，治一国之政；相礼者，但襄一时之礼，与国政无涉也。故鲁季孙世秉国政，而襄公如晋，孟献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晋韩宣子为政，而晋侯之享齐侯，中行穆子相。郑子皮当国，子产为政，而郑伯之朝晋侯，公孙段相。此盖《史记》误以相为相国之相，又因《传》有犁弥欲以兵劫鲁侯之事，而遂误以会时之策为在国之谋，而不知其谬也。曰：然则齐何故而与鲁为会也？曰，经传之文甚明，学者自不察耳。盖自昭公以前，诸侯莫不事晋，自召陵会後而晋渐以失诸侯，故定公之七年，“齐侯郑伯盟於咸”，“齐侯卫侯盟於沙”。独鲁事晋如故，不与诸侯之会，而又为晋讨郑讨卫，故齐使国夏再伐鲁，而鲁亦两侵齐。直至阳虎奔後，而鲁始与齐平，会於夹谷。明年，又与郑平。故《左传》云，“始叛晋也”。然则鲁自因叛晋而与齐会，岂齐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哉！故今不载《史记》之文。
△辨具左右司马之说
《世家》又云：“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云云）。’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余按：春秋诸侯之会皆以兵车，唯齐桓公有衣裳之会：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盖难之也。况此时齐、鲁新和，猜嫌未释，定公必无以乘车往之理。以《传》考之，鲁亦未尝有左右司马之官。盖《史记》因见《梁传》中“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之语，而误以传者论孔子之言为孔子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马止之”之文，遂附会而增具左右司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犁弥言於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为不祥，於德为愆义，於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同上）
△辨奏四方乐之说
《梁传》云：“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氏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世家》云：“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请奏四方之乐，ユ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於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余按：《梁传》文与《左传》词小异，颇不雅驯，疑左氏采之鲁史梁氏则得之传闻而撰为文者，要其意不相远；《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而附会之，以致失其本来之意者也。何者？《传》所谓“鼓噪而起”者，乃战鼓之鼓，非乐鼓之鼓：诸侯相会原无奏乐之事，矛戟剑拨亦不可以云乐，况鲁君将为所执，孔子尚得命之为乐乎！所谓“视归乎齐侯”者，乃孔子言时目视齐侯耳，非谓莱人视也；莱人受命劫鲁，此何暇左右视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八年不见经传，安得复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谏乎！故今从《左传》而不从《世家》。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於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辨奏宫中乐之说
《梁传》云：“罢会，齐人使优施舞於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世家》云：“有顷，齐有司请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余按：此即《左传》齐侯将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盖传闻者异词，梁氏误采之；而《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不达其意而滋误焉者也。何者？莱人之劫，意将以惧鲁也，会毕之享，言欲以合欢也；若使优施舞於鲁之幕下，欲何为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异处鼓噪以劫鲁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罚轻重之颠倒耶？《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茹柔而吐刚，圣人必不如是！且粱氏之意以为会毕而舞於鲁之馆，故鲁司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乐於会所，则齐君在前鲁有司安得加法於齐人乎！至《家语》则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复载《左传》之语於盟後，遂致一事而两述之。齐之乐人既斩於鲁有司，而复欲以乐事鲁君，不亦远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附录】“齐人来归郓、ん、龟阴田。”（《春秋》定公十年）
△齐归汶阳之田不因谢过
《左传》云：“将盟，齐人加於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梁传》云：“齐侯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罢会”，此下复有优施舞事，乃云“齐人来归郓、ん、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世家》云：“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云云）。’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余按：《世家》之文本之《粱》，而颇增益其词，殊不近理。一劫不成，何遂至於大恐，遽归田以谢过！即云为义所屈，景公之贤亦不能至是。且《梁传》所载景公责其群臣之言，乃在夹谷退会之时，非谓其归国而悔过也。然《梁》之文本不分明，所谓“盖为此”者，为会故乎，为鼓噪故乎，为司马行法故乎，於文意皆可通，何由决知其所指耶？惟《左传》之文甚为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书於《经》，恐亦出於附，未敢必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齐；其冬，及齐平，齐人归成：盖此皆非齐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齐者，齐、鲁既和则复归之，本不足异，亦不必为之说也。郓、ん、龟阴乃九年阳虎以之奔齐者，皆在汶水之阳，故《传》前云“反我汶阳之田”，後云“来归郓、ん、龟阴之田。”《世家》云：“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亦误。《家语》云：“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分以为二，又分“龟”与“阴”为二邑，则尤谬矣。至《正义》所云“鲁筑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谢城”者，说尤浅陋，不足辨。
△《年谱》分司寇、大司寇为二官之谬
《年谱》云：“五十岁，迁司寇。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三岁，为大司寇。”余按：《年谱》此文盖见《家语始诛篇》首有“为司寇摄行相事”之语，其後又有“为大司寇”之文，遂误分为二官，且并属之於两时耳。不知司寇即大司寇，若少司寇必加少以别之。《家语》但袭古人成语用之，非殊之也。以为二官，误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摄朝政哉！今不取。
○为鲁司寇下
（通世案：旧本脱此标题，今据嘉庆二年刻本补之）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堕后阝，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於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诺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左传》定公十二年）
△《世家》堕都年误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经传》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误。
△司寇为政之故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为政者，宋乐喜以司城，郑子产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为政。故曰：“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辨公山弗扰召孔子之说
《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余按《春秋传》云：“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然则是弗扰叛而孔子伐而败之耳，初无所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弗扰既以费叛，是乱臣贼子也，孔子肯辅之乎！《春秋》於晋赵鞅书曰“入於晋阳以叛”，於荀寅士吉射书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鲁阳虎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孔子之恶叛臣如此，肯辅之乎！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卫，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见阳货，主弥子，况肯辅弗扰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为东周，必将讨天下之乱臣贼子也；弗扰既身为乱贼矣，安肯讨人！纵使肯讨，人亦不服，不见楚灵王之戮庆封乎！且夫弗扰，庸鄙狡诈之小人也；劳仲梁怀而不见敬也，则劝阳虎为乱；不得志於季氏也，则与阳虎谋杀季孙；不欲堕费也，则帅费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谋甚拙，安能为东周邪！夫费，弹丸地耳，其民素服属於季氏，必不久从弗扰叛也。观后阝与成之叛皆请降於齐，费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鲁以大师攻之，不数月破矣；欲为东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圣人之谦也如是。且方是时，周礼未改，非战国时可同，而谓孔子公然欲自为东周乎！又按《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於人情耶！费可以为东周，鲁之大反不可以为东周乎！《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然则是主堕费之议者孔子也。弗扰不肯堕费，至帅费人以袭鲁，其仇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扰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辅弗扰以为东周，一何舛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后阝之叛也数月而两围之，成之叛也伐不腧时焉，费之叛何以独历四年而无事耶？定十二年《传》云：“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使费果以九年叛，则费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堕之；子路当先谋讨费，不当先谋堕都也。《史记》既移费叛於九年，又采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历聘诸侯而不遇之词也，今孔子但尝至齐耳，尚未卫，宋，陈、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谓弗扰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谓在九年亦不合；总之，此乃必无之事也。
△《论语》之误
曰：然则《论语》亦有误乎？曰：有。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也。《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是《齐论》与《鲁论》互异也。《汉书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元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惟王阳传《齐论》，馀四人皆传《鲁论》者）是《鲁论》中亦自互异也。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然则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於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伦者，正如《春秋》之有《续经》，《孟子》之有《外篇》，司马迁之《史记》之有元、成时事，刘向之《列女传》之有东汉时人者然，又如近世《杜诗》、《韩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诸本并存，後人犹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张禹，汇合《齐》、《鲁》诸本而去取之，定为一书，当时学者以其官尊宦达，逐靡然而从之，以致诸本陆续皆亡。故《汉书张禹传》云：“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二人皆传《齐论》者）采获所安。”又云：“‘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浸微。”《隋书经籍志》云：“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然则今之《论语》乃张禹所更定，非龚奋、韦贤之旧本，篇目虽用《鲁论》，而其实兼采《齐论》之章句者也。嗟夫，张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贵耳，汉宗社之存亡不问也，况於圣人之言乌能测其万一；乃竟公然辑而合之，其不当删而删，不当采而采者，盖亦不少矣！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其事或悖於经传，而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传经者不知其伪而误增之而禹又误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赵岐删之；《春秋》之《续经》，幸而《公羊》、《梁》两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圣人之笔；惟《论语》一书不遇如赵岐者而反遇一张禹，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乃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断不敢议采辑者千虑之一失，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曰：圣人道大德宏，无可无不可，非可以寻常去就之义律之也。卫辄之不道，孔子尝立於其朝矣，於费奚择焉？曰：圣人者，义之归也。圣人所为？天下将以为法。己则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谓“无可，无不可”者，犹之乎“无，无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鲁；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为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义而无成见，是之谓无可无不可耳。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孟子曰：“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乌有悖礼义而自以为无害者哉！至於卫辄之事尤与弗扰不类。辄虽无道，然卫之君也，春秋固已“卫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卫，乃公养之仕；不为卫君，子贡言之矣。若欲以费为东周，为耶，不为耶？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大经大法，圣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虽甚盛德亦必有所不为。故舜必不臣尧，周公必不代成王践阼，孔子必不从弗扰、佛以叛。战国之初，异端并起，始好为圣人不凝滞之说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苏代以灭燕矣。再盛於西汉之季，说经者牵合附会以诬圣人，而王莽践帝位，刘歆以亡汉矣。三盛於东汉、魏、晋之交、名士风流，皆云“礼岂为我辈设”，而华歆、殷仲文之属争附叛臣，七贤、八达之流遂从而乱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犹藉口於无可无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虽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义？曰：苟可以为东周，则何为卒不往？苟往有害於义，则又何为欲往？盖卒不往者，经传无其事也；欲往者，纵横之徒相传有是说也。即此亦足以见其为伪矣。此乃圣人行事大节之所关，非小小者比，故余不揣固陋，不顾非笑，而为之辨。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篇》）
“公伯寮诉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篇》）
△子路为季氏宰时事
此二事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为季氏宰之时。按：鲁定公五年，公山不狙以费宰见於《传》，至十二年奔齐而费始无宰，然则子羔之举当在季氏初堕费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废言之，似不仅为子路发者，盖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实相表里，子路见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则伯寮之诉当在孔子将去鲁之前也。故并次之於此。
△辨行摄相事之号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以其贵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传》，孔子但为司寇，未尝为相。《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孟子》云：“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然则是季孙为鲁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为鲁相也。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谓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摄。盖夹谷之会当使上卿相礼，以孔子之知礼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让赵衰者然，故或谓之摄相；传闻者不知，遂误以为相国之相耳。至於摄相而有喜色，亦非圣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正考父之鼎铭曰：“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岂舜、禹、正考父不乐以其贵下人者乎！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鲁，所云“十四年行摄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录。说并见後《季桓条》下。
△辨诛少正卯之说
《世家》云：“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家语》云：“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饬（或作“泽”，又作“饰”）。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扌取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乌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横，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论语》、《春秋传》言之详矣；贱至於阳虎、不狃，细至於微生高，犹不遗焉；而未尝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尝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亦并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家语又载孔子言云：“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傅乙，子产诛史何。”按：尹谐等五人之诛不见经传，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辨行坚，荧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无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附录】“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篇》）
△定公问
此二条无年可考，然皆当在为鲁司寇之时。故附次於此。
【附录】“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
△孟懿子问
此亦无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几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归未久而懿子卒；惟为司寇之时同朝相见，为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孟子》）
【存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篇》）
△齐归女乐事可疑
按孟子但言“不用，从而祭，不税冕而行”，未尝言“归女乐”一事。而《论语》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与孟子所称“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及“迟迟吾行”之语若相悖者。且《春秋》於归俘、归、归礻遂之事无一不书，而女乐之归独不书於《经》，亦并不见於《传》；惟《论语缴子篇》有之，而是篇篇残简断，语多不伦，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於“不税冕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辨犁θ谋遗女乐之说
《世家》云：“与闻国政三月，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θ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於政事。”此盖因《论语》之言而附会为之者。其谋与秦穆公间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汉以後诈伪人之所为，不类春秋时事。《三传》所纪，春秋时绝无此等事；独《史记》数数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载，定公十年，犁θ已有“鲁用孔子，其势危齐”之语，既有沮之之方，彼时何不用之，乃为会於夹谷？是年齐归汶阳之田，已致地矣，仅三四年，何以又谋致地？是年会毕之时，景公方责犁θ，谓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获罪於鲁君，今日何以又听犁θ之谋乎？详《世家》之文，先後矛盾，首尾背驰，乃必无之事，盖皆战国策士之所伪撰。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前《夹谷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并《孟子》）
△去鲁之年
《史记鲁世家》，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堕后阝”、“堕费”，《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孟子所谓“见行可之仕”者，即此夏堕后阝堕费之时。既云“三月不违”，则三月以后鲁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馀日事耳。然则孔子之去鲁当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孔子世家》误也。又《十二诸侯年表》，去鲁亦在定十二年，与鲁世家合，当从之。
【附录】“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於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左传》定公十二年）
△围成在孔子去後
《史记孔子世家》，围成之事在去鲁前，缘其以去鲁为十四年故也。今去鲁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而《春秋》书围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则其在去鲁之後无疑也。且不知其弗克而辄围之，围之弗克而遂置之，轻举妄动，有始无终，皆非圣人所为，不待辨而明者。故附录於去鲁之後。
△《年谱》记摄政五年之谬
《史记孔子世家》，摄相去鲁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其年虽未合，要其时不甚久也。《年谱》则云“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五岁，鲁国大治，齐人致女乐（云云），遂卫。”是谓孔子摄政已历五年矣。余按《论语》，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己可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明孔子见用未尝至於一年也。若果摄政五年，不可谓不久矣，孔子何以言无用己者乎？其说更疏於《世家》，且与孟子所称“见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卫
按孟子谓“孔子不悦於鲁、卫”，是去鲁後郎即也。《史记世家》、《年表》皆言自鲁卫与《孟子》合。故次“卫”於“去鲁”之後。
“於卫，主颜仇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按《孟子》作“颜仇由”，《世家》疑误。其谓“子路妻兄”云者，盖因弥子为子路僚胥而误也。今不从。
【附录】“子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
此似初至卫时之言，故附次於此。
“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辨致粟六万之说
《世家》云：“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按《春秋传》，秦钅咸、楚比之属皆以班爵各受应得之禄；《世家》所云颇似战国养士之风，殊欠雅驯。今不取。
【附录】“王贾问曰：‘与其媚於奥，宁媚於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
按王孙贾见於《论语》、《春秋传》者皆在灵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辨主蘧伯玉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将陈、过匡，过蒲。月馀，反乎卫，主蘧伯玉家。”此後乃有见南子之事。余按《论语》，孔子曰：“齐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又曰：“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所谓际可，盖即礼貌盛衰之义。孔子去卫，必不待於灵公之疑，乌有恐获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陈则喳陈耳，匡在卫南，过匡可也，蒲在卫西，过蒲何为？卒不陈，月馀而反乎卫，又何为乎？孙林父将作乱，先谒之蘧伯玉，伯玉从近关出，时鲁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为其卿所重如此，当不下四十岁。下至鲁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当百馀岁矣。庄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果有期颐之寿，庄子必不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鲁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即不复见於传，又不容晚节竟无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则孔子卫之时，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卫之大夫莫有贤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仇由？既主仇由矣，在外月馀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将谓与仇由有隙邪，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盖《论语》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语，故《史记》妄意孔子尝主伯玉；又因其与《孟子》不合，故为去卫复返之说以两全之，而不知其误也。余谓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时；其平日或尝一见，或两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强为之说。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畏匡条》下。
【存疑】“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篇》）
△子见南子事可疑
此章，汉孔安国固已疑之。孔氏曰：“旧以‘南子者，卫灵公夫人，淫乱而灵公惑之。孔子见之者，欲因以说灵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说，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咒誓，义可疑焉。”盖男女之别，本不应见，加以淫乱，益非所宜；而指天为誓，亦与《论语》所记圣人平日之言不伦。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说，不复别陈所见，则晏亦疑之矣。自晋以来，乃或曲为之说，栾肇训“否”为“屈”，蔡谟训“矢”为“陈”，谓“孔子为子路陈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厌；见南子者，时不获已也。”其说巧矣；然文义则牵强难通，事理则无所发明，且孔子在卫乃际可之仕，礼貌衰则去之，亦不至於时不获已而自屈也。朱子谓“仕於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且据世家之文，以为“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其说似矣；然古礼不可考，《春秋传》中亦殊不见，则朱子亦仅出於臆度，恐不足据也。或又以南子为南蒯；南蒯固不优於南子，而其时亦不合，所谓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辞者，其说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後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於篇末。且《论语》记孔子事皆称“子”，惟此章及《侍坐》、《羿》、《武城》三章称“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则此下三章盖後人采他书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别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为之解也。说并见前《堕费》及後《佛》，《论语》条下。
△辨为夫人次乘之说
《世家》见南子後，“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宋；桓魃欲杀孔子，孔子郑。遂至陈，主於司城贞子家。居陈三岁；去陈，过蒲，遂卫街。”余按：孔子之圣，必不为夫人次乘；灵公虽无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见几而作，礼貌衰则去之，为夫人次乘不仅衰而已，孔子岂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无者。且孔子既去卫而陈矣，居陈三岁，无故而复卫，何耶？岂困於陈而遂忘前此之辱邪？与其复来，则何如前日之不去之为愈邪！使灵公又辱孔子，孔子当何以处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录；而桓之难，贞子之主，悉载之“问陈”之後。详见後《际可条》下。
△辩与蒲人盟之说
《世家》云：“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卫。灵公闻孔子来，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云云）。’灵公曰：‘善！’然不伐蒲。”余按《春秋经传》无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经》云：“卫公叔戍来奔。”《传》云：“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而《世家》以去卫为定公卒之岁，又居陈三岁而後过蒲，则公叔氏之亡也久矣。蒲既畔卫，孔子何难纡道避之，乃轻入险地以自取祸。况蒲在卫西，陈在卫南，自陈来不由蒲也，孔子过蒲何为焉？要盟，神固不听，然既许之，甫出而即背之，亦岂圣人之所为邪！蒲，卫之属邑耳，灵公好战，屡伐晋，而独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对灵公之问陈，而於灵公之不伐蒲独力劝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战国人之所伪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辨佛召孔子之说
《论语阳货篇》云：“佛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於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事《世家》载之自蒲卫之後。余按：佛以中牟畔，是乱臣贼子也；孔子方将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与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鲁大夫也；孔子往，将臣二人手？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则其势不能，臣於二人则其义不可，孔子将何居焉？夫坚者诚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坚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诚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圣人诚非小人之所能污，然未有恃其不能污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坚白非佛之所能磨涅，则弥子、瘠环、痈疽亦岂独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为“无义无命”乎！故不磷不缁之说为见阳货解则可，为往赴不狃、佛之召解则断不可。昔有人蓄玉环古剑各一，有昆仑奴能没水取物，皆爱之谓之三宝。每涉江湖，必投环剑水中，使奴取之，以为笑乐。尝过洞庭，投之；奴没而出，泣曰：“环剑巳堕骊龙项下，不可取矣。”固强之，遂并奴溺焉。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尝试之者，未有不为骊龙之所攫者也。且孔子往将何为耶：不助之耶，固无所用於往，往亦将不相容；助之耶，则已磷且缁矣，尚得自谓坚白乎哉！又按：佛之畔乃趟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新序》云：“赵之中牟畔，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并代，为天下强。”《列女传》亦以为襄子。（注二）襄子立於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传》定十三年，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苟寅於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夏，赵鞅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佛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乎！此盖战国横议之士欲诬圣人以便其私，但闻不狃尝畔鲁，则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闻佛尝畔晋，则又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横议者固不足怪，独怪後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谈性命，细摘章句，竟无一人降心究考，肯为我先师孔子辨其诬者，良可叹也！惟汉王充《论衡》独以往应佛、公山之召为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诬，反议圣人之有遗行，则其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犹委曲而诬之曰欲往，圣贤处世将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犹不敢公然代白其无欲往之心，儒者之於圣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称甲於乙之词也，《春秋传》皆然；未有称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时，始称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时无是称也。故子禽、子贡相与称孔子曰夫子，颜渊、子贡自称孔子亦曰夫子，盖亦与他人言之也。称於孔子之前，则曰“子如不言”，曰“愿闻子之志”，曰“子将奚先”，不曰夫子也。称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两章及此章而已。盖皆战国时人之所伪撰，非门弟子所记。吾不知後世读《论语》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与不狃之召皆削之不书，且为之辨。馀见前《堕费条》下。
【附录】子击磬於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篇）
△击声於卫似在灵公时
《世家》载此事於灵公之世，佛既召之後。今按经无明文可考，则未知其为灵公之世与，孝公之世与。但孝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孝公之心，似於灵公之世为宜。姑从《世家》，附之於此。
△辨学琴师襄之说
《世家》於击磬之後载学琴於师襄一事。今按：《论语大师挚章》有“击磬襄”，先儒皆以为鲁人。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则以挚等八人为鲁人者近是。孔子不当学之於卫也。圣人固无常师，然学琴当在少年时，在齐闻《韶》，圣人之於乐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挚之属，孔子反鲁之後挚方在官，则襄於孔子似为後起，襄之琴恐不足为孔子师也。此其事之有无盖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之语皆不雅驯，与《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大不类。盖皆後人所。今不敢载。
△辨欲见赵鞅之说
《世家》於学琴之後又云：“孔子既不得用於卫，将西见赵简子。至於河，而闻窦呜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云云）。’乃还而反乎卫。”此後乃有问陈之事。余按《春秋经传》，定八年，赵鞅使涉佗盟卫侯，扌其手及腕；十三年，入於晋阳以叛；哀三年，杀周苌弘。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党奸酿乱之事史不绝书，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见之？至窦鸣犊、舜华之死，抑末矣，鞅之善恶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为临河而遽返邪？晋大夫之见於《传》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即赵氏之家臣董安于、尹铎、邮无恤之伦皆得以其才见於《传》。两人果贤大夫，传记何为悉遗之乎？且鞅，卫之仇仇也；孔子虽未受职於卫，然曰际可之仕，则亦有宾主之义焉，无故去之而往见其仇，於义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遂，复返乎卫，不知何以对灵公？灵公亦安能待之如旧邪？佛，赵氏之叛臣也，赵氏，卫之仇国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卫，忽而中牟，忽而晋，忽而复反乎卫，其仇与叛皆不计焉？亦何异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战国时人之所伪，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录。
“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末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篇》）
△答灵公语与答孔文子相类
此事与《春秋传》答孔文子语大相类，而彼尤详备，盖本一事而传闻异辞，或以为灵公，或以为文子耳。但此乃《论语》之文，而彼仅见於《左传》，又无他书可以证其孰误，未敢据彼而废此，故两存之。说并见後《孔文子条》下。
【备览】“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世家》）
△去卫之故
此文与《孟子》“际可”之义合。疑卫灵礼貌渐衰，故孔子见几而作，亦不专因於问陈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圣人去卫之故固有人不能尽知者。故附次於此。
【附论】“孟子曰：‘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孟子》）
△《世家》四去卫之谬
《世家》，孔子於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陈，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陈也，以定公卒之岁，乃定公十五年；宋，遭桓司马之难，至陈，主於司城贞子，盖本之於《孟子》。其再陈也，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於《论语》。余按：《论语》、《孟子》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而《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遂谓孔子至陈三岁而反乎卫，由卫而再陈以实之。不思定公卒之岁距灵公之卒仅二年，而孔子居陈三岁，并曹、宋、郑、蒲之滞及在卫临河之日计之，当不下四五年，如此，则灵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有问陈事乎！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於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此两章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词。《世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陈，一属之再至陈。夫既思狂简而反卫矣，而又至陈，奚为者？至陈而又思归以裁狂简，何其行止之无常乎？其谬二也。过匡之役，以恐获罪而去，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也，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不得已而复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去果是也，则不当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则毋宁始之不去之为愈乎，而何为乎仆仆於道途而不惮其烦也？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卫，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谓孔子三至卫而三至陈，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过宋之文，《论语》问陈之事，合而为一，在陈之叹，《论语》、《孟子》所记亦取而合之，则事理晓然明白，孔子并无由卫而再陈，由陈而再返卫之事矣。至其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谓鲁定公卒之岁去卫者近是。由此过来至陈而主贞子，正与《孟子》合；但无自陈反卫而再陈之事耳。馀已详前数条。
△《年谱》窜易《世家》
《年谱》误以孔子自卫陈之後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与《世家》同；而其文尤烦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卫去卫之年亦与《世家》迥异：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观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晓。既无所本，考之时势亦俱不合。盖《年谱》之作实本於《世家》，而故稍窜易之以泯其迹，使若别有所据者然。较之《世家》尤不足信。
【注一】（颉刚案：本条自“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以下，至“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止，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今附录原文於下。那珂通世案语谱云：“嘉庆二年刻本，此段专论《论语》采辑不免驳杂，而未归罪於张禹。今转载於此，聊以见东壁考证之进化。”）
《论语》者，非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之所作也。曾子於门人中年最少，而《论语》记其疾革之言，且称孟敬子之谥，则是敬子已没之後乃记此篇，虽回、赐之门人亦恐无复有在者矣。《论语》之文往往重出，亦间有异同者。《季氏》一篇俱称“孔子”，与他篇不同。盖其初各记所闻，篇皆别行，其後齐、鲁诸儒始辑而合之，其识不无高下之殊，则其所采亦不能无纯之异者，势也。今按：《季氏》以下五篇，其文多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似《曲礼》，或似《庄子》，或记古今杂事；而《武城》、《佛》两章於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时语，前十篇及《春秋传》皆无之；然则其采之也杂矣，其作之也晚矣。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其事或悖於经传。而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采书者不知其伪而误载之也。夫《春秋》、《史记》、《庄子》、《列女传》诸书，皆有後人续之补之以乱其真，吾恶知非周、秦间之儒者得此数篇而因续之於《论语》之後邪！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者，当世史臣之所记，犹不能以无失，况於传闻追记者乎！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不敢议记者一言之误，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
【注二】（颉刚案：本条自“又按佛之叛乃赵襄子时事”以下，至“《列女传》亦以为襄子”止，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今附录原文於下。）
《左传》《晋语》及《史记》《赵世家》皆无佛畔事，惟《韩诗外传》及《列女传》有之；然皆以为赵襄子时，非简子也。之二书者固不足以取信，然其所记判然两事，非互相剿袭者，而皆以为襄子，然则此事固疑在襄子时也。《左传》於定、哀之际记简子事详矣，自获麟以後乃梢略焉，襄子之及见於《传》者仅两事耳，而《晋语》记简子亦不减十馀事，皆不应独遗此一事，然则此事固应在襄子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