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鲁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孙氏之车子θ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传》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の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
△作《春秋》与获麟之先後不可知
按：《春秋》终於获麟，则成於获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先儒或谓文成致麟；然麟至见获，非瑞乃灾，其说非是。杜氏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似矣；然《二传》皆未尝言，故今亦阙之。
△辨作《春秋》以自见之说
《世家》载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圣人之意。今不取。
【备考】“《春秋古经》十二篇。”（《汉书艺文志》）
【附论】“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并《孟子》）
△作《春秋》非专黜陟之权
胡氏安国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灭，为後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为无其位而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专黜陟之大权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犹所谓“王者之迹”也。《书》，天子主事也；《诗》，天子之事也；《乘》、《杌》、《春秋》。则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据周礼以书列国之事，所关者天下之治乱，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与《诗》、《书》同而非《乘》、《杌》之比也，岂谓其专黜陟之大权哉！若僭其黜陟即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谓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故余不得不辨。
△修《春秋》循旧书法
又按《春秋传》，晋韩起聘於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鲁之《春秋》本据周礼以书时事。但自东迁以後，时异势殊，盟会擅於诸侯，政事专於大夫，一切战争弑夺之事皆成周盛时所未尝有者，秉笔者苦於无例可循，而其识亦未必足以及之，则其书法不合於周礼者当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严内外之防，尊卑有经，公私而别，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见，恶不待贬而自明，大义凛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耳，非以其专黜陟为足惧也。惜乎後之儒者过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来之意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篇》）
“齐陈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传》哀公十四年）
△辨程子论请讨陈恒之谬
程子云：“左氏记孔子之言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若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与国以讨之。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馀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余按：《传》文前云“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则已告哀公以义之当讨矣；而公以“鲁为齐弱”致疑，故复言此以释其疑，非以力不以义也。哀公之所惧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讨耶！程子未尝详绎《传》文，但节其後数语，遽谓之以力不以义，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齐，战，疾。”圣人举事固主於义，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谋定而後战，乌有举数万人之命冒然一掷而不虑其事之所终乎哉！诸葛武侯之表怀帝也，曰：“今南方己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论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义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胜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盖义以民心为主，故孔子以“民之不与”言之，非论力，正沦义也。况当是时：天子已微，自晋失伯以来，天下亦无方伯，与国如宋如卫皆不足与有为，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齐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邻国，谓因齐民为以力而率与国则为以义，非独迂於论事，抑亦疏於论义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传》之谬。但《传》文不若《论语》醇古，疑记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与《论语》互有详略，足相发明。而孔子之辞亦与《论语》不同，未知孰是。故并存之。
【附录】“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
【附录】“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篇》）“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季康子患盗，问於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上）“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上）“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篇》）“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论语乡党篇》）
【附录】“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篇）“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哀公、季康子、孟武伯诸问皆在归鲁後
以上十一条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归鲁之後无疑。故并附次於请讨陈恒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盖采《为政篇》文而误以哀公为康子也。又因此文与答樊迟之语相类而误易之，则益舛矣。今不从。
△两答“颜渊好学”疑本一事
《论语先进篇》亦载答颜渊好学语，而以哀公为季康子，且遗“不迁怒”等三句。孙觉曰：“夫子之对季康子与哀公同，而有略有详：於臣略，於君详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极相类，疑亦本一事而所记有详略异同，正如《史记》误以“举直错枉”为答康子语耳，不必曲为之解也。《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论语》诸篇非一人之所记，故其中往往有重出异同之语；必尽以为二事，则泥古之过也。故今止载《雍也篇》文。
△辨以黍雪桃之说
《家语》载有“哀公赐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时风尚近古，以黍雪桃必无此事。且此亦小事耳，圣人之词简质而气浑厚，况侍食於君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韩非，非所引事初无实录，姑妄言以为说资者；此说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语》亦采之。呜呼，盖亦无有不采者矣！
【备览】“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於是乎书。”（《杂记》）
【存疑】“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篇》）
△辞见孺悲事可疑
按：孺悲果有过，孔子责之可也；若有大过而不可教，绝之可也；胡为乎阳绝之而阴告之，有如儿戏然者？恐圣人不如是之轻易也。使悲果能闻歌而悔，则责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责之而竟不知悔，即闻歌奚益焉？孔子於冉有之聚敛，弟子也，责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责之而已；未有故绝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独《阳货篇》有之。《阳货篇》之文固未可以尽信也。或当日曾有辞孺悲见之事，而传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考终
△辨梦奠两楹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於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於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谦逊之辞而无自圣之意，皆明民义所当为而不言祸福之将至。独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谓，而预决其死於梦兆，殊与孔子平日之言不类；恐出於後人传闻附会之言。故不敢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孔子卒年月日之考定
社氏《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余按：杜氏所以如是注者，盖因哀十五年《传》文中有闰月，递推而下，则四月不当有己丑耳；不知《传》虽有此闰月，鲁实无此闰月，己丑正当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时，列国置闰互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乱，《经传》之文皆差一月，盖《经》本之鲁史，《传》采之周史；鲁於六月置闰，周於十二月始置闰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经》、《传》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与鲁皆不置闰也；《传》於十二月後始书闰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闰也。王猛之居皇也，《经》书於夏而《传》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经》书於秋而《传》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经》书於冬十月而《传》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闰月以前，经之纪事无不先《传》一月，是鲁於六月已置闰也。且以《传》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闰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则十二月当为癸卯朔，而《经》何以书“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则是《传》之闰月即《经》之十有二月，而周、鲁诸闰之不同，众证明白，晓然而无疑矣。哀十二年《传》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是哀公之世，鲁历後天而失一闰之明证也。哀十六年，《续经》书云：“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於卫，卫侯辄来奔。”而《传》乃在十五年之闰月；盖缘鲁失一闰，故卫闰月之事在鲁明年正月，《传》采之卫史，而《续经》所书则鲁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鲁不置闰之明证也。由是言之，《续经》所书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当有己丑，月日皆不误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杜氏偶未深考，但以《传》之日月为据；《经》有与《传》异者，於他国事则以为从告，於鲁事则以为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学者不可据《注》而疑《经》也。故今仍从《续经》；周正之夏四月已丑；盖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谱》僭改经文之谬
《年谱》云：“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说实本之社氏《左传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长历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误，不则月或误耳，故曰“日月必有误”，犹有阙疑之意焉，未尝决以为乙丑也。《年谱》公然僭改《经》文，以己为乙，断以为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为言之不确，则人疑己之无所传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无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则作《年谱》者本无所据，而但掇拾注疏诸子之唾馀以成书也，昭昭然矣。《年谱》不知何人所撰，今见於《阙里志》，云出《素王》事纪。然观其中亦似尝有所删节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语》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叹矣夫！
△年七十四
《史记孔子此家》及杜氏《春秋注》皆谓孔子年七十三，盖皆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从《二传》以为襄公二十一年生，则孔子至是当年七十有四。而《索隐》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则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丘卒，公讠耒之曰：‘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
【附录】“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
△辨哀公问儒服之说
《戴记儒行篇》云：“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晔，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语夸而复，文浅而放，乃战国之风气，非春秋之语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见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问之也。且玩其语意，乃谓宋人冠章甫，鲁人衣逢掖，孔子随所在国俗而服之，不斤斤於礼耳；非谓一时兼用之也。後人合以为一，反以为孔子之礼服，误矣。《庄子外篇》亦有与哀公论儒服之事，与此如出一口，盖皆放荡之士疾世儒之拘谨，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为是言以诋之耳；岂得以其托诸孔子，载诸《戴记》，而遂以为实然也哉！今不录。
【附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篇》）“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
△辨齐侯问商羊之说
《家语》云：“齐有一足之鸟飞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水祥也。童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余按：五石之陨，六之退，《春秋》为宋志之；《左氏传》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书？《左传》何以不载？自春秋来，大雨水者无虑千计，何以未有一人见商羊乎？孔子之所以圣，以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传道於万世，不以小才小艺故也。即以才艺言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则所谓“博学”“多能”云者，亦谓兵农礼乐射御书计之属，非若《山海经》、《淮南子》之所为也。後之人但闻孔子博学多能，遂误以为搜神志怪之流。然《国语》犹颇征引往昔以附会之，而此则直以诵童谣之故圣之，嘻，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诵之，童子之智胜孔子矣，何不圣童子而圣孔子也？卜偃、师己皆能诵童谣以推未来之事，将皆得为圣人乎？此乃无识之士妄撰以见圣人之博，而不知其以小圣人也。故今不录。说并见後条下。
△辨楚王问萍实之说
《家语》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於鲁，问於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唯霸者为能获焉。吾昔之郑，过陈，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实之事荒诞不经，童谣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无此等事，亦并无此等语；而世信之，何耶？童谣之占，自《春秋传》、《国语》始有之，皆附会耳，非实事也。然瞿鹆谣於文、武之时，弧服应以褒句之狱，人固莫之测也。汉、唐以降，此类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东君”、“雨帝”之属，其文似皆别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离合以推之於时事。即间有一二斥言者，亦终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类），谣者亦莫知其为何应也。从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详尽，如“商羊”“萍实”之谣者。以童子为无知而妄言乎，何以历历分明如是？以童子为知之而故言乎，已见之物群臣莫之识也，未来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陈，偶耳，陈而闻此谣，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过陈，或过陈而偶不闻此谣，不几无以答楚王乎？他人不闻耳，闻之复谁不能解者，亦不必为孔子贵也。此与商羊之事皆本《说苑》；《家语》复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并不录。说并见前条下。
【附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篇》）
【附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
△辨延射扬觯之说
《戴记射义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於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云云），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云云），盖仅有存者。”余按：《论语》云：“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圣人之教人之不轻绝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乌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点之言，“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不乱”，此七十子之所难，而乃以责之众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圣人者有几人乎？此必传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语》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数语云：“射既阕，子路进，曰：‘由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观其语乃如今世演剧者之打诨然，鄙哉！有如是之轻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语》但坟一语即未有不陋者，大率如此。故今并不录。
△辨束帛赠程本子之说
《韩诗外传》云：“孔子遭齐程本子於郯，倾盖而语，终日。顾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赠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见於经传，孔子重之如此，而《论语》、《戴记》中顾无一言称之，何耶？子夏问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先生”，谓父兄也；春秋时亦未闻有以先生称人者。且其所载子路孔子问答之言皆浅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录。
△《孝经》非孔子作
世多以《孝经》为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余按：《孝经》十八篇中多孔子与曾子问答之语，然则是曾子之门人笔之於书耳，非孔子所自为书也。果孔子所自为，岂得称其门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经”也者，後世尊古圣人之书之称，孔子、孟子之时无此语也。自汉以後，始有经名；孔子之不题以经，明矣。藉令孔子之时即有此语，亦止以经名《诗》，以经名《书》与《易》，可矣，不应自名其言以为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圣人之谦也如是，而谓以经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虽莫大於圣人，然圣人之心必不自以为孝；而乃曰“吾行在《孝经》！”其陋三也。然则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补】“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鱼先孔子卒，见於《论语先进篇》，与《史记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称“年五十”者，与颜渊之卒年互相抵捂。故今采《世家》文列之，而删伯鱼之年，传信也。说见後《颜渊条》下。
△辨孔氏再世出妻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则安能！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为伯鱼，由是遂谓孔子尝有出妻之事；伯鱼乃出妻之子，为母当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书》云：“观厥刑於二女。”《诗》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古之圣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国与天下者也。孔子之圣不异於舜、文王，何独不能刑其妻，使有大过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为贤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过；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悦而诚服，独其妻不能率孔子之致以自陷於大过，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夫妇之道亦然。若无大过而辄出之，孔子之於夫妇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丧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为母期。孔子既在，伯鱼为母期而除之，亦有何异；而解者必委曲迁就之以蕲合乎丧出母之说，然则伯鱼必何如服而後可谓其母之非出耶？《史记孔子世家》亦无出妻之事，《史记》之诬且犹无之，後儒何得妄以加圣人乎！至於“道污则从而污”之语，尤大悖於圣贤之旨；“出母”之称，古亦无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称“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为何人；後儒过於泥古，又从而附会之，遂致孔氏顿有再世出妻，三世无母之事。伯鱼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不贤，而为圣贤者必皆不能教其妇；抑为圣贤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为圣贤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传》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无几，而贤人之妻无闻焉，然则不但孔子必无出妻之事，即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宁过而不信，不敢过而信之以诬圣贤。故今一概不录。说并见後《子思篇》中。
【附录】“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篇》）
△《世家》估鱼之年不足信
按此文，则伯鱼之卒在颜子前甚明。《家语》乃称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伯鱼年五十而卒，则是伯鱼卒时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称颜回少孔子三十岁，三十二而死，则是颜子卒时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则颜子反先伯鱼而卒，而岂不谬也哉！朱子《或问》云：“有以‘鲤死’之言为夫子之设言；以人情考之，不应如此。”其说是矣。盖“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语》见其然，故撰为“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之语以合之。不知《史记》之年本不足信，强取以附会之，是以劳而卒至於抵捂也。
【备览】“伯鱼生，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世纪》作“谦，字子顺”）尝为魏相。子慎生鲋，（《世纪》“字於鱼，一字甲”）为陈王涉博士，死於陈下。”（《孔子世家》）
△《世家》孔氏世次尚可信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汉世益近，《世家》所载世次名字或无大误，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记年几何云者，必不能详密如是。孔子、伯鱼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则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并删之。
○遗型
“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後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後归。”（《孟子》）
【备览】“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内，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於汉，二百馀年不绝。”（《孔子世家》）
△辨将死遗秘书之说
《论衡》云：“孔子将死，遗秘书曰：‘不知何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颠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鲁，观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术圣人能之，而非所以为圣人也。然所谓前知者，不过剥复倚伏之理，治乱循环之运，非若後世射覆乌占之术然也。况为秘书以遗後世，欲何为乎？汉人好信谶纬，故其为言如此；其亵圣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参】“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檀弓》）
△《檀弓》记弟子丧服疑有误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丧，二三子皆而出。群居则；出则否。”按既云“而出”，又云“出则否”语殊难解。注以为“朋友相为服”，然与上文意不相贯，疑有缺误。故不录。大抵《檀弓》之文纰缪者多，间有当采录者，亦仅列之存参，志慎也。
【附论】“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孔子弟子无三千
《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则是孔子之门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汉人所称“六艺”即今《六经》，非《周官》“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远，圣人亦不轻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备考】“《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汉书艺文志》）
△《论语》成於後儒纂辑
《汉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余按：《鲁论语》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属皆以谥举，曾子、有子皆以子称，且记曾子疾革之言，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後，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然其义理精纯，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赐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间也。
△《论语》後五篇之可疑
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抵捂，《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三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自言与门人言则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阳货篇》纯驳互见，文亦错出不均；《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略与《季氏篇》同；而《武城》、《佛》二章於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之言，非春秋时语。盖杂辑成之者、非一人之笔也。《子张篇》记门弟子之言，较前後篇文体独为少粹；惟称孔子为“仲尼”，亦与他篇小异。至《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谬矣！窃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续入，如《春秋》之有《续经》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记》补《周官》者然，其中义理事实之可疑者盖亦有之，今不能以遍举，学者所当精择而详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进篇侍坐章》文体少异，语意亦类庄周，而皆称“夫子”，不称子，亦与《阳货篇》同；至《乡党篇》之《色举章》，则残缺无首尾而语意亦不伦，皆与《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续入者。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其书者续有所得辄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体互异。惜乎後世未有好学深思之士为之分别而正之也！呜呼，《孟子》之十一篇，刘歆已合之矣，幸而赵氏去古未远，知其本异，而其识又足以辨其真伪，遂断然以後四篇为後世之所依仿而之者，决然删而去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赵氏力也。彼张禹、马融、何晏之辈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无所分别，何也？及至於宋，传益久，尊益至，则虽以朱子之贤，亦且委曲为之解说而不敢议。然则如赵氏者，可不谓孟子之功臣也与！尤可异者，宋复有《孔子集语》，明复有《论语外篇》，若犹以《论语》为未足而益之者。取《庄》、《列》异端小说之言而欲跻诸经传之列，呜呼，人之识见相越可胜叹哉！说并见前《堕费》、《南子》、《楚狂》诸条下。
△《论语》之文之重复
《论语》之始，篇皆别行，各记所闻，初不相谋，而後儒汇合之。故其文有自相复者：《巧言章》，《学而》、《阳货》两篇皆有之；《博学章》，《雍也》、《颜渊》两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宪问》两篇皆有之，是也。有复而有详略者：《学而篇不重章》，《子罕篇》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复而有异同者：《宪问篇不患章》，《卫灵篇》作“君子病无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尝两与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闻以诏门人，或但一言之而所传闻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辑之时未及删耳。至《八佾篇太庙章》，《乡党篇》止有“入太庙，每事问”六字；《子罕篇齐衰章》，《乡党篇》作“虽狎必变，虽亵必以貌”；此则後人记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详略异同，不足异也。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雍也篇哀公章》，《先进篇》作季康子问；《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为桓发，是也。此未必果为两事，或所传闻小异。後儒尊之不敢复议；相沿既久，乃复强为之说，以其词之小异为圣人之区别，恐未必然也。
△《论语》之文与他书复
《论语》之文有与他书复者：“克己复礼，为仁”，告颜渊也；《春秋传》作“克己复礼，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论楚灵王者。“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问仁也；《春秋传》作“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乃晋胥臣告文公者。“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伪古文尚书》作“为山九忉，功亏一篑”，乃召康公训武王者。“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谓伯鱼也；《伪古文尚书》作“不学墙面”，乃成王训迪百官者。余按：《春秋传》之文於义皆通，但不如《论语》之条畅自然；盖传闻者异词，疑《论语》为得实。《书》之二语则雕琢裁整，酷类晋、宋间人手笔矣。夫此语本之《论语》则可，若在《论语》前则深属难解：“九仞”岂足言山，所亏宁仅“一篑”；而“墙面”之上下无“犹正”“而立”之文岂复成文义耶！且《克已》、《出门》二章皆答门人之问，述古语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鱼初未尝问，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为无谓；至《为山章》乃孔子所自言，《书》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剿说乎！由是言之，刘焯之书其为伪作无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觉刘书之伪，而反谓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谓信《冠子》而反訾贾谊之《鸟赋》为录人之旧也。
【附通论】“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以上并《论语》）
△孔子自言
按：人之知圣人，不如圣人之自知。其词虽谦，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学者即是而求之，则圣人之真可见。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论赞之前。
【附通论】“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卫公孙朝问於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叔孙武叔语大夫於朝曰：‘子贡贤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於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何患於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以上并论语）
△颜渊、子贡论孔子
按圣门中知圣人者莫如颜渊、子贡；圣道之尊於世，子贡之功为多。至仪封人未列门墙，能知圣人於一见之间，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非生知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是孔子非生知，乃学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为生知矣。余按；《论语》他章或可指为谦己诲人之语，至《志学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进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逾矩”，历历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学而至，安能凭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门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遗馀力矣，而未有一语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谦逊之意，门弟子必不代孔子谦逊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门弟子皆不言孔子为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为生知乎？《记》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与学知劳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圣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为天子者也；学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诸侯，升而为天子者也，舜、禹、汤、武王是也；不得谓生而为天子者尊於升而为天子者也。然则孔子虽学知，於至圣无所损；虽生知，於至圣无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为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为学知，後儒即姑从孔子而信其为学知，亦似无所害，何故必以孔子为生知乎？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学知利行也。而无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与汤、文王并处於“闻知”之数而尧、舜不与焉，然则孟子之意盖亦以孔子为学知矣。余笃信圣人之言而不敢小有异者，且恐人之皆以圣人为生知而不知学知之为功大也，故附辨於门人论赞之後。
【附通论】“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洽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公孙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圣人之於民，亦类也。出於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以上并《孟子》）
△孟子论孔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圣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终焉。
△孔子无见知闻知之人
孟子历叙道统之传，自尧、舜至汤、文王皆有“见知”、“闻知”之人；独至孔子，则曰“无有乎尔”，然则孔子之道将无传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谓知也。夫禹、阜陶之知尧、舜也，伊尹、莱朱之知汤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德之相去也不远，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远也。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予，”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颜子能见且知而不能传，孟子能知而不能见，是孔子无见知者也。两汉以来，诸儒递相授受，圣人之道藉以不坠；至於唐而有韩子见圣学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圣言之详。然赖其言而世之学者得以知所向往，不迷入於异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则二千馀年间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传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传焉者也。圣人在上，则文播之礼乐；圣人在下，则文诸简编。孔子之文，《六经》备之矣。自秦火以来，残缺失次，儒者穿凿附会，其义之晦而不明者，盖亦不可胜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历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独举《春秋》一书，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绝笔以後，游、夏皆未有所发明；虽有公羊、梁、左氏三子者为之作传，而亦不尽合於圣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谓为“无有”，诚然，非虚语也。
△本书宗旨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闻知虽不易得，然识大识小之人皆不可废。余每怪先儒高谈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迹者，以致沿讹踵谬，而人不复知有圣人之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者日读孔手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憾一也！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又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见之，然则孔子之事迹未尝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贤识小”之义。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几有所采择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