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本自识
初，余为《洙泗考信录》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携至京师，遇石屏陈履和，见而钞之。既而履和随任江西，余亦选得闽之罗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罗源。然是时馀已多所增易，与初本不同。既归河北，山居无事，乃复益加删改，录为定本。以贫，未及梓也。恐阅者以两本互异致疑，故特志其首尾，弁於简端。庚午二月，述自识。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事在春秋前，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饣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同上）
【备览】“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鲁语》）
按：《国语》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实；此虽无害於理，然难竟信，故别之以备览。後凡称“备览”者并仿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左传》隐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於郑而立之。”（《左传》桓公二年）
【存疑】“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公羊传》桓公二年）
△孔父先死之臆度
按：孔父之死，《经》但书气“及”，与仇牧、荀息同，而《三传》皆以为在弑殇公之前。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称名者多矣，曰“华孙”，曰“司马”“司城”者比比也，仅一不称名遂足以信其为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为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论甚美；即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窃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为据也。故附次於《经》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说，荒谬已甚，故今不录，仍别为辨於左：
△辨目逆之说
《左氏》“目逆”之说，《二传》无之。余按：古者妇人车必有帷；士庶人之家出犹必拥蔽其面，况卿之内子乎！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齐庆克诈为妇人，蒙衣乘辇而入於闳，晋士モ、乐王鲋二妇人辇以如公，卫世子蒯与浑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称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见之也。是古者妇人之出，人不能见，明甚；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诬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备览】“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史记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於备览。
△《家语》世次不可信
《家语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夷；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余按：鄹叔以前，见於《春秋传》者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见於《史记世家》者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见於传记。《史记》之言余犹不敢尽信，况《史记》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为华督所杀，其子避祸奔鲁，可也；防叔，其曾孙也，其世当在宋襄、成间，於时华氏稍衰，初无构乱之事，防叔安得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乎！《家语》一书本後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於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如《相鲁篇》采之於《春秋传》、《史记》，《辨物篇》采之於《春秋传》、《国语》，《哀公问政》、《儒行》两篇采之於《戴记曲礼》，《子贡》、《子夏》、《公西赤问》等篇采之於《戴记》、《春秋传》；以至《庄》、《列》、《说苑》、谶纬之书无不采，未有一篇无所本者。然取所采之书与《家语》比而观之，则其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辞必浅陋，远不如其本书，甚或失其本来之旨，其为剿袭显而可按。而世不察，以为孔氏遗书，亦已惑矣！《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则是孔氏先世之书已亡，而此书出於後人所撰，显然可见。且《家语》在汉已显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学，岂容不见，而待肃之据之以驳己耶！此必毁郑氏之学者伪撰此书以为己证。其序文浅语夸，亦未必果出於肃，就令果出於肃，肃之学识亦不足为定论也。故今不见於经传而但见於《家语》者概不敢录，宁过而阙，不敢过而诬也。後并仿此。
“τ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左传》襄公十年）
“高厚围臧纥於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於旅松。鄹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运之而复。”（《左传》襄公十七年）
按：鄹叔纥，《史记》作叔梁纥。《左传》近古而文义亦顺。鄹，鲁邑；叔，其字；纥，其名：犹云卫叔封、申叔时也。《史记》之文未知所本，当从《左传》称鄹叔纥为正。
△辨颜父商婿之说
《家语本姓解》云：“叔梁纥娶於鲁之施氏，生女九人，无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颜氏。颜父问三女（云云），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见於《戴记檀弓篇》，其称为颜氏女则本之於《史记孔子世家》；然他经传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谬不可累举，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载颜父之言，浅陋鄙俗，不复成语。遍览《春秋传》中，亦从未有因长疑婚，与女商婿者。其事其言皆非当日之所宜有，其为臆撰无疑。故今不录，虽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檀弓》、《世家》之谬详见後各条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
△孔子生年月日之考定
《公羊》、梁两传记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传》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与《梁》年同而月异。《史记孔子世家》则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传》者一年。余按：《春秋》后阝、费之堕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记》之年证之孔子所书而不合也。《鲁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鲁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记》之年即证之其所自为之书而亦不合也。故今从《春秋传》。鲁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则周灵王之二十年己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无闰月则十一日中不得复有庚子，故今从《梁》。周正之冬十月，则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记孔子生日之非
《孔庭纂要》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梁传》，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则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为二十二年生者，《史记世家》文耳；《世家》未尝言为十月庚子生也。以粱氏为不可信乎，则“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粱氏为可信乎，则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从《世家》改为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梁》之月日，方底圆盖，进退皆无所据。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为何说也！
△辨麟吐玉书之说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书於阙里，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为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麟虽瑞物亦胎生也；书者，人之所为，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为书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西狩获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时果有麟至，乃真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苍龙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语亦谬戾。此说至为无稽，而世亦或信之，嘻，其真可异也已！
△辩孔子形相之异
《史记》载郑人之言云：“孔子颡似尧，项似皋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韩诗外传》载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孔丛子》载苌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而《孝经钩命诀》又云：“孔乎牛唇，虎掌，龟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乐道之。余按：唐、虞之时未有土木之像，亦无有所谓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头目项喙之详，後人何由历历知之？且同一颡与目也，彼以为似黄帝，此以为似尧、舜；同一似禹也？彼以为身，此以为颈；同一似皋陶也，彼以为项，而此又以为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浅陋，至姑布子卿与苌宏之语尤不雅驯，明系秦、汉人之所为，有一言之类《论语》、《春秋传》者乎！其言尚非当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为当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拟圣人之形於尧、舜、禹、汤，妄加之，犹不免於诬；况拟之於牛虎，其侮圣人也孰甚焉！其为说尤不经，荐绅之所难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为影，据之以作像，甚矣其乐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曹交问曰：“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为之而已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固不在於形也。执形以求圣人，浅矣，况其伪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圣人之真。
【备览】“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孔子世家》）
△辨《史记》孔子名字说
《孔子世家》云：“祷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余按：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於祷；又谓之因於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孔子父卒之年不可考
《家语》云：“孔子三岁而叔粱纥卒。”按《孔子世家》但云“丘生而叔梁纥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传闻犹异词，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见於经传，无可考。今阙之。
【备览】“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世家》）
△辨鲁君赐鲤之说
《家语》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余按：《家语》称伯鱼卒年五十，颜渊卒年三十有二，又称颜渊少孔子三十岁。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则伯鱼之卒当在颜渊卒後；而据《论语颜渊死章》，伯鱼之卒乃在颜渊卒前，是《家语》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则官之氏，赐鲤之说，亦安知其不出於附会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贱”，则年二十之时盖尚未仕，安能遂动国君而赐之鲤！故今并缺之。伯鱼卒年之误，详见後《考终篇颜渊条》下。
△《年谱》记“委吏、乘田”之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观其文若确有所传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岁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为何官。谓孔子为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无此理；谓孔子二十五年皆隐不仕，直待阳虎作乱之时方仕，尤无此事也。然而《年谐》竟不言者，《论语》、《孟子》、《春秋传》、《孔子世家》之所不载，《年谐》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年谐之初无所传，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为何年，《年谱》何由知之而载之乎？盖撰《年谐》者因见《家语》赐鲤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语》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贱。”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谓之少贱。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几人哉；官虽卑，禄足以自奉，岂容遽谓之贱乎！今移置之於後。
△《年谱》记孔母卒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四岁，圣母颜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见於经传；《世家》载之十七岁前而无年月；《年谱》以为二十四岁，亦臆断也。观孟懿子之事可知矣。古者男子以氏别，妇人以姓系。《世家》、《家语》皆称为颜氏女，虽不足据，然谓为颜氏之女，非谓女为颜氏也。颜非姓也，何以称焉？《年谱》乃谓之“颜氏夫人”：“夫人”之称或仍当代封号，谓之“颜氏”则不合。今并阙之。
△辨殡衢封墓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於五父之衢，问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陈氏浩驳之曰：“颜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圣人，人伦之至，岂有终母之世不寻求父葬之地，至母殡而犹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殡於衢路，必无室庐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为耳；圣人，礼法之宗主，而忍为之乎！此经杂出诸子所记，其间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余按《世家》载此事无年月，而在十七岁前，是以孔子为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预自命为“东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门人”乎？《年谱》盖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载之二十四岁之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至二十四岁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则十年之所学者何事乎？孔子为鲁司寇，不用，去而卫、宋、陈、蔡诸国，不得已焉耳，当二十四岁时何以预知其至是？孔子仅二十四，则门人长者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为孔子修墓。陈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与墓崩之说亦谬。《易》云：“上古不封不树。”是三代以来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葬处？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坚；一日之间遇雨而遽崩，尚可谓之墓乎！故今皆不录。
△辨衰与享之说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季氏享士，孔子与往，阳虎绌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礼，居丧者三年不饮酒食肉；小功纟思麻。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酒肉尚不可饮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轻丧尚不与人乐之，况重丧乎！孔子如是，不几贻笑於阳虎耶！《家语》亦觉其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谓阳虎吊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虽衰，亦欲与往，”以示不非阳虎之意，则其谬更甚焉。何则？虎吊而言享士，即失礼，其小焉者耳；衰而往，失礼大矣，以此答之，不亦亻真乎！且虎果失礼，不非之足矣，曷为而更甚之，是谄也；不往而伪告以欲往，是欺也。圣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录。
○初仕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
△《史记》言初仕之误
《世家》云：“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岂为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职”，二字亦误。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初仕之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虽无明据，然郯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为贫而仕，亦其时也。且能自通於国君，则非庶人可知。孔子之受职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篇》）
△助祭之年
《世家》不载此事。今按，入庙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鄹人之子”呼圣人，则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辨鲁庙欹器之说
《荀子》云：“孔子观於鲁桓公之庙（《韩诗外传》作“周庙”），有欹器焉，顾谓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於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词意，正与周庙金人之铭相类，皆似黄、老家言，以语於圣人之道则浅矣。且其事不类春秋时事，其语亦不类《论语》中语，必後人所。故今不录。
【附录】“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庙助祭之年未有明据，则此未知在其前与，抑在其後与。姑附次於此。
△辨齐景公鲁之说
《孔子世家》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舆晏婴鲁，景公问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称之，以为可以王云云。（《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略同》）余按：齐君如鲁，史未有不书者，而《春秋经传》皆无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当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岂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传》，是年齐侯疥，遂┲，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几，返於遄台，此何暇远涉於鲁境耶！且其辞甚浅陋，必战国策士之所伪。今不录。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後也，而灭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馀言，已见前《原始篇》，今不复举）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後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礼事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後，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孟僖於卒在孔子助祭後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孙ㄑ卒”。其明年，昭公孙齐，《世家》所谓“鲁乱而孔子齐”者也。孔子之助祭，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庙”之後。
△《史记》言懿子、敬叔学礼於孔子年十七时之谬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即“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余按：《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是以《史记》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非惟孔子之年未可为师，而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乎！近世学者动谓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驳之非是；今《史记》此言岂无所本者，而何以误也？特学者道听途说，不肯详考，故遂以汉儒为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阙里志》云（刚案：“云”字疑衍）《孔子年谱》亦载此事於十七岁；然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辨问礼老子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周问礼，见老子。老子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庄申韩列传》又云：“孔子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老子其犹龙耶？’”余按：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戴记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诸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诎诸黄帝以诎尧、舜；以黄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且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辩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为者？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藉令孔子果尝称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与门弟子必当再四言之，何以《论语》反不载其一言？“以德报怨”，《论语》辨之矣；此世俗所传老聃之说也。其说虽过，然犹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语之尤为不经也。孔子闻之，当如何而辟之，当如何而与门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称美之以为“犹龙”，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谓孔子称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中，不应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仅十三，亦不能从孔子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鲁，鲁亦无君之可请矣。诸侯之相朝会，容有在丧及幼稚者，彼为国之大事，不获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则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周，以学礼也，而独不念周之非礼乎！且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由是言之，谓敬叔从孔子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益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大其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犹之乎言兵者之以《阴符》之黄帝，《六韬》之太公也；犹之乎言医者之以《素问》、《灵枢》之於黄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非黄、老，皆杨氏也，犹之乎不辟神农而辟许行也。如使其说果出老聃，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而独归罪於杨朱乎？秦、汉以降，其说益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於杨氏，遂有以杨、墨为已衰者，亦有尊黄、老之说而仍辟杨、墨者。扬子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盖皆不知世所传为黄、老之言者即“为我”之说也。自是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故今概不录其事与言，以绝後人之疑。
△《家语》载问礼事尤谬
《家语观周篇》亦载问礼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颇增益，其语尤为纰缪。所载孔子言云：“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记曾子问篇》为近古，然所称述亦皆礼之繁文末节，──子贡所谓“识其小”者是也，──乌睹所谓“通礼乐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传以为老聃言者，《道德经》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论道德谬矣，──韩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谓德也。”──乌睹所谓“明道德之归”者哉！孔子学官於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孔子之学亦颇得诸四方考订之功。《诗》曰：“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太庙骏奔之人岂必皆尝闻道者乎！然则孔子即果周，因问礼於老聃以证鲁礼有无流传之误，此亦寻常事耳，谓足供圣人之采择则可矣，岛有以为己师而往从之者哉！韩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於其口，而又笔之於其书。”此言正为《家语》而发。呜呼，以异端攻吾道，胜不胜犹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而已，《家语》则载敬叔之言，全录《左传》孟僖子将死之语。夫此语僖子属其大夫则可，敬叔以周请於君，何必详叙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鲁，弟子益进”而巳，《家语》则云“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岂一见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时孔子年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语》一书本魏、晋间人杂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缀辑增益以成书者，其时方崇老、庄，故其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为孔子重者，其识又远出司马迁下，而文亦浅陋鄙弱，本不足较。然自宋以来，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没圣人之实，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为之辨。
△辨周庙金人之说
《观周篇》又云：“孔子入後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时然後言圣人之德恂恂便便；圣贤之戒言也，曰“讷”，曰“无易”，曰“玷不可为”，如是焉而已。三缄其口，则过於慎矣。孔子曰：“慎而无礼则葸。”推斯说也，必有缄默以取容，浮沉以处世者，不可以为训也。且周之太庙谁得而漫置之而漫铭之耶？其由来也必远，最近亦当在周初时；今其文乃似周末战国时人之语，何耶？而其所言“执雌守下”云云者，又皆与《道德经》之旨若合符焉，其为习黄、老之术者所甚明。故不录。
△《家语》载庄子言之非
《观周篇》又云：“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庄子》之《天运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庄子》一书特欲张大其荒诞之说，以言清净者之宗老聃也，故多为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为实然也。《家语》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谬矣！孔子年三十馀而周，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难行”耶！尚未历经列国，何得云“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语乃载之於《观周篇》中，疏矣！《庄子》一书乃异端之最无忌惮者；撰《家语》者自谓孔氏遗书，乃信庄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岂非孔子之罪人乎！呜呼，《庄》、《列》之书，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语》采之，斯无不信之矣，是误後人者《家语》也，非《庄》、《列》也。故余於《庄》、《列》异端之书不辨，亦不胜其辨；采於《家语》，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语》也。
△《年谱》记访乐问礼之年不可信
《年谱》云：“三十四岁，访乐於苌弘；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周；见老聃而问礼焉。”余按：《戴记曾子问篇》四言“闻诸老聃”，《乐记篇》言“闻诸苌弘”，孔子少时或尝周亦未可定。要之，自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况其年耶！鲁之去周千有馀里，是时孔子尚贫，治行亦大不易，既访乐於苌弘，何不即问礼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谱》於访乐则载《孔丛子》“河目隆颡”之语，於问礼则采《史记》“骨朽言在”之文，乃杨朱氏所撰以诋孔子者，尤君子所必辟也。然《年谱》皆载之，则《年谱》非孔氏遗书而为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录】“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
△“八佾”之言即为襄公事而发
朱子《论语集注》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余按：春秋之时，三桓之僭多矣，圣人何独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则此事即《传》所称“於襄公”之事无可疑者；但《论语》文简质，而此事乃当时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详也。此事《传》不详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记之。然《传》所追记者四事，而此事独在後，则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谓“孰不可忍”云者，正谓逐君之事亦所忍为。然则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将逐君，非徒恶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齐，据《世家》正在此年，但谓鲁乱而後齐；而玩此章语意，已有“乱邦不居”之心，则孔子之去鲁当即在此时，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圣人见几之哲。传记虽无明文，然幸此章犹存，而其详又备载於《左传》，可以深思详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齐”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称“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者，谓此类也。
○在齐
△辨为高张家臣之说
《世家》云：“孔子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观远臣，以其所主。”况於为之臣乎！百里奚，贤人耳，或谓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犹辞而辟之，况圣人而为小人之家臣以干时君乎！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若孔子果为家臣以通乎时君，则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贡之言一何谬与！且此篇前云“景公舆晏婴来鲁，问孔子（云云），景公说。”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为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谬也如此。此必无之事，故今不录。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
△“语乐”，“闻《韶》”非一事
《世家》云：“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盖因《论语》“子语鲁太师乐”之文而误。不可从。
△闻《韶》不必在初至齐之日
《说苑》云：“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将作！’”余按：乐之感人诚有如《说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齐数年矣，何时不可闻《韶》，不必初来之日会《韶》乐之作而後得闻之也。《韶》之作也，不在於庙朝，则在於乐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国之日，亦无由即入其庙朝官府而观其乐之理，而何趣驱之之有哉！此特想像臆度之词，虽无害於理，实未必然。故不录。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篇》）
△辨齐景公问庙灾之说
《说苑》云：“周庙焚，齐景公问孔子曰：‘何庙也？’孔子对曰：‘必王（《左传》作僖王；僖，古迩作）庙也。王变文王之制，舆马奢侈，故天殃其庙。’左右入报曰：‘是王之庙也。’景公惊曰：‘圣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书并无王庙灾之文，《左传》所记王亦无变法奢侈之事，盖即《左传》哀公三年料鲁桓、僖庙灾一事而传之者误耳。《家语》以为两事而兼载之，则益误矣。世俗所重於圣人者皆此类事，而不知圣人之初无借於此也。况由鲁而之周，由陈而之齐，又以舆马之侈附会之，传闻之词尚足较乎！且此幸而犹有左传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误之书既亡，待谁得而辨其真伪也者；乌知其不皆类此也！故凡不见於经传者概不录。
△辨晏婴谮沮孔子之说
《世家》云：“景公将以尼溪之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张子厚云：“晏婴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婴，齐之贤大夫也，孔子之为圣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国，则晏子必无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犹当荐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为孔子不足贤耶，则齐大夫如黎θ、粱邱据辈贪谀谲诈而窃禄者何限，婴何以悉不言而反靳之於孔子耶？以为孔子将夺己之权耶，则婴之在齐固无权，婴即不肖亦断不至是，婴何为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林放问礼之本，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岂“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者哉！伯鱼、颜渊之葬虽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类然，“破产厚葬”之讥为不伦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说、乞贷”云云，尤与儒者不类，况孔子耶！凡谮人者，虽非其实，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会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与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谮人者乎！《春秋传》中记晏子言多矣，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曰“先王之济五昧，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礼乐称先王以规当世之失，──《孟子》所记亦然，──非儒者而能为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独以儒为诟病，是今而非古，蔑礼而弃乐，不但所言皆与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与晏子平生之言见於《左传》、《孟子》者亦无一不相反，而岂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无有所谓“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者也，亦无有以是讥人者。自战国时淳於髡、慎到、庄周、颜触、张仪、苏秦之徒并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著者；其人虽非儒，然以其处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产厚葬”之讥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则此言出於战国时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浅陋，亦似战国、秦汉，绝不类《左传》、《孟子》所述者。《索隐》曰：“此说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异。”然则此文乃战国以後墨氏之徒之所伪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俭，故之，而撰《晏子》者又从而妄采之耳。彼司马迁固不足怪，子厚号为道学而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孙齐之时，四十年矣，次年以论彗星见於《传》，自是以後无闻焉；而彗星不书於《经》，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为本年之事，然则孔子至齐之时，晏子或犹存；若去齐之日，则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淅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孟子》）
△辨齐致廪丘之说
《说苑》云：“齐景公致廪丘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禄。今说景公，未行而赐廪丘，其不知丘甚矣！’遂辞而行。”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禄养廉亦人君之正。景公与孔子邑，孔子辞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讥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见行可之仕”，言仅有行之机也，於卫灵公曰“际可之仕”，则全未尝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禄，於景公何辞焉？且其语殊浅陋，孔子既非说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称其谥。其为後人所，明甚。故不录。
【存疑】“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论语微子篇》）
△“齐景公待孔子”语可疑
按：《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五十岁，其後复在位二十馀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伯，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偷，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渐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论】“孟子曰：‘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
△去齐之年
孔子之至齐，《世家》载之昭公之世，在为鲁司寇之前，而《春秋传》无之，其年无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是孔子自为司寇以後，去鲁，卫，过宋，以至乎陈，无由北行以至齐也。《春秋》，齐景公卒在鲁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陈、蔡之间，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鲁之後不复能有见齐景公之时，则孔子至齐之必在於为鲁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孙齐，国中无君，权臣擅命，正伯玉出近关，须无弃十乘之时，度孔子此时亦必不肯在鲁与季氏周旋。《世家》之说是也。其至齐之岁，前《将条》下己详言之。惟其去齐之岁未有明据；以理度之，孔子归鲁当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栖他国，迨定公立然後归鲁，均未可知。大抵自为司寇以前，传记多阙，事难臆断。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则在乎好学深思者之善悟也。
△《年谐》记三至齐之谬
《世家》，孔子止一至齐，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年谱》则三至齐：三十一岁景公遣使来聘，孔子齐，居齐者凡三岁；及三十六岁，又在齐闻《韶》而反乎鲁；明年复自齐归於鲁。说与《世家》大异。余按：《年谐》从《世家》，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其所云三十一岁者，谓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将有达者”，“将在孔丘”，将之为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时名犹未甚著，望犹未甚隆也。僖子本国之大夫，景公则异国之君也，僖子“苟能礼者从之”，景公则未尝有好礼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孙齐，二十一年鲁无事也，孔子不应无故而去，又不应将乱而忽归。以时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齐三年矣而不闻《韶》，又三年之後乃以闻《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齐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来，逾年而又遽往，又遽来，孔子何求於齐而仆仆若是乎？然则孔子至齐，《世家》之说近是。今从之。
○自齐反鲁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篇》）
△“为政”语之年
此语年月无可考。《集注》以为在定公初年，是时季氏专政。《集注》近是，今从之。
△谏用玉敛为仲粱怀事
《家语》云：“季平子卒，将以君之敛，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宝玉，是犹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传》，此乃季氏家臣仲粱怀事，而《家语》移之於孔子。呜呼，人即欲为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萤之火附之！人即欲为岱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即欲媚圣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孙武叔毁孔子，子贡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於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余谓圣人非但不可毁，亦并不可誉；人虽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为不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敛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为焉？又按：昭、定之间，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孔子又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撰《家语》者徒知止季氏之敛之为美，而不知无道则隐，不与鄙夫共事君者之尤为不可及也。盖凡《孔丛子》、《家语》之见类如此，其称圣人也小，而诬圣人也大。故皆不录。
△辨穿井获羊之说
《国语》云：“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罔两，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贲羊。’”《世家》采之，以为在定公五年。余按：《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获一土怪而并木石水之怪而详告之，是孔子好语怪也，不与《论语》之言相剌谬乎！桓子，鲁之上卿，获羊而诡语狗以试圣人，何异小儿之戏，此亦非桓子之所宜为也。且土果有羊怪，则当不止一见，如水之有龙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则古人何由识之？既数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馀年更不复有穿井而得羊者？岂怪至春秋之时而遂绝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国语》又有与吴使论骨事，《世家》亦载之於此年；而吴堕会稽，据左传乃在哀元年，谓其在此年，亦非是。说见後《主司城条》下。
【备览】“孔子不仕，返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世家》）
△退教弟子之年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阳虎作乱之後。其作乱年月与《左传》合；惟所云“桓子嬖臣仲梁怀”者，按《左传》怀乃平子旧臣，秉正以拒阳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独此数语为得圣人之实。盖乱人在朝，乃君子独善之时。故附次於此。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篇》）
【存疑】“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则住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阳货、阳虎似非一人
朱子《论语集注》云：“阳货，季氏家臣，名虎，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是阳货即阳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虽专政，未尝为大夫，正如季氏虽专鲁，亦未尝僭称鲁侯也，孟子岂得称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其奔齐也，书曰“得宝玉大弓”；而皆不书其名，其叛与奔亦略而不记，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纵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岂得遂以大夫之礼尊虎也哉！《孟子》一书盖亦成於其门人之手，淮、泗入江之误，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类是乎！又按：《论语》有阳货而无阳虎；《左氏传》有阳虎而无阳货。《传》记阳虎凡数十事，独无馈豚一事；《传》称阳虎凡百数十见，皆称为阳虎，未尝一称为阳货。则似乎货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传》称人好错举其名字谥号，如随会又称士会、范会，又称随季、士季，又称随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称屈巫，又称子灵；胥臣又称臼季，又称司空季子之类；独阳虎未尝一称阳货，则似乎“货”自货，非虎，“虎”自虎，非货也。《孟子书》称阳货者一，阳虎者一；其於“归豚”则称为阳货，与《论语》合，不称为阳虎也；其於“为富不仁”，则称为阳虎，与《春秋传》鲍文子之言合，亦不称为阳货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即货而货之即虎也哉？今若以货与虎为二人，则孟子之言了然分明，无可疑者。但经传皆无明证，未敢骤变旧说；而《论语》但云馈豚，亦不言其为大夫与否。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论语》後，以俟考焉。
△《年谱》记为宰及司空之年之谬
《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余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後，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鲁之乱莫甚於阳虎时，是“天地闭，贤人隐”之日也，孔子於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何耶？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不能少改其德，可谓“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终不肯去鲁；及桓子受女乐，小於阳虎之恶多矣，乃不税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矣乎？盖撰《家语》者为《世家》所误而附会之以事，撰《年谱》者又为《家语》所误而并附会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谬也。故今皆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