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为原定计划所无，嗣因第六[1]章以下分论诸宗，于其彼此相互关系及宗派外之预备的发展，叙述不便，改增设一章以补其阙。所用资料，不免与他章间有重复。又本章务提纲挈领措出一隐括的概念，其详细情形，或非参考他章不能了解。又诸宗重要人物，他章既有专叙，故所论从略。其他次要人物，或反加详，骤视若繁简失当，此皆为行文方便起见，望读者谅察（按：分论诸宗稿未成）。

佛教传自印度，其根本精神为“印度的”，自无待言。虽然，凡一教理或一学说，从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实质势不能不有所蜕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佛教入中国后，为进化，为退化，此属别问题，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寖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数百年而始成熟，其进行次第，可略言也。

如本篇第一章所言，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无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谶、支谦、法护辈踵兴译业，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然初时并不知有所谓派别，并大小乘之观念亦无有。翘大乘以示别于小乘，似自朱士行适于阗后也[2]。然我国自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后此虽大乘盛行，然学者殊不以傍习小乘为病，故大小之争，在印度为绝大问题，在我国则几无有。其揭小乘之帜与大乘对抗者，惟刘宋时有竺法度其人[3]，此外则慧导疑《大品般若》，昙乐非拨《法华》，僧渊诽谤《涅槃》[4]，皆可谓在我佛教史中含有怀疑精神之一种例外，然其学说今不可考见，其势力更绝不足轻重也。

中国北地佛教之开展，不能不归功于佛图澄。澄，龟兹人，（以其姓帛知之）以西晋怀帝永嘉四年至洛阳，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寂，凡在中国三十九年（三一〇至三四八），始终皆活动于石赵势力之下。据本传（《梁高僧传》卷九）[5]所记事迹，半带神秘性，用是能感动石勒父子，起其信仰，《传》谓“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此殆其不得已之苦衷耶。澄生平未译一经，未著一论，然不能疑为空疏无学，《传》称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辨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又云：“澄妙解深经，傍通世论……听其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窃意澄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最为深刻，故能为我佛教界作空前之开拓，其门徒极盛[6]，而最能光大其业者，则道安也。

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安，本姓卫，常山扶柳人（今直隶正定），盖生于西晋惠帝时，以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三八九）示寂，年可九十余[7]。早岁绩学燕赵间，中年久居襄沔，晚乃入关中，其传记为一极复杂而极一贯之历史，其伟大人格之面影随处发现。佛教之有安，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破除俗姓，以释为氏，发挥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8]。制定僧尼轨范，垂为定式，通行全国者，安也[9]。旧译诸经，散漫莫纪，安裒集抉择，创编经录，自是佛教界始有目录之学，功侔于刘中垒[10]。前此讲经，惟循文转读，安精意通会，弘阐微言，注经十余种，自是佛教界始有疏钞之学，业盛于郑康成[11]。安不通梵文，而对于旧译本，能匡正其误点，与原文暗相悬契，彼盖翻译文学之一大批评家也[12]。安未尝自有所翻译，然大规模之译业实由彼创设，原始佛教及哲理的佛教之输入，安其先登也[13]。佛图澄之法统，由安普传[14]；罗什之东来，由安动议[15]；若南方佛教中心之慧远，为安门龙象，又众所共知矣（详下文）。习凿齿与谢安[16]书曰：“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教，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本传引）此实绝好一篇道安传赞也。安遭值乱世，常率其徒千百，展转迁地就食，其一生事业，与众共之，而半成于流离颠沛中[17]，非绝大之人格感化力，何以致此！安于宗教上情操至强固，中国人之弥勒信仰，似自彼创始[18]。然不以此减其学术上批评研究的态度，两者骈进，故能为佛教树健全基础也。

在第二期佛教史中，与道安占同等位置者，则鸠摩罗什也。读者当已知印度大乘教之建设，首推龙树，罗什则龙树之四传弟子也[19]。龙树性空之教理，在中国最占势力，什实主导之，其功绩及于我思想界者至伟大，当于翻译事业篇别有所论列。今但略次其传。什父天竺产，母则龟兹王妹，彼实两异民族间之混血儿也。其夙慧乃轶恒理，七岁，日诵谒三万二千言，已洞解毗昙（小乘论也）。九岁，随母适印度，师大德盘头达多，受中、长二含四百万言。十二，返西域，疏勒王礼为国师，于是声满葱左。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之还国。年二十始受戒于王宫，盖昔之国师，仅一沙弥耳。什本宗小乘，旁究四吠陀、五明诸论，靡不精尽。在疏勒时遇莎车王子须耶利苏摩，始改习大乘，其本师盘头达多，就诘之，为所折，翻北面执弟子礼。其文辞辩说之优美，尤一时无对。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龟兹留不遣，坚遣将吕光灭龟兹，挟以归。至姑藏而苻氏亡，光自主，称凉王。什见羁于凉十有八年。姚秦弘始三年（晋隆安五[20]，西四〇一），凉降于秦，什乃至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当道安卒后十一年而法显西行之次年也。兴为辟逍遥园，四事供养，请译经典，都什所译三百余卷，诸部经律论咸有[21]，然其主要者乃在般若性空之教，盖印土大乘，本自此派发轫也。什卒于弘始十四[22]年（晋义熙八，西四一二），则昙无谶至凉之年也[23]。年寿无考，但似非享高寿者[24]。什虽邃于学，然持戒不严，吕光尝以龟兹王女逼妻之。姚兴复强馈伎[25]女十人。《传》称其“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就此点论，与道安之严肃自律殊科矣。什在中国，历年虽暂，然其影响之弘大，乃不可思议，门下号称三千，有四圣、十哲之目，北之僧肇、道融，南之道生、慧观，其最著也[26]。佛教从学理上得一健实基础，而为有系统的发展，自什始也。

道安、罗什，实当时佛教之中心人物。而安公以其高尚之人格，宏远之规划，提挈众流；什公以其邃密之学识，锐敏之辩才创建宗派，可谓相得益彰也矣。两公弘法之根据地，皆在长安，而其徒侣布于全国。其在吴者则法汰也，道生、慧观、僧导也；其在皖者，则道融也；其在鄂者，则昙翼、昙鉴也；其在赣者，则慧远、慧睿也。沿长江全域，皆两公宗风所被矣。

于兹有一重要之地点宜特叙者，曰凉域。读吾书者，当已熟知佛教与西域之关系。夫西凉则西域交通之孔道也。西凉佛教界有两要人，其一法护，其二昙无谶。两人功绩，皆在翻译，而护为西行求法之先登者，纯大乘的教理之输入，且先于罗什，但系统未立耳。其在西陲之感化力亦至伟，有敦煌菩萨之号。谶之大业，在译《涅槃》，与罗什之《般若》，譬犹双峰对峙，二水中分也，其异同之点，下方论之。

今宜论江南矣。吾不尝言佛教之初输入在江淮间耶？自楚王英、安世高以来，此教在南方，已获有颇深厚之根柢，然以其地非政治中心点所在，发展未充其量也。及孙吴、东晋以迄宋齐梁陈，政治上分立之局数百年，且中原故家遗族，相率南渡，与其地固有之风土民习相结合，粲然成一新文化，与北地对峙，凡百皆然，而佛教亦其例也。江南佛教教理的开展，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谦旧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其大父以汉灵帝世率种人数百归化，故为中国人焉。谦十三岁学梵书，通六国语，孙权时避地归吴，译《维摩诘》、《首楞严》、《法句》、《本起》等二十七经，其文最流便晓畅，然喜杂采老庄理解以入佛典，在译界中实自为风气[27]。吾固尝言之矣，江淮间人好谈玄，自西汉时已见端，及晋南渡，而斯风大鬯，盖以中原才慧之民，入江左清淑之地，发挥固有之地方思想，而蜕化之以外来之名理，“中国的佛教”，实自兹发育，而支谦则最足为其初期之代表也。

有一现象宜特别注意者，则东晋宋齐梁约二百余年间，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此其间，江左僧侣，欲求能媲美北方之道安、法显、智严、宝云、法勇辈者，虽一无有，慧远、慧睿辈，皆北产也。而居士中之有功大教者乃辈出。夫支谦则固一居士矣，其尤著者，若与慧远手创莲社之彭城刘程之，若注《安般经》之会稽谢敷，若著《喻道论》之会稽孙绰，若以三礼大家而归心净土之南昌雷次宗，若著《神不灭论》之南阳宗炳，若对宋文帝问而护法有功之庐江何尚之，及其子何点、何胤，若著《持达性论》之琅琊[28]颜延之，若再治南本《涅槃》之阳夏谢灵运，若难张融《门论》之汝南周颙，若创造雕刻艺术之会稽戴逵，若作《灭惑论》之东莞刘勰，若作《心王铭》为禅宗开祖之义乌傅翕，若注《法华经》之南阳刘虬，若驳顾欢《夷夏论》之摄山明休烈，皆于佛教所造至深而所裨至大，然而皆在家白衣也。除弘教外，其文学及他种事业，皆足以传于后。若是者，求诸北地，亦虽一无有也。（？）最奇特者，佐梁元帝翦除凶逆之荆山居士陆法和，拥军数万，开府数州，然自幼至老，严守戒律，其部曲皆呼为弟子也。其余为王导、庾亮、周顗、谢鲲、桓彝、王濛、谢安、郗超、王羲之、王坦之、王恭、王谧、范汪、殷觊、王珣、王珉、许询、习凿齿、陶潜辈，或执政有声，或高文擅誉，然皆与佛教有甚深之因缘。至如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皆以帝王胤胄，覃精教理，斐然有所述作。若梁武帝之舍身临讲，又众所共知矣[29]。要之，此二百余年间南朝之佛教，殆已成“社会化”——为上流士夫思潮之中心，其势力乃在缁徒上，而其发展方向，全属名理的，其宗教色彩乃甚淡，故仪式的出家，反不甚以为重也。其所为相率趋于此途者，则亦政治上、社会上种种环境有以促之。刘遗民（即程之）答慧远云：“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为哉？”（《居士传》本传）此语可代表当时士大夫之心理，盖贤智之士，本已浸淫于老庄之虚无思想，而所遭值之时势，又常迫之使有托而逃，其闻此极高尚幽邃之出世的教义，不自知其移我情，有固然也。然因此与印度之原始佛教，已生根本之差违。消极的精神，遂为我佛教界之主要原素矣。

南朝僧侣第一人，端推慧远。远，固北人（雁门楼烦人，俗姓贾），为道安大弟子。生于晋成帝[30]咸和八年，卒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西纪三三三——四一六）。其卒年即法显归自印度之年也。彼其一生，略与东晋相终始。安分遣弟子弘法四方，远遂渡江而南，与其徒四十余人偕，初止江陵，欲诣罗浮。过庐山，乐其幽静，栖焉。历史上有名之东林寺，其遗迹也。远宅庐三十余年，未尝出山一步。而东林为佛界中心，殆与长安之逍遥园中分天下，宰辅若王谧、刘裕，方镇若桓伊、陶侃、殷仲堪，篡[31]贼若桓玄，海盗若卢循，咸入山或赍书致敬，远悉以平等相视。晋安帝过山下，或讽远迎谒，远称疾不行，帝手书问讯焉。罗什在秦，译《大智度论》成，秦主姚兴，亲致远书，乞作序以为重（序今存见《出三藏集记》卷十一）。其为南北物望所宗，类如此。远未尝一为权贵屈，然并非厌事绝俗，遇法门重要问题发生，常以积极的精神赴之。初庾冰欲强沙门致敬王者，朝臣多反对，乃寝。桓玄辅政，重提前议，远贻书责玄，更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发挥释尊平等精神，促僧侣人格上之自觉，玄敬惮，卒从其议[32]。罗什甫入关，远即致书通好，尽遣其高第弟子往就学。什译《十诵律》，因暗诵人死，中辍，远物色他人，介绍之续其业。什门排摈觉贤，远为和解。凡此之类，足见其对外活动不厌不倦。远遣弟子法领、法净留学印度，大获梵本，其遐举益在法显之先也。远在庐山置般若台译经，实私立译场之创始者。远集同志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修念佛三昧，为此方净土宗之初祖。综其一生事业，不让乃师道安，而南部开宗之功，抑艰瘁矣。

吾前文曾有“什门排摈觉贤”一语，觉贤非他，即创译《华严》之人也。兹事于吾国大乘思潮之分派，有绝大消息，今宜稍详述之。读者当已熟知佛灭后印度之佛教，常为空有两宗对峙之形势矣。又知大乘之空有两宗，以龙树、世亲为代表矣（看第一篇第三章）。又知鸠摩罗什为龙树空宗之嫡传矣，而觉贤盖即介绍世亲有宗入中国之第一人也。觉贤梵名为佛驮跋陀罗，迦维罗卫人，与释尊同族属，学于罽宾，似尝隶萨婆多部[33]。师佛大先，精于禅法[34]。智严西行求法，归时礼请东来。以姚秦时至长安，正罗什万流仰镜之时也。贤初见什，即不餍其望[35]，“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唯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师或破析[36]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梁高僧传》卷二本传）观此问答，便知什、贤两人学说，其出发点确有不同，什盖偏于消极的、玄想的，贤则偏于积极的、科学的也。以什公之大慧虚怀，自不至于无诤中起诤想，然其门下主奴之见，固所不免。什受姚兴所馈伎[37]女，“自尔以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什本传语）贤笃修净业，戒律谨严，同为外国大师，未免相形见绌。又当时诸僧“往来宫阙，盛修[38]人事，惟贤守静，不与众同……四方乐靖[39]者，并闻风而至”（贤本传语）。似此众浊独清，理宜见嫉，什门老宿僧、道恒辈，乃借薄物细故，横相排摈，几兴大狱（其排贤口实不值征引，读者欲知，可看本传）。本传云：“大被谤黩，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当时事情之重大，可以想见。贤遭摈，恬不为意，率弟子智严、宝云等四十余人，飘然南下。慧远特遣弟子昙邕入关，为之和解。然贤竟不复北归，与远相依于庐山。其后乃于建康道场寺创译远弟子法领所得《华严》，今六十卷本是也。法显所得《僧祇律》，亦由贤传译。自余译述，尚十数种，华严宗风之阐播，实造端于是。然则贤之见摈南渡，抑大有造于我佛界矣。

要之，罗什以前，我佛教界殆绝无所谓派别观念，自罗什至而大小乘界线分明矣。自觉贤至而大乘中又分派焉。同时促助分化之力者，尚有昙无谶之译《涅槃》。盖《华严》之“事理无碍”，《涅槃》之“有常有我”，非直小乘家指为离经畔道，即大乘空宗派亦几掩耳却走矣。故什门高弟道生精析《涅槃》，倡“阐提成佛”之论，旋即为侪辈所摈，愤而南下[40]。吾侪将此事与觉贤事比而观之，足想见当什门上座，大有学阀专制气象，即同门有持异义者，亦不能相容。虽然，自兹以往，佛教界遂非复空宗嫡派之所能垄断，有力之新派，句出萌达矣。

[6]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澄门下之盛可以概见，今依梁《高僧传》制澄门传授表如下。

[11]梁启超原注：安所注经，其目于《出三藏记》者如下：

《光赞析中解》一卷《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折疑准》一卷《般若折疑略》二卷

《般若起尽解》一卷《道行集异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密迹金刚持心梵天二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藏中现在者仅此书。

《阴持入注》二卷《大道地经十法句义》廿八卷

《义指注》一卷《九十八结解》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本传云：“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凡二十二卷。”上所列者凡十六部十八卷，似尚未尽。又诸书有无后人伪托，尚待考证。要之，注经之业，自安始也。又《出三藏集记》载安所撰诸经序凡十二篇，皆极有价值之文。

[13]梁启超原注：前此经典，以二人对译为常。道安在苻秦时，与赵文业提携，于是所谓“译场组织”者渐可见。例如《增一阿含经》之传译，由文业发起，昙摩难提诵出，竺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安与法和考正其文，僧、僧茂助校漏失，此实大规模的译业之滥觞也，其由安主持译出之重要经典如下：《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十四卷本《鞞婆沙论》、《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尊婆须密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佛行经》。右诸书共二百余卷，《四阿含》得其二，“说一切有部”之重要论本，始输入焉。中国之有计划的翻译事业，此其发端也。

[26]梁启超原注：本传云：“沙门僧……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又据诸经序文所记述，则译《大品》时，集五百余人。译《法华》时集二千余人。译《思益》时亦集二千余人。译《维摩》时集千二百余人。而《唐僧传》卷三《波颇传》亦称“什门三千”，虽或稍涉铺张，然其门下之盛，盖可推见。今依《梁僧传》可考见者，制什门传授表，而以其印度学统所自出先焉。

[1] 原无“六”字。据《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诸宗之成立也，具详第六章以下”之语补。

[2] 梁启超原注：《梁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云：“士行至于阗得《般若大品》梵本，遣弟子弗如檀赍还洛阳。未发之顷，于阗诸小乘众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若不禁，将乱大法。’士行乃求烧经为证……投经火中，火即为灭。……”中国人知有大小乘之争似自此始。【校者案：《饮冰室专集》本此注文中之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其义无损，故无改。】

[3] 梁启超原注：梁僧祐《出三藏集记》卷五，有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一篇，略言：“刘宋元嘉中，有外国商人在南康生儿，后为昙摩耶舍弟子，名竺法度，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诵读。”中国人专效忠小乘以反抗时代思潮者，惟此一人而已。【校者案：《饮冰室专集》本此注文中之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其义无损，故未改。】

[4] 梁启超原注：慧导、昙乐、僧渊皆东晋刘宋间人，其疑经之事，并见竺法度《异仪记》，及姚秦僧睿之《喻疑篇》。（《出三藏记集》卷五引）

[5] 原误作“卷十”，今改正。

[7] 梁启超原注：本传记安卒年，而未著其所得寿数，无从推其生年。惟传称其年十二出家，三年执勤无怨，数岁后，为师所敬异，遣之游学，至邺，遇佛图澄。安之谒澄，最初亦当十七八岁，故能与澄对语，得其嗟赏。澄入中国，在晋怀帝永嘉四年，下距道安卒时之太元十四年，凡七十九年。若安年十七八，而澄初至即往谒者，即安当生于惠帝元康三、四年间，寿盖九十六七矣。《传》中又述“安年四十五还冀部”，后乃继述石虎死（永和五）、冉闵乱（永和六）、慕容俊叛（永和八）等事，又言“安在樊沔十五载”，惜未列举年号对照，不能据以作道安法师年谱也。

[8] 梁启超原注：见《佛教与西域》章注。

[9]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既德为物宗，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则而从之。”安可谓佛教教会最初之立法家也。

[10]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案，安所著经录，今已佚，惟僧祐《出三藏集记》全依据之，此如刘歆《七略》，赖班书《艺文志》以传矣。

[12]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安寻比文句，……析疑甄解……”《魏书·释老志》云：“（道安）以前所出经，多有舛驳，乃正其乖谬。……道安卒后二十余载，而罗什至长安，……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校者案：此段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今据原文改正。】此亦学界一佳话也。安对于翻译文，力主直译，翻译文体之成一问题自安始。余有《古代翻译文学之研究》一篇，专论此事（见《改造》第三年第十一号）。

[14]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澄见而嗟叹，与语终日。众见形貌不称，咸共轻怪。澄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因事澄为师。澄讲，安每覆述。”故知安之学实受自澄也。

[15]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先闻罗什在西国，思共讲析，每劝（苻）坚取之。”后此坚遣吕光伐龟兹迎罗什，实采安议矣。

[16] 《饮冰室专集》本此处衍一“石”字，今删去。

[17]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避难，潜于护泽。”又云：“冉闵之乱，安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入王屋、女林山。”又云：“倾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木食修学。”又云：“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难立。’……乃令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安中年遭难流离情形略如是。晚为苻坚所礼敬，稍安适矣。然实目睹苻氏之亡。诸重要经典，多在围城中宣译，其所作《增一阿含经序》云：“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业之中。”（《出三藏集记》卷九引）《僧伽罗刹经序》云：“正值慕容作难。”（同上卷十引）可见其不以世难废法事也。【校者案：注中引文及其出处略有误，今改正。】

[18]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此种信仰为净土宗之前驱，当于净土篇详叙论之。

[19] 梁启超原注：日本凝然（距今六百四十年前人）《八宗纲要》述三论宗传授渊源，谓“龙树授提婆，提婆授罗睺罗，罗睺罗授莎车王子，王子授罗什三藏”。此王子即须耶利苏摩也。其根据所出尚待考，但以年代约算，则龙树四传至罗什，因属可信，至教义之一脉相承，则甚显著矣。

[20] 原误作“四”，今改正。

[21] 梁启超原注：什所译书，《出三藏集记》著录三十二部三百余卷（《高僧传》同）。《历代三宝记》著录九十七部四百二十五卷。《开元录》著录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22] 原误作“十一”，今改正。

[23] 昙无谶至凉之年有两说，一说是北凉玄始元年（412），一说是北凉玄始十年（421）。梁氏采前说。

[24] 梁启超原注：传称什年二十受戒后，其母知龟兹将亡，辞往天竺。什留龟兹二年而盘头达多至。次叙苻坚建元十三年，遣使往龟兹迎什。次叙十八年吕光灭龟兹。什受戒距建元十三凡几年，无从确考，但《传》又云：“吕光见什年齿尚少，乃戏妻以王女。”以是推之，时什年恐未逾三十也。合之在凉十八年，在长安十二年，寿约六十欤。

[25] 原作“妓”。

[27] 梁启超原注：僧睿著《思益梵天所问经序》云：“恭明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道安著《摩诃钵罗若波罗蜜钞经序》云：“叉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出三藏集记》卷八引）观此可知支谦流之译风。【校者案：注中引文及出处皆略有误，今改正。】

[28] 原作“□□”，今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十四《求那跋陀罗传》补。

[29] 梁启超原注：所举诸居士之事迹及著述，参看清彭际清《居士传》、梁僧祐《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各本传。

[30] 原误作“元帝”，今改正。

[31] 原误作“纂”，今改正。

[32] 梁启超原注：远此文见《弘明集》，藏中亦有单本。

[33] 梁启超原注：《出三藏记集》中之萨婆多部目录，列有“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驮跋陀”，即觉贤也。据此，似贤实为“有部”中人物，彼久居罽宾，渊源亦宜接近。然案其问答语及其所传禅法，则固不能纯指为“有部”系统也。要之，“有部”教义与龙树派之空宗的大乘极相远，而与世亲派之有宗的大乘反接近，此不可不知者。

[34] 梁启超原注：佛大先者，萨婆多部目录所称第五十二祖。《达磨多罗禅经》所称第四十九祖也。其人为“有部”大师，而于禅宗极有关系者。觉贤有功于佛教界，实在其传禅法，译经抑余事耳，当于禅宗章别论之。

[35] 此处原有“注三”二字，而无注文。

[36] 原误作“折”，今改正。

[37] 原误作“妓”，今改正。

[38] 原误作“备”，今改正。

[39] 原误作“静”，今改正。

[40] 梁启超原注：《梁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生著“《佛性当有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六卷《泥洹》（即《涅槃》）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是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生）投迹庐山，……众咸共敬服，后《涅槃》大本至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读此可见长安旧侣之若何专制，与夫创立新说之若何忤俗，又可见远公之在庐山，实为当时佛教徒保留一自由之天地也。【校者案：注中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今据改。】